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体制与卫所文化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后都在寻找一种能够有效地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办法。有的办法或措施或制度，是沿袭了前面某一个王朝曾经用过的老办法，有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又赋予其新的内容；而有些当然是自己根据新形势而独创的。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在全国范围内所实施的“卫所制度”，既有借鉴历史经验的因素，又有在新情况下自己独创的新内容。而大明王朝在威海设置的卫所制度，可以说是让威海这块地方真正以一种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亮相于国人面前，卫所制对威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卫所制度的历史渊源

“卫所制”是明代最主要的军事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府兵制。“府兵制”是在西魏文帝元宝炬（公元535～551年）时开始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隋唐时继续沿用。

我国史学界，对“隋唐王朝的强盛是和均田府兵分不开的”已成为不争的定论。公元755年，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触发了华夏第五次人口南迁的大潮。大唐盛世已去，国力衰竭，开始了150年的内乱。

直至唐朝后期，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失控的北方人口大迁移，无法掌握户籍资料，大片的土地又出现荒废，使“均田制”的基础管理遭到破坏，府兵制难以继续推行下去，改而实行“募兵制”。

朱元璋起兵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召募是其军队的主要来源。明洪武时期，天下已定。可是开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便不再采用召募的方法凑集军队了。为了满足壮大武力，扩充兵员的需要，朱元璋开始设置卫所，实施“卫所制”。

《明史·兵志二》：“天下既定，度地害要，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图片中华书局；《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兵二》

其实，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组织，卫所军户是世居一地的，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卫所制”规定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为“籍选”，即从世袭的军户籍中抽丁而来，每户派一人为正丁去卫所服兵役。

由于当时军户的主要义务是壮劳力出丁当兵，其家庭生活负担沉重，为保障生活，稳定军心，故政府多分给房屋、田地，有固定的口粮，并免除户丁徭役。而且正丁服役于卫所，必须携带家属，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

因此，军户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为了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军丁在卫所中轮流戊守、屯田。战争时期，则临时充军从征调发；和平年代，则归还卫所耕地种田。屯田耕作收获所得用来供给军户的生活和正军之所需。

卫所制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军士及官属军籍。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编制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但权力分散，兵将分离。

明初，总兵、副总兵官均由公侯伯都督任职，参将、游击、把总等官由勋戚都督等担任，天顺开始总兵官皆由五军都督府官列衔领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

明宣德以后，伴随着边患的日益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明初这种军事建设的蓝图——“卫所制”便日益废弛。一直到明朝灭亡，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行政管辖机构的取消时间则更晚。

威海卫设置的基本情况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属海防前线，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不论从管辖百姓，还是保卫边界、防御倭冠入侵的考虑，明王朝都不会忽视在此的军事设置。

据相关史料记载，威海范围内在明代曾设有三卫、四所、四巡检司及大小军寨和烟墩一百多处。三卫包括：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四所分别为：宁津守御千户所、百尺崖守御千户所、寻山守御千户所、海阳守御千户所；四巡检司为：赤山镇、温泉镇、辛汪寨、乳山镇。

威海卫城：位于现在威海市区。据《文登县志》载：“明洪武三十一年，于县北45公里置威海卫，属山东都司。威海卫‘北自卫八里至海，南自卫八里至接官亭，接文登县界，东自卫五十五里至初村庄，接宁海州界’”。

“关于威海卫之命名，虽未留下文史依据，但根据朱元璋有关军事‘持重’之总方计，可看出他注重‘养威俟时’、‘将者三军之司名，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

自然威武之海防符合其要求。卫下设所，威海卫辖有左所、右所；天顺五年（1461年）又设百尺崖所。”[刘德煜：《威海往事》，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威海卫建立后，到威任职的指挥官，从永乐元年到弘治二年的八十年间，共计二十余名。多数为官者及后代落户于威，也有的阵亡或调离。

威海卫城则是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修建的。城周长六里十八步，高三丈，厚二丈。城墙为石基，外砌青砖，内为夯土。

1489年，明巡察海道副使赵鹤龄见威海卫城年久失修，遂疏动泰山香钱数百金重修城墙。威海卫指挥王恺等感其德，捐奉建楼以示永久纪念。

于是，在卫城最高处建成环翠楼。卫城设四门：东门位于现在的和平路与东城路汇合处；西门为迎宣门，位于现在的和平路与西城路汇合处；北门为玄武门，位于现在的昆明路与统一路汇合处；南门为德胜门，位于现在的统一路与世昌大道交汇处。

东北角设泄洪门一座，城内设置官衙、学校、店铺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威海卫管理公署为修马路拆除了城门，其后城墙逐年拆毁，到1958年全部拆除。

