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张瑝张琇复仇杀人案

父冤死 子复仇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东都洛阳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杀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年仅13岁的张瑝和11岁的张琇将朝廷的监察御史杨汪杀死于都城（洛阳）以报父仇。

若问事发原因，还得追溯到开元十九年（731年）。雟州都督张审素清廉正直，被部下陈纂仁诬奏其“冒战级、私佣兵”，即谎报战绩，私自雇佣士兵，有贪赃行为。玄宗获报，心存疑虑，于是派监察御史杨汪去军中按察。半道上，陈纂仁又进一步诬告张审素与其属下军官董堂礼合谋造反。于是，杨汪先将张审素关押在雅州（今四川雅安）监狱，自己则到雟州按察谋反案。董堂礼身为武将，不胜其忿，擅自杀了陈纂仁，又以兵七百人包围了杨汪，胁迫杨汪为张审素雪冤。很快周边军队赶至，杀了董堂礼及其党羽，杨汪得以脱身，至益州（今成都），于是上奏说是张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

依照《唐律》，犯谋反罪，除本人当处斩刑外，家中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要处以绞刑。张审素本人处斩，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流徙岭南。几年后，二人逃回洛阳，隐名埋姓，藏匿市中。这时杨汪已经迁转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为万顷。开元二十三年，张瑝年已十三岁，弟弟张琇年仅十一岁，一天夜里，在魏王池附近，二人截击万顷。张瑝将万顷的坐骑马腿砍伤，万顷落马，不及反抗，被张琇砍死。二人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万顷的原因写在一副表状上，挂在斧头上，奔向江南，还欲杀与万顷共同构陷其父罪者，然后再向官府投案自首。但行到汜水（今山东曹县北），为官府捉获，上报朝廷。此案轰动洛阳，都城士女都同情张琇兄弟，认为他们年纪虽幼小，却能为父报仇，堪称孝烈。

法与情 何为重

依照唐代的死刑复核程序，对于死刑重案，须报朝廷，由中书省、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九卿”集议，讨论案情，以决定是否执行死刑。中书令张九龄称其“孝烈”，应宽恕，“宜贷死”。而侍中裴耀卿与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否则会破坏国家的法律。

玄宗支持后者意见，对张九龄说：“复仇虽在礼法上是被允许的，但杀人者死在法律上也有规定。孝子为父报仇的情感是义不顾命，可国家制定法，哪能容此。处死张氏兄弟可成其复仇之志，赦免他们则有亏律格之条。凡为人之子，谁不愿意做孝子？若表彰他们复仇的行为，今后各家都相互仇杀，没有竟时。”遂决定采用裴耀卿之议，但其他议者仍认为张氏兄弟冤枉，民间舆论也多同情张氏兄弟，不服死刑判决。

为平息舆论的喧哗，玄宗特为此下一敕：“张瑝、张琇兄弟共同杀人，法庭审问，其供认不讳。判处他们死刑，法律有正式条文规定。今日听闻百姓颇有异议，同情他们为父报仇的行为，并认为此案原先对张审素的判决就有冤滥之处，方才导致今日孝子的复仇之举。但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在于经久适用，出发点是救济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杀。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谁都不愿让人说自己不孝，辗转相继，相互仇杀就会没完没了。皋陶作为公正的法官，其判案是法在必行；孝子如同曾参，若杀人也罪在不恕。若不能公开执行，就由河南府负责决杀。”临刑赐予酒食，张瑝悲痛不已，无法进食，而弟弟张琇神色自若，说：“到地下见先人，有什么可遗憾的！”

张琇兄弟死后，士庶皆伤愍之，为他们写作哀诔，张贴于衢路。市人集资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张氏兄弟于北邙山。又恐万顷（即杨汪）家人报复来发掘，并作疑冢数处，让旁人无法找到。可见其为时人所伤悯，朝廷对此也没有加以干预。

