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

文:王学斌

[摘要]曾国藩这个所谓帮办团练大臣，既非朝廷官职，镇不住湖湘官吏。

近购得岳麓书社新出的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偶一翻检，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看到其与曾国藩的一段对话，饶有况味。

师（曾国藩）曰：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又言：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余（赵烈文）笑言：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师曰：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

余曰：成败之数，运气与人事相参，……彼运命二字，怀才不得志者以之自靖可矣。君相造命，务名实以鼓人才，止可存之于心，以济人事之穷，若昌言之，则人皆自恃，孰为陈力耶？

师曰：此言甚是。然天下大事，运气主其六，人事主其四，至富贵利达，则运气所主尤多。

二人本欲对谈两宋故事，却不觉言及湘军崛起之因。赵以为曾之成功，非在战场，实在官场；而曾自认己之发迹，六分天定，四分人为。曾、赵熟稔多年，共患风雨，私聊自不必恭维客套，虚与委蛇，故颇道出湘军纵横不败之内情。为何功夫在场外，成败归运气？耐不住好奇，笔者细阅《曾国藩全集》相关奏稿、书信及时人文存，确如赵氏所言，曾之劲敌，除了各路“乱匪”，更多乃无形之官场明潜规则、世故人情。甚至情势倒逼至极，曾两度欲投水自尽，“但思以一死塞责”。读罢其数百通函牍，笔者不禁掩卷苦笑：究竟何种困境，能令曾文正公只求一死？

“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曾氏心生死念，既有近忧，更有远因。所谓远因，大致为二，首当其冲的便是不受咸丰帝待见。曾国藩入仕初期，可谓一帆风顺，十年七迁，未到不惑之年，已跃居礼部侍郎之高位。曾仕途如此顺遂，除却个人勤勉外，关键奥秘在于有政坛大佬提携，此君即穆彰阿。穆氏权倾一时，“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达二十余载。也正因久掌权柄，穆氏“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曾国藩自是其中一员。清末民初不少野史掌故都曾收录穆氏深夜点拨曾国藩奏对面圣之秘辛，虽此事未必符合史实，但二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权力场难有不倒翁，穆彰阿又岂能幸免？咸丰即位仅十月，便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倾排异己，……固宠窃权”诸罪革去其一切职务，永不叙用。靠山一倒，曾国藩虽未受牵连，但在咸丰眼中，“穆党”旧部，焉堪重用？故彼时曾已降至权力边缘，其处境不尴不尬。

宦途顿挫，若识时务，曾氏当沉潜蛰伏，待风声过去，方相机而动。孰料曾国藩却顶风作案，雷倒了朝野内外。众所周知，新君登基，为展现新气象，总会下令臣僚封章奏事，摆出虚心纳谏之姿态。咸丰上台后亦如法炮制。既然此乃历任帝王因循之惯例，注定形式大于内容，不能当真。曾国藩不是头一天出来做官，自然懂得个中虚实。然而，他偏偏甚不知趣，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折子，着实戳穿了咸丰的“政治秀”。曾折开篇以“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辩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为前提，指出咸丰的三个毛病：一是貌似敬慎，实则流于琐碎，终致“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二是表面好古，其实徒尚文饰，长此以往，不免“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三是自称广大，“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刚愎自用、“朕自持之”的后果，便是“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文末，曾氏又添上麻辣一笔：“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违力矣。”

递上此折，曾国藩也颇后怕，担心因“其言颇过激切”，“恐犯不测之威”。不过他欲“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只可惜在咸丰看来，曾氏之区区本意，不仅满纸不敬，更如一把利刃，划破了“皇帝的新衣”，怎不令人恼火！据说咸丰披览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好祁寯藻、季芝昌替其求情，否则曾国藩这只“愤怒的小鸟”，定要被朝廷拔尽羽毛。

经此一事，曾明悉咸丰难负众望，估计自己也上了皇帝的黑名单，于是上书道：“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此可谓悔过自责之举，亦可见其对时政已颇心灰意冷。

“为京师权贵所唾骂”

曾氏晚年将其一生耻辱归结为“三骂三败”：

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

战败挨骂，倒是常情。那被京师权贵所骂，究系何事？其实说来也简单，曾国藩做了一回“瓷器店里的公牛”，犯了官场忌讳，惹恼同僚一片。其实，曾氏对于官场颟顸敷衍之风气，早已深恶痛绝：“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也许“体制化”程度尚不够充分，曾不时有犯傻冒泡之举，其中最典型的一则，莫过于审理琦善案件。

琦善因鸦片战争闻名于世，也肇祸于此，被道光抄家革职。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久他便东山再起，出任陕甘总督。咸丰继位后，朝中有人参劾琦善，说他对待雍沙番族“妄加诛戮”。于是，琦善再度获罪。虽身陷囹圄，但琦善官场口碑却好得出奇，并且其能力也深受同僚认可，如张集馨盛赞其“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诸事得体”。故会审官员有意回护，希望大案化小，替其开脱。就在众人已成共识之际，唯有“愣头青”曾国藩强要出头，打破了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

