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地区是重要的文明区域，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外交实践，也有极为宝贵的外交思想，形成对外交往的外交圈与文明圈。对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系统的总结，是今天国家崛起对理论的需求，也反映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一面；坚持理论研究以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方向，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古为今用的态度从容处之，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在东亚国家关系面对新的形势的时候，汲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简介：陈奉林，男，辽宁朝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史、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

东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在这个地区产生的中华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深远而重大影响，不仅影响过去，也深刻地影响人类未来。这里以前就是人类文明的沃土与精神家园，现在看来深厚的历史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沙漠和文化贫瘠是不能使现代文明成长的。东亚文明具有极强的吸收与包容能力，一旦与现代文明结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动力。我国学者曾经指出：“古代世界的外交圈是以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为核心，不断向外辐射而逐步形成发展过来的。”[①]外交圈的形成通过国家间的多层次交往来完成，因此，在考察东亚外交的形成与发展时，就必须对国家的力量作深入的探讨，形成对国家力量的清醒认识。

在世界几大区域文明当中，东亚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文明区域。研究东方国家崛起，必然涉及中国与东亚。东亚地区本身所具有的较之其他文明区域更为辽阔的发展腹地，造就了自身的文明圈与外交圈。这个地区以中国为代表，其文明连续的不间断地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外交等多方面的建树，在世界各文明国家中所少见。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说：“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例如汉语表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②]在同一书中他还指出：“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③]正因为如此，了解东亚世界，首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最为关键。

一、秦汉帝国的崛起

中华帝国的诞生、成长与崛起，不仅对东亚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历史同样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过长期分裂、战争与兼并之后，到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历史性的统一，实现了统一的文字、车轨和度量衡甚至思想，把中国历史带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秦始皇在统一的过程中，对东南、西南和南方进行开发治理，使秦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大体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政治统一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朝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④]这个国土面积在世界上无疑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从这点来说已为世界之最。黄仁宇在评论秦朝的历史地位时这样指出：“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⑤]

汉代对外交往比秦代广泛得多。这不仅是因为汉祚长久，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对外认识已经到达一个新的水平。在西面，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后，出现“使者相望有道，一岁中多至千余辈”[⑥]的情况。对外交流与交往，使汉朝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不仅了解到西域各国的情况，促进了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联系，也使大宛、大月氏、乌孙、大夏等西域诸国认识到汉帝国是大国，此后这些国家向汉朝派遣了使者。[⑦]使者往还，带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与物种交流。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⑧]，足以说明当时中外交流的活跃实况。汉朝人口最多时达6000万。这个数字足以让当时世界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⑨]从创造的文明与所能达到的疆域及对周边国家影响而言，秦汉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著作中把秦汉帝国称为“第一帝国”。

张骞凿空西域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这条古道上，不仅有使者、域外文化的东来，更有西域物种的大量引进，它们已经深深地融入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从文化而言，自公元一世纪起，印度文化中的佛教思想进入中国，后来传播到朝鲜、日本，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当中中国不卑不亢，始终是以求知者的渴望心情对待域外文明的，表现出相当的冷静与自觉，在吸收域外文明后显现出相当的活力。“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的特征，对外来精神层面的文化、文明，一般都能勇于吸取、善于消化。遂使中华文明能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⑩]中华文明之所以在数千年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吞吐、包容百家，接受并消化外来文明甚至与自己对立的西方文明的成果。[11]

