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制再认识

作者：李子暘     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

中央王朝对藩属国“册封赏赐”，藩属国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这种制度被称为朝贡制度。我们中国人对朝贡制度很熟悉。这得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了。

朝贡制度起源于周朝。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朝贡制度的起源。这套制度时断时续，历经演变，到明清两朝发展得最为完善和成熟。我们这里所说的朝贡制度，指的就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制度。

朝鲜使臣记录的进贡景象

说到朝贡制度，一般有两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朝贡制度就是一套虚礼，是天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当冤大头。外国来朝贡，虽然有贡品，但天朝给他们的赏赐往往更多，因此给中国政府的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一言以蔽之，天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另一种是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观点，可称之为功能主义观点。费正清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工具。表面上朝贡制度是政治性的，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做买卖。外国使臣带来的贡品，从中国带走的赏赐，再加上他们顺便进行的买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

第一种说法很难解释朝贡制度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中国政府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仅仅是为了虚礼就把一套制度坚持那么长时间。要知道，国家的登基大典、总统宣誓仪式，学校毕业典礼、公司开业仪式，民间的婚丧嫁娶等等，绝不仅仅是虚礼，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费正清的观点揭示了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但会让人们忽略朝贡制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固然，朝贡制度能够同时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但这套制度的本意并不在此。

朝贡制度首先是一种国家间的外交制度，或者说，朝贡制度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1648年，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参战各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构成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国家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以这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

朝贡体系是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为国际关系体系。比较这两种国际关系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家间互相平等为基础，而朝贡体制则以国家不平等为基础和前提。在朝贡体制内，中央王朝的地位是最高的，藩属国的地位低于中央王朝。他们之间，并不平等。

今天的人们认为，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天经地义。朝贡体系却以国家不平等为基础，看来果然落后，应该被淘汰。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国际关系，或者是国家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和平。外交家的工作就是奔走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想尽各种办法，阻止战争。如果战争仍然发生了，那就是外交努力失败了。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的几百年，欧洲的大小战争就没停过。1300-1850年，英法进行了至少46次战争。瑞典这个现在著名的中立国，在此期间也参与了32场战争。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国家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理想中的平等国家之间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现实中变成了互相推翻主权，激烈争夺领土。

反观朝贡体系下的东亚，从明朝1368年建立开始，到1841年朝贡制度解体，之间将近500年的时间，东亚各国之间，只发生过两场战争。1407年，中国出兵讨伐越南；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除此以外，在中国、朝鲜、越南、日本这些东亚国家之间，维持了长期的和平。

有人会说，中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不少啊。但要知道，一，那些游牧民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不像朝鲜日本越南那样有健全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政府。中国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武力冲突，并不能算作国家间的战争。二、中国和游牧民族的武力冲突往往规模很小，一般死伤人数都不过千。这种边境冲突和正规战争，区别很大。

可见，如果以维持和平为标准衡量，就会发现，朝贡体系要优越、有效得多。

人们之所以主张国家之间地位平等，主要是担心如果国际关系不平等，大国会欺负小国。但我们在朝贡体系的现实中看到，中国不但不欺负藩属国，反而会提供安全保护。只要藩属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接受册封，中国甚至都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更没有兴趣去抢夺他们的领土，占领他们的国家。

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以前，中国作为宗主国，负责保护朝鲜的安全。因为有中国的保护，朝鲜根本无需花钱建立国防。当时，朝鲜全国军队的兵力总数甚至不到1000人，完全是象征性的。

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朝贡体制了，但实际上，在表面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平等体系中，一些地区却在事实上存在着朝贡体制的变体——某地区有个独大的国家，其他小国承认它的地位，它负责保护地区安全，照顾小国利益。

这些地区包括：美国通过北约领导的西欧、美国领导的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领导的澳洲。

北约峰会

西欧历史上战乱不断，但二战后大家都接受美国的领导和保护，就此实现长期和平。法德这样的世仇，都就此消散。中美洲、南美洲国家19世纪多次发生战争，但美国势力扩张到全美洲以后，战争就少多了，美洲国家也建立起了内部协调和谈判机制。澳洲最为典型，由于澳大利亚一国独大，澳洲可能是发生内部战争可能性最小的地区。

也就是说，凡是国家间实际上不平等，存在领导国家的地区，往往都比较和平。相反，在那些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型”地区，比如非洲、中东、原苏联东欧部分等等，各国实力差不多，彼此平等，谁也不服谁，反倒很容易矛盾激化，大打出手。

从联合国的架构也可以看出来。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在这个大会中，美国和马尔代夫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一票。结果就是联合国大会成为一个清谈机构，没有决策和行动能力。

但世界上的事情毕竟还要有人去做决定啊。怎么办呢？就只好再建立安理会。安理会是有决策和行动能力的，可以发动对某国的制裁和打击，但安理会就不是一国一票了，而是五大国说了算。国家平等原则事实上被搁置了。

这就引出问题了，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到底有没有危害？对于那些小国家来说，到底是表面上的平等地位重要，还是承认大国的领导地位，然后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和利益收获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大国来说，是否应该主动承担起维护和平、照顾小国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朝贡体制就是腐朽没落，但真实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朝贡体制的表现很不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表面的国家平等原则之下，实际上是鼓励各国扩张势力，竭力取得压倒邻国的优势。这往往会激化国家间的竞争关系，最终导致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朝贡体制，表面上虽然是国家的不平等，但实际上是根据国家实力大小，相应地分配权利和责任。事实表明，这种国际体系更稳定、更和谐。