结果可想而知，琦善最终发配吉林赎罪，作为宦海“异类”的曾国藩，自然落得个孤立惨淡之下场，“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前脚被皇帝“封杀”，接着又遭同僚唾弃，这偌大的京城，曾国藩看来是呆不下去了。“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唯有外放，才是解脱。

“处于不官不绅之地”

总算天遂人愿，咸丰二年六月，曾盼到主政江西乡试之差，终可告别在其看来阴霾重重的都城。

怎奈好运仅是乍现。行至安徽，曾便收到母亲去世之噩耗，只得返乡守孝。或许他未曾想到这只是霉运的开始。

是年底，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心急火燎的咸丰帝，情急之下诏令曾办理团练。对此“临危受命”，曾国藩心中实有一万个不愿意：“再四思维，以墨绖而保护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区区愚衷，不得不预陈于圣主之前。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

宦途历来变幻莫测，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般容易？复出初期，曾国藩便发觉自己如同泥牛入海，难于自拔，他最大的感慨便是：“置此不官不绅之人”，“处于不官不绅之地”。说白了，曾国藩这个所谓帮办团练大臣，既非朝廷官职，镇不住湖湘官吏，更不是士人领袖，摆不平州县乡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尴尬才怪？

既然官不疼，民不爱，曾理当放下身段，四方示好，如此方能聚合官绅，和衷共济。孰料曾又“不走寻常路”，上任伊始，便抛出一封《与各州县书》，满是呛人的火药味：

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

此举无疑给湖南各地官吏迎面一记耳光，看似义正辞严，实则等于替自己挖坑埋雷。在湖南练兵，得罪了地头蛇，日子焉能好过？

接着，曾便在审案局一事上令全湘官绅为之侧目。既然认定本地官僚掩饰弥缝，毫无作为，曾索性越过重重“官网”，越俎代庖式的设立审案局，“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汛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这种雷霆万钧的手段，招致官绅一致反感，据说一时“曾剃头”、“曾屠户”等诨号传遍湖南。

面对各种蜚短流长，曾国藩居然还憨傻地一再解释：“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生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为，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难安。”况且在曾看来，他出手并不狠辣，“实则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

其实曾越位执法，动了无数当地官吏的利益奶酪，案子就是钱，审案就是生财之道。你曾国藩可以“不要钱，不怕死”，但在诸位官员心中，“不要钱，不如死”。他们不在乎曾杀了多少条人命，而在意自己丢了多少两银子，故群起造谣阻挠，无非是要夺回捞油水的权力。

很快曾即洞悉了官吏们的小九九，若服软让步，或许与人方便，于己亦方便。谁知曾自诩“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大有霸王硬上弓之慨。刚到九月，已“前后杀戮二百余人”，确颇令人发指。曾氏之所以有如此酷烈之举，或可用“踢猫效应”解释，所谓“踢猫效应”，即人与人之间的泄愤连锁反应。人的不满情绪，一般会沿着等级和强弱组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依次传递，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最底层，无处发泄的最小的那一个元素，则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一般而言，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当一个人的情绪变坏时，潜意识会驱使他选择下属或无法还击的弱者发泄。这样就会形成一条清晰的愤怒传递链条，最终的承受者，即“猫”，是最弱小的群体，也是受气最多的群体，因为也许会有多个渠道的怒气传递到他这里来。以此对照曾氏，本已赋闲在乡，却楞被咸丰帝起复，而以“不官不绅”之身份，自然饱受湖南官绅冷嘲热讽，“处于志疑之位，仰逼俯侵，动多触碍”，而处决匪寇，便成为其倾泻内心郁愤的最佳途径。由此看来，“剃头”、“屠户”之名，也殆非虚言。

然“踢猫效应”非但于事无补，反易招致更大的矛盾。很快，曾国藩就遭遇了平生第二场“唾骂”，即“练兵风波”。复出之初，曾已对湖南兵勇甚为不满，“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狠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到头来，便出现“败不相救”之恶果，“彼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授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故此种状况，“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易张，断不能办此贼也”。于是，曾氏决定另起炉灶，自行练勇，重整军纪，这势必又将手伸进了他人口袋。先是长沙副将清德带头闹事，抵制曾国藩会操规定。曾氏亦不示弱，一个折子革掉了清德。

这个看似立威之举动，实仅是一场大戏的序幕。不久，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鲍起豹便借绿营与湘勇械斗之机，鼓噪军人围攻曾国藩公馆。绿营兵破门而入，“毁坏馆室，杀伤门丁”，曾氏之命眼瞅危在旦夕。而与之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居然装聋作哑，置若罔闻，任凭一群兵痞羞辱朝廷二品大员。直到曾氏连连叩门求救，骆方现身解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此番遭遇，曾国藩于十几年后依旧心有余悸，称：“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