除了向西发展对外关系外，向南和向东也都有重大发展，真正把国家对外交往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代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强大的国力是至关重要的。它以强大的力量对周边各国发生作用与影响，朝鲜、日本、越南、印尼、缅甸、印度等国家被带到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关系当中。《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贡见”的记载，说明汉朝已经与日本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了。《汉书·地理志》还记载：“自日南（越南中部）障塞（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北海市）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2]这个珍贵的史料至少说明早在汉代中国就已经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有了使者往返和商业贸易联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汉代的时候中国人的活动就已经从西太平洋扩展到印度洋了，是中国人为走向海洋、走向世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汉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问题，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说得很清楚：“ 汉皇朝在广东与越南驻足使中国的影响扩大至东南亚。……印度、伊朗海上贸易的发展无疑是1000多年前亚洲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汉代中国曾与罗马帝国东海岸有过偶尔接触也因此得到说明。……东地中海与南中国的遥远联系，不仅具有令人好奇关注的价值；两地的联系还表明，存在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贸易关系。中国丝绸的吸引力曾大大推动这种关系。”[13]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世界文化界和史学界公认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向周边辐射的儒家文明板块。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国家，对周边‘蛮夷’之国的文明进程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4]对于这一点，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西嵨定生认为，汉字是古代中国的发明，向周边传播，中国在东亚地区达到了高度文明。[15]在人类诞生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国家间的交往多在相邻的国家间进行，打上区域交往的烙印，一旦交通条件与技术得到改善，国家力量参与到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对外交往就成为区域间的交往了。

　二、隋唐帝国的对外交往

自汉帝国崩溃到隋唐帝国建立，中国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中国的历史在动荡与分裂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帝国实现了由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创造出古代国家外交关系新形态，各国向具有更多联系的方向发展。从其在东方乃至世界历史地位而言，它已经具有了世界帝国的性质，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16]无论从海陆交通还是从外来文化而言，隋唐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最为活跃的时代。

隋唐时代是中国对外交往最有生气的时代，与世界交往的国家达到七十余个，发生多方面的联系与交流，构成东方外交史丰富多彩的内容。隋唐时期的对外交往已经完全走向了世界，海陆交通把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有人把它看作是中国中世文化的黄金时代，包容力具有广泛的世界规模。[17]在东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来唐都长安的使者、商贾、学者、僧人和旅行家络绎于途。有史料记载，自公元600年开始到614年，日本先后向隋朝派出4次遣隋使，带来了日本推古天皇致隋朝的国书。尽管国书中有“东天皇问西皇帝”之语，引起隋炀帝的不悦，但日本旨在通过国书进行联系与交流，谋求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外学者对于日本的外交活动及其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日本夸大了它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西嵨定生强调，应该在当时中国王朝的秩序体制与日本国家体制的关联上理解两国的外交。[18]在唐帝国的西面，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从海陆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海陆交通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有人研究，如果从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出发，可经过波斯—中亚—新疆—敦煌—长安—洛阳—开封—大运河—扬州—东海—泉州—广东—占城—马来亚—锡兰—阿拉伯海—红海回到叙利亚，绕亚洲大陆一周，从这个大干线上的任意一处都可以到达世界各地无数的支线。[19]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平心而论，在明代中期以前日本在东亚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只是到明朝后期它发展较快，敢于挑战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日之间最初的几场战争对日本影响很大。一场是发生在663年8月朝鲜半岛南部的白村江战争。这场战争使日本畏服于唐朝，此后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和学习唐朝；另一场是发生在1592年和1598年的壬辰战争（万历朝鲜之役），尽管它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挑战，但是壬辰战争已经使日本认识到中华帝的强大，挑战中国长期主导的东亚秩序是极其危险的，故不得不从此在东亚的角落里作长期的精神准备。日本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财力、人力与武器的不足，开始在各地征兵，积蓄力量，集中收集武器，整备军事体制，将民户编成国、里（50户）等单位制度。[20]

自630年向唐朝派出第一批遣唐使起，到894年为止，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十八次遣唐使，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科技、文化与文物典章制度，中日关系出现交往的高潮。遣唐使人数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除了大使、副使、判官、通事外，还随有留学僧、请益僧、翻译、医师、舟师、船匠、射手、商人和杂役等。日本天皇对遣唐使出行十分重视，出行前一般都要为他们举行欢送仪式，以酒食加以款待。仁明天皇时期，藤原常嗣被任命为遣唐大使，小野篁为副使，临行前仁明天皇在仁寿殿举行了欢送宴会，内教坊的乐人演奏了踏步歌舞。[21]在当时条件下，遣唐使乘坐海船通过南北二路来到唐都长安，一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凶多吉少，可谓九死一生。[22]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停下求知的脚步，把所需要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带回日本。

