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如此造

光绪三年十二月，江宁三牌楼地区发生一起命案。洪汝奎、胡金传等官员冤杀了绍宗、曲学如，制造了一起冤案。四年后的光绪七年，真凶周五、沈鲍洪意外落网，对罪行供认不讳。案情重大，舆论大哗！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得不重审此案，但是已经升任两淮盐运使的洪汝奎拒不配合调查，胡金传则一味狡辩，推脱责任。案子似乎陷入了僵局。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眼看着此案重启即将满四个月了，刘坤一觉得老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一狠心，会同江苏巡抚上奏，请求刑讯已革职参将胡金传，并申请将四年前涉案的所有官员分别卸任，传讯到江宁，听候查办。十一月初十，皇帝同意了刘坤一的请求，命令刘坤一严刑审讯此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圣旨要求所有涉案官员一律卸任，听候查办。这些官员包括两淮盐运使洪汝奎、淮安府知府孙云锦、沭阳县知县严堃、清河县知县丁仁泽、候补同知单之珩等。

三牌楼案顿时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仅凭这一道圣旨就能把案子审讯得水落石出，那么我们就把清朝政治想得太简单了！三牌楼案案情曲折，涉案官员众多，舆论高度关注，这是多么好的政治斗争的素材啊，怎么能浪费呢？在晚清，一桩案子如果不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是称不上一起大案的。

十一月初，河南道监察御史李郁华首先就三牌楼案发难。他上奏，以“问官滥杀无辜，督臣意存袒护”的大帽子开头，请求严讯此案。李郁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李郁华说，四年前的三牌楼冤案是洪汝奎一手制造的，而总督刘坤一上下其词，把罪责推卸给胡金传一个人，显然是在故意偏袒洪汝奎。可见，李郁华攻击的真正矛头，对准的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治明星洪汝奎。

李郁华的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权力神经。慈禧太后对此案是不是冤案并不感兴趣，对绍宗、曲学如等草民的生死也并不关心。她从此案中看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地方官员办案时违背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总督司法权力膨胀。地方权力扩张，朝廷权力就萎缩，慈禧太后绝对不能容忍这一点。晚清时期，权力下移是一个大趋势，朝廷权威逐渐被削弱，封疆大吏势力越来越强大。慈禧太后刚好可以利用三牌楼案，敲打一下以刘坤一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所以，朝廷下圣旨斥责刘坤一，要求查清楚洪汝奎、胡金传等人在此案中的责任。

当时，刘坤一即将去位，朝廷调左宗棠继任两江总督。但是，舆论的力量太强大了。李郁华又上奏说，刘坤一不能置身事外。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上奏，说明了三牌楼案的进展。在奏折中，刘坤一说三牌楼案当时由洪汝奎承办，洪汝奎查明案情后并未定拟罪名，而是具禀前两江总督沈葆桢，案情重大，请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奏折。沈葆桢在二十三日批示，案情无疑，将曲学如、绍宗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割耳递解原籍。这些情况，不仅有案卷可查，而且还有沈葆桢的亲笔批示，大家都可以辨认。刘坤一基本上是在为洪汝奎开脱。

十二月初六，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也上奏议论三牌楼案。陈宝琛的奏折比李郁华的奏折更具体，还透露出了不少背景信息。

首先，陈宝琛说，七月周五、沈鲍洪落网，人们重新关注三牌楼案。但是八九月，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就出现了匿名书信，痛骂洪汝奎，并提到三牌楼案。有人把书信投递给京城许多官员。这明显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他怀疑是洪汝奎的仇家所为。因为洪汝奎担任盐运使之后，严格依法办事，损害了奸商的利益，引起部分盐商不满和毁谤。所谓的三牌楼冤案，不排除有盐商势力在背后操纵、鼓噪的可能。

其次，陈宝琛说，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参劾高淳县知县唐葆元“巡防疏忽，听断糊涂”。唐葆元遭到革职处分，心中不服，跑到北京都察院呈诉冤情，要求传讯相关的官员洪汝奎、孙云锦到京，和自己对质。恰好洪汝奎、孙云锦都牵涉进三牌楼案，陈宝琛就怀疑此事可能是唐葆元在背后操作。唐葆元是想借此案来发泄对革职的不满，同时拉洪汝奎等人下水。至于刘坤一，陈宝琛认为，刘坤一既然查明了胡金传罪无可赦，将胡金传革职调查，势必要牵连洪汝奎。所以，不能断定刘坤一袒护洪汝奎。

陈宝琛是个很认真的人，他把三牌楼案前后的案卷和人犯供词一一对比、分析后，就案情本身提出了六大疑点。

第一，前案中，死者发辫无存。后案中，周五用篾刀将朱彪发辫砍落，那么辫子应该掉在地上，而非无存。后案的辫子到哪里去了？

第二，前案中，尸体旁留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后案中，多了火钵和小尖刀。周五、沈鲍洪杀死朱彪后，把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都扔了，为什么要带着一个火钵逃走呢？小尖刀又在哪里？

