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新小说征文：中西认知的“误会”与观念的碰撞

本文试图借助傅兰雅中英文的征文启事、出案和评论来“拼贴”其小说观念版图，从作品字里行间提取应征者们对小说的理解，揭橥彼时中西小说认知的罅隙和误会，重估傅氏小说征文及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

一、傅兰雅中英文广告征文要求的含混

傅兰雅最早的“求著时新小说启”出现在中文报刊，文曰：

顺次涵盖了文体标准——为何是小说，主题标准——小说写什么和艺术标准——怎样写小说几大块内容。

傅兰雅首先肯定小说变易风俗的力量，从功用角度标明为何选择小说文体进行征文。接着对小说主旨提出要求，照应广告标题的“时新”一说。其后则涉及小说文体与语体，从结构方法、辞句语意、叙事立意等方面，指点应征小说的具体写作。然而，使用的是含义不够明确的描述性表达。

不过，《教务杂志》1895年6月刊登载的英文广告“Chinese Prize Stories”（《中文有奖小说》）的要求相对清晰：

当年7月，傅兰雅所录好友的具有二次广告性质的英文评论见于该刊，大意为：

相较中文启事，英文广告与评论有几处不可忽视的不同。其一，主旨基督教化。中文启事的“感动人心”，被突出为“道德小说”，尤其是“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其二，对象具体化。与面向所有大众识字群体不同，英文广告与评论将征文对象确认为与教会有关的各种人士。其三，不同于中文启事笼统的辞句“浅明”、妇幼能懂，再三要求征文作品使用介于浅文言与官话之间的“最浅显文理”。其四，相比中文启事在小说文体上不明所以的“结构成编，贯穿为部”，英文评论使用了“故事”“一系列故事”或“长篇小说”来显示征文者的文体期待。

借由中英文两种广告，傅兰雅对大众与教众两种拟想应征者提出了两套征文标准。其中，“时新”小说祛弊主题与教化功用的表达最清晰，最被应征者推重。对涉及写作实践的内容，傅氏并未给出有界定意义的可操作的规则，只是描述性地划分出基本范围。范围之外，便依赖应征者的自由心证。

二、应征作品文体、语体的杂糅

征文结束后，傅兰雅对征文情况与评奖尺度进行说明：

傅氏还对中国人文学写作的总体水平作出大判断，认为“中国人极少有新观点”“创新能力很低”，许多作品“仅仅是旧的文学垃圾”。8 比照上述标准，应征作品的“罪状”可概括为几条：一为体式不合，文笔虽佳却非所征求的“小说”；一为审题不清，议论偏颇；一为叙事不佳，不近情理；一为语言不雅，浅俗淫巧。

《清末时新小说集》收147位作者的150余种作品，其总体情况似乎与之基本相符。不说作品艺术性普遍不足，即就外在文体而言，也大量存在有议论无叙事之作。以致《清末时新小说集》将作品以“获奖小说”“未获奖小说”和“议论文章”的标准分类，各有15种、41种和92种。则应征作品中属于今人认知的“小说”的仅有56种，三分之一强。在此之外，作品命名多缀以“歌”“论”“说”，较为复杂的是一种在“说”之体前再冠以“小”字的偏正复合词“小说”，如数量不少的《戒洋烟时文缠足等弊小说》《鸦片时文缠足小说》等，实为篇幅短小的议论文章。另有一种非歌非论之作，如题为《鸦片小说启 时文小说启 缠足小说启》和《鸦片时文缠足小说启》的作品，将“求著时新小说启”最后“小说启”三字看作某种文体规定性，并对标论说之文。不难看到，在“小说”概念认识上，傅兰雅和应征者们的出入极大。

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结构成编”和“系列故事”，傅兰雅更直接地阐明对小说结构方式的要求：“仿诸章回小说”。这使得章回体作为小说基本文体形式的地位凸显，至少与叙事性并行。但这一本该在征文启事提出的写作准则却是傅兰雅在批阅了所有作品后的补充文字。征文作品对傅氏观念的“反哺”式影响便值得考量。

三、中西观念的“误会”及其原因分析

上述可见，应征者必须能接触到《申报》《万国公报》等中外新媒体，又能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命题作文。既要有新学思想，也要有较高文字能力以及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恐非寻常的识字阶层，应属地方文化精英。部分被考证出来的人物都可佐证此点。如147位应征者基本出自鲁粤闽及江浙等沿海地区，不乏深受西学影响之人。自署身份者81人，内中63人属教会；18人知为儒士（包括南洋水师学堂学生1人）；4人兼具士子（文）与教徒（教）身份。未署身份的获奖作者第二名詹万云、第九名杨味西、第十三名廖卓生等或开馆授徒，或在各类报章发表不少评论文字，均可谓相对活跃的文化人物。9