遣唐使的目的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即收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形势的情报和吸收唐朝文化。[23]这个使命在一些遣唐使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有的做得相当的出色。在当时，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日本对外交往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中国与朝鲜半岛三个国家的复杂关系是日本十分关注的问题。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收集国际情报是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周边国家对外交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汉代起，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与文化的积极学习者与模仿者，文献中记载着对中国诸事物的津津兴趣。7—9世纪，日本掀起了对外交往的热潮，这个热潮是以派遣遣唐使活动为中心展开的。遣唐使十分关注中国唐朝内部发生的一切重大事情。705年武则天去世，粟田真人在回国的报告中对唐朝的形势有清晰的分析，认为唐朝北方将有突厥、西方有吐蕃等边乱发生，唐朝对东方的关注会降低的。[24]对日本来说，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情报，也是有价值的判断，对日本对外政策的调整有直接的影响。

除了遣唐使要带回唐朝的消息外，日本朝廷也向乘船来日本的中国商人和漂流民询问中国唐朝最近发生的事情。周光翰是乘新罗船到达日本的中国商人，一到日本就被询问有关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过是距长安很远的地方人，对京城的情况不甚知晓。但是元和十一年（816，日本弘仁7年）圆州节度使李师道以五十万兵马掀起叛乱，其兵力极其精锐，皇上派发各道军队讨伐，但至今未能平定，天下骚然。”[25]周光翰讲述的情况与遣唐使带来的消息基本是一致的。唐朝国内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后来中止对遣唐使的派遣与此形势有直接的关系。九世纪后期，唐朝国内形势因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打击而更加糟糕，北方大部分地区交通中断，盗匪横行，民生凋敝，唐朝已经无法再给东亚国家提供有益的样板，同时由于难以支付派遣的费用，日本天皇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遂于894年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

日本在对外关系中有明确的大唐观，代表这时期最为典型、最为清晰的描述当属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838年圆仁由日本博多湾入唐，到847年回国为止在唐朝生活达九年之久。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目睹了许多事情，山川地势、古物风情尽收眼底，不同于一般的观礼僧徒。他是从新罗人那里得知前往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详细路线的，在《行记》中说：“过八个州到五台山。计二千九百九十来里。从赤山村到文登县。百三十里。过县到登州。五百里。从登州行二百廿里。到莱州。从莱州行五百里。到青州。……过黄河到魏府。……应到五台山。”[26]一路上，圆仁对唐朝社会的观察是深入细致的，看到中国大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地方的风土人情与山川物产，居住在楚州的众多的新罗人，也看到唐朝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废佛毁释事件。即使在地方小城，废佛也同样严厉：“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共京城无异。况乃就佛上剥金。打碎铜铁佛。称其斤两。痛当奈何。天下铜铁佛。金佛有何限数。准敕尽毁灭化尘物。”[27]