威海卫、成山卫与靖海卫在明代宣德年间后归文登营管辖。明〈宁海州志〉载：“文登营，在文登县东北十里，宣德间置。设总、指挥各一人，千户、百户今无定员。马、步、旗军一千二百人。官，取之诸卫所；军，取之宁海、威海、成山、靖海诸卫。”

卫所制对威海的影响

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制度，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的设置对当时山东半岛东端这一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有着决定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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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看：卫所制首先是一种政治体制，它的设立使明王朝对各地实行有效的对统治，迅速从元朝统治的混乱中走了出来，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让社会局面较之此前更加稳固。

营、卫、所、寨、墩等层层布局的机构设置，人员的统一调配、屯军的有效实施、军粮的合理调用、官员的相互牵制等多方面的措施，都确保了明王朝最高统冶者可有效地行使对地方的管辖权，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基本良策与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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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上看：卫所制既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军事制度，而军事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更浓厚一些。在胶东半岛设置的这三卫四所，可能军事上的考虑更多一层。自元代起，倭寇就开始在中国东海沿海一带侵扰，到了明代以后倭患愈来愈严重。

威海地区与日本相距很近，是重要的海防前线，防御倭冠侵略必须提到日事日程。从卫所制设建后的情况看，威海地区的海防得到了有效的巩固，倭患基本清除，但也有反复。

永乐四年（1406年），一批倭寇乘船来到威海，占据刘公岛，佯攻百尺崖，实则想攻下卫城。指挥官扈宁率官兵死力抵抗，三日之后，援兵到达，将倭寇击退。

1555年，又有一批倭寇乘船至威海褚岛外海面，因大风靠岸，结果被威海卫官兵擒获。此后，倭寇看威海难以攻占，转向江南一带。

后来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还曾亲自来到威海一带巡视，并写下了《过文登营》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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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明之前的威海地区基本上还很原始，经济并不发达，除个别沿海村落民众以打鱼为生外，大多数还是农业生产，且较为落后。

自明朝实行卫所制后，因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带来了较为先新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工具与种子和技术，这极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农业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耕种面积的大幅度扩展，不仅保障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用品，而且还为卫所里面的军人提供了用粮需求。

另一方面，卫所制带来的屯田制也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由屯田而带动的当地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问题。

明朝的屯田有许多种类，概而言之，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是商屯：由商人出资募民垦荒屯耕的经营形式。“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国家利用食盐的专卖权以诱牟利是图的商人，把军需的粮食输纳于边关，然后换取政府发给的“盐引”（即向盐司支盐并贩运转卖的证明）。

二是民屯：这当然是一种主要的屯田形式。“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明史》卷77，《食货志一》）移民前往屯田，政府配给一些生产资料，如牛、种子、车辆，还有粮食等。同时国家对他们也有极优惠的政策。“三年不征其税”。

三是军屯：在卫所制度下，除了民屯之外，军屯是主要的一种屯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每军则派给一定指数的屯地，一般称为“分”。“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植树。”（《明史》卷77，食货志一）

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屯田，都对明王朝在地方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卫所体制下的军队的给养与当地百姓的生活，都有极重要的作用，若不是有效地推行屯田制，很难想象边地的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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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教育上看：卫所制在胶东形成以后，引来大量的外来人口，外来者中许多是有文化、受过教育的较为“高级”的人才，他们的到来，自然是将一种较为先进的文化、甚至是一种理念带过来。

各地卫所因为人员的激增，社会发展的需求，所需要的各式各样人才必是当务之急，因而也刺激了学馆私塾的出现，使一些家境稍好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条件，从而在科举考试中也就有了中榜的可能。

1398年设威海卫后不久，卫城里就建立了文庙，并设威海卫卫学，即威海卫第一所官办学校，学址设在卫城东北隅。

卫学成为中国古代与州学、县学一样重要的教育制度中的一环。1521年的《重请威海卫印记》与1527年的《重建威海卫儒学记》都记载了关于威海卫教育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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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习俗上看：这方面卫所制建立后的对威海一带的影响似乎更大。首先是现在威海、包括荣成、文登、乳山三个县级市的许多村庄大多是明代时形成的，从山西、云南等全国各地涌入威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大增，一些过去没有姓氏也纷纷从外地落户于这里，大族开始寻找理想之地筑房建村；其次是语言风格的不同。

在威海的人都知道，凡是当年属于卫的地方，其百姓的说话腔调都有别于他处。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三地人民的话语与天津卫一样，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在那些地方出生长大的人，只要口音不刻意去改变，一开口就会被人们听出。比如现在的环翠区的人，其发音特点是zhi、chi、shi和zi、ci、si不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另外，当时卫所内设置水军，配置船只，往来巡逻，据《明会典》记载：“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百户船一只，每卫五所共五十只。每船，旗军一百户。”卫所有海防需要的船只，那就必定促使当地造船业的发展，对威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与渔业生产，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总之，卫所制度对威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应当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也是深远而长久的，在明清时代如此，对此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海防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