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保尔·柯察金”

作者盛禹九。

中年以上的读者几乎无人不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几乎无人不知晓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经历，此文告诉我们：实际情况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完全一样。

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遭广大读者冷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我国曾是风行一时的“红色经典”。年轻时，我曾不止一遍地读它，并为书中许多动人情节和名言警句感动。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在这本书里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书中对真实性所抱的态度是严肃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钢铁》中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中所描写的一切是完全真实的。

至今还记得：保尔出生于穷苦家庭，当过司炉工，在哥哥阿尔青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入团入党，参加红军，在战场上受重伤；复员后参加过“契卡”工作，担任地区共青团的领导；由于劳累过度和旧伤复发，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又以惊人的毅力在病榻上进行创作……他一生经历过3次爱情：初恋情人冬妮娅，一个青春焕发的少女，后来成了“酸臭的”阔太太；第二次和丽达的友情因偶然误会而中断；瘫痪后和“忠诚的同志”达娅度过最后年月。

两个“保尔”？

不久前，一位俄罗斯专家朋友给我寄来他翻译的一份资料——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写的《重铸的生平》，刊载于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这篇通讯记述了作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次采访。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他晚年病中的“护理保姆”，对其情况非常熟悉。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舅舅的有关情况，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信息。

根据加林娜的回忆：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妈妈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而且写过诗……（尼古拉）根本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尼古拉（在《钢铁》中）把自己的哥哥德米特里（即书中的阿尔青）加以美化了”，“哥哥童年时在尼古拉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但是很快他们就交换了角色。长大以后，意志坚强、性格直率的尼古拉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舅舅是个温柔的人，不希望闹事。看到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力图躲在一旁”。

——“柳博芙·鲍利谢维奇（冬妮娅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虚的女性”。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进步，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一名教师，丈夫遭到了镇压，再也没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尔”的一段感情，“保尔”去世后，曾专程看望加林娜一家。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忠诚的同志（妻子达娅）在结婚后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他”，后来“嫁给了他（即尼古拉）的亲哥哥德米特里”，“姐姐叶卡捷琳娜成了他（尼古拉）的护理保姆”。

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几段话：

——“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我有机会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读完这篇访问记，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两个“保尔”：

一个是我过去了解到的“保尔”——《钢铁》一书中的“保尔”——对布尔什维克党无限忠诚，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瘫痪后顽强从事写作……他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另一个是今天我了解到的“保尔”——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别是非的真正革命者，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而且敢于抵制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在晚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无疑，后一个“保尔”“重铸”了他的生平，极大地扩展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更加值得我崇敬和学习。

“保尔”最终妥协，按照“指示”将书重写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外甥女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保尔”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参加红军，却“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他从事“契卡”工作，可又反对“肃反”。加林娜没有说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什么场合下“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这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人们分析说：“保尔”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额部中了子弹，险些丢掉性命，在战场上，他是不可能“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只能是战场外的其他场合。那是什么样的场合？

1918年9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方法来保障后方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必须采用将阶级敌人送往集中营，实行隔离的方法，来防止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侵害；必须将所有与白卫组织、阴谋和叛乱活动有关的人予以枪決。”根据这一《决议》，1917-1918年有100万人被处决。

奥斯特洛夫斯基很可能参加了这期间红军对战俘或“与白卫组织等有关的人”的镇压活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因而受到法庭的审判。

同样，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参加“契卡”工作期间，也可能目睹了“肃反”中的许多荒唐残暴的事情，激发了他的天良，因而反对“肃反”。对此，加林娜解释说：“朋友们知道舅舅的性格：他绝对不可能容忍镇压。人们在夜间把舅舅的许多好朋友、那些在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给抓走了。索尔达托夫本人在战争前的几年里是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建设工段主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不能忘记他度过的那些无眠之夜，在那些日子里他总是在床底下放着一个收拾好的小箱子，以备在夜里随时遭逮捕。”

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是头脑简单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他的思想活跃，有是非观念，又充满着矛盾。在新版《钢铁》书中看到，在党的两派斗争中，“保尔”参加过“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回到了斯大林的队伍。