第三，前案中，案发地上并无血迹及践踏情形。陈宝琛认为应该是移尸，命案第一现场不在三牌楼竹园旁。后案中，既然说朱彪会拳脚，功夫了得，那么即使辫子被人拉住，也可以用力抵抗，况且他还带着尖刀，为什么任由周五、沈鲍洪砍杀，没有反抗呢？况且雪地行凶，肯定会留下践踏痕迹。朱彪被砍死，地上肯定会有血迹。为什么地上既无痕迹，也无血迹？

第四，周五、沈鲍洪招供，杀害朱彪的当天，他们向缪瘸子借了个金戒箍，拿去当钱。但是查对当铺记录发现，当金戒箍是在十二日，不是案发的初九。再次提审时，两人又说，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了。陈宝琛觉得这也是一个疑点。

第五，案发后，江宁城在缉拿凶犯，周、沈二人为什么不但不逃匿，反而还若无其事地出入街坊，先是公然嫁卖刘王氏，数日之后又从容典当金戒箍？另外，朱彪虽然把刘王氏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周五、沈鲍洪，但并没有和他们两个人一同去过缪瘸子家。周、沈杀死朱彪后，突然来到缪瘸子家，将刘王氏嫁卖，缪瘸子为什么不但不怀疑，还帮忙数钱？

第六，陈宝琛认为此案的动机也有问题。周五因为朱彪诱拐了刘王氏而起杀心，沈鲍洪怕被朱彪看破奸情而起杀心，两个人都想杀朱彪。为什么他们在江宁遇到朱彪后还很高兴，还商量好入伙行窃？准备行窃的时候，为什么又乘朱彪离开时，突然密谋将他杀害？况且，朱彪把刘王氏的藏身之所告诉了周五，周五马上就能找回刘王氏，仇恨应该消解才对。

除了针对案情本身的疑问外，陈宝琛觉得案子复审过程中也有三个疑点：

其一，告发真凶的李大凤并不是朱彪的近亲，而证实和州并没有薛春芳其人的曲学和、曲惠春叔侄，以及指控胡金传严刑逼供的张克友却是该案的利害相关人，他们的供词，就百分之百可信吗？李大凤要为亲戚申冤，为何不在案发当时，而是行窃被捕后？曲学和要为兄弟申冤，为什么四年前不站出来？

其二，许嘉福认定杀人的篾刀是他的。可是，篾刀是民间寻常物品，江南谁家没有？他怎么就认定那是自己的刀？

其三，关键证人方小庚，只是个市井游民，四年前可以被胡金传威逼利诱，胡乱供述，今日也可能被其他人威逼利诱，反过来指控胡金传。复审的人证、物证是否可靠？

综合上面的种种疑问，陈宝琛认为，朱彪被杀一案，究竟是不是四年多前的三牌楼命案，还有待详细、认真地审理。可是，刘坤一即将卸任，又刚刚被李郁华弹劾，新任总督左宗棠到任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案件拖延太久，恐怕节外生枝；如果案件让江苏省官员重审，又难免会受到原审势力的影响，不能还原事实真相。所以，陈宝琛奏请朝廷，派遣精通司法刑狱的钦差大臣前往江南，重新审理光绪三年和光绪七年的这两件案子，详细梳理人证、卷宗，查明真相。

应该说，陈宝琛的奏折，说了一些有利于洪汝奎、刘坤一的话，但总体上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他严格从案子本身出发，呼吁由相对超脱、独立的钦差大臣接手调查真相。慈禧太后对他的奏折也很重视。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初八，朝廷命令理藩院尚书麟书、刑部侍郎薛允升为钦差大臣，火速前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

麟书、薛允升两个人不敢怠慢，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十八日抵达江宁，开始履行职责。当时，三牌楼案已经闹得朝野皆知，东南一带更是众说纷纭。麟书、薛允升充分知道此案的敏感性，不敢掉以轻心，沿途概不见客，谢绝一切酒席礼物，并对属员严加约束。抵达江南之后，两位钦差大臣迅速设立钦差行辕，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九日，就不顾旅途劳顿，调取三牌楼全案的卷宗开始研究；第三天，正月二十日，洪汝奎、孙云锦、单之珩、严堃等人投案；从二十一日开始，钦差大臣提讯全案人犯。审讯的时候，行辕里面站堂、执行的人都是直接从刑部带来的书吏和差役。江宁本地的差役只在外面伺候，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堂。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受当地势力的影响。在这期间，除了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到钦差行辕进行礼节性拜访，麟书、薛允升二人和左宗棠寒暄了几句外，其他官员，包括巡抚、将军、总兵，钦差行辕一概挡驾。可见，两位钦差大臣做事是相当谨慎的。

光绪八年二月初九，经过二十天紧张的工作，两位钦差向朝廷呈递了结案报告。报告认定，薛春芳就是朱彪，朱彪就是薛春芳，两起三牌楼案是同一起案子。钦差大臣肯定了刘坤一的结论，认定这是一起胡金传主导、蒙蔽洪汝奎制造的冤案。报告还逐一回答了陈宝琛提出的六大疑点：