明摆着，长沙呆不下去了，在众官绅眼中，曾氏就如同一只不通人性的恶犬，非灭之，即逐之。曾氏唯有避走衡阳。

躲过了刀光剑影，却始终难摆脱官场之掣肘。而其中最大的冤家即湖南巡抚骆秉章。离开了省城，军费便成为悬在曾头上的首要大事。曾绞尽所有脑汁，使遍浑身解数，筹款事宜依旧一筹莫展，“特经费不敷，藩库既无可提用，劝捐又百无一应，以是迁延瞻顾……真所谓局促类辕下驹者也”。迫于无奈，曾只得向骆求援。

起初曾致函骆氏，行文颇为客套隐晦，仅仅倾诉劝捐之苦，“侍总以无饷为虑。各处之兵勇到齐，恐不能敷两月之用，奈何奈何！”希望骆领会其意，慷慨拨款。谁知几日过去，骆尚无回音。曾于是再度写信试探：“藩库究存银几万两？亦恳便中示及。”偏居一隅的曾国藩居然还惦记省府银库，骆秉章自然不接话茬。不久，听闻广东有八万饷银将运往长沙，曾不再遮掩，立即提笔“务求老前辈截饷四万，委员送衡”。到嘴的肥肉，岂可拱手让人？骆氏依旧呈模棱两可之情状。此刻之曾国藩，急于等米下锅，全然已无先前书生扭捏之态，函牍频传，向骆索饷，其口气亦愈发强硬直接：

敝处截留之四万金，望即日饬解来衡。

其截留四万，亦求委员集解到衡，万勿迟延。如不蒙允准，侍自当屡次奏请。

惟奏留之四万，未见尊处咨复，不知已定解否？务求严催。

惟截留之银，未据解到，盼极焦极！

……

已把面子视若无物，已将截饷归为己物，软磨硬泡、死缠烂打、耍无赖、晒可怜，此即曾氏要钱之术。这招果然奏效，骆秉章拗不过曾，终于为求耳根清净，将银饷如数拨出。

只是四万两不过杯水车薪，不及一月，“已用去三分之二”。眼看春节将至，官兵之犒赏与口粮又是一笔巨款，却尚无一丝着落，真可谓年关难度！苦水满肚的曾国藩，不禁在致好友刘蓉信中写道：“又无军饷可恃，细思真愁人也！”

好一个“愁”字，实在是曾国藩1853年经历之浓缩概括。

“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

这一年多，始终令曾国藩萦绕于怀的，除了“愁恼”，还有孤独。

后世言及湘军，总喜用诸如曾国藩领袖群伦、左刘彭群贤毕至等词汇形容，此皆倒果为因之说法。其实曾氏草创之初，可谓形单影只，如同寒夜中独行的孤鸿。

曾国藩之所以奉旨出山，好友郭嵩焘之功堪称泰半。收到寄谕后，曾草疏恳请“终制”，并无起复之意。恰郭嵩焘来曾府吊丧，闻知曾力辞朝廷之命，便劝道：“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然曾仍不为所动。于是，郭便做其父曾麟书思想工作，晓以“力保桑梓之谊”，终使曾国藩改变初衷。谁知此时郭嵩焘未辅助挚友，而是避居山中，袖手时局。郭氏此举怎不令曾国藩心生被坑之感？曾自然不愿郭稳做局外人，“筠老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天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容筠独得晏然乎？”于是曾三番五次邀其出山，甚至以背离家国大义相警告：

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义，自有名教之责任。其应竭力报国，概不当以仆之死生为断，而当以己身之死生为断。仆而未死，则助仆共谋；仆而既死，则或独力支撑，或与人同举，直待尊命无一息之存，乃可少休耳。

这段文字，称得上慷慨激昂，不容辩驳，却依旧未能让郭心生微澜，应命出山。

再一个让曾又爱又恨的人，便是左宗棠。曾对左，可谓一见倾心。当时曾于奔丧途中经过长沙，“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正是基于这种极佳印象，帮办团练后，曾国藩向左宗棠抛出了橄榄枝，“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搘，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显然，曾氏许诺左只负责出谋划策，军中庶务可一概不闻不问，算得上诚意拳拳，没成想左一封书信便明确回绝。其实左于彼时，并无入世之念，“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更殊为关键的是，心气甚高的左宗棠，认定“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实未入己之法眼。曾、左二人，可谓郎有情，妾无意，这亦为之后彼此交恶隐埋伏笔。