各朝代 总两难

反观中国古代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法律允许个人复仇，但要经过官府的批准并备案。《周礼·秋官·朝士》中有：“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即报仇者先到负责司法官员处提交书面报告备案，经批准，然后去杀仇人，不构成犯罪。这与儒家的经典也是一致的。《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孔子将此具体化，在《礼记·檀弓上》中这样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子夏问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对于杀害父母的仇恨，当睡草席，枕兵器，随时准备报仇；不与仇人同朝当官，以示不共戴天，即你死我活；若在市面或朝堂相遇（即不允许携带武器处），不回家取兵器，当即与之搏斗。对杀害亲兄弟之仇，虽可出仕，亦不得与仇人同朝为官，若奉君命出使别国，遇到仇人也不许与之争斗，恐因此而完不成君命。对杀害堂兄弟之仇，则自己不可为首出面报仇，其自家人若有能力报仇者，则应执兵器陪同前往。总之，孔子是支持个人为家族复仇的。

考虑到当时的宗法传统及国家能力的有限，允许私人复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周礼·地官·调人》曰：“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一方面是说允许复仇，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复仇，对杀人合乎正义者，不许仇家报复，否则处死。并让地方官员对仇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移徙”之，即将其迁居到其他地方，这是古代通行的避仇方式。

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战国时的法家开始反对私自复仇。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禁止百姓私自复仇，“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否定了私刑，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汉代法律虽禁止私自复仇，但武帝“独尊儒术”，为父复仇被看作“孝义”的行为，复仇之风日盛，据东汉时桓谭形容说：今百姓相互杀伤，虽已受到法律制裁，而私结的怨雠，子孙相报，使后来的忿恨，较前更深，以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有人虽天生怯弱，犹勉强去行复仇，官府就“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桓谭指出了私人复仇的危害，“子孙相报”，仇怨愈结愈深，以致达到了“灭户殄业”的地步，要求恢复执行禁止复仇的规定。东汉和帝时取消了允许复仇的《轻侮法》，但民间复仇之风并非一纸诏令即可解决的。

东汉末，曹操任丞相时，曾在建安十年（205年）颁令“令民不得复私仇”。曹丕称帝后，又与黄初四年（223年）颁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可说是用最重的刑罚手段来制止私复仇。但魏明帝制《新律》时，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就是说对于杀害父兄的杀人在逃犯，在正式定其有罪后，子弟可以依照“古义”，自行追杀，又为复仇开了口子，改禁止复仇为限制复仇。

唐代立法，以礼入律，对复仇行为在立法时采取回避政策。贞观年间（627-649年），山西夏县有女子卫无忌，早年其父被同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时年仅六岁，长大后，在一次乡人的宴会上，无忌用砖击杀仇人，“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上报朝廷后，“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并用驿传的车马将其徙于雍州（今西安附近），还赐予田宅，仍令当地州县官以礼嫁之。又有即墨人（今山东平度东）王君操，父在隋末为乡人所杀，君操时幼，二十年后，“密袖白刃刺杀之”，并剖开其腹，挖出心肝，啖食立尽，然后到州府向刺史自首；“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看来唐太宗是肯定复仇行为的，修史者也将这种行为载入正史，以示表彰。

武则天在位时（约684-704年），在同州下邽（音gui，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发生了一宗命案：当地有个叫徐元庆的，因其父徐爽被县尉赵师蕴所杀。后赵师蕴转迁为监察御史，徐元庆改名换姓，在驿站作佣工，伺机报仇。过了很久，赵师蕴以御史身份住进驿站，徐元庆亲手用刀杀了他，然后到官府自首。此案上报朝廷，引起很大的争议，多数人认为，徐元庆杀人的行为是“孝烈”的表现，应该宽免其罪。武则天也欲赦免徐元庆之罪。朝廷审议时左拾遗陈子昂认为：“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即据法当处死刑；但依照礼制，“父仇不同天”的原则，元庆杀死害死父亲的仇人是“孝义”的行为，故应该得到奖励。他由此提出了一个折衷的两全方案，“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即在杀人罪上必须处以死刑，而在为父报仇方面则应加以表彰。陈子昂的奏议得到时议的赞同，武则天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据说还“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成为正式的法律。