应征作者本有如傅兰雅所望创作出不少佳作甚至成为固定小说作者的可能。征文结果不如人意并不应简单归因于应征者文化水平低下。现金奖励和预期出版等精神激励，也意味着参与者会尽可能发挥出水准。导致结果与期待有不小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傅兰雅的征文要求与应征者们小说认识间的“误会”。

（一） 此“故事”与彼“小说”，说理易但叙事难

“小说”一词，在傅兰雅启事与出案正文凡六见，均未作解说。而在英文征文语境提及“小说”时皆以“story”指称。“story” 外延宽泛、义项繁多，多指虚构故事，本无长度限制，后多指称短篇。10 晚清在华西人频繁使用“story”一词，其出发点本是通过讲述故事进行传道活动11。 傅兰雅便提及有读者期待更多浅白语言的故事书（story books in simple language）以消遣。12

但傅兰雅强调故事性的“story”观念并未在中文启事中充分揭示，导致应征者认为只要包含故事的作品皆可纳入“小说”范畴，包括仅用故事作为例证的议论性作品。13 傅兰雅曾正面评价有相当一部分应征作品“充满值得称赞的基督精神”“有不错的道德声口”14。可见多数作品在把握主题，践行道德批判上并无太大问题，有问题的恰是如何通过“近今易有”的故事来批判。小说创作活动可以由批判的目的而启动，却需经故事的叙述而推进。即在于应征者如何将一个或一系列“故事”，制作成有组织的“情节”形式。故傅氏征文提出的是更高的文学性叙事要求。而叙事要求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他人。15 叙事和故事叙述对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意义被傅氏突出强调了。16 但应征者泰半未能接收到傅兰雅这深层次的期许。其原因除了作者自身文学素质外，还在其所处的小说文化语境。

若从先秦典籍出发，应征者能注意到“小说”文本多杂著，未必是叙事类作品。17若着眼于《汉书·艺文志》等著录的“小说家”作，应征者能发现“小说”包括解说非经学著作以及非实录性质子学著作的作品，包括立意浅鄙、篇制短小、无关特定文体的杂类著作，且以述说义理为本位。如果应征者以谭桓《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为标准，他们可能会认可小说缀合“丛残小语”的体制，以述说义理为重要表现特征。如果以《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知所及，亦使缀而不忘”为依据，参考刘向《新语》等用故事连缀文本的方式，他们又可以认为“小说”是以不同虚构故事连缀为呈现形式的短篇故事集。18 但如果应征者看到明以后长篇传奇、章回体演义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四库全书》以叙事性、虚构性为标准来归类小说家作品，将唐代各类单篇“传”“闻”都纳入小说范畴。19 他们或许会发现“不同故事缀连性”似乎也未必是“小说”的基本特征。上述认知多半与傅兰雅在英文启事强调的“系列故事”扞格。时新小说征文作品有将近三分之二为论说之体。这些作者笔下的“小说”正近于《汉志》、桓谭“小说”之短小言论，在说理性与叙事性中偏重前者。

简言之，暂不论小说文体之高下，就小说文体的理解从观念层面落实到写作层面而言，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内在规定性较易见诸其形式特征，即体裁与体制，语体与语式。20 但并不意味着在读者中已形成对“小说”的共识。诸体杂陈、叙事说理并存的形态，也是十九世纪末这批时新小说应征者面对的小说观念与文本经验。

（二）“长故事”与“章回小说”概念的早期本土认知

从英文启事可以看到傅兰雅认识的“小说”以“讲故事”为前提，具体形式似乎可存而不论。但在中文出案，傅兰雅对故事结构提出重要标准，也就是“仿诸章回小说”。而且傅兰雅对该体制近乎执念，如批点部分作品“条理清楚，作意亲切，可惜其非小说，故不能中式”21。如此紧要的形式准则却在事后提出，不免启人疑窦。

征文活动外，傅兰雅本人与小说写作关联甚少。有过两次小说创作计划，都不了了之。22 他有五次以“novel”指代其构想的作品，仅有一次称之为“long story”。23 其1900年向美国人绍介中国文学时，亦以“novel”指称中国之小说。24 而且，正如西方学者在批评novel这一新兴叙述文体时，往往不期然地运用“结构完整性”、“时间秩序感”等古典标准，25 傅氏也反复强调作品应“贯穿为部”和“前后贯连”，似乎“novel”更符合其所理解的中文“小说”。“Novel”一词，也可与十九世纪前期其他西人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郭实腊（Gützlaff)等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理解系连。26