日本学者河内春人在《东亚交流史中的遣唐使》一书专门开辟一章对日本遣唐使获取海外情报作了研究。日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从外部世界取得有益的东西，因此许多文化、科技、典章制度、物品与军事情报都成为一时之需。“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后期的重大社会动乱，加速了唐朝衰落的过程。作为渤海使的小野田守得到这个情报回国后立即向朝廷作了禀报，日本朝廷认为：“安禄山者，是狂胡狡竖也。违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计西，还更掠于海东。”[28]“安史之乱”发生于中国，造成北方大乱，日本朝廷因此担心“安史之乱”后中国唐朝会进攻日本，曾一度引起日本朝野的恐慌。由此可见日本民族的危机感过于早熟。这种危机意识曾在日本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唐朝对高丽的战争也同样引起日本朝廷莫名的恐慌。当时称为“倭”，还不叫“日本”。日本这个称谓是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形成的。倭国为防备唐朝和新罗的进攻，把都城从飞鸟迁到了近江，强化了国内的军事体制。664年，在对马、壹岐、筑紫等地增设了烽火，大宰府前构筑了水城，还在自筑紫到濑户内的地区修筑了山城，加强防备。[29]这种过于早熟而不成熟的民族危机意识一直持续到今天，对日本民族心理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聚集了来自西域和欧洲国家的商人、艺人、旅行者和留学生，其开放程度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按照美国学者薛爱华的说法，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30]说每个亚洲国家都有人都到过唐朝也并非夸张，说明唐朝的对外开放程度是相当大的。中央王朝对外国人实行了优惠政策，以招徕外国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商人来华学习和经商，有的在唐朝做官，服务于唐朝几十年。对于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唐朝一般都给予相当的优惠，例如对天竺、波斯、大食的使臣给予六个月的食粮，来自室利佛逝、真腊和诃陵的使臣给予四个月的食粮，对于来自林邑的使臣则给予三个月的食粮。[31]确实，唐帝国的建立把中国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建树，成为后世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歌颂的样板。中国社会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社会，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中，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长安时写道：“它统辖着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甚至超过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它从618年到约860年作为国际都会的耀眼光芒，大概是任何其他地方永远无法比拟的。”[32]

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是中阿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中外史书留下十分详细的记载，对于了解那段历史非常重要。中国史书《旧唐书·大食传》记载了大食与唐朝往来的情况：“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长安中，遣使献良马。景云二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33]在黑衣大食期间，唐朝与阿拉伯国有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联系是密切的，“至德初遣使朝贡。”“宝应、大力中，频遣使来。”[34]《旧唐书》还记载了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于中国者多矣。唐拓境，远及安西，弱者以德怀之，强者以力制之。开元之前，贡输不绝”的情况。《广州通海夷道》映现了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情况，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珍贵史料；成书于十世纪、由阿拉伯作家所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对唐代东西方海上交通与贸易状况、中国政府对海外来华商人的开放态度多有介绍。唐朝对各国来华贸易持相当宽容与开放的态度，保护和鼓励各国商人来华从事商贸活动。玄宗时期在西北边境地区设立节度使，保护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队。[35]在商人云集的广州，中国官员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穆斯林之间的纠纷。[36]关于运送货物的商船，《中国印度见闻录》提到这些商船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波斯湾沿岸港口），它们大部分是中国商船。[37]

顺便指出，宋元时代的对外交往已经有了重大发展，中国商人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参与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建设，东亚沿海城市出现大量的外国商人，从事东西方贸易交流，宋代收入的五分之一来自海上贸易；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出现了众多发达的商业城市，农业生产、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都有新式工具出现，交子、汇票以及纸币的发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这样的社会，有人这样评价说，宋代文化、社会高度发达，在它以后再没有发生长时间的飞跃性的进步。[38]也有人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39]大量的古史材料和近年研究为我们了解宋代社会提供了清晰的大图景。

13世纪，元朝建立了疆域广大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两洲，在东亚只有日本还在元朝控制之外。为了把日本纳入元朝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年（1265）遣使兵部侍郎黑的和礼部侍郎殷弘携带国书赴日本招降，国书中说：“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眭。……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40]元朝招降日本的努力遭到日本拒绝。1274年和1281年元朝与日本发生两次战争。这两场战争致使双方损失很大，贸易受到影响，但没有中断。经过唐宋以来的交流，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已经表现出积极主动与热情，《元史》卷二百八《日本传》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日本遣商人来易铜钱，许之。”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元日之间贸易交流的情况。整个元朝时期，日元之间没有官方外交关系，两国的关系多以民间渠道进行。