到底是谁死要面子活受罪？

在很多人印象中，明清两朝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对外贸易肯定很不景气。大家只能聊胜于无地通过朝贡活动变相做点买卖。

可真实的历史是，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很兴盛。现在的东南亚的大量华人，很多就是明清时期移居过去的——这规模可不比英国人移民北美小。也就是说，即使有海禁，但民间通过海上的贸易和各种往来，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断绝过。

17、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景象

大家以往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印象，很多来自近代史上西方人的记载。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往往抱怨中国对外封闭，不和他们做买卖。这种抱怨也对也不对。

中国人确实对和西方人打交道限制颇多，但同时，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贸易正在红红火火地进行。清朝时，中国每年都会建造1000多艘远洋船。中国船事实上统治了东亚海域。国际贸易并不是西方人带来的新鲜东西。在西方人到来以前，东亚海域就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贸易体系。

荷兰人最初来到东南亚做生意时，处处都遭遇中国商人的竞争，并且，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会胜出，因为中国商人更了解当地人的需求。由于长期经营，中国人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商业网络作为支撑。

日本历史上的“锁国”也是类似情况。日本的锁国只是针对西方人的锁。对东亚的中国、朝鲜、东南亚，日本一直都有活跃的贸易。仅1654年一年，苏州的一个大商家就向日本出口了价值40万两白银的商品。1728年，一艘日本商船从越南带回了两头大象作为礼物先给幕府将军。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商业贸易、走私贸易四部分。朝贡贸易固然重要，但从份额来讲，比重其实很低。相比那些未被记录的私人贸易，朝贡贸易差不多就是冰山一角。有人研究计算过，整个清朝时期朝贡和官方贸易额，只占到贸易总额的3%左右。

在朝贡活动中，中国确实在经济上是吃亏的，但国家间开展贸易的前提是建立外交关系，而朝贡体制正是外交关系的核心和基石。所以，朝贡体制虽然比重很小，但对整体贸易的作用至关重要。朝贡活动中的亏损会通过其他贸易几倍几十倍的得到补偿。维持朝贡制度，对中国来说，仅仅在经济上，也是利远远大于弊的

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贸易依存度比北方要高得多。南方地区沿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依赖关税和贸易。18世纪30-90年代，贸易关税贡献了福建省六分之一和广东省近四分之三的地方税收。

对于朝贡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同样是利大于弊。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靠武力维持。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天朝，是真心的倾慕和向往。他们需要从中国输入各种文化和物资，甚至还需要输入合法性——能否得到天朝册封，是他们的统治者能否被国内其他人承认的重要因素。

虽然乐于看到周边国家效仿儒家文化，但中国并不刻意对外输出文化，所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中国从来不对他们提出任何“理论纯洁性”的要求。

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儒家文化都带有深刻的本土因素。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他们的本土文化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简单地输入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反而增加了历史上东亚国家之间的和谐程度。

通过外交和贸易这两个主要方式，以朝贡体制为核心，东亚地区很早就建立起独立于西方、自成一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毫无疑问的核心和主导国家——官方和民间层面都是如此。

由于朝贡体制的核心作用，东亚国家的贸易，除了走私贸易以外，都和政府有密切联系。政府向海外贸易商人发放贸易执照，同时，贸易也需要国际间协定的保障，比如每年许可的贸易量和通航量等等。政府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发挥主导和控制作用，在东亚地区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传统。

从这个角度上重新审视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遭遇，可能会另有一番感想。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要求他们向皇帝跪拜叩头，是践踏中英两国的平等关系，绝对不能接受。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但在中国人看来，正常的国际关系本来就建立在国与国不平等的关系之上。英国要想加入中国主导的朝贡国际秩序，就得先接受不平等的地位，否则，整个朝贡国际体系就面临动摇甚至解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被动摇之后，国际贸易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信息不灵通，对英国已经非常强大一无所知，但中国坚持要求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先明确地位，再谈具体问题的做法，并非特别荒谬。毕竟，今天的外交场合中，外交官为了维持平等的地位，在一些“虚礼”上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也是常有的事。

更加引人深思的是，东亚各国在近代史上都多多少少遭受过外来侵略。但在各国恢复了独立地位以后，东亚再次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活跃兴旺的贸易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其实只发生在原中国朝贡体制圈的范围内。那么，在东亚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传承中，是否存在什么尚待人们深入认识的规律呢？比如，国家到底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是什么角色和地位呢？

清 万国来朝图

说到朝贡体制，我们中国人会格外兴奋——那是我们当领导国家的“好日子”。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恐怕就会比较郁闷。在国家平等观念的对照下，他们当然会认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国家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朝贡体制已经通过各种变体正在重返东亚。

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远远没有达到“历史的终点”。在它未来的发展演变中，各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类经验，都值得研究和借鉴。

当然，现在指望着全面恢复朝贡体制，多半也是空想。对当代人来说，了解朝贡体制的真实历史，不在于立刻动手改变国际秩序，而在于拓展我们的思路，打破固有的思维限制，寻求古人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的结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