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森玉、沈仲章与居延汉简

文：沈亚明

“居延汉简”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在古地名“居延”一带，陆续发现的所有古代简牍，范围太广不议。本篇关注狭义的居延汉简，即1930年瑞典考古家贝格曼（Folke Bergman）发掘的一万余枚汉代简牍。那批汉简一出土就引起轰动，之后引发的系列事件，无须任何改编添加，便是现成的精彩连续剧。

叶恭绰《赠沈仲章》诗二首之附跋，估计写于1965年；局部。

其中，父亲沈仲章抗战时期把居延汉简从北平秘密转移到香港的波折经历，虽早有知情者，其后四五十年海内外也有文献提及，但都简略而读者极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洪进研究员，先本人后派人专题采访父亲。后由胡绣枫根据口述记录稿，整理成《沈仲章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简称《历险记》），1986年首发于《团结报》，署名为“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文物天地》相继转载。我手中现无文本，记忆初读《团结报》，大节基本可以。

2015年，拙文《沈仲章与居延汉简在北平》（简称《在北平》）刊发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的《古今论衡》第二十八期，文中说：

关于父亲和居延汉简，多年来从各个角度、以不同体裁加以介绍的报刊文章和视频节目不少，而且常被一转再转。我浏览时，见到些大小不等的差错。就连几篇署名为沈仲章口述的，因父亲未及校勘，也有些问题，而且尚欠完整，尤其香港部分。

我以为，由于父亲这位当事人不喜张扬，写作者出些偏差情有可原，我无意也无力去逐一更正。得知有这么多所见略同的英雄看重这段历史，读到他们敬重父亲的言语，我对所有作者都心存感激。本拟再等一阵，安排一段时间，好好梳理这段历史，请教专家，并查阅文献寻求佐证，从我这位多次亲闻者的角度，重新叙述整个故事。

我仍然这么想，可总也挤不出时间。

2017年9月7日，《澎湃新闻》刊发柳向春《徐森玉先生与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简称柳文）。据提要说，柳文梳理了汉简从北平到香港经过。读来却让人感叹越理越乱，似是而非。

柳先生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猜其意欲表彰老馆长徐森玉。因彰徐也为我愿，感到难以处理。我称徐森玉“徐公公”，儿时每逢大年初一，父亲带我拜年，徐家是第一家或唯一的一家。我出生时父母都有年纪了，我从未见过祖父外祖父，敬徐公公如祖辈。我想指出柳文之舛讹，又怕伤着徐公公声誉。父亲一向谦让，我不愿落入争功俗套，损了徐沈后代感情。

请教多位国际学界友人，选录两则反馈：对于此事“你应该义不容辞地说明。……因为你不说，那段历史就更不清楚了，你有责任。”“还是写文章好，正面做出说明。”与徐森玉幼公子文堪通气，答曰：“您如认为有不实之处，可以与他商榷，以便尽可能还原真相。”

柳文提要首句说：“居延汉简的珍贵价值与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为大众所瞩目。”又言：“此文中，对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进行了梳理。”柳文篇首也重复相似言辞。有意思的是，那开篇语本身，却从头到尾需要梳理。

本篇是长文节选，仅抽取柳文首节四小段，稍作解析。小节标题各含柳文一短语：“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缩略为“从北平到香港经过”）、“在香港”和“此说见沈女亚明”。篇末附节，择要简介拙长稿余部。

不是“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的重要资料

柳文开篇有几句概括：“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已有包括当事人沈仲章在内的很多记录。（《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见于《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也是读不胜读。这些记述文章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都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的。”

我不议“中心”，仅针对第一个特点，荐读几份既可靠，又关键，无论依循哪派治史传统，都无理由忽略的资料。都很短，都不是“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其作者皆在1937年至1940年代，与汉简直接有关。每份之后有简短评注，先议内容背景，再指出柳文作者有接触该资料的机会。

首先得说明两组用词：一、柳文自注其云“沈氏自述”均出《历险记》，稍后言已知沈为审阅《历险记》(参见本篇第四节摘“此说”柳段）。若治学严谨，引《历险记》当用篇名。本文将据实指称，但引柳则依其用“沈氏自述”；二、柳文起言“记录”，数句后换为“记述文章”。我认为治史不当忽视“记录”，“记录”包括“记述文章”，而“记述文章”常含“记录”。以下资料都是“记录”，两份见柳读过的文章，一份为柳文附图。

第一份是胡适函摘。

1940年汉简运美，胡适为关键人物。下摘《1940年7月31日胡适致徐森玉叶恭绰函》：

前日又得森玉先生七月十二日长函，接读后百分兴奋，百分感叹！沈仲章兄之冒险保存汉简，森玉兄之终始护持，皆使适感叹下泪。

胡适函局部，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

评注：胡适与徐森玉通邮商量公事，“玉甫”（叶恭绰字）等其他决策人物也过目。徐致胡函类内部报告，徐较清楚的是徐沈天津会面后经过。可以说，胡之概括，源自徐，而叶等无异议，为当年知情者所公认，不是“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

