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低谷，苏轼有酒，还有一群不畏牵连获罪的朋友

作者：魏国强

黄州四年是苏轼人生遭遇的第一次贬外。

此前的苏轼在官场上可以说一帆风顺。他早年与弟苏辙一起在父亲苏洵的教导下学习诗文，二十二岁参加欧阳修主持礼部科试，并以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极大赞誉。四年后，经欧阳修推荐，苏轼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以制科入优等，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此后他又做过杭州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在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中，44岁的苏轼差一点死于非命。

经四个月又二十天的牢狱之灾后，苏轼被贬到黄州，虽然被安了个“团练副使”的官衔。按宋官制，团练使高于刺史，低于防御使，即使是副职，也算不小的官。但是苏轼这个团练副史不仅不准擅离该地区，而且无权签署公文，只算是个闲职，换句话说，有一种被监禁起来的意味。

这时候的黄州远比不得京师开封那样繁华，虽然称之为州，但是却没有城郭，西边直抵江畔，其余三面虽略有垣壁，中间多为藩篱而已，城中居民也不多，多数居民积水荒田，耕种捕鱼。用宋初黄州刺史王禹偁的话说：“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这样的人都难耐心中寥落，心志之高者，前后反差之大者，放谁都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余秋雨先生是苏轼的“粉丝”，他在《苏东坡突围》中感叹：“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由着这种崇拜，他甚至不惜拿照顾和伸出援手的狱卒、太后来烘托苏轼浑身上下散发的文化味，称赞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文人的德行盖莫如此，不仅看到蚂蚁啃食面包屑也可以写成文章，也可以从洗脚水嗅出文化的味道。

苏轼远没有这么矫情。“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苏轼，劫后余生，余悸未消，心境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苏轼抵黄州，最初被临时安排住在定惠院这个简朴的小寺内，别人回避他，他也回避别人，随僧蔬食，闭门却扫，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到五月，家眷一行二十人到来，举家迁居州衙安排的临皋亭内。作为贬外官员，他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日以困匮，哀以乏食。他的好友马正卿，替他在东城门外请领了一处荒弃的营地耕种。这块数十亩的耕地，实际上久已荒芜，为茨荆瓦砾之场，这一年又逢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由于这块地地处城东，苏轼便自号为东坡居士，并在此亲手营造“雪堂”一座。

自到黄州的这年二月到七月，苏轼的多首词章可窥其心境凄凉，梦断惊魂。二月所作《南歌子》叹道：“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二月至五月于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所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有跋指此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直至七月，乌台诗案的经历，依然是萦绕苏轼心头的恶梦，“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坠星河转。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菩萨蛮》）

文人的自恋和纵情狂放，自来就与官场不融。对此，苏轼早有所悟，此前，他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记一篇就曾：“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历史上一身臭名的明朝奸相严蒿就有诗曰“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李杜文章光焰长，一个布衣半个官。”严嵩说的倒是实在话。但是文人们偏偏多有一副忠君报国、济民治世的雄心壮志，一方面要纵情狂放彰显独立个性，一方面还要努力位列公卿有所作为，免不得会成为幽林之乔木，不融于众，遭小人忌恨，仕途险恶，甚至丢掉性命。如曹操、毛泽东那样为政可登紫极、为文堪称大家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反过来说，审视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和官宦自来密不可分，文学上有成就的多是仕途祸患者，可谓官场失意，文学得意。只是这种得意，往往回响着慷慨悲凉的声音。

这个时候的苏轼，在他的人生中显示的是一种文人的挣扎。这种挣扎，显示出文人可爱的另一面，苦中寻乐，把俗人习以为常之物咀嚼出美丽的味道。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奔放于田园，苏轼自得其乐，甚至自以为前生就是那位采菊的陶渊明。他在《哨遍》序中说：“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心病难医。文人心灵上的伤痕更难医，特别是对那些大文豪，心气儿更高者，没有人帮得上，医得了，只能自己寻找解脱和平衡，领悟生存与生命的智慧。这个过程，哀伤就着哀伤，沉沦和着超脱，狂放涌着酣畅，便会出现凤凰涅磐一样的蜕变。这种蜕变何其艰难，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文人终没有完成而郁郁仙去。

好在，苏轼有酒，还有一群不畏牵连获罪的朋友。

中国古人早在8600年前就已经能酿出美味的酒。酒与文人似乎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文人会与酒有如此多的故事。几千年来，酒与中国文人如影随形，关系密切。据说，郭沫若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李白留存下来的诗文大概有1500首，其中直接写到酒的大概是占到了16%；杜甫留下来的文和诗有1400篇，其中有20%里头就有“酒”字。我也凑个热闹，粗略估计，苏轼全集三卷著诗文2300多篇，酒字的出现频率多达1061处。他写的酒赋至少也有五六篇，其中尤以“酒颂”，述说陶然微醉，杯中乐趣，令同道中人称绝，使不好此物之人神往。苏轼的祖父本就好这杯中之物，而苏轼本人不仅饮酒成瘾，而且自己造酒喝。在黄州就亲手酿制过蜜酒，只是酿酒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只算乐趣而已。其实，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并不大。按照他的道理，一杯酒就醉，与那些海量之人醉酒都会得到同样的感觉。黄庭坚说他“性喜酒，然不过四五角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滤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酒里解脱，醉中狂放。苏轼以此找到人生坎坷成败的平衡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这就是到贬谪黄州第二年的苏轼，什么名利，什么强弱，醉它百年三万六千场，这是何等豪迈的酒话，即使是终生贪恋杯中物者，亦愧不如。这是文人喝酒的一种品位，又岂是市井之人所能知。

