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教授的震撼演讲：如果外部环境期待我们撒谎，我们至少保持沉默

演讲人|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来源|华东师大中文系

6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教授，参加2020届毕业典礼并发表致辞。他的演讲对刚结束了中考和高考的学生来讲，一样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各位同学：

下午好！

首先，我祝贺大家完成学业，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今年的毕业典礼首次采用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的方式，这当然显示了科技昌明给我们带来的远距离沟通的便利，但更充分表现了我们应对疫情的无奈。

新冠病毒从去年年末对人类社会开始发动攻击以来，迄今为止并没有减缓它肆虐的强度，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对付它的有效武器。因此，全球社会也承受了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

这些灾难不仅仅包括生命财产的损失，还包括我们精神世界所感受到的黑暗和暴力，特别是，新冠疫情本来可以带来更广泛的真诚合作，但实际上，它在许多方面加剧了人类心灵本已存在的裂痕和创伤。

在美国，政治正确的支持者们与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相持不下，在中国，有所谓前浪和后浪的冲突，有左右之争。

对同样事实发出不同的评判，本属正常，但如今，歧见双方往往寸土不让，分毫必争，相摧相激，相争相讦，相互之间自认占据道德制高点，将自己的逻辑往最锐利、最极端处发挥，而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言论余地。

这是我们所共同面临的言论环境。对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氛围的感受，让我想起了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他痛心疾首，将他置身其中的时代风气称之为戾气，并且认为弥漫在整个晚明社会包括君臣之间的严酷苛责、好勇斗狠的社会习性，应该为大明帝国的死亡承担责任。

无独有偶。明末有一位医学家吴有性，在其《温疫论》中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也就是邪气，他命名为“戾气”。当然，他说的这种戾气可能具有更强的物质性，它显然与王夫之提到的，那种作为宽仁中和之气对立面的戾气遥相呼应。

当然，我们并不生活在明季。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毋庸讳言，整个社会在智性的进步上还有许多路要走。

我不想探讨当今世界何以出现普遍性的社会撕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在面临这种挑战之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半年多来，我们目睹着医护人员英雄们为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做出了壮烈的牺牲。在座的和在线的各位，是不是曾经发出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慨叹？作为人文学科的书生，我们读书何用之有？

这里我想做个我个人的回答，那就是我们最低限度还可以保持住对真理的忠诚。

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引入哲学的思考，不想论证真理是什么，只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常识性的看法。我相信，正是我们遗忘了包括这两个看法的常识性观念，才会时常处在话语的暴力冲突之中。

首先，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客观化的原则。特别是，我们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意识，不能自居为真理化身。

马克思曾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由此可见，个人所持观点并非属于个人所有，而属于公共领域；它也要求我们对自己是否达到真理性认识，要保持一种谦逊和警醒的态度。

对中国古人来说，这个叫澄怀观道，对阿多诺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叫做“客体性优先”。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摒弃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并要求自己聆听别人的声音。

但说到别人的声音，就有可能是我们不喜欢听的声音。这正是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提请我们注意的。

他说：“如果某人是个中用的教师，那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他的学生承认不愉快的事实，我所说的不愉快，指不符合自己的立场观点。对于任何立场观点来说，也包括对我个人的，都有这种不愉快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一位老师能够迫使他的听众，习惯于这类不愉快的事实，那他所取得的，就不仅仅是知识成就了，我会不客气地使用‘道德成就’这个说法。”

他又说：“事物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是真的，还不仅仅如此，真就真在不美、不神圣、不善上，这是一个日常真理。”

显然，在确认自己完全正确，相信论辩对方是脑残、弱智、汉奸、公知、自干五等等的基础上，真正的富有真理性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在此之时，我们并不是表达对真理的忠诚，而是对自己价值观的表达，甚至是对某种激情的宣泄。

如果缺乏了宽容精神，如果我们还是以斗争思维来抹黑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如果总是用价值论的是非来替代认识论的真伪，我们的争论就会变成不具建设性的争吵甚至争斗，我们就会不断生产当代特色的戾气。

我丝毫无意说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绝不是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绝不赞成，为了获得某种虚假的和解幻象，而敉平所有论点的锋芒。

科学哲学家巴什拉说：“真理只是在争辩之后才会呈现其全部意义。不可能存在第一性真理，只存在第一性谬误。”争辩当然是极端重要的，而且，这与我想要提到的第二个论点紧密相关，它来自236年前康德发出的呼吁：要有勇气公开地运用我们的理性。

这里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勇气。真理的探索是艰难的，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是不思考的，我们的行动，是被构成我们日常经验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识体系所支配的，我们喜欢答案不喜欢提问，我们喜欢安全，而不喜欢我们的精神体系受到威胁。

要想获得真正的新知，就要有向我们熟知的感知框架或解释系统宣战的勇气。这不仅仅对科学真理如此，对社会真理也许更是如此。

在政治正确成为普遍性真理的美国社会，非裔女性保守政论家欧文斯说弗洛伊德不是英雄，她是需要勇气的；而在中国，当钟南山院士饱含热泪说，李文亮医生是个民族英雄，他也是需要勇气的。勇气有大有小。

我们也许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勇气，我们也不该要求每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理想和激情，但是，如果某些外部形势期待我们撒谎，而我们依然能够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忠诚于真理的勇气，依然值得赞美。

我一方面强调客体性优先，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主体性的言说勇气，我相信论辩双方也许处在追求真理的不同层次和阶段上，并不必然产生你死我活的冲突，这样的构想是否是一个乌托邦？

也许是。但至少，在宋代，无论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新、旧党之争，还是朱陆之间的鹅湖之争，都显示了君子之争的磊落胸襟和浩荡情怀。

我不了解实际上充溢于朝野之间的这种圣贤气象，是否是中国文化能够“造极于赵宋之世”背后的社会条件？

我也不知道，伴随着对真理的共同的追求，我们是否能够在积极的论辩中更多地消解怨毒之气，更多地以物观物而不是以我观物，更多地对对方立场加以同情性理解，并在他者化的视野下，能够更好地审视、拓展并提升自己？

无论如何，我们的大学生涯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求知、明理。如今，我们即将告别校园，也将成为负有更大责任的社会成员，如果我们立志守住清明的理性，也许我们就为未来的社会，带来了幸福的承诺。而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忠诚于真理。

年轻的朋友们，未来属于你们！愿真理之光，永远照亮你们前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