大才子的“作死”之路：谢灵运为何在广州走上刑场

谢灵运在诗歌史上的功绩，主要是他第一个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朱自清先生称他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是“发现自然的诗人”(《经典常谈》)。然而，这位杰出的诗人命运却很不美妙。谢灵运于宋元嘉十年(433年)被徙付广州，于他本人，这就是一场悲剧，是走向刑场的穷途末路，是人生最后的数月时光。

那么，谢灵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岭南、走上刑场？究竟与岭南发生着怎样的联系？这位康乐公与今天的康乐园又有着怎样的因缘呢？

浙江谢公亭

内心的傲慢结下了致命的梁子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年)再度东归故乡会稽始宁之后，“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始宁山居为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晚年开始经营。《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注》对此有过较详尽的描述。及灵运辞职还乡后，又在北山修筑扩建，“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对此，其《山居赋》及自注以赋体惯长的手段和注特有的引申发挥，作了纵横捭阖铺张扬厉的叙述。而谢灵运山水诗中，有一二十首都是直接描写其始宁墅风景的。

“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所谓的伐木开径，其实就是南朝士族们对田园山泽的开发占夺，是谢灵运对始宁山居的经营开拓。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始宁置于会稽条下，“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临海，本会稽东部，“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约摸估算，自始宁至临海，则大致有七百里之距。“从者数百人”，近千里的伐木开径，其声势之大，不可谓不嚣张，也难怪要让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

谢灵运的伐木开径，可以说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这也表现在他对待两地太守的傲慢态度上。谢灵运甚至要求“惊骇”之后的临海太守王琇加入到自己的行进队伍中。“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崄，旅客易山行’。” 从“不肯”的字眼中，甚至依稀可以看出灵运“要”之反复，未果之后，还要讽之以诗。

王琇没有与灵运计较，但会稽太守孟顗却无法忍受。“在会稽亦多从众，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孟顗不可能不“深恨此言”。孟顗事佛之精恳，其来有自。据《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曰；“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至义熙十四年(418年)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戎，妙得经意。”在人家的地盘上，本来理应稍微客气点，但谢灵运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们的，并且还常常一逞口舌之快，从而结下了致命的梁子。

怨恨和冲动走上一条不归路

《宋书·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讎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这里的“百姓”决非一般人民，因为贫弱百姓决不能和豪家争夺。这里的“百姓惜之”“百姓惊扰”，指的应是下层地主对传统士族的占山护泽的不满与恐惧，因此，谢灵运两次欲决湖为田，宋文帝都已经同意，会稽太守孟顗却坚执不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士族的占山护泽，因为严重挤占侵害了庶族官僚们的利益，而受到他们越来越多的限制排斥，这种矛盾，加之以谢灵运的倨傲性格，更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乃至“表其异志，发兵自防”。

谢灵运没辙，也只有“驰出京都，诣阙上表”，向文帝自辩。文帝明白其中的因由，不加之以罪，但也不让他东归，而以为临川内史。对文帝而言，这是一次妥协平衡，明知为“诬”，却并不追究诬告之人；于谢灵运，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本指望皇上会为自己主持公道，结果却大失所望。

不仅不欲使谢灵运东归，安排给他的临川内史，也只是个五品官，而之前他曾担任过的秘书监、侍中，都已是官居三品，不升反降。虽然在薪俸上看似有所增加，刘宋制，侍中，秩比二千石，如今“赐秩中二千石”，但与故郡的“生业甚厚”相比，这点小小的所谓“恩赐”，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政治伎俩而已。

谢灵运于元嘉八年季冬离京师赴临川。其《孝感赋》即作于途中，有云：“于时月孟节季，岁亦告暨。”表明出发的时间在冬十二月初。

谢灵运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所以他到任临川后，“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而当在京任司徒的刘义康派人要对谢灵运采取措施时，积压在他心头的对孟顗的怨恨，包括对朝廷的失望，便瞬间爆发了，所以，这回他不再是“驰出京都，诣阙上表”，而是率部众反将来者“执录”，不惜撕破了脸皮，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此而言，说谢灵运“遂有逆志”，未必是空穴来风。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立志报仇的张良，倾其家财收买刺客欲作致命一击，其心态与此时的谢灵运何其相似。为难自己的人是刘义康，庶族地主代表的皇室对士族的打压已是必然，“帝秦之害”已经显现。今人郝昺衡以为此诗乃刘宋当权者的伪造，但至少从诗意来分析，认定它出之于谢灵运之手，也还是合乎其情理的。谢灵运不会真是要推翻皇族的统治，他压制不住的是心中的愤懑与失望，以及其鲁莽和冲动。

