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开史家助恶先例的《三国志》

史家治史，最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秉笔直书，实录真相。历史上，这种直书和实录的精神品格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坚持要为“赵盾弑其君”记下一笔的董狐，便是其中的一位，孔夫子曾夸奖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杨伯峻编著《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二），662－663页，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司马迁的名气则更大些，时贤刘向、扬雄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第九册，2738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可谓史家直书之典范，历来为世人所推崇。

历史上，陈寿的“良史之才”也曾得到多数史家的认可（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陈寿，2137页，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他撰写的《三国志》，在一些人看来，直逼司马迁的《史记》，超过了班固的《汉书》。《晋书·陈寿传》就称赞他“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同前，2138页）。司空张华爱其才，甚至想把修撰《晋书》的重任托付给他。但是，有些做法似乎也让这位“良史”蒙羞。有两件不太“光彩”的事，都见于《晋书·陈寿传》。一件是陈寿曾找到丁仪的儿子，对他说，你如果能带着千斛米来见我，我可以作一篇赞美你父亲的传记。一斛等于一石，即十斗，一百二十斤，千斛就是十二万斤，不是个小数目，丁子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居然真就没有为丁氏兄弟立传。丁仪是曹魏时期的名士，有才学，诗也写得好，曹操很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由于曹丕的反对，这门亲事最终未成，事后曹操还有些后悔。丁仪还有个兄弟丁廙，他们与曹植走得很近，常与杨修在曹操面前为曹植说好话，主张立曹植为太子。曹操死后，曹丕继任为魏王，丁仪一家遂被满门抄斩。这样的人物是否应该入传，固然可以商量，清代史学家潘眉、王鸣盛就认为，丁氏兄弟的作为是不值得入传的（潘眉，1771－1841，江苏吴江人，他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王鸣盛，1722－1797，江苏嘉定人，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丁仪、丁廙巧佞之犹，安得立传？”）。但如果不作传是因为不贿赂，这绝非“良史”应有的态度。

另一件事关系到诸葛亮。陈寿的父亲在马谡手下任参军，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处以髠刑，即剃去头发，貌似对人是一种羞辱，使得陈寿心生芥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又不大看得起陈寿，于是，陈寿在为诸葛亮作传时，便说他无将才，军事上不行，而且批评诸葛瞻死读书，没有真才实学，名不符实。不过，关于这两件事的真实性，历史上许多史家是存疑的，《二十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就认为，根据这种传闻就断定陈寿低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真不识轻重者”的“无识之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董文武译注本，111页，中华书局2008年9月版）。当年，房玄龄采用这些“传闻”入《晋书》，似乎也不能确定其真伪，所以用了“或云”这样含糊其辞的说法。但唐代《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却不肯原谅陈寿，他在《曲笔》篇中对“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刘知几原著，姚松、朱恒夫译注《史通全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话说得很不客气，一点余地不留，令人很有些诧异，不知所为者何。如果只是“借米而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近日读了柯美成先生所著《汉晋春秋通释》，于是，对刘知几的态度似乎多了一些理解。《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成名作，至五代、北宋时或已亡佚，只有清人辑本和今人校补本行世。柯先生的《通释》就是在前人辑佚、校勘的基础上，对佚文所作的补充和笺注。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整理，那些残留下来的几十字、百余字，充其量不过几百字的片段佚文，得以扩充为较为完整可观的叙事，使消失的历史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习凿齿所作之《汉晋春秋》，始于汉光武帝，终于西晋愍帝，三国时期自然包括于其中。而此书与《三国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作者在讲述三国故事时，叙事角度及态度与陈寿完全不同。如果说《三国志》尊魏抑蜀，以曹魏为正统，那么，《汉晋春秋》则尊蜀抑魏，以蜀汉为正统。这正是《汉晋春秋》虽早已亡佚，而尤为后世史学家所看重的主要原因。