但在一百多年后，又有柳宗元（773-819）作《驳复仇议》专门针对陈子昂的观点进行批驳。柳宗元认为，礼与法的关系应是统一的，故“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杀应当旌表的行为，则为滥刑；旌表本当诛杀的罪行，兹为僭赏，都是极端破坏礼制的行为。本案的关键在于“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即先从根本上搞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分清是非曲直。如果赵师蕴是因私怨而杀害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元庆在“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的情况下，为父报仇，这完全是“守礼而行义”之举，于法则不应诛杀。反之，若徐爽是因为本身犯有重罪，赵师蕴作为县尉据法处死之，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徐元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为父报仇，则是“仇天子法，而戕奉法之吏”。这时，“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柳宗元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复仇，而是强调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认为“冤抑沉重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的情况，可以复仇；而根据《周礼》“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即国家依法处决罪犯，罪犯家属不得以此为仇，否则就是以国法为仇。他认为，国家的律令与儒家的礼教应是完全一致的，应当允许合礼合法的复仇，这也就意味着在符合“孝义”的前提下，允许使用私刑。若依柳宗元的观点，张审素是被诬陷冤枉的，则应允许张琇兄弟复仇。而玄宗则认为，孝如曾参也罢，凡杀人者，皆不可恕，即私刑不可任行，这又似乎合乎今天的刑法学观点。

宪宗时元和六年（811年）又发生了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案，宪宗为此下诏：“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也。下尚书省议。”时为尚书省职方员外郎的韩愈，针对这一复仇案件，特上《复仇状》专门论述处理复仇杀人的原则。韩愈从儒家经典《春秋》、《礼记》、《周官》等诸子经史中关于子为父复仇的及在中，“未有非而罪者”出发，讲到现行的《唐律》，认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唐律》不设有关复仇的专条，决不是立法者无意的疏漏。在韩愈看来，若法律完全“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为了将礼与法二者统一起来，就需要司法官吏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区别对待，因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若是百姓之间相互仇杀，根据儒家经典，“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者死。”即复仇者所杀本身有当死之罪，一般可以允许。如因犯罪为官府所诛，则不可以复仇。总之，“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并建议制定制度，凡有为父报仇者，事发后要将其案情详细地申报尚书省，尚书省官员集议奏闻，斟酌其所宜而处理，“则经、律无失其指矣”。韩愈提出的这一“礼、刑两不失”的原则，试图调解儒家经典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实际上仍是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模棱两可的解决办法。他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孝子的复仇行为，但又不提倡和鼓励复仇。他强调礼和刑在司法中的一致性。宪宗基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下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本案以“特事特办”的方式予以解决，宪宗遵循的是儒家提出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精神，这一精神被现代刑法学家看作是具有“疑罪从无”的倾向。但有关复仇问题的争议，并没有到此结束。

唐代以后，对于复仇案件的处理原则上就按韩愈的意见，量情酌处。《宋刑统》中就出现了涉及复仇的起请条。“臣等参详：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仇者，请令今后具察，奏请敕裁。”宋仁宗时（1023-1063年），单州民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打致死。王德因遇赦免刑。刘玉私杀王德以报父仇。仁宗以义减其罪，“决杖，编管”。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青州民王 之父被人殴打致死，当时王幼小，未能复仇，成年后，杀死仇人，并截断肢体与头颅，以其尸祭父墓，自首后，当论斩。神宗“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明、清大体上按上述原则办理。

中国古代处理私自杀人以报仇的案件，一直处于一种两难境界，反映了礼制与法制在司法实践中的冲突。汉唐以降，将其作为疑案，以“上议”的方式，特事特办。朝廷官员，各自发表“议案”，将情理与法律结合考虑，虽说是折衷的道路，但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最合理的解决之道了。这种情、理、法结合为用的方式，特案上议，专案处理的手段，对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借鉴意义的。譬如，唐代对重大疑难案件，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官员“集议”，皇帝亲自裁夺。这些官员或为著名法官，或为名家大儒，写出的议案对以后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针对张琇兄弟杀人案，唐玄宗发布的诏敕，简直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法学论文。而陈子昂、柳宗元、韩愈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是具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议案对我们研究古代法律史也是不容忽视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