三、明清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

明清时期的外交也有许多亮点，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无视这些成就是非科学的态度。与日新月异的欧洲外交相比，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展缓慢，对外交往出现一些问题。欧洲国家在经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开始以近代国际关系原则处理国家关系，而中国却仍然在王朝体制的轨道上蹒跚前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这一点必须承认。强调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罗兹·墨菲指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巨大世界，直到1500年代末，事情运行得很不错，整体上的繁荣使大多数人民满意。”[41]他这样解读东方历史就突破了以往的旧框架，对历史作出了新的评断。罗兹·墨菲认为，明朝是中国的“新辉煌”。这些“新辉煌”包括中国在当时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造船技术，郑和下西洋时使用的多层甲板船能运载500人，长400英尺，载重量达500吨，其速度比一个世纪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还要快。这说明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长期积累，是很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壮举的。

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堪称东方历史上的空前壮举，肇东方航海时代之端，其规模之大，为世界所罕见。第一次航海时战舰有62艘，加上随行的大小船只总数可达200艘以上，载有27800余人，平均下来每艘舰船可载140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朝贡贸易的发展，来中国访问、交流的国家增多，范围大体包括自东南亚至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诸国，永乐十四年（1416）有19个国家，永乐21年有16个国家来朝贡，1200人到达北京。[42]明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形成一天套完整的规制。相互派遣使节，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有时候使节团的规模庞大，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蔚为壮观。他们的目的明确，除了进行外交活动外，也从事商务、文化、旅游与情报收集工作。明朝的开国者为朱元璋。他执政时期对外实行了海禁政策，只有周边国家对明朝朝贡、接受册封，明朝才准许它派遣使者，建立通交关系。明朝的海禁并不是断绝一切与国外的往来，而是以接受明朝皇权安排下的世界秩序为前提。

朝鲜遣使中国是周边国家中最为频繁的。朝鲜与中国明清两朝保持稳定的国家关系，在亚洲国家中也颇具典型。每年定期地向中国派遣使者，国王接受中国册封，使用中国的文字，奉中国正朔，成为中华传统世界藩属国的典型代表。朝鲜对中国王朝派遣的主要使节除了勅使外，还有谢恩使、进贺使、陈奏使、奏请使、陈慰使、进香使、告哀使、问安使等等。据统计，从1637年至1881年的245年间向中国派遣的使节共有495次，平均每年两次。[43]这个数字是周边国家中最多的。使者来到明都北京，不仅看到了明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观察到朝廷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安情况。崇祯十年（1637）6月2日朝鲜使者金堉回国后在回答仁祖的询问时答道：“清国内乱盗贼蜂起，虽无窟穴，聚散无常，却已成为心腹之患。”他已经预见到明朝行将崩溃的危险性。[44]

从政治关系来讲，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像朝鲜、越南那样的密切，一直处于中华帝国缔造的东亚世界秩序的边缘，时而加入，时而脱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与它遥远的地理位置有关，始终未能在中国王朝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下。明朝建文帝和永乐帝时期日明关系平稳发展，足利义满向明朝派遣了使者，被永乐帝授与“日本国王之印”与准许来华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促进了明朝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茶器、书籍等大量输入到日本，加速了日本国内文化发展。在日本，从事外交活动的不仅仅是官派朝廷和武家使者，在很多的时候寺院僧侣也充当外交官的角色，发挥外交官的作用。日本京都五大山寺的禅僧是这方面的代表。室町时期幕府时期，禅僧是日本的精英团体，具有很高的中华文化素养，研修至深，学富五车，通晓汉诗汉文，受朝廷和幕府指派，拟撰外交文书，在出使中国明朝、朝鲜时发挥了作用。

