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地位

作者:王北固

《三国演义》对于中国文学,戏曲以及江湖伦理思想的贡献,在最近五百多年,尤其是满清一代,有着划时代的光芒。但是在历史研究上,它对于三国史实的混淆与扭曲,却造成很大的谬误,有些史观问题到现在仍难澄清。

一、刘备围攻雒城

三国史的一般成见之一,是受《演义》与三国戏曲渲染“火烧赤壁”的影响,认为三分天下是决定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并且在此之前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实际上赤壁之战只是曹操削平中原群雄之后的南下,北方还有凉州残余势力与张鲁的汉中地盘尚未解决。而南方孙,刘两雄联盟,刘备仅借了荆州取得容身立足之地,尚未入蜀,并不能预料后来是否能鼎足而三。

入蜀的大战略,也并不如《演义》所敷衍的非刘备莫数。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取得益州(成都)之前,有两次孙权要强行借道“合作”取蜀的危机——第二次是周瑜亲自出马但病死途中。建安十九年的次年,又有曹操伐张鲁取得汉中而可能直下巴蜀的威胁,蜀方一天“数十惊”,守将以斩杀立威都阻止不住惶恐的人心崩溃。

而刘备入蜀(益州)的艰辛惊险过程,也不像《演义》描写的那样,完全是诸葛亮主谋策划与布局,更没有浪漫如意的戏剧化过程,而是刘备的深沉权谋,对于客观变化情势的机警掌握,以及坚毅果断的进取。按照《三国志蜀书》的正史记载,入蜀谋略与战斗全程是:诸葛亮先与关羽留守荆州后方,刘备带着庞统等人应刘璋之邀入蜀,佯装要为他攻打张鲁,哄骗得到了充足兵力与大批后勤物资之后,与“卖主求荣”的张松,法正配合,用庞统毒计诱杀巴蜀两名悍将,再对刘璋翻脸决裂而全面进攻益州。直到打下成都门户雒城(今四川广汉)之前,都是刘备“孤军奋战”(诸葛亮,张飞,赵云都在攻打外围其他城池),而且庞统阵亡于雒城。

刘备全面进攻刘璋并且包围雒城,是建安十八年春到十九年夏的事。这段时间,曹操刚打赢了马超,接着又挫败孙权,两场胜仗后返回邺都要晋位魏公,忙于政治斗争,而孙权新败方事喘息,是刘备无后顾之忧专心打刘璋的黄金机会。但以刘璋之子刘循坚守雒城一年多,以及庞统的战死,可以看出战况相当艰苦。而雒城之后,刘备阵营会师于成都之围,这是刘璋最后根据地的大本营,有三万精兵与一年存粮,应该可以守得比雒城更久。时间拖下去,曹,孙两方面若腾出空来攻打巴东或荆州,刘备势必弃成都而回师应战。

然而,成都只围城几十天刘璋就开门投降了。这个意外的发展结果,是马超投奔刘备,到了成都城下之故。这并不是像《演义》说的那样轻易,也不是诸葛亮的策划设计。《三国志蜀书》中刘备,马超,李恢三个人的传合起来看,诸葛亮从头到尾都没有参加招降马超这件事,而是刘备独立完成的。

建安十六,十八年被曹操两次打败,马超失去了原来凉州的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靠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其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说他: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李恢传》则说李投奔刘备于蜀北绵竹之后,“从至雒城,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资治通鉴》采取的是《李恢传》的说法,也就是刘备主动找马超。

马超投效刘备,究竟是谁先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相会时的一段奇特诡计。《马超传》里“先主遣人迎超,超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这段文字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说明了原来只有孤零的几个人,何以变成了“超兵”;注引《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在马超尚未抵达成都围城战场之前,暗地先拨一批兵马冒充马超带来的部队,这要比等马超几个人到了战场再拨兵给他领去攻城,在摄敌的心理效果上,当然强了好几倍。问题是:刘备凭什么有十足把握说“吾得益州矣”?之后的事实发展“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溃”,又为什么刘备能料事如神?而刘备原来数万部队,几名悍将在蜀境全面攻打了一两年,为什么不如一个似丧家之犬的败兵之将马超,可以“未一旬”使蜀主刘璋投降?

