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教授的震撼演讲:如果外部环境期待我们撒谎,我们至少保持沉默

演讲人|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来源|华东师大中文系

6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教授,参加2020届毕业典礼并发表致辞。他的演讲对刚结束了中考和高考的学生来讲,一样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各位同学:

下午好!

首先,我祝贺大家完成学业,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今年的毕业典礼首次采用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的方式,这当然显示了科技昌明给我们带来的远距离沟通的便利,但更充分表现了我们应对疫情的无奈。

新冠病毒从去年年末对人类社会开始发动攻击以来,迄今为止并没有减缓它肆虐的强度,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对付它的有效武器。因此,全球社会也承受了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

这些灾难不仅仅包括生命财产的损失,还包括我们精神世界所感受到的黑暗和暴力,特别是,新冠疫情本来可以带来更广泛的真诚合作,但实际上,它在许多方面加剧了人类心灵本已存在的裂痕和创伤。

在美国,政治正确的支持者们与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相持不下,在中国,有所谓前浪和后浪的冲突,有左右之争。

对同样事实发出不同的评判,本属正常,但如今,歧见双方往往寸土不让,分毫必争,相摧相激,相争相讦,相互之间自认占据道德制高点,将自己的逻辑往最锐利、最极端处发挥,而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言论余地。

这是我们所共同面临的言论环境。对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氛围的感受,让我想起了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他痛心疾首,将他置身其中的时代风气称之为戾气,并且认为弥漫在整个晚明社会包括君臣之间的严酷苛责、好勇斗狠的社会习性,应该为大明帝国的死亡承担责任。

无独有偶。明末有一位医学家吴有性,在其《温疫论》中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也就是邪气,他命名为“戾气”。当然,他说的这种戾气可能具有更强的物质性,它显然与王夫之提到的,那种作为宽仁中和之气对立面的戾气遥相呼应。

当然,我们并不生活在明季。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毋庸讳言,整个社会在智性的进步上还有许多路要走。

我不想探讨当今世界何以出现普遍性的社会撕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在面临这种挑战之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半年多来,我们目睹着医护人员英雄们为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做出了壮烈的牺牲。在座的和在线的各位,是不是曾经发出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慨叹?作为人文学科的书生,我们读书何用之有?

这里我想做个我个人的回答,那就是我们最低限度还可以保持住对真理的忠诚。

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引入哲学的思考,不想论证真理是什么,只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常识性的看法。我相信,正是我们遗忘了包括这两个看法的常识性观念,才会时常处在话语的暴力冲突之中。

首先,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客观化的原则。特别是,我们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意识,不能自居为真理化身。

马克思曾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由此可见,个人所持观点并非属于个人所有,而属于公共领域;它也要求我们对自己是否达到真理性认识,要保持一种谦逊和警醒的态度。

对中国古人来说,这个叫澄怀观道,对阿多诺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叫做“客体性优先”。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摒弃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并要求自己聆听别人的声音。

但说到别人的声音,就有可能是我们不喜欢听的声音。这正是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提请我们注意的。

他说:“如果某人是个中用的教师,那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他的学生承认不愉快的事实,我所说的不愉快,指不符合自己的立场观点。对于任何立场观点来说,也包括对我个人的,都有这种不愉快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一位老师能够迫使他的听众,习惯于这类不愉快的事实,那他所取得的,就不仅仅是知识成就了,我会不客气地使用‘道德成就’这个说法。”

他又说:“事物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是真的,还不仅仅如此,真就真在不美、不神圣、不善上,这是一个日常真理。”

显然,在确认自己完全正确,相信论辩对方是脑残、弱智、汉奸、公知、自干五等等的基础上,真正的富有真理性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在此之时,我们并不是表达对真理的忠诚,而是对自己价值观的表达,甚至是对某种激情的宣泄。

如果缺乏了宽容精神,如果我们还是以斗争思维来抹黑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如果总是用价值论的是非来替代认识论的真伪,我们的争论就会变成不具建设性的争吵甚至争斗,我们就会不断生产当代特色的戾气。

我丝毫无意说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绝不是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绝不赞成,为了获得某种虚假的和解幻象,而敉平所有论点的锋芒。

科学哲学家巴什拉说:“真理只是在争辩之后才会呈现其全部意义。不可能存在第一性真理,只存在第一性谬误。”争辩当然是极端重要的,而且,这与我想要提到的第二个论点紧密相关,它来自236年前康德发出的呼吁:要有勇气公开地运用我们的理性。

这里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勇气。真理的探索是艰难的,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是不思考的,我们的行动,是被构成我们日常经验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识体系所支配的,我们喜欢答案不喜欢提问,我们喜欢安全,而不喜欢我们的精神体系受到威胁。

要想获得真正的新知,就要有向我们熟知的感知框架或解释系统宣战的勇气。这不仅仅对科学真理如此,对社会真理也许更是如此。

在政治正确成为普遍性真理的美国社会,非裔女性保守政论家欧文斯说弗洛伊德不是英雄,她是需要勇气的;而在中国,当钟南山院士饱含热泪说,李文亮医生是个民族英雄,他也是需要勇气的。勇气有大有小。

我们也许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勇气,我们也不该要求每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理想和激情,但是,如果某些外部形势期待我们撒谎,而我们依然能够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忠诚于真理的勇气,依然值得赞美。

我一方面强调客体性优先,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主体性的言说勇气,我相信论辩双方也许处在追求真理的不同层次和阶段上,并不必然产生你死我活的冲突,这样的构想是否是一个乌托邦?

也许是。但至少,在宋代,无论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新、旧党之争,还是朱陆之间的鹅湖之争,都显示了君子之争的磊落胸襟和浩荡情怀。

我不了解实际上充溢于朝野之间的这种圣贤气象,是否是中国文化能够“造极于赵宋之世”背后的社会条件?

我也不知道,伴随着对真理的共同的追求,我们是否能够在积极的论辩中更多地消解怨毒之气,更多地以物观物而不是以我观物,更多地对对方立场加以同情性理解,并在他者化的视野下,能够更好地审视、拓展并提升自己?

无论如何,我们的大学生涯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求知、明理。如今,我们即将告别校园,也将成为负有更大责任的社会成员,如果我们立志守住清明的理性,也许我们就为未来的社会,带来了幸福的承诺。而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忠诚于真理。

年轻的朋友们,未来属于你们!愿真理之光,永远照亮你们前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