于是乎，“季翁坚卧不起，郭筠仙亦无意再出，萧可卿已年逾六十，不愿即戎，谭湘溪老母在堂，家无昆弟，欧赤城新有母丧，王元圃去秋没矣！”无人愿出，无人可用，曾国藩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

“但思以一死塞责”

次年开春，曾国藩拖着心神俱疲之躯，率领缺饷乏将之兵，顺江而下，进军长沙。孰料与太平军甫一交锋，曾便在靖港败得一塌糊涂。据其弟子黎庶昌所记：“四月……初二日，……公自成师以出，竭力经营，初失利于岳州，继又挫败于靖港，愤极赴水两次。皆左右援救以出。……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往昔论者，对曾氏自杀，无非如下五种解释：愤愧交加、一时情急、惊吓过度、前途绝望及装腔作势。虽各有道理，但似皆未能点中要害。其实曾氏两日内三度欲了却生命，可借用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原则，即人固执地、不断地重复某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活动，或反复重温某些痛苦的经历和体验。靖港溃败，“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曾深觉“愧愤之至”：

惟才智浅薄，过不自量，知小谋大，力小任重。前年奉命帮办团防，不能在籍守制，恭疏辞谢。臣以墨绖外莅事，是臣之不孝也。去年奉命援鄂援皖，不自度其才之不堪，不能恭疏辞谢，辄以讨贼自任，以至一出偾事，是臣之不明也。臣受先皇帝知遇之恩，通籍十年，跻卿贰。圣主即位，臣因事陈言。常蒙褒纳；间有戆激之语，亦荷优容；寸心感激，思竭涓埃以报万一。何图志有余而力不足，忠愤填胸，而丝毫不能展布。上负圣主重任之意，下负两湖士民水火倒悬之望。臣之父，今年六十有五。自臣奉命剿贼，日日以家书勉臣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凡贮备干粮，制造军械，臣父亦亲自经理，今臣曾未出境，自取覆败，尤大负臣父荩忠之责。此数者，皆臣愧恨之端。

此段出自曾氏未发之遗折。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所列愧恨数端，虽貌似字字自责，句句忏悔，实则皆有所指：不能于家尽孝、不入皇上法眼、不受官绅待见、不得至交援手。前已言及，曾国藩无日不饱受这些苦恼折磨，而一旦事败，支撑自己信念的最后一根立柱也瞬间崩塌：苦心经营、抱以巨大期望的湘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朝廷对他处处猜忌与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与官绅们的处处刁难、嫉妒甚或构陷，挚友的冷漠、讥讽，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难当？一系列的不平遭遇和巨大挫折，让曾长期郁积于心的情绪彻底爆发，他禁不住反复重温那些令其不堪回首的经历与体验，终致无法承受，倍感绝望，选择一死了之。由此可知，曾氏之自杀，缘由甚为复杂，非三言两句所能道尽耳。

幸好湘潭那边捷报传来，吹散曾心头愁云。其强打精神，再撰一折，向咸丰请罪：

清夜以思，负罪甚大，愧愤之余，但思以一死塞责。然使臣效匹夫之小谅，置大局于不顾，又恐此军立归乌有，我皇上所倚以为肃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绝望，则臣身虽死，臣罪更大，是以忍耻偷生，一 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图补救。

这番说辞，较之未发之遗折，则满是老练世故之气。

八个月后，曾国藩于湖口再度败北，“公座船陷于贼，文卷册牍俱失。公棹小舟驰入陆军以免。调舟师悉泊南岸，与罗公泽南湘勇陆营紧相依护。粮台辎重各船皆退驶至邬穴以上，战舰亦多溃而上溯者。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公泽南、刘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不过此次曾一不留下遗折，二不安排后事，只是上书自认“训练不素、调度无方”，将内心之酸楚敛于无形。看来，其“强迫性重复”之心理，已好了一半。

若想不再频受惨痛经历之困扰，最佳良方莫过于自己内心足够强大。之后的曾国藩也的确臻于此境，诚如他回忆所道：“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迈过了这道心理上的坎儿，曾国藩终于大彻大悟，实现了“三不朽”。

自此，昔日愤怒的小鸟没了火气，瓷器店里的公牛躬耕于田，不通人性的恶犬化为宠物，独行的孤鸿回归雁群，曾国藩蜕变为圆滑通透、和光同尘的老狐狸。道理很简单，他明白真正的战场不是前线，而是世俗文法所织成的弥天网罗。

就在赵、曾开篇那番对话三日之前，二人尚有一段甚为私密的交流。曾国藩“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之回答颇出人意表：“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孰料赵烈文一语成谶，四十四年后，清王朝寿终正寝。

虽改朝换代，但继起的革命者们发现，若想真正实现民主共和，他们所要战胜的，除了各路军阀列强外，更顽固而庞大的依然是无形之世俗文法而已。历史，似乎又跳回到了曾国藩时代。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王阳明先生的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