同时，压在纸背的可能有傅兰雅对传教士汉文写作形式的认识。早期传教士期刊不仅普遍刊登中国白话小说，而且竭力模仿白话小说章回形式的写作。27 尽管其后这种文体的杂糅已不多见，但西人小说的中文著译绝大多数采用了该形式。如《天路历程》1853年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的官话译本，1871年羊城的土话译本，都将原作的五卷书改成三十回目。28

故而，即使傅兰雅在彼时西人对故事性读物需求的实际语境下，使用了与形式关系不大的“story”指称“小说”，其自身倾向的却是用最浅显文理写就的“long story”，是近于“novel”，体似章回的作品。不过，“novel”的演化模式与中国章回小说的发展途径并无法直接对应。29 甚至有汉学家表示过往西方翻译家用“novel”指称中国小说，乃是没有更合适词汇的无奈之举。30 “章回小说”是一个相当本土化的语汇。

西人对“story”的故事性要求导致中英征文启事与出案标准的微妙出入。但傅兰雅中文启事所看重和强调的结构成编、贯穿为部，前后贯连，还是触及了中国章回体小说在故事情节层面区别于短篇故事集的关键。31 五十余位作者也似乎自觉地呼应其隐含的“章回”要求。

其中，形式上最直观鲜明的特征便是分章分回标目。有40余部作品采用此形式。不过，各作品的回目多不统一。对句或单句，字数也参差。极个别作品虽有分回，却不标目。生硬分回的情况也不在少数。白话章回中，七言对句为主流，单句标目一般认为是话本小说的初期形态，而有回无目则接近受西方影响之近代小说。如此形态，在传教士汉文小说著译中却并不少见。标目简单的作者往往是教徒。

再者，以“话说”开头，以“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结尾的章回套语在该批作品中也很常见，但亦有尝试突破者。有学者认为虽然“新小说”时期部分小说仍然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但叙述者身份由“说话的”换成了“做书的”，体现了试图摆脱说书人影响、由口头化向案头化转变的努力。32在“时新小说”写作中已有不少作者有此自觉，将回末结语改为“且观下回分解”、“且看下回”。一字之差，从“听”到“看”，却是作者对小说摆脱说书与话本小说习惯，诉诸视觉，成为案头读物的性质的认可。同时，正如《扪虱偶谈》例言所论，33 话本小说习见的篇首诗词，包括冒头与楔子、四六联长句、散场诗等在这批作品中实已少见，多数作品单刀直入主题。34

“章回体”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系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类型。35 “章回”一词，首见于《红楼梦》第一回之“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章回小说”被明确视作一种小说体裁，最早或在1877年尊闻阁主《申报馆书目》设立“章回小说类”。36 其后，研究者便注意到了1896年邹弢所撰之《海上尘天影》王韬的序言：

以及邹弢以“章回说部”指称前述作品。“说部”一词非现代小说观念所能涵盖。但在晚清，该词主要是指叙事性文学。38 如果说王序之“章回小书”或难确指小说文体，邹说之“章回说部”则当与“章回小说”出入不大。对“章回小说”，近人蒋祖怡的总结是：“在形式上是长篇巨制，而承话本之旧，能以说话上的口头语插入文章，并且分成回目。将这一章故事的重心，缩成相对两联，冠于篇首。”39 所谓“承话本之旧”，概括而言便是对说书人表演套路的书面化的模拟。以此反观应征者的作品，已可见对传统框架的遵守与一定程度突破的迹象。

应征作品“榜眼”之作《澹轩闲话》中，作者詹万云借人物之口阐释了他对“章回小说”的认识：

第十回开篇更明确说“包尚德要做一部章回小说” 41 。

此处，也就是1895年的詹万云已明确将“章回小说”作为一个演说故事的小说体裁概念使用。其写作方法便是与写“一个个人的事迹”（应指纪传类传奇体）不同的“做成一回回，演成一套说话”的情节连贯体裁，语言应“浅白”。这样的小说体裁服从写作的目的和造成的阅读效果，是“令人人会看”。

这段“小说”概念解读，对作品故事性、完整性的把握，可谓深得傅兰雅未发之隐。另外，不可忽视的还有，王韬是该次比赛的评委之一，可能也看到了《澹轩闲话》和“出案”。那么，王韬为《海上尘天影》的序言便未必不受该小说和“出案”的影响。只是该小说彼时并未出版，詹万云的这一论述和理解便只为个别人所见，而未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视野。

傅兰雅征文活动虽影响不小，但众人多将目光集注于其“时新小说”提法，“章回小说”因已成后世成说，反而习焉不察。如返回言说现场，却进一步证明了在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前，章回小说应是被认作相对能代表“小说”文体性质的体裁。