这封胡函见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1995；简称《运美返台》）。柳文引用《运美返台》至少五次，包括摘录附函，却忽略了这封。

第二份是周殿福简报：

周殿福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初，周助沈仲章去北大救简。下摘周氏简报（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结束经过简报）：

日寇进入北京的第二天拂晓，正是市区空气最紧张的时候，我和沈先生冒着很大的危险，夤夜进入北大，将汉简一万另数百件，并重要文件分装两箱雇人力车拉出……出大门后直奔交民巷法华银行（保费甚重）。沿途惊险，非笔能尽述。经过月余，沈君闻得有逮捕消息，遂先将汉简由外商运至天津怡和洋行。沈君也随之逃津，住在租界内。后沈君来函，觉得天津并非保险之地，遂有运往上海之议。我得到此信立即去津帮同沈君办理此事，我们能在惊慌恐惧之下，总算把这点珍贵品安全救出，未落敌人掌中，现在虽然被国民党匪帮运去美国，然在当时却以冒险精神，爱国热忱，替国家民族保存了一些国宝。

徐森玉《木简问题》说明材料复印件，第2页；转引自柳文。

评注：据首行所录来源，可知该材料写于1950年代，收于中国科学院接收西北考察团时的简报，是严肃的学术机构留史文件，不是“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其内容与我亲闻父亲回忆大节相合。但简报简略，步骤合并，离津后不详。差异皆可解释，容缓。

这份周述取自柳文附图。材料共两页，抄录徐森玉、沈仲章和周殿福各自叙述。难解的是，搜索柳文正文，摘引徐述沈述，却只字不提冒险救简的周殿福和这份简报。

第三份是邓广铭文摘。

邓广铭生前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他将沈仲章拍摄的汉简照片，从香港带往内地。下摘邓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期，1996）：

例证之三：一九三零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与内蒙接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发现了万余枚汉代简牍，运北平后归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劳干、余逊、沈仲章负责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历经艰险移至天津，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要他负责把这两箱汉简运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诸多艰难情況下运抵香港，由沈把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比。当我于一九三九年秋经香港去昆明时，把这批照片带交傅先生。后即交劳幹全部加以考释，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这批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之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日本人向他追问汉简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询，我答以：“一无所知。”可见，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评注：看邓文标题，中心是傅斯年，“例证之三”意在表彰傅领导救护汉简之功。但邓并没为突出恩师，而追认傅包揽一切。据邓，贯穿始终、具体负责的是沈仲章，过程中也有徐森玉。

邓文虽发表于1996年，但应不是“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理由如下：一、“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一句，推测此说法来自傅。沈发报给徐，但不知长沙谁先读到；二、“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一句，表明从傅斯年角度叙述，估计信息源自傅；三、邓回忆亲历1939年传递照片，表明直接相关，可从香港与昆明两头获取知识；四、战后北大复校，邓广铭先后助理傅斯年和胡适，可从他俩口中直接听到评议；五、以邓之学术背景，即便读过《历险记》，也会对比其早年所知，实事求是。

邓文此段，拙文《在北平》摘抄大部，恰合柳文梳理范围。柳文刊发半个月前，作者说“已经拜读”《在北平》。柳文来得及用那天的私下交谈为其立论之据（参见本文第四节“此说”），却不考虑这份重要资料，不知可合治学常规？

另提一点：上述资料中，胡适对护简用词是“冒险”，日占北平亲历者周殿福和邓广铭分别说“冒着很大的危险”和“冒生命危险”。不知柳文作者抗战经历如何，他轻松评议道，沈仲章护简“有惊无险”。难道非得沈仲章杀身成仁，方可百分之百确证有危险？

“从北平到香港经过”的三点两阶段

柳文提要说“梳理”汉简“从北平到香港经过”，“经过”当有两端。可是，柳文谈论终点具体时间，却回避确定起点时间。下面从头开始，助柳梳理全过程总时段及各分段。

柳言：“事实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动，除了从北大将汉简运出是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简称“事实上”柳段】读来全过程两阶段，“沈自发行为”（缩略摘引，下同）和“徐直接领导指挥”的“其他部分”。

先看起点事件，对此早有公论，上摘柳段也说是“从北大运出汉简”。至于具体时间，既然是沈的行动，可查询主要当事人沈有无留下记录。父亲告诉我在8月1日左右，去了几次。亦可参考另一当事人周殿福简报（见上节），周述“日寇进入北京的第二天拂晓”。据载日军1937年7月29日占领北平，可暂定起点为1937年7月30日。