二、“玩众黩旅”的凉州兵团

1、凉州军人马超

马超虽是败军之将,但是之前曹操打他很吃力,并且是先离间了马超的凉州将领盟友韩遂,分化了他们的战斗力,才打赢的。曹操曾讲过一句从未用在其他对手上的重话:“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三国志》与《演义》都说马超的武艺可以比得上吕布,他在沙场上惊人的战斗力,是曹操惮忌他以及成都“震怖”的原因。

马超的无比勇武,来自他出身凉州兵团以及拥有羌族血统的体魄。马超的祖父曾做过凉州与关中接界之地天水的基层军官,后来“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典略》)而生下马超之父马腾。马腾年轻时应募从军讨氐,羌之叛,多年积功升到征西将军,到了老年其部曲归马超率领。

陇西是凉州东南方天水附近最靠近关中的地方,尚且是“与羌错居”,则可以推知,再往西北的凉州中心地区(武威)直到敦煌,这些边塞军事城市之中,羌,氐胡人散布杂处的情形。马家祖孙三代做凉州军人,与边境的羌,氐杂居共处,实际上受地理气候与生活方式影响,已经相当胡化而有胡风,其私兵性质的“部曲”不但胡化而有胡风,而且其中本来就夹杂大批羌,氐族兵。他们有时为朝廷讨羌,氐之叛,有时又引羌,氐为后援而逆抗朝廷(建安十八年曹操第二次打马超时,氐族之王就响应马超而叛乱)。

马超离开汉中要投奔刘备时,《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典略》说他是绕道而行“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资治通鉴》也采取这个说法。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地区,与羌族交错混杂,而广大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娘家亲人部落。马超绕道氐境,是在危急逃亡之中,运用他的种族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先天保护,来防止张鲁部下可能的追杀。而巴蜀自古以来就一直受羌,氐人的骚扰侵犯,早就心存戒惕,当然很清楚马超拥有的这种“祖传本钱”。可见马超绕道氐境再奔蜀,既摆脱了原来在张鲁汉中的败军之将形象,又换上了“挟氐,羌自重”的新地位。

“挟氐,羌”本钱这一点,是刘备重用马超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建安十九年拿下成都建立“新的刘氏”巴蜀政权之后,刘备所面对的复杂人事派系问题,大约是:旧阵营的嫡系(关,张,赵,糜竺,简雍等)与非嫡系(魏延,黄忠,马良等),巴蜀的“卖主派”(法正,许靖,李恢等)与“本土派”(黄权,董和,李严等),加上后来陆续提拔的当地人世(廖立,刘巴等),可分为五大派系。《资治通鉴》上说这些人相处得很好,那是司马光提给宋神宗“资治”的道德教条。

实际的情况是:关羽被东吴吕蒙奇袭打败时,竟因不敢投他政敌(刘备养子)刘封的防区而殒命;法正掌权后公报私仇,杀了不少过去得罪他的人;诸葛亮早就警告刘备,关羽看不起黄忠;杨仪初与刘巴不睦,后来竟利用马岱杀大将魏延.刘备这个人事复杂的“外来政权”,很需要一个与他相似的强悍“外来者”马超,挟巴蜀所畏惧的氐,羌,来作一个边际性的权力平衡作用。

另一方面,有了马超坐镇,可以省却许多边境胡族氐,羌的骚扰,无外侵后顾之忧,才可以全力应付曹操与孙吴。虽然,氐,羌永远是叛服无常,也曾使刘备损失了吴兰这样的将领(建安二十三年春,对曹洪之战,被氐人所杀)。

次年黄忠斩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刘备报了吴兰之仇,使曹操视汉中为“鸡肋”而退兵。刘备取得张鲁旧壤,与马超君臣二人都大为光彩:马超一雪兵败受辱于汉中之耻,刘备洗刷诈取刘璋之兵援而不攻汉中之羞。于是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这个头衔既不“巴”也不“蜀”,并且有前进长安威胁曹魏的用意,政治正名权术上相当高明。刘备自立为王,要向皇帝(汉献帝)上表,列出十一人领衔的一百二十人的权进理由,这十一人,马超排名第一(诸葛亮,关,张在后面)。刘备称帝之后,封马超为侯,所用的“策”文之中有这样的话:“氐,羌率服,獯鬻慕义”,獯鬻是匈奴的古名,这是刘备以地处汉胡交杂的“汉中帝王”的身份,正式宣告马超在种族地缘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后来刘备应马超死前之请,再封其从弟马岱为侯,并且为子刘理娶马超之女,可见极为重视马超。