结语

时新小说征文发生在“小说界革命”前数年。傅兰雅并非小说家，应征者们原本是小说阅读生态中的普通读者。征文活动使得两者不自觉地从普通的阅读者变身为写作的倡导者与文本的创造者，成为小说文体革新的实验者。两者观念的碰撞为认识晚清大众小说观念的变迁提供了生动实例。

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傅兰雅“启事”与“出案”中未曾给出明确而统一的小说标准。但在“出案”中提出了“仿诸章回小说”的说法。这可能是傅氏事先设定的文体评断标准和适格范围，也可能是他读完应征作品后有倾向的文体“归纳”，即应征作品内含的小说观念反过来影响了傅兰雅的文体认知。就目前而言，这或许是傅兰雅对应征作品多未曾实现叙事性的反应。

“小说界革命”以来，西方小说规定的小说文体，往往被界定为“故事性的叙事文”。取其故事性，便要在一定程度牺牲说理性。而说理特点的放大，又容易挤占叙事内容的空间。而上述部分中文普通读者所认知的“小说”却有不同：固然重视缀连性的故事，又强调形式的完整，当进入说理又淡化了叙事。面对此等局面，傅兰雅结合自己的中国经验、给出的“文学解释”是：表现不如意的应证者的缺失出在并未有效使用章回的文体形式。而被判为优秀的应证作品也以章回体居多。章回虽非万能药，但这一规律化的形式约束可以相对有效地调配小说情节的铺展节奏，作者亦可通过回目的设置来阶段性地凝聚情节、凸显主角的影响力，并降低读者的疲劳感、增强其继续跟进的兴趣。傅兰雅对章回的强调，同时也体现了对中华小说传统叙事方式的重视。

以此反观“以西律中”说，则可见彼时所谓的西方小说观念也是被国内小说理论者选择、讲述和重新界定的概念。非是纯西，而是被改造过的“西”，这其中渗透了多少传统小说观念，值得进一步探究。

征文活动内在规定性使得应征者服从创作主旨，对小说文体本身的价值也缺乏反思。在傅兰雅处，虽然教化内容有别，但重视的依然是小说教化的意义，并未明确抬升小说的文体地位的意识。傅兰雅与部分应征者对小说结构形式认识的不谋而合，也正说明结构形式在普通读者小说文体认识中的独特意义。新小说也应新形式，而这正是现代小说兴起时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并非说傅氏与应征者们的活动没有价值，因融合了中西小说观念的“误会”，反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思想积渐，是新的文化思潮的一股涓流。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未必是现代小说创作的起点，倒不妨可以视作认识现代小说的起点。

注释：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 3 22 《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傅兰雅的小说竞赛》，《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修订本），﹝美﹞韩南著，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128、135页。

4《求著时新小说启》，《申报》1895年5月25日广告页。

5 Chinese Prize Stories，Chinese Recorder，V26(June, 1895).

6 Chinese Recorder，V26(July, 1895)，pp.330-331.前引广告与评论前人多照徐侠翻译，比照原文可见有信息缺漏。此为笔者据英文原文翻译。

7《时新小说出案》，《万国公报》1896年3月第86卷。

9  参见梁苍泱：《格致散人及其作品考述——管窥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活动》，《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姚达兑：《从<新趣小说>到<熙朝快史>——其作者略考和文本改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黎子鹏：《清末时新小说<驱魔传>中鬼魔的宗教原型及社会意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等研究。

10  参见李亚白：《西方近代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1  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375页。

12 How can the Association become more Helpful to Girls’ Schools，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May2-4，1893，pp.27-28.

8 13 14 《傅兰雅档案》（第二卷），（美）戴吉礼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507、508页。

24《傅兰雅档案》（第三卷），（美）戴吉礼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15 25 29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9-10、13页。

16  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8页。

17  谭帆:《小说学论纲—— 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8李剑国：《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界定》，《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9月。

19陈成吒：《“新子学”视域下中国“小说”观念的演进——以诸子“小说家”作品的文体变革为中心》，《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

20 31 32 35 36 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6、189、25、41页。

21祝鉴堂：《论鸦片烟论时文论裹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周欣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8页。

23《傅兰雅档案》（第一卷），（美）戴吉礼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54页。

26 Chinese Repository11·5，1842，p.266.

27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9页。

28陈平原：《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30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33青莲后人：《扪虱偶谈》，《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周欣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34韩长恭：《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周欣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页。

37（清）司徒旧尉：《海上尘天影》（上），《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8刘晓军：《说部考》，《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吴承学、何诗海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7-66页。

39蒋祖怡：《小说纂要》，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72页。

40 41 詹万云：《澹轩闲话》，《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周欣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