确定起点时间并不难，难解的是柳文梳理“经过”，为何不溯上端？

再看终点，对此柳文有明确说法：1938年“最晚在1月底时，所有的居延汉简都已经运到香港了”。暂依柳定终点为1月30日左右。有了两端，便知全过程约六个月：起于1937年7月30日的北大，止于1938年1月30日的香港

全过程两阶段，当寻转折点，参照事件是徐到天津见沈，时间据柳文考证，在1937年12月。那么便可把全过程切分为二，即（一）“沈自发行为”和（二）“徐直接领导指挥”的“其他部分”。

（一）沈自发：1937年7月30日（起点北大）——1937年12月某日（转折点天津）

（二）徐指挥：1937年12月某日（转折点天津）——1938年1月30日（终点香港）

算起来，第一阶段近五个月，第二阶段一个多月。至此，理清了“从北平到香港经过”之时段范围。沿用柳文句型可知：“除了”近五个月“沈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一个多月“徐直接领导指挥”。

终点后的长尾“在香港”

柳文梳理“从北平到香港经过”，不仅上溯无头，而且尾大不掉。

一个“到”字，标明终点是“到香港”。本来理清了三点、两阶段、总长约六个月，便可着手梳理过程内细节。但是，柳文摘录沈仲章一段话，用以证明其“这一点”。接着巨梳一挥，梳进“在香港”，烦恼丝拉长好几年。

下摘柳文，加方括号标注内分小段，以及柳文误认之“卖”字（据多人辨认当为“弄”，另文讨论）。

【简称“这一点”柳段；紧接上摘“事实上”柳段】这一点，在他多年之后的回忆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说法：【以上柳导入语】“1937年我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办事员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将这批汉简运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领导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据我听徐森玉说起，袁守和想把这批简卖【“卖”为柳文误认】（约1938-1939年），但未成功。约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对我说，胡适、傅斯年等要把这批汉简从香港卖【“卖”为柳文误认】到美国去。据我回忆，徐森玉可能和叶恭绰等人商量过，但这批汉简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复印件。）【以上沈述笔录】既然连当事人沈仲章都认为居延汉简一事，事实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以上柳导出之论】

徐森玉《木简问题》说明材料复印件，第1-2页局部；转引自柳文。

其实柳文欲拨正“大众所瞩目”，可直截了当提醒大众，别光注意“从北平到香港”之“传奇”，也注意“在香港”就得了。我很赞同关注汉简在港阶段，但不赞同混淆时限，此乃治史大忌。

上摘“这一点”柳段还有问题，无力都议，顺便举三例：一是柳文定义“沈氏自述”为1986年的《历险记》，又用“他多年之后的回忆”来指称1967年沈述笔录，时间概念较含混。二是沈言“叫我将这批汉简运到香港”，读来是整批汉简（另文评议柳文对汉简数量之含混）。三是“这一点”本身，似乎随文演化，所指含混。我先以为承前指前小段，但有人说亦可启后指柳导出之论——柳文内“递进”“游移”比比皆是，若说承上有疑，又虑意在启下。

读者若没空理含混，可略过本节余部，读拙文第四节。

我已梳理“这一点”柳段，怕日后又打结重梳费事，下附个人笔记，仅叙主干：

柳摘沈言，“奉徐森玉之命”始于“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符合上述转折点。至此，沈“更加明确的说法”，证实上节对（一）和（二）两阶段的梳理。

及至“在香港”，已超出柳文提要（柳篇首前部也含）说梳理的“经过”。但柳继续往下摘沈，拖进1938-1940年。多摘些沈言本无大碍，尽管作为文章开篇，写作有问题。更何况，对父亲在港拍摄汉简详情，“小小的学术圈”至少史语所，曾表示兴趣。

但柳文导出之论，却引出个妨碍梳理的大问题：柳文挑战“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使“大众所瞩目”的，也即其欲梳理的，到底是哪个时段、哪些事件？是“汉简运到香港”，还是“在香港”？

“汉简运到香港”属于“从北平到香港经过”，并为“大众所瞩目”，而“在香港”就出界了。汉简“在香港”有两种算法，起点都是1938年1月“运到香港”，终点一为1940年8月汉简运美，二为1941年12月，战火烧及商务印书馆内父亲编辑的汉简图册。

柳文为了“在香港”的“领导人”，把“从北平到香港经过”的终点，从1938年1月，一下子后推到1940年8月（延两年半），甚至1941年12月（延近四年）。

“此说见沈女亚明”的问题性质

下摘“此说”柳段，前一半是“柳说”，不是“我说”。但柳注用“此说见沈女亚明”，以“柳说”附“我说”。

【简称“此说”柳段；紧接上节“这一点”柳段】更何况，沈氏自述，一则是成于晚年，再则发表时候未曾经其过目，难免在很多细节上有所疏漏，故对其自述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重新审核。（此说见沈女亚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发我的微信：“口述发表前未经父亲审阅，我出国前代父亲寄交某处部分勘误，不知下落。我答应再梳理补充，一直没时间。”）