2、“凉州上士”姜维

马超,马岱这两位凉州将领在蜀汉政权的风光,还转弯抹角的延续到“乡里”的下一代:诸葛亮死前几年大力栽培,后来成为蜀汉末期力战曹魏的大将姜维。姜维是凉州地区天水人,诸葛亮夸他是“凉州上士”。

在《三国演义》里形象也被扭曲得很厉害的姜维,其父曾战死于羌,戎的叛乱之中,姜维本人也是一位带有胡风的悍将。他的文化知识程度(通郑玄之学)当然要高过马超很多,但尚不足以做一个能兼顾后勤与政治斗争的大臣。所以诸葛亮死后他力撑战局近三十年,最后受宦官排挤而失败。

《三国志蜀书姜维本传》对姜维的评语是:“粗有文武,志立功名,玩众黩旅,明断不周。”凉州偏远边塞落后不文地区,本来只能“粗有文武”,当然也就“明断不周”。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早期的董卓及其四大部将,到张济之侄张绣,到韩遂,马腾,马超,到姜维,凉州将领一脉相承的“玩众黩旅”的胡化式的强劲作战能力,在三国史上所占的特殊地位。

3、胡化羌化的董卓

胡化而有胡风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大部分引入《后汉书董卓列传》中的记载,说董卓“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与马超,韩遂相似,都因与羌胡长期善处,而能引之为后援。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所致。

早在公元三,四世纪的中国史书,在汉族文化中心思想下,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笔墨,去记载胡人的固有文化风俗习惯的。董卓及部将李jue(音“决”),郭汜的肆虐关洛京畿,《后汉书》,《三国志》都详细记述其恐怖残杀。但后来曹操屠杀马腾家族时,不过是“夷三族”三字而已,更后来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时,氐王率众不服,曹操血洗这万余人,《三国志》就干脆以“屠之”简单二字一笔带过。这种在史笔上的“双重标准”,因为近两千年羌,氐,匈奴已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而不必在完全无可考的史料中去争“民族平等”。但是,历史研究与史观的进步上,应有提出相对看法的必要性。

相对的看法之一是:东汉强大帝国固然是因为土地兼并的重剥削,引起黄巾起义而拖垮的,但在黄巾形成之前,长期对西北边塞羌族几百个部落的用兵所造成的财政消耗与匮竭(早在班超之后不久的东汉安帝时代,已用掉两百多亿公币而且凉州虚耗),而转嫁到对内的财政搜刮,才是黄巾起义的主要原因。

胡化,羌化的董卓,实际上是在其“民族盟友”羌族祖上百年纷扰耗蚀掏空了东汉之后,乘虚在宫廷斗争之中进入洛阳,而摧毁这个中国史上最辉煌的汉族帝国的。

董卓被诛后不久其女婿牛辅也横死于部下之手,接下来是凉州兵团李傕(音“决”),郭汜,樊稠等部将,如疯狗般地肆虐关洛精华地区,并且反复而自噬,他们相继凶终之后,曹操崛起重建华北地区的秩序与恢复社会生机。后人指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计较此前献帝在李,郭之间被劫持成为人质,在凉州兵团士兵的调笑之间度日,这又是另一种“双重标准”的史观。曹操其实是汉室的拯救者,假如不是他奋力崛起,李,郭,樊的凉州兵团使“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之后,将可能是五胡乱华提前一个多世纪登场。

曹操收拾关洛残局,“挟天子”击败强敌袁绍,称霸华北,到赤壁战败后两击马超,整个将近二十年(自建安元年到十八年)的霸业,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就是他对于凉州兵团的成功处理。这件事一直被他的“挟天子,屯田政策,收编黄巾精锐,征乌桓(乌丸),赤壁战败”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掩盖而不彰显,是三国史研究的一个遗珠,十分可惜。