第一，关于死者辫子的问题。周五供认，他杀死朱彪后，看到被割断的辫子，就解下上面的辫线，接在自己辫子上，把散发丢弃在了水沟里。许嘉福、刘高氏也都证明，周五当晚回来时，头上添了一条辫线。

第二，关于后案比前案多了火钵和小尖刀的问题。周五、沈鲍洪杀死朱彪杀后，因为天气寒冷，就带上火钵烤手，随后丢弃。沈鲍洪供认，他从朱彪的裹腿布里抽出两把小尖刀，戳死朱彪后，把刀藏在身上，后被刘王氏看到。刘王氏证明，她在缪瘸子家看到沈鲍洪的袜子里藏有朱彪的小尖刀。赵高氏供认，朱彪在裹腿布里藏有尖刀，和刘王氏看到的一致。沈鲍洪担心事情败露，就把两把尖刀扔到河里去了。

第三，朱彪功夫了得，为什么任人砍杀？雪地上为什么没有践踏痕迹和血迹？沈鲍洪说，他趁朱彪不备，用力抓住他的辫子，把他拉倒在地上，周五迅速上前，连砍数刀。朱彪当时就不动了，沈鲍洪又拔出朱彪的小尖刀乱戳，确保朱彪毙命。所以，朱彪应该是来不及反抗就被杀死了。同时，官府验尸之前，现场已经被围观的百姓破坏，难以确认践踏痕迹。而原仵作供称，当日验尸时，地上是有血迹的，他为了规避处分，没有报告。

第四，关于典当金戒箍的事。周五、沈鲍洪前后招供的日期不同，是因为时间太久了，两人记忆不清。

第五，朱彪不在，周、沈二人怎么就能嫁卖刘王氏？嫁卖之后，为什么还要借当金戒箍？原来，朱彪把刘王氏送往缪瘸子家时，说这是周五的妻子，所以周五才能托缪瘸子把刘王氏嫁卖掉。因为有“丈夫”在场，缪瘸子又有利可图，也就不加怀疑。事后，周五因为担心事情败露，急于回家，立了婚书，没有收到银子，就先借了金戒箍去典当，筹钱回家。

第六，动机问题。周五恨朱彪把刘王氏拐跑，动了杀机。沈鲍洪因为与赵高氏通奸，害怕朱彪知道后对自己不利，答应帮周五杀人。谋杀起意于周五，成于沈鲍洪。杀人的计划，也是两个人商定的。

钦差的报告还回答了其他疑点。第一，钦差曾拿来三把篾刀，让许嘉福当堂辨认。许嘉福迅速认出了凶器。他认定凶器就是自己的篾刀，是因为从祖父开始，许家祖孙三代都是用左手削篾，因此刀口手面在右。同时，他的刀是在东台县定做的，和市面一般的篾刀不一样。篾刀用了多年，有缺口，所以能够认清楚。同时，赵高氏证明，事后许嘉福向沈鲍洪索要篾刀，沈鲍洪赔钱了事。

第二，关于方小庚有没有受到威逼利诱的问题。钦差报告认为，后案传讯方小庚是在周五等人认罪之后，而且由江苏省级官员审讯，没有威逼利诱方小庚的可能。

第三，李大凤和曲学和为什么数年之后才申冤？这是因为李大凤也是最近才得知朱彪被周五等人杀害，此前并不知道朱彪被杀，李大凤被捕后为了赎罪而主动交代；曲学和等人也是因为真凶落网，才确定曲学如是冤枉的，这才申诉的。

总之，钦差报告认为光绪三年的三牌楼案是冤案无疑。

朝廷认可了钦差的报告，于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公布了对三牌楼案的处理结论：周五是杀人首犯，斩立决；沈鲍洪参与杀人，绞立决；候补参将胡金传冤杀两命，情节严重，斩立决。三月十四日，胡金传、周五、沈鲍洪三人被押赴刑场正法。做伪证的方小庚，虽然是受到胡金传的威逼利诱，但也应该受到惩处，因为已经死在了狱中，所以免于惩处。

当年负责此案的两淮盐运使洪汝奎，对胡金传教供、逼供等事毫无觉察；候补知县严堃，承审此案，坐视胡金传逼供、诱供，情同附和。洪汝奎、严堃均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会审此案的候补同知单之珩、候补知县丁仁泽，交刑部分别议处。前两江总督沈葆桢，草率办案，对冤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已经病逝，免于惩罚。其他官员，免于处罚。应该说，朝廷对官员的处罚并不重。套用后来的话来说，朝廷惩罚涉案官员不是目的，维护朝廷的权威才是目的。通过高调重审三牌楼案、惩处洪汝奎，朝廷已经起到了敲打地方的目的。事后，朝廷专门颁发圣旨，申戒各省慎重刑狱，并严禁武官参与地方司法，目的是限制地方的司法权。

洪汝奎是此案中最可惜的人物，他被押解新疆效力，政治生涯因此结束。洪汝奎到流放地后郁郁寡欢，身体彻底垮了，不久遇赦回乡，很快就病逝了。宣统年间，两江总督端方上奏陈述洪汝奎的政绩和功劳。朝廷也觉得洪汝奎挺可惜的，追复了他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