刘知几说：“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同前，422页）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儒家正统史观的经典表达。对我们来说，蜀汉曹魏究竟谁应该被视为正统，固然已不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十分严峻而难以回避的问题。曹氏在前，司马氏在后，造成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魏晋以降，踵曹氏故步，权臣拥兵自重，窃据要津，觊觎非望，宋、齐、梁、陈，篡弑相仍，皆以禅受为辞，祸延数世，流毒无穷。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寿未能实录直书，对汉末重大史实，或曲笔隐讳，或文过饰非，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虽然，清代赵翼作《二十二史札记》，曾为陈寿辩诬，认为他不会“以父被髠之故”而贬损诸葛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董文武译注本，111页，中华书局2008年9月版）。习凿齿身后数十年，刘宋时有范晔著《后汉书》，在记述汉末重大史实的时候，也试图纠正陈寿的曲笔回护之词，以求传信史于后世。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还专门写了《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节，对二者的记述加以比较，其中写道：

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范晔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六，转引自柯美成《汉晋春秋通释》，16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于是，赵翼更进一步指出：“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同前，21页）而陈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曹魏代汉寻求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罢了。不过，“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同前，15－16页）！这番议论见于东晋史家袁宏所著《后汉纪》，作者与习凿齿是同时代人，他对曹丕以禅受之名篡汉称帝的质疑，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对陈寿曲笔回护，阿时媚主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关于这个问题，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讲得更加明白。他说：

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著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攘夺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219－22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版）

由于陈寿的虚誉溢美，《三国志》所刻画的曹操，只有“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少了“乱世之奸雄”的一面，后者则保存在《汉晋春秋》中，现存佚文第九条记载了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

汉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被，自后不敢复朝请。（柯美成《汉晋春秋通释》，38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白描似的几笔，就画出了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面相，年轻皇帝的孤弱无助和心有不甘，亦跃然纸上。陈寿以曲笔书写历史的另一手段是“讳败夸胜”，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在魏晋与蜀汉的兵争中，魏晋胜则直书，魏晋败则不书，反过来，蜀汉败则大书特书，蜀汉胜则不书或少书。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复出祁山伐魏，《魏书·明帝纪》仅记曰：“三月，……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第一册，98页，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至于《蜀书·诸葛亮传》，提及此事时也仅记曰：“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陈寿《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四册，925页，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倒是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近四百字，将诸葛亮如何寻找战机，司马懿（宣王）如何临阵避战，乃至诸将讥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他仍犹豫不决，终至大败的详情，翔实地记录下来，成为正文绝妙的补充。

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又以十万之众再次伐魏。《明帝纪》记载：“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陈寿《三国志·蜀书》卷三，第一册，103页，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至八月，“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同前，104页）。陈寿这段记述意在给司马懿留面子，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陈寿《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四册，926页，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这里所述，竟是一个怯战避让而又顾及名誉，以千里请战，诡对诸将的形象。数月后，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汉晋春秋》又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同前，927页）

陈寿未必不掌握这些材料，但他却宁肯舍弃而不予采纳，取舍之间，自然有史家的心机。陈寿本蜀人，与其父两代仕于蜀汉，但他撰写《三国志》时，却处处以曲笔回护曹氏与司马氏“伟、光、正”的形象，甚至罔顾事实，不以“实录直书”叙事著史。刘备称帝，国号汉以绍汉统，在他笔下，却以其在蜀地而改称蜀国；而且，三国的待遇亦有厚有薄，曹操及魏国历代国君都立“纪”，而吴蜀二国国君则立“传”；《魏书》对刘备、孙权称帝皆不书，而二君即位却要在蜀吴二《书》中记明魏国年号；凡此种种都说明，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对其处境是有所考虑的。清赵翼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转引自柯美成《汉晋春秋通释》，21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赵翼或有“回护”陈寿之意，毕竟，《三国志》是一部难得的史著，陈寿也是一位难得的“史才”，但距“良史”是不是还有差距呢？有人就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北宋唐庚在其所著《三国杂事序》中就曾提出过质疑：“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时》，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传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转引自柯美成《汉晋春秋通释》，19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话虽然说得很重，却也道出了问题的根源，“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这对史家来说毕竟是不可原谅的，也是正直而有良知的史家不肯做的，不能为政治的淫威而丢弃史家的良知和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的写作恰恰成了著史为政治服务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