柳文未经同意，公布我私下随口之言，用作其说依据，语境扭转，已非原意。可我又不易简单地讲清楚。在学术道德方面，柳文做法不可接受。

我对柳说的，与本篇小引所摘《在北平》同一个意思。我针对的是《历险记》在记录整理过程中发生的、情有可原的问题，因此“答应梳理补充”。难解的是，就在我与柳文作者交谈当天，柳对我说，他已读《在北平》。柳文擅取《在北平》内沈仲章照片，却不摘引我已发表的相关文字，而偏偏选择我毫不知其用意时的随口答词。

那日柳提及，讲居延汉简很多，但大都互相抄袭。回头想，莫非柳当时已有意图，“需要重新审核”沈氏“自述中的相关问题”？但“此说见沈女亚明”句，读来又像是经我点拨，柳才顿悟？真希望他早对我说清楚，至少引我之前，坦告其用意。

“此说”柳段上承“这一点”柳段，其末句为：“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见上节）。不思虑更往前的暗示如“传奇”等，揣测柳文认为“需要重新审核”沈氏“自述中的相关问题”，最主要的可是“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

我自然非常愿意聆听高见。而假如柳先生真想了解，对这个问题有否“我说”，尽可明言他担心《历险记》在这个（或哪些）问题上有“疏漏”，他觉得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从1966到1986年多次亲闻父亲叙述相关情形，也有笔录，会尽力搜寻徐公公的踪迹。其实我近年来发文，凡能提及徐公公处，我尽可能提的。

《历险记》采访课题始于1980年代初，由陈洪进主导，他是一位严谨扎实的历史学家，与徐沈同时代，熟悉早年文界。其时多位知情者如周殿福、吴景桢、劳干等都健在，父亲向课题团队提供了海外学者来函复本。陈又让历史专业研究生根据录音笔录，并作追加采访，项目耗时三年或更久。父亲对这些研究人员口述时，本着严肃治史的态度，不会略去或削弱徐森玉的功劳。而父亲为居延汉简做的事，比《历险记》中要多，我的亲闻更详细。父亲对外不习惯多说自己，并会尽量把徐森玉放在上面。只要能抬高他人，父亲向来乐意，几十年一贯，早树口碑，仍有亲历亲见亲闻者在世。

我推测，因父亲不喜扬名，口述稿面世一再拖延，研究生毕业而停顿。幸亏胡绣枫接手整理，她担心若请沈仲章校勘，又会不了了之，故作主先发表。

简介拙稿余部并表达愿望

柳文问题层出，已成拙稿字逾三万。本篇取引言及第一节，余部要点如下：

粗粗浏览得到一个印象，柳文对早年真人实情比较隔膜。我觉得会给作者有机解读史料，带来困惑。相关余部辨明柳文错认之“卖”字，以防危害胡适、傅斯年、袁守和、蔡元培、叶恭绰和徐森玉等前辈的声誉。纠正柳文对汉简去长沙之误判，揭示直接经手人第一手资料。并就柳文口气提供香港内情，分享知者不广的史料。如叶恭绰言：“抗战时居延汉简归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仲章任重加编校，凡数万事。主者廪给不时，至仲章忍饥工作。”解释图册进展不顺，很大原因是各方插手，有促进有消耗。上层书信操劳，第一线沈仲章义务效力，埋头多劳，“不求人知”（叶言见图）。然众口难调，处处受掣，父亲为徐森玉忍辱承压。

稍稍细读见到两类现象，柳文跳跃性结论和小步移换概念频频交织。我担心这会给读者认真审核论证，带来困扰。本篇浅析其梳理范围之游移，另有篇幅简评两条孤证中汉简数量之疑点（“二万余”去向无记录，“五箱”何物未核查，且不明容量……）。步步随柳行文，解析其逻辑之不合理、选材之不公正和结论之不可靠。并声明一应分析，均针对柳文导读而非前辈言辞。徐沈后代有愿望，日后找机会合作解释，也盼读者提供新的资料线索。

以上论题，仅属举例性质。而涉及之点，仍都有多维多层连带问题。我认为，讨论虽因柳文而起，但重要的意义在于澄清史实，善待史料。

最后我明确表态：为公平治史，举贤当不避亲，但我无意损伤沈仲章不计功名之风格，不卷入谁是“中心”的争论。我还表达两个愿望：一是为学要实，二是治史要有机。这两个愿望并非针对柳文，而是以之自勉，也望学界史界持同见者一起思考，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