琉球王国作为中国明清两朝的藩属国，一直与明清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互派使者、朝贡贸易、奉表纳贡与文化往来成为联系双方的重要纽带。琉球是明清时期周边国家中对华朝贡比较频繁的国家，有时三年两贡或一年一贡。1636年10月，琉球国王尚丰在给明朝的一份上书中要求“依循旧制，恢复三年两贡的常期”，得到崇祯皇帝的准许。[45]清朝继承了明朝对琉球册封的传统。1663年7月17日清朝派使者赴琉球正式册封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尚质国王和文武百官同拜，除了面向北方叩头谢恩外，还请求清朝使者留下诏敕、封印和镇国之宝。[46]关于来华朝贡的物品，种类繁多，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部分是琉球本地所产或出自南洋等地的物品，主要有马匹、刀具、金银、玛瑙、象牙、螺壳、扇子、红铜、锡、布匹、牛皮、香木、丁香、檀香、苏木、乌木、胡椒、硫磺、磨刀石等。[47]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东南亚，琉球与东南亚贸易受到影响，对华朝贡贸易中的苏木、胡椒、锡等产自东南亚的物品大为减少。在新皇帝即位的时候，琉球都要派遣庆贺使前来奉表祝贺。康熙1722年去世、雍正即位，琉球国王迅即派遣翁国柱赴北京祝贺，受到雍正皇帝的接见，受到赏赐的物品有玉器、缎匹等二十七件礼物，以及一道敕书和八十五匹丝绸。[48]

越南长期受中国政治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一种传统的藩属关系。在越南独立后的时间里中越之间发生过战争，但时间很短，和平与交往是两国关系的主流。黎朝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关系。据《越南通史》记载，黎朝每三年向明朝朝贡一次，而每次朝贡必铸造两尊金人以示忠诚，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说：“向中国求封和朝贡，乃出于势不得已，因为我国与中国相较，大小悬殊，且孤身只影独处南方，全无羽翼屏障，这样若一味敌对抗拒，不肯低下一点，则永无宁日。虽表面上屈居中国之下，但其实内里仍然保持自主，中国人并不干涉我国内政。这也是一种机智巧妙的外交，可使国家获得安定。”[49]

越南向中国派遣的使节名目繁多，除了一般的贡使外，还有请封使、告哀使、谢祭使、谢封使、进香使、贺位使、贺立太子使等。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明遣使来求僧人二十名。初、我国送内人阮宗道、阮算等至金陵、明帝以为近臣、遇之甚厚。宗道等言、南国僧解建道场、愈于北方僧。至是求之。”[50]可见，当时中越之间有活跃的佛教文化交流。该书还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明遣林孛来求槟榔、荔枝、菠萝蜜、龙眼等树子，以内人阮宗道言南方花果多佳种故也。帝遣员外郎范廷等遗之，然不耐寒，途中皆枯死。”[51]虽然向越南求取树种未能成功，但说明中越之间存在经济与物种方面的交流。遣使朝贡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主要概念，对外关系以此维系着，这种关系同国内的君臣关系一样具有重伦理、重等级、重人治的显著特征，是国内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上的反映与投射。说到底，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朝贡体制”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原则，是中国独创的伦理型外交的典型，不同于近代西方外交行为模式与理念。由于地理之便，政治关系密切，中越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与使者往来十分频繁，以至出现“明使往来络绎道路”的情况。[52]

1802年阮福映称帝，建立阮朝（1802—1945）。阮朝建立后立即派使臣赴北京请求册封。1804年清仁宗（嘉庆帝）正式作出决定，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阮朝对清朝朝贡大体四年一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时期为止。阮朝一代，各代国王都是经过清朝册封的，只有经过册封，才会被认为是正统，清朝才愿意与它发展关系。越南在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者时相当谨慎，以免稍有不慎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尊严与利益，有时候大国是很难理解小国这种心理的。越南阮朝嘉隆8年（1809）在派遣吏部参知阮有慎时，嘉隆帝阮福映特别强调：“当汝出使之际，应慎于辞令，注重国体。”1817年在派遣胡公顺入清之际，阮福映又强调：“应注重国体，巩固邦交。”[53]越南长期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有自己的利益与尊严，恐怕招致中国的嘲笑与污辱，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和谨慎。入清使回国之后，越南国王一般会立即召见询问在中国的见闻，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越南作为一个小国、弱国，了解世界形势是十分重要的。越南入清使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购买中国的书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书籍也是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途径。阮朝明命帝就让入清使把《清实录》弄到手，还通过清商购入《京抄》。当时从中国输入的书籍有《明史》、《武备志》、《四夷类志》、《佩文韵府》、《人臣儆心录》、《大清缙绅录》等。[54]