4、反复无常的张绣

董卓死后,其凉州兵团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郭,樊一一战败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就食问题战死于南阳,他的侄儿张绣继承了武力,而顺势依荆襄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后又立叛,且重创曹操(杀死其两个儿子),表现了凉州兵团胡风的反复与强悍战斗力。张绣之叛,是因为曹操纳其婶(即张济的寡妻),感觉受辱,有些史论说张绣之婶也是羌族之女,有待考证,不在本文范围。这里要谈的是:不久张绣又二度降曹,并助成了霸业。

张绣二度降曹,除了他自己的反复个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反复”的凉州奇才贾诩。这位后来成为曹魏重臣(曹丕篡汉后的元老地位)的谋士,其实是董卓之后长安关中被毁的“元凶”——牛辅暴死后,凉州兵团群龙无首,兵力分散而惶惶自危之中,是贾诩献计教李,郭劫掠长安并且沿途招兵而再壮大的。贾诩的精虑在于:他知道李,郭等不可信而谦让不居功,并且明哲保身投靠张绣做了军师。张绣二度降曹,就是贾诩分析利害而劝服的结果。所以曹操见二人来归时,高兴地握住贾诩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张绣第二次投降曹操,对于三国前期北方各大势力的起伏消长,具有推波助澜甚至综合归纳的作用。因为他是肆虐关洛的凉州兵团自相残杀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支保持整齐而仍有强劲战斗力的部队,且身处曹操,刘表,袁绍三大势力之间。最初贾诩投张绣而劝他依刘表,是一时就食存活之计,后来就要考虑前途发展问题。张绣初降曹,立叛并杀了曹操二子之后,袁绍乘机派人招降张绣并致函贾诩,这是官渡大战前夕的事。当时袁曹实力是七与一的悬殊之比,张绣对曹又有杀子之仇,理应投袁反曹。这时贾诩表现了第一等谋士的眼光与智慧,以袁绍,袁术兄弟尚不相容之事劝张绣,而降曹。而曹操也有能容天下之量,不计前嫌,并且还与张绣联姻而重用他。

官渡大战的后期战役,袁绍败死后,曹军追击其二子,张绣在南皮的硬仗之中大破袁谭,消除袁氏残余势力,而确立了曹操一生霸业。所以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之下,“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这是建安十年曹操霸业前期十年有成的事。两年后,曹操再征乌桓追击袁绍另一子袁尚之前,曹丕以过去“杀吾兄”的事质问张绣,使他恐惧而自杀,这是这位未来的魏文帝器宇低狭之处。

征乌桓胜利并且以重金赎回了蔡文姬之后,次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就统率大军南下打赤壁之战了。赤壁之战后三年,建安十六年,关中地区的凉州将领马超,韩遂等,因为胡风的反复无常,而怀疑曹操派去征张鲁的钟繇对他们不利,于是大叛变,表现了十足的羌,氐族个性。这反而给了曹操机会,趁此再解决掉卧榻近处最后的这一批蛮悍难服的胡化武力。

解决的过程有两个重点:一是凉州人贾诩献计,离间马超与韩遂;一是曹操本人也深悉凉州兵团的胡化个性“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后来就是马超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投刘备,韩遂战败逃往羌人区而被部下所杀,献首级于曹操。凉州兵团与各路悍将,在关洛京畿的一段纷扰史就此告终。留下马超,马岱两孑遗,在蜀汉当刘备的政治统御艺术符徽。

三、凉州人必然的胡化因素

总结自东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应召入洛阳,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凉州兵团这三十年在关洛华北的争战起伏消长,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董卓;二,李,郭,樊;三,张绣;四,马,韩。在军政局面上,前两个阶段是凉州兵团对东汉朝廷的摧残,后两个阶段是凉州兵团的强悍作战力被曹,刘所用,而成就其霸业。

凉州兵团有暴力摧残关洛精华地区与东汉帝国中枢,有强悍难御的作战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长期掌握所踞地盘。这是因为在文化上受胡风影响的反复无常多疑易叛个性,其本身内部团队结构更是羌胡式的“莫相归服,军无适主”,所以暴起暴落,与中亚的草原民族性及生存方式很类似,难以稳固持久。

