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西方人为何要区分“中国本部”与“大中华”？

我们或可稍稍谈及中国学者对“中国本部”概念的批评，并借此机会揭示这个欧洲概念与中国观念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1939 年顾颉刚揭示因使用“中国本部”概念而造成国家分裂的危险、在政治上给中国带来破坏性；大部分作者自此而后骤然放弃这个概念。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

持类似思想的还有钱穆。1950 年代钱穆在谈到元明以后的省区制度时曾顺带批评这个“本部”概念，说“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

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

顾颉刚和钱穆都注意到这个概念与中国事实相左，而政治上的问题更大，并非偶然。从认识论来说，如钱穆所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属实，那又如何看待美国学者何汉理之见呢？ 1990 年代初何汉理曾指出“中国本部”和“大中华”（Greater China）概念来自中国传统上对中国本部和藩属所作的区隔，随后为西方地理学者所接受。

我们反推一下：假定西方地理学者全面理解中国学者的天下观中的夷夏之辨，然后把夏作为本部，夷作为藩属，那他们一定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一定知道朝贡体系，必然不会贸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何汉理所论是晚近西方汉学/ 中国研究中常见的“概念倒栽”。

在他看来，1825 年威廉·达比的《通用地理志》、1855 年加尔文·史密斯的《哈珀世界统计志》以及1883 年李频科（Lippincott）的《地理志》即已对Greater China（大中华）和中华帝国的其余部分作了区分。把中国本部和藩属合二为一，则至少要追溯到1934 年乔治·科里塞对中国的统计研究；1940 年乐英才（Owen Lattimore）述及长城以内的中国和六个边疆区域（满、内外蒙、新疆、西藏本部、青海及西康）之合一。1940 年代美国政府的地图上也用“大中华”。“中华帝国”和“大中华”是欧洲学界在自身的概念系谱中创造出来理解中国体系的。

中国体系谓何？中国的相应概念又是什么？

2005 年周锡瑞在讨论清帝国变成Chinese的民族国家China的过程时，从华夷之辨开始分析中国观。

他认为魏源《圣武记》中的一段话代表19 世纪早期汉人中普通而有影响的观念：“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俄罗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国亦皆城郭之国。”

周锡瑞由此认为魏源将边疆依附地区视为与中国不同者。他为“十七行省”加上“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予以说明。不过他所论并非魏源在《圣武记》中所用之“国”和“中国”的全部含义；若我们全面把握魏源的概念体系，可知周氏是选择性地截取魏氏观点来附到西方概念之上以论证其合法性。

比如魏源说：“大清国之兴也，肇有金、辽部落，继兼有元裔之蒙古，继兼有朝鲜及明，则语言、衣冠皆不同”；“此前太祖天命中臣服诸国，除沈阳、辽阳得自明外，余若黑龙江五部，长白山二部、东海三部、扈伦国四部，凡河东、河东、河西之地，使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称南关、北关者，皆金代部署，语言相同城郭之国，非蒙古行国也”。

显然这里的“诸国”都涵盖于大清国之中，为其统属。

关于中国，他说：“俄罗斯国至明始大，其地袤络满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与中国相首尾。”“大清怒西洋鸦片之耗蠹中国”；

这里的“中国”包容满洲、蒙古、新疆诸部，显然跟周锡瑞摘取的“中国”义不同。此外，他还忽略魏源书中统属性的天下观与国家观，如“夫惟知武烈之不易，则知王业之艰难；知王业之艰难，则不敢谓祖宗朝徼天之幸，以一旅取天下”；“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

魏源的天下观差不多就是指整个世界，周锡瑞所说的那些非“中国本部”的部分，都属于“四夷”的范畴；但周氏皆舍而不取，把魏源著中的天下- 诸侯国- 四夷观全部抛弃，代以西方的民族- 国家观。周锡瑞所论实为断章取义，以使魏源符合他的理论，因而经不起史实的考验：这理论便是延续西方汉学自16 世纪以来的传统，去掉历史上那些弹性而丰富的关系体系，把China 本质化和静止化。

此外，周氏要论证清是如何在20 世纪初变成China；言下之意，清不是China；这跟18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汉学或中国研究一直视清为China的学术史相左。他把大清视为“帝国”，因此有本部之说；把魏源的话放在西学语境中，给人的印象是魏源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有着“中国本部”的想法。周锡瑞此举亦属“概念倒栽”。

欧洲学者的“中国本部”概念把中国的十五或十八或二十二省想象成是纯汉人的国度，其实是文化本质主义和种族主义。1950 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在这些省份里识别出56 个民族中的大部分，单云南就有25 个非汉民族，每一个的人口都在4000 人以上，皆聚居；贵州的世居少数民族有16 个，广西有11 个，湖南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在10 万以上的有5 个，河北世居少数民族人口万人以上的有4 个；（范围有变动的）四川的世居少数民族有14 个。可见西方学者想象的汉人本部，历来是诸族杂居、文化多元多样的。

即便“汉人”也是多元混杂。如许绰云与王晴佳所述，“汉”实际是文化概念，包容各种族群，与欧洲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的族群如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等不同。按岳安歌近来的研究，1950 年代国家创造出“汉族”这一身份，但却无能形塑之；假如国家不在场，“汉族”就会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地域性族群如大陆人/ 香港人/ 台湾人，或基于城乡差异的族群，或基于当地人-外来人分野的族群。

这恰是对数百年前欧洲学者创造出的“中国本部”概念的否定。若以文化为标准，我们便可视中国为各种关系聚合的体系：即便京城亦是多元混杂，并无所谓族性本部之说。民间如此，上层亦不例外。陈寅恪在1930 年代的研究，发现李唐实为鲜卑族后裔；这便是中国历史上他族入主中原的途径之一，是以“汉人”自许；摒弃狭隘的族的思路，以中华正统和天下共主自许，如满洲，则是另一途径。

中国诸文明相对不重视“族”。如道家和儒家的天下观，都明确地排斥排他性的“族”在思考天下时的位置，佛家（藏传、汉传和上座部）的空性思想同样摒弃执着于“族”的观念；正是这些非族性、超族性的思考方式，强有力地支撑多元、多样和包容性的思想与实践。譬如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跟中国诸文明互动，产生本土化的教派如西道堂等，在融合儒家文化和藏文化方面贡献尤其出色。

其中汉文明对天下的想象，可以五服制为例，即《国语·周语》所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他观的人类学强调本土概念在解释本土社会——文化事项和历史时处在首要地位。不然，若按欧洲- 西方的“本部”族性地理学来看，甸、侯、宾、要、荒五服中，哪一服应算族性本部呢？如此思考，则实是根据欧洲标准将“天下”秩序族性化。

节选自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 1550 年代至1795 年》，《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第14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