这些自娱式的表象，实际上暗流涌动着苏轼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这种思考反省过去，究事务本来，循人生行云流水之快意，应该说是进入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领悟。他在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中说：“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就透射着哲理的意味。

喝酒，不能没有友人作伴，自然需要山水为宴。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讲，世界有多大，文人的心就有多大，至于那些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不过是文人借题发挥的载体而已。优哉游哉，饮酒谈笑，醉了心，醉了山川，文章字句在这美酒飘香的氛围里一泻千里，哪里还有烦恼，哪里还有忧愁，真乃快哉人生！于是，也就有了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仲夏之夜，苏东坡与客泛舟于黄州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八月中秋，复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十月十五日，再次携着酒和鱼，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作后《赤壁赋》。

翻阅清光绪年间《黄州府志》，里面记载苏轼在黄州的轶事不少，但是在人物志中，寥寥数语，几次游赤壁最为详尽，前后有潘大临、陈慥、王文甫友人为伴。

虽然，今天的东坡赤壁已经难觅词赋中的景观，但是，只要有过游览长江的经历，了解苏轼到黄州的前后历史，体味苏轼当年的心境，放松自我，吟诵词赋，几可触摸。前赋依月夜泛舟，借景抒情，凭吊历史人物兴亡，因景喻理，旷达超脱。后赋载记行程，笔墨风光，忽鹤忽道士，奇幻非常。两赋的悲喜感情变化，波澜起伏，摇曳多姿，寓悲愤于旷达，融现实与虚化，感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叹孤鹤蹁跹之自由，随机生发，情味隽永，诗情、画意、哲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那首“大江东去词”，气势恢宏，时空交错，英雄气概，撼天动地，情景豪迈，古今文人无不为之倾倒，一词而定苏词豪放之流派。

三个月内所创“两赋一词”，达到苏轼文学创作的巅峰，超越时空和地域，令我辈后人百读不厌。应该说，“两赋一词”已经赋予赤壁另外的一种精神和文化意蕴。“赤壁”仅仅是苏轼“发声”的载体和符号。即使不在黄州，即使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丝毫不影响领悟赋和词的意境，丝毫不影响领略苏轼突破抑郁之后的豪情万丈。

这几次今天看来极不丰盛的江畔小宴，实在可以轰轰烈烈地载入酒文化的历史，算得上历史上著名的酒会。而对于困厄心境数载的苏轼，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压抑的可以舒缓，悲愤的得以释放，冰冻的尽皆消融，似乎已经大彻大悟。后世亦不知有多少遭遇困境的人，在那难解心结的时候，反复咏诵苏轼的这些赋和词，以求心灵上的平衡和解脱。但是，苏轼在黄州，在这赤壁，在这酒中，寻找到了人生生存和生命的大智慧，或者干脆说，已经由乌台诗案前的苏轼，蜕变为“大江东去”的苏轼。

循着这样的方向，苏轼看似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似乎闲云野鹤一般从此可以超脱。如果这样理解，只能说还没有读懂苏轼，太不了解中国的文人。

苏轼寻找到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归宿。

文人终归是文人。随遇而安不是文人的本性。即使官场上已经碰的头破血流，仕途仍然是追寻的一个方向，只不过，这种追寻，更为愤世嫉俗，更显的清浊分明。苏轼到黄州的第三年，即元丰六年（1083年），苏轼仕妾朝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儿子取名为“遁儿”，并赋一首“洗儿”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毋庸深究，他为自己招惹是非的“才气”所悲，也寄希望儿子宁可少了这些“才气”，也要位列公卿。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视位列公卿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群愚蠢、粗鲁之辈罢了。

如苏轼之弟苏辙之语，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是营营仕途中人，只是比别人对人生和生命的理解更为深刻，已经逐步修炼到进取而又不迂执，超脱而又不厌世的境界。否则，一了百了，从此苏轼再不会有写文章的情绪了。情绪伴随一生，才有苏轼这一生丰产的文学成就。只是，以黄州为标记，苏轼显得比先前更为洒脱；以赤壁为标记，苏轼对生命和人生的理解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这样看来，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对于黄州，则是其数千年文化历史发展的一次机遇。这里，已经很难说清到底是黄州成就了苏轼，还是苏轼成就了黄州。至于黄州赤壁，实在已经降为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