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与嘉靖倭患

文:李楠

央视古装历史剧《民族英雄戚继光》不久前播放完毕，人们透过荧幕了解这位民族英雄抗倭英勇事迹之余，一系列问题自然出现在脑海中：为何明代倭寇屡犯东南沿海地区？为何嘉靖时期倭寇侵扰会陡然增加增，进而演变成为明代军事和政治朋党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我们来针对以上问题考察。

事实上，明朝倭患最早始于洪武2年（1369年）朱元璋在位时期。倭患之所以发生，有中日两方面原因。

就日本而言，一是元世祖至元18年（1281年），元朝军队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开始纵容浪人和商人侵扰中国沿海。二是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名义上控制各地“大名”的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实际上无法控制各地“大名”，而沿海大名经常派出武士出海参与抢劫。

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明初朱元璋统一战争，张士诚战败，其残部寄居东南沿海附近岛屿，渐渐成为海盗。其常与日本武士勾结，一起侵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形成明代初期的“倭寇”问题。

因此，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洪武3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7年（1374年）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从此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而且朱元璋又于洪武23年（1390）前后发布”禁外藩交通令”，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外国商品，违反命令者需受严惩。至于惩罚强度可以在明代《大明律》中找到相关内容。在《大明律》中有关违反海禁政策的惩罚条文，即：“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明初洪武时期严厉的海禁政策的颁布，目的是为了防止倭寇侵袭，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明代海外贸易发展。然而，这次严厉的海禁随着永乐皇帝的上台而有所缓和。另外，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在永乐三年分别在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设立来远、安远、怀远驿馆，甚至在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用以接纳西南住过朝贡。然而在此后嘉靖皇帝在位时，新一轮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随之产生。

嘉靖海禁源于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史称“争贡之役”。

据《明史》记载，嘉靖2年（公元1523年）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使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使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分道对明朝入贡，双方互争真伪。此外，由于宋素卿贿赂当时宁波市舶司中官赖恩，因此优待宋素卿，尽管其货船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由此引发日本入贡两支队伍的武力冲突。其结果导致瑞佐被杀，船只被焚。

宗设烧杀抢掠，不仅对当地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负责追击的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皆战死。事后，给事中夏言奏请朝廷倭祸起于市舶，结果导致福建、浙江两市舶司取消，仅存广东一处。从此，明代海外贸易再次陷入低谷。

此时，明朝已从明初战乱中得以恢复，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自然禀赋条件，农业、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特别在明正德至嘉靖前，私人海外贸易不仅迅速发展，而且取得一定规模。在众多商品贸易中，丝绸贸易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欧洲和日本均有庞大的市场。尤其是日本，由于此时日本丝织业也在迅速发展过程中，但生丝却几乎从中国进口。但由于海禁实施，番泊不通，结果导致商品的价格快速上涨。原来在中国国内生丝每百斤只有五六两，在日本价格可以上涨近十倍。巨大的价格差异所形成的套利空间，促使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形成许多私人海上走私集团，如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这些海上走私集团与日本浪人和海盗相勾结，进而形成巨大的商业、军事集团网络，不时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丝绸纺织中心。

由此，形成了一个与明朝海禁政策制定意图完全相反的现象。这就是嘉靖20年（1540年）后，“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出现了私人海外贸易规模未因海禁而缩小，反而更大的情况。而且，到了嘉靖26年（1546年），甚至形成“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的局面。面对此等形势，明朝政府进一步派出海禁强硬派朱纨前来镇压，在其采用“革渡船，严保甲”等一系列更严厉的措施后。迎来的不是沿海倭患的平息，而是嘉靖32年（1552年），汪直“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致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更加泛滥。由此可见，明代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东南“倭患：之间的内在关系。

针对这一假说，近期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与山东大学马驰骋教授在美国经济史学会会刊《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发表了名为“自给自足与明代海盗的兴衰”（Autark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iracy in Ming China）的文章，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证据。该文主要利用《明实录》等历史文献资料，构建唯一的明代沿海地区33个府从1371年至1640年的面板数据，对明朝海禁与倭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

一方面，他们发现倭寇活动较活跃的地方（侵扰次数超过10次）均处于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丝织纺织中心。由此充分说明倭寇劫掠具有较强的经济动机。另一方面，尽管明朝自洪武时期倭患就已经开始，但在嘉靖海禁后，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袭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其中最严重时期为1550至1560十年期间，平均每年倭寇侵袭达到50次以上。

而且，他们进一步通过历史自然实验的分析方法发现：倭寇侵袭在16世纪中叶迅速增加，完全是由明朝中叶强制执行海禁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1550年以后，倭寇对丝织业中心的侵袭要高出非丝织业中心1.3倍，而在嘉靖海禁之前和隆庆废除海禁之后，两者无显著差异。这进一步通过实证证据揭示了海禁与明朝嘉靖倭患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

由此可见，明朝嘉靖年间之所以倭患严重，其原因与明朝海禁政策执行强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明朝海禁政策持续了将近200年，但执行力度在不同时期强弱不一。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的累计时间仅约70年。正是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导致了嘉靖时期成为明朝倭患的重要阶段。海禁不仅阻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同时也损害了世代居住在沿海地区以海外贸易而生存的百姓利益。

就东南沿海地区而言，如《漳州府志》相关记载：“闽地斥跷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而海禁割断了他们的生命所系，进而不惜以身犯险，走上海上走私劫掠的道路。这也成为明代倭寇成分复杂的重要原因。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到，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时，绝不能因噎废食。虽然海禁的意图是为防止边患，但极端政策不仅阻碍了对外贸易和国家财富积累，也使中国丧失了同欧洲国家海上竞技的机会，还带来了民生灾难、社会冲突以及国家安全问题。这一切均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