“罪衅累仍”的谢灵运，在刘义康的坚持之下，最终被“徙付广州”。

踏足岭南三个月的劫难

谢灵运徙付广州，时在宋元嘉十年(433年)，是没有疑义的。但具体什么时间，因缺乏确切记载，而一直不甚明了。

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到涂口(今江苏六合县瓜埠口)，到达附近桃墟村时，看见七个形迹可疑的人，觉得他们并不像一般人，于是立即报告上司；上司派遣士兵随同宗齐受追赶，最终七人被拿下。经审问，其中一个来自山阳县名叫赵钦的人说：“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兒，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

对这一事件，学界多有怀疑，认为这应是刘义康们为陷害谢灵运而设下的陷阱。姑不论事件的真伪，由于要坐实其罪衅，这里所透露的“去九月初”的时间，理应是经得起推敲的。

“去九月初”里的“去”，意思就是刚过去的一月。如谢灵运《自理表》：“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云”里的“去月”就是指的上月。这里说“去九月初”，透露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谢灵运犯事徙送广州，最迟应在九月初；一是谢灵运为“有司又奏依法收治”的时间，应在是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了。《宋书》及《南史》在连接这两件事情时，用的过渡词是“其后”、“后”，《资治通鉴》用的是“久之”，这个时间段在一个多月左右。

这回，宋太祖刘义隆也未再能保住他了，乃“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弃市刑”，注家们多以为是斩首之刑。而据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四》“弃市”条引：《汉书·景纪》注：师古曰：“弃市，杀之于市也。谓之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也。”秦汉时弃市乃斩首之刑，魏、晋以下，弃市为绞刑。而该书“绞”条引：晋《刑法志》：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罪之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魏并有弃市之名，皆谓绞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5-139页)。

由此可知，谢灵运所受的应是绞刑，而非斩刑，绞刑之罪稍次于斩刑，难道这算是太祖刘义隆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吗？死时年仅四十九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谢灵运的具体受刑时间也不能确定。但《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系之于元嘉十年(433)十二月的倒数第二条，应已是十二月中下旬了。结合其《临终》诗中“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的句意，以及收治之后的下诏并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合情理的。

如此算来，谢灵运踏上岭南的时间，至多也就是三个月左右。而即便是这三个月左右，他基本上也是不得自由的。所以，岭南的风物并没有太多地进入到诗人的创作中，流传至今能考的作品，也就不外乎《岭表》、《岭表赋》、《临终》三首残缺篇章。即便是此前曾无限向往的罗浮山，并感梦而作有《罗浮山赋》，这回自己“南通罗浮”，却也明白是无缘践梦的了。

康乐园里说不尽的因缘

岭南于谢灵运的一生而言，只是一个行刑的时间。中国山水诗的代表诗人来到了岭南，但岭南的无限山水却没能带给诗人永嘉山水般的愉悦与慰藉，也就无法留下诗人的激情与感发，这是令人无法释怀的遗憾。

但即便如此，以诗人当时“江左独振”的才名之盛，他带给岭南的影响却是久远深长的。谢灵运徙付广州，是举家南下的。《南史》卷十九曰：“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儿子谢凤、孙子谢超宗也随同流徙，谢超宗当时不过两三岁。谢灵运在广州被杀，谢凤没几年也年纪轻轻病死岭南，谢超宗随母亲在岭南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才得允回到建康。

谢灵运徙付广州，及其后人近二十年的居所，位于何处已无从确考。但今天珠江南岸的中山大学校址所在地名为康乐园，旁有康乐村，一直被认为即是康乐公曾经活动居住的所在，不然如何解释这个名字偏偏集中出现于此地呢？其实，无论康乐公的身影是否在这里徘徊吟咏过，其后人近二十年时间是否都在这里度过，谢康乐的声名确已沉淀于此，留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思索、追寻。

谢灵运留下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志愿。同时，又把他的一副美髯捐献给了寺庙里的维摩诘像。据《太平广记》第七十九《谢灵运须》：“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安乐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即使只是一副须髯，也终逃不过厄运，沦为唐代公主们斗草使性的玩具而已。地下有知，谢公恐怕又不免要生出一番“恨”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