清代商人较明代有较多的商业机会，中国与日本、朝鲜、琉球、东南亚、欧洲的外交与贸易增多，并保持了对外贸易的顺差，罗兹·墨菲耐人寻味地指出：“整个对外贸易额看来显然超过了欧洲，规模更大的国内商业和城市化达到了新水平……外国白银不断流入以支付中国进口货，包括现在运往西方的茶和丝绸，使中国赢得巨额贸易顺差。”[55]这显然是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古史记载。虽然有个别时期禁止海外贸易，实行锁国，但政府的力量是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民间海外私人贸易的，余英时在《汉代贸易与扩张》中说：“如果拥有像中国那样漫长的边境线，那么无论法律上的限制多么严厉，几乎每一个朝代边境上的走私活动都非常活跃的现象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56]

在明清500年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内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人口增长，与国外市场有较多的联系，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巨大的市场和世界经济强大输出之源；另一方面，在与世界交往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呈现出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从外交思想、行动到贸易管理都表现出相当的滞后，由多种条件所限，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投入到外交活动当中，更无法应对来自国际日益紧迫的国际压力，许多方面表现出衰败的特征，社会需要重大变革。黄仁宇认为，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57]

明清时期中国外交问题始终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关注点，这个领域的研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明清时期东亚的国际环境、秩序相对稳定成熟。从《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和《大清会典》中可知，亚洲的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琉球、缅甸、暹罗、真腊、爪哇、渤尼、苏门答腊、苏禄、三佛齐、马六甲等都是中国的朝贡国，不论真实情况如何，但是它们与中国打交道进行贸易活动时都必须以朝贡国的身份进行。在整个东西方贸易格局中，东方国家长期处于出超地位，除了大宗的丝绸与茶叶外，还有瓷器、陶器、古董、药材和书籍。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些商品构成物质文明的主要基础，也是东方文明的荣耀之一。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几个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数千年来文明发展绵延不绝，不曾中断。

四、来自中华帝国外交实践的启示

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中华帝国在东亚以至世界的地位都是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经战乱而历久弥坚，历史文化悠久而又不曾中断，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成为历史留下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与财富。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重视的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外族入侵的事情，但征服者往往又为被征服者所征服。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费正清已经指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的人民在组织、技术、财富等方面远比欧洲或其他文明区各民族先进和优越。”[58]他还指出：“东亚社会存在一种超乎寻常的黏着力和无与伦比的组织力。这些特征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当地各民族丰富的历史经验背后的深厚的历史传统。”[59]

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按照东方国家的文化模式建立了一套国际秩序与规范，即“天朝礼制体系”。只要不发生战争，各国都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各自的国家里，稳定与和平成为东亚各国关系的常态。中国历来重视国际秩序建立与建设，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思想，今天我们面临着重新思考与世界、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一脉相承的对外关系史，铸就了睦邻友好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而不霸的民族风范。这种独特的民族风范具有三大基本特征：止戈为武、兼容开放、协和万邦。”[60]也有学者通过对比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经验得出了结论：“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是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和均势政治，却充满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东亚朝贡体系主张形式上的不平等和明确的等级制度，却塑造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61]今天的国际形势无比过去复杂，建立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实现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近代欧洲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乏善可陈，也没有留下太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亟需总结、概括和升华，去腐生新。所以，中国的外交历史经验已经到了需要总结与借鉴的关键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