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保尔·柯察金”

作者盛禹九。

中年以上的读者几乎无人不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几乎无人不知晓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经历,此文告诉我们:实际情况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完全一样。

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遭广大读者冷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我国曾是风行一时的“红色经典”。年轻时,我曾不止一遍地读它,并为书中许多动人情节和名言警句感动。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在这本书里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书中对真实性所抱的态度是严肃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钢铁》中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中所描写的一切是完全真实的。

至今还记得:保尔出生于穷苦家庭,当过司炉工,在哥哥阿尔青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入团入党,参加红军,在战场上受重伤;复员后参加过“契卡”工作,担任地区共青团的领导;由于劳累过度和旧伤复发,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又以惊人的毅力在病榻上进行创作……他一生经历过3次爱情:初恋情人冬妮娅,一个青春焕发的少女,后来成了“酸臭的”阔太太;第二次和丽达的友情因偶然误会而中断;瘫痪后和“忠诚的同志”达娅度过最后年月。

两个“保尔”?

不久前,一位俄罗斯专家朋友给我寄来他翻译的一份资料——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写的《重铸的生平》,刊载于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这篇通讯记述了作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次采访。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他晚年病中的“护理保姆”,对其情况非常熟悉。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舅舅的有关情况,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信息。

根据加林娜的回忆: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妈妈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而且写过诗……(尼古拉)根本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尼古拉(在《钢铁》中)把自己的哥哥德米特里(即书中的阿尔青)加以美化了”,“哥哥童年时在尼古拉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但是很快他们就交换了角色。长大以后,意志坚强、性格直率的尼古拉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舅舅是个温柔的人,不希望闹事。看到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力图躲在一旁”。

——“柳博芙·鲍利谢维奇(冬妮娅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虚的女性”。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进步,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一名教师,丈夫遭到了镇压,再也没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尔”的一段感情,“保尔”去世后,曾专程看望加林娜一家。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忠诚的同志(妻子达娅)在结婚后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他”,后来“嫁给了他(即尼古拉)的亲哥哥德米特里”,“姐姐叶卡捷琳娜成了他(尼古拉)的护理保姆”。

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几段话:

——“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我有机会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读完这篇访问记,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两个“保尔”:

一个是我过去了解到的“保尔”——《钢铁》一书中的“保尔”——对布尔什维克党无限忠诚,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瘫痪后顽强从事写作……他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另一个是今天我了解到的“保尔”——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别是非的真正革命者,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而且敢于抵制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在晚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无疑,后一个“保尔”“重铸”了他的生平,极大地扩展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更加值得我崇敬和学习。

“保尔”最终妥协,按照“指示”将书重写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外甥女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保尔”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参加红军,却“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他从事“契卡”工作,可又反对“肃反”。加林娜没有说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什么场合下“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这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人们分析说:“保尔”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额部中了子弹,险些丢掉性命,在战场上,他是不可能“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只能是战场外的其他场合。那是什么样的场合?

1918年9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方法来保障后方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必须采用将阶级敌人送往集中营,实行隔离的方法,来防止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侵害;必须将所有与白卫组织、阴谋和叛乱活动有关的人予以枪決。”根据这一《决议》,1917-1918年有100万人被处决。

奥斯特洛夫斯基很可能参加了这期间红军对战俘或“与白卫组织等有关的人”的镇压活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因而受到法庭的审判。

同样,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参加“契卡”工作期间,也可能目睹了“肃反”中的许多荒唐残暴的事情,激发了他的天良,因而反对“肃反”。对此,加林娜解释说:“朋友们知道舅舅的性格:他绝对不可能容忍镇压。人们在夜间把舅舅的许多好朋友、那些在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给抓走了。索尔达托夫本人在战争前的几年里是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建设工段主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不能忘记他度过的那些无眠之夜,在那些日子里他总是在床底下放着一个收拾好的小箱子,以备在夜里随时遭逮捕。”

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是头脑简单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他的思想活跃,有是非观念,又充满着矛盾。在新版《钢铁》书中看到,在党的两派斗争中,“保尔”参加过“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回到了斯大林的队伍。