假如把历史的眼光再放大,放远,放细去观察,则可以发现:凉州兵团的胡风与胡化,具有非常实际的地理气候条件因素对于族群生活方式与民风的影响。

打开中国历代版图,可以看到凉州是自西汉武帝之后才划入领土的,而后来历代只要不是强大的汉族王朝,这个狭长的河西走廊,就一定是胡人独立的割据政权(如:五胡的五个“凉”国,两宋时代的“西夏”)。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支人所居,而被匈奴逐往中亚印度,之后就是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而合成凉州,以及东汉以来匈奴衰落后,所留传的丧失祁连山草原家乡的悲歌。

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民,实际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驻边区武力,日久之后,这些武力生活方式必然要当地化即胡化,再下去就是有一部分兵源也当地化(反而作战力更强),而最后是边防武力的全盘胡化。

这个蜕化演变方式,与同一时代欧洲西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日耳曼蛮族的募兵,后来在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斯拉夫蛮族的募兵,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对于边塞蛮族土耳其的募兵,以及唐朝的安禄山,明朝的建州(女真族).都是相同类似模式,也都同样因此被蛮族渗入而覆亡。

这个属于世界史的模式轨迹,再进一步探索。可以提出两点新论。

第一,五胡乱华不必等到公元308年的永嘉之祸汉化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的东汉末胡化的凉州兵团为祸关洛,就可视为五胡乱华的前驱。

第二,汉胡文化的对立,冲突,融合问题,在文化的高低与武力的强弱之外,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相对论的看法,例如:五世纪末北魏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之前三个世纪,已有董卓到马超这些东汉凉州兵团的胡化。

而公元189年胡化羌化的董卓开始的凉州兵团肆虐关洛三十年,并摧毁东汉帝国,也可视为过去百余年东汉长期军事镇压羌族以来,一个历史反讽的回光倒影。

在汉族稼穑帝国本身的优秀进步文化方面,董卓入洛阳之前十四年(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大儒蔡邕等建立《熹平石第》于太学门外,这样的儒家官学盛事,以及之前六年党锢之祸大杀李应与太学生等300人——汉族儒家文化成熟而同时腐烂。

西汉武帝夺匈奴河西走廊建立凉州军事四郡之前二十年,在他登基之初的公元前140年(中国皇帝有年号的开始),即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百多年后的东汉盛世,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钦定五经正义,再由大儒班固编定《白虎通义》,使儒家思想达到首次成熟的颠峰,之后不到一百年而有《熹平石经》的建立。而这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一方面是东汉历任护羌校尉在羌族区不时地斩首万余人,或丧师三千人的长期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初度烂熟,所熏陶出的士大夫矫激之气,演变出东汉末期的名士空谈误国与化身为割据军阀。这两个方面共同蚀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儒术的东汉帝国,最后造就了羌化的凉州兵团在关洛精华地区摧残中华文化的大浩劫。

历史的讽刺是:羌胡化而残暴嗜血的董卓,竟然知道尊贤而重用蔡邕,却因此使这位东汉的末代大儒受其株连而死于王允之手.于是两汉三百年儒学中断而沉沦。董卓伏诛后十五年,曹操征乌桓而接回了去国十二年的蔡邕之女蔡文姬.她在李傕(音“决”),郭汜大洗劫关洛中华文化之后,凭记忆文章来续三坟五典,两汉风华至此凋零殆尽.

而当初召董卓入京助其夺取权力的大将军何进,后来留下一个被曹操(因娶何进之女)收养的孙子何晏。这位在《三国志魏书》有传的“思想家”,把凋零沉沦的儒学,往老庄避世思想方向引导,开魏晋六朝清谈无为颓风之先河,引进了后来五胡乱华的中国历史黑暗时期。

三国史实并不像《演义》说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浪漫轻松自在,而是羌,氐,匈奴的家园血泪史与辉煌灿烂的汉文化的浩劫史,是这几个民族丧魂落魄的沧桑,是中华发源地河洛关中的无尽悲凉,以及曹操,刘备这些劳碌的战略家们力挽狂澜的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