《钢铁》一书的出版，同样经历了矛盾和曲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写自己的生平”，几次投稿被退回来，最后投到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辑部发现其中许多素材有用，于是派人与他合作。“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传记‘做了修订’，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变成了偶像、‘一个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如是说。

“修订”《钢铁》原稿的，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两位文学编辑——安·亚·卡拉瓦耶娃和马·鲍·科洛索夫。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给卡拉瓦耶娃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这位编辑对《钢铁》一书作了许多“指示和修改”，奥斯特洛夫斯基答应按照她的“铅笔批注”“将书根本重写”。他在一封信里坦诚地写道：“现在我前面有两种障碍：第一是疲倦；第二还有许多事情，总起来可以叫做‘经济危机’，因此我这次才不得不让步，并且同意按照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要求修改以后再出书。”

加林娜举了一个例子：“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钢铁》的最初版本时，真实地反映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妻子达娅中途分离的关系。但是考虑到党的书报检查，迫使他删掉了这一切。在一个‘理想的英雄’那里，妻子也应该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忠诚的同志’。”

《钢铁》一书修改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觉到，书中主人公保尔与他本人的实际经历有着很大的反差。为了消除当时报刊界对“《钢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和生活史”的误解，他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特别声明：“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的小说，首先便是艺术作品，其中我运用了想象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了不少实际材料”。这反映出他的内心苦闷与前后矛盾。

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和和生死磨难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多么深邃而又大胆的思想。这声感叹里，包含着多少难言隐痛和悲怆泪水啊！这也是具有同样经历的一代人的心声！朋友们相信：“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适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奥斯特洛夫斯基逃脱了一场即将来临的劫难，然而作为一个作家，由于多种原因，他始终无法像高尔基那样，给世人留下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只能将它们埋藏在心底，偶尔在亲友前倾吐一下心中的积郁和不平。这应该是他晚年生活中的最大痛苦和遗憾吧。

“余光”未灭

1991年，苏联解体，文坛“解冻”，《钢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了批判。人们认为，这本书歪曲了历史，违反了“生活真实”。从大的方面来说，《钢铁》所描写的1915-1932年这段时期，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各族人民经受着剧烈社会动荡的年代，接连不断的国内或对外战争，党内多次的斗争和清洗，给人民和党带来了巨大灾难。《钢铁》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只有简单、倾向性的叙述，缺乏客观、全景式的描写；特别是充满困惑、阴谋、痛苦和悲剧性的党内斗争，成了左派幼稚病者和斯大林路线拥护者高唱凯歌、节节胜利的过程，这些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却被回避开了。更重要的是，《钢铁》把当年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写成为无恶不作的“匪帮”，这是今天的乌克兰人民难以接受的。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原因，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被广大读者冷落。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一响亮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可在遥远的东方，他的“知音”依然存在。

199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保尔热”：重拍《钢铁》电视连续剧；出版和再版《钢铁》的各种书籍；各界人士热烈地讨论《钢铁》；一些专家学者质疑和批评“保尔热”的“冷思考”，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批评……人们又在“大炼”《钢铁》。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

时至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在我国还出现《钢铁》的“余光”现象？

在我们国家，大多数人（包括某些制片人和报刊编辑）对《钢铁》一书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或者说根本不了解，也就无法理解“解冻”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对《钢铁》一书的感情、认识和评价。

今天，50多岁以上的人看“保尔”，可能是在找寻年轻时的激情，或是重温某种理想，因为“保尔”毕竟影响与感染过他们。可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言，保尔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打动他们心灵的，可能是《钢铁》里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苦难酸辛、那些青涩动人的爱情故事，或者仅是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加林娜的珍贵回忆，填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平的空白，重新唤起了读者对“保尔”的一些美好回忆，使人们对这位“火热的革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想，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披露和更多人的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将会更加丰满，更加可敬可爱，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读者们，对当年的“保尔”——奥斯特洛夫斯基会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