《钢铁》一书的出版,同样经历了矛盾和曲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写自己的生平”,几次投稿被退回来,最后投到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辑部发现其中许多素材有用,于是派人与他合作。“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传记‘做了修订’,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变成了偶像、‘一个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如是说。

“修订”《钢铁》原稿的,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两位文学编辑——安·亚·卡拉瓦耶娃和马·鲍·科洛索夫。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给卡拉瓦耶娃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这位编辑对《钢铁》一书作了许多“指示和修改”,奥斯特洛夫斯基答应按照她的“铅笔批注”“将书根本重写”。他在一封信里坦诚地写道:“现在我前面有两种障碍:第一是疲倦;第二还有许多事情,总起来可以叫做‘经济危机’,因此我这次才不得不让步,并且同意按照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要求修改以后再出书。”

加林娜举了一个例子:“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钢铁》的最初版本时,真实地反映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妻子达娅中途分离的关系。但是考虑到党的书报检查,迫使他删掉了这一切。在一个‘理想的英雄’那里,妻子也应该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忠诚的同志’。”

《钢铁》一书修改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觉到,书中主人公保尔与他本人的实际经历有着很大的反差。为了消除当时报刊界对“《钢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和生活史”的误解,他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特别声明:“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的小说,首先便是艺术作品,其中我运用了想象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了不少实际材料”。这反映出他的内心苦闷与前后矛盾。

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和和生死磨难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多么深邃而又大胆的思想。这声感叹里,包含着多少难言隐痛和悲怆泪水啊!这也是具有同样经历的一代人的心声!朋友们相信:“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适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奥斯特洛夫斯基逃脱了一场即将来临的劫难,然而作为一个作家,由于多种原因,他始终无法像高尔基那样,给世人留下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只能将它们埋藏在心底,偶尔在亲友前倾吐一下心中的积郁和不平。这应该是他晚年生活中的最大痛苦和遗憾吧。

“余光”未灭

1991年,苏联解体,文坛“解冻”,《钢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了批判。人们认为,这本书歪曲了历史,违反了“生活真实”。从大的方面来说,《钢铁》所描写的1915-1932年这段时期,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各族人民经受着剧烈社会动荡的年代,接连不断的国内或对外战争,党内多次的斗争和清洗,给人民和党带来了巨大灾难。《钢铁》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只有简单、倾向性的叙述,缺乏客观、全景式的描写;特别是充满困惑、阴谋、痛苦和悲剧性的党内斗争,成了左派幼稚病者和斯大林路线拥护者高唱凯歌、节节胜利的过程,这些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却被回避开了。更重要的是,《钢铁》把当年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写成为无恶不作的“匪帮”,这是今天的乌克兰人民难以接受的。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原因,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被广大读者冷落。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一响亮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可在遥远的东方,他的“知音”依然存在。

199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保尔热”:重拍《钢铁》电视连续剧;出版和再版《钢铁》的各种书籍;各界人士热烈地讨论《钢铁》;一些专家学者质疑和批评“保尔热”的“冷思考”,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批评……人们又在“大炼”《钢铁》。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

时至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在我国还出现《钢铁》的“余光”现象?

在我们国家,大多数人(包括某些制片人和报刊编辑)对《钢铁》一书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或者说根本不了解,也就无法理解“解冻”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对《钢铁》一书的感情、认识和评价。

今天,50多岁以上的人看“保尔”,可能是在找寻年轻时的激情,或是重温某种理想,因为“保尔”毕竟影响与感染过他们。可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言,保尔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打动他们心灵的,可能是《钢铁》里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苦难酸辛、那些青涩动人的爱情故事,或者仅是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加林娜的珍贵回忆,填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平的空白,重新唤起了读者对“保尔”的一些美好回忆,使人们对这位“火热的革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想,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披露和更多人的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将会更加丰满,更加可敬可爱,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读者们,对当年的“保尔”——奥斯特洛夫斯基会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