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红十字：追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当我们沿着泥泞的路径向小镇走去，两侧地面横躺竖卧着一长溜的伤兵，有数百人缠裹着肮脏，血污的绷带。有些人已经失去知觉，数以千计的伤兵死在路途中，伤口现已恶化的轻伤员在等待着运过河去，再上火车东行或西行，他们身边没有医生，护士，或者其他的护理人员。当我们从这些痛苦的垂死的伤员中间走过的时候，我对同行的伙伴说，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应该是有关伤员的处境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述（注：片中自述皆来自于史料记载）

炮火声中，他们穿越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和无路的山谷

解说：1938年1月，汉口英租界，到处都是行进中的部队，通向码头的街道，充满来自以沦陷区的难民。此时，北平到汉口的铁路，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并且能畅通地与陇海路连接，汉口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要地。在交通路荣康瓷器店的二楼，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见到刚刚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

“林博士的朋友们称他为‘波比’，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略微带点苏格兰口音，通过他低沉柔和的话语声，我听得出一种令人警觉的金石之声，我几乎立即就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所谓人间痛苦。”——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述

解说：出生在新加坡的林可胜，八岁时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学习医学。1924年回国之后，他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最年轻的生理系教授。正是因为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林可胜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立即被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相中，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战乱不断，然而缺乏战地医疗服务的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在中国五百万的军队中，只有不到一千名合格医生。护理人员大多是由于体质太弱才从部队里淘汰出来的，他们的医学知识仅限于几个星期的换药培训。同大多数军医一样，他们不知道感染的原因和防治的方法，甚至从没见过医用夹板。由于缺乏专业的战地医护人员，士兵一旦负伤，最大的希望便是由同伴背下战场，大部分重伤员在到达伤兵收容站的路途上就已经死亡。更多的时候，一场战役结束，大量的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听天由命。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救护组织，此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成为伤兵救护的主要力量。为适应战局变化，林可胜主张放弃在大城市设置伤兵医院的做法，把现有救护总队队员分成若干个流动医疗队，分散到各个军队的前线医院展开救护工作。

此时，徐州会战刚刚打响，按照林可胜的估计，要在全国各个战区组建完整的战地救护体系，至少需要三百个以上的前线医院，而每个医院需要容纳五百至一千个床位，各种医疗物资尚且不论，单是医护人员的数量就得上万。南京沦陷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只有大约七百名工作人员抵达汉口，从沦陷区撤出的救护车也只剩下17辆。如今在三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有数百万的受伤士兵，而数以千计的职业医生却留在后方城市和沦陷区，开办私人诊所或在教会医院里任职。

“我很高兴得知你愿意来我总部工作，但我只能给你低微的薪金，大约每月法币250元，仅够维持生活费用，而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林可胜自述

解说：在汉口的日子里，林可胜用大量时间给朋友、同事和学生写信件、发电报，用言语和行动激励年轻的医护人员，希望他们能够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投入到医疗救护的队伍里来。1938年河北定县，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年轻医生陈志潜正在这里的农村进行公共卫生的实验，战争使定县卫生实验区被迫中断。

“我如此秘密地离开北京，以至于医学院和北京市第一卫生所的职员均未知晓我有离京的意图。在十分迂回曲折的理性中，一位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为我弄到一张途径天津和上海的许可证，因而我沿此路线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机去参加林可胜的工作。”——医生陈志潜自述

解说：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悄悄离开他们出生的城市，从日本人统治下的北方和沿海地区向长江上游前进。在炮火声中，他们穿越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和无路的山谷，希望用手术刀挽回更多同胞的生命。穿越前线的经历，深深地触动着史沫特莱，这位《曼彻斯特卫报》记者也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中，她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1938年1月30日，一个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人医疗小组抵达汉口，48岁的白求恩是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们到达当天就见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经过协商，这支特殊的医疗队将被送往晋察冀边区实施医护救援。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部约三千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三省边界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经过三个月 的漫长跋涉，白求恩和同伴们终于到达晋察冀边区，前线的医疗状况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所有人腿上都有被耽误的旧伤，大部分人只能接受截肢手术，他们普遍出现贫血，营养不良和脱水症状，都面临死于败血症的危险，这些病人必须尽快动手术，但手术风险很大。”——诺尔曼·白求恩自述

解说：到达之后，白求恩立即投入到紧张工作中。除了急诊手术，他平均每天站在手术台前的时间超过六个小时，从汉口带去的药品很快就用个精光，他开始尝试用当地白酒制作手术用的麻醉剂。很多时候，白求恩不得不在没有防腐剂、消毒器，甚至没有橡皮手套的情况下实施外科手术。

日本飞机沿着公路扫射和轰炸，把红十字会的车辆当做靶子

解说：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先是安庆失守，接着九江也岌岌可危，这场浩大的战役涉及多个战区，横跨四个省的地域，参与这场战役的中国士兵约百万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新成立的37个医疗队，开始沿着交通线组织救护工作，林可胜常常往返于各个战区之间，了解医疗队工作情况，每一条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到头的担架和步行的伤兵。

为了解决伤兵后送的问题，中国军队开始要求运送弹药和给养的卡车在从前线返回后方基地的路途上，必须沿路捎带伤员。可是在前线，汽油极为珍贵，许多运送军需物资的汽车，仍然拒绝搭载伤员。林可胜和同事将现有救护车进行改装，直到可以容纳二十名伤员。他们还将海外华人捐助的大卡车也改装成救护车，最多的时候能够装载84名伤兵。

“每天我都看见覆盖着厚厚灰尘的红十字卡车和救护车，在医院里卸下血肉模糊的伤员，听司机们说，日本飞机沿公路扫射和轰炸红十字会的车辆，终于再没有一个伤员愿意上车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述

台湾学者刘士永：一个涂着红十字标志的车子，其实在欧洲战场上，红十字越鲜明越好，因为避免敌军误击，也就是说敌人看到它的时候，不会去打它，这是一个互相信任，相信里面载的是伤兵而不是间谍。但在中国战场上，恐怕刚好相反，越鲜明的红十字标志，刚好正是远远地可以打上来的靶子，救护车损失得非常厉害，因为它太鲜明。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的那个救护车红十字标志是小小的，就是跟一般军用卡车一样，一样要隐蔽自己。

“我们会打下去的，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崩溃”

1938年7月底，九江失守，日军开始进攻德安，中国军队在德安县城的外围布防，战斗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一打就是七天。

“战区275所部队医院，一共223000张床位，显然只有少数医院才拥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医务人员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一个合格的护士不久便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医生的地位。”——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自述

解说：长沙北门外的广雅中学，由国民政府卫生署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正式开课，与普通的医学院不同，这里是战地医疗救护的速成班。

“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我们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这些人许多简单的操作程序，希望他们在更换纱布时，能尽量做得好些，减少差错。”——林可胜自述

解说：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迁往湖南长沙，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只需要通过为期三个月的集训，就可以掌握战场救护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了满足前线需要，训练班还专门开设野战救护担架的课程。

1938年8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的第一批学生结束培训，他们被直接送往战场。此时，林可胜已经开始将分散在各个战区的医疗队向前线推进。从前线医院到兵站医院，疟疾正在部队里肆虐，战壕里疟疾发作的时候，整团整团的士兵倒下，亲临战场督战的白崇禧也患上疟疾。

“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白崇禧自述

解说：白崇禧所提到的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所有奎宁都依赖进口。1938年夏天，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成立就遇到难题，他们需要在香港市场上寻找足够多的奎宁，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把药品送往内地的前线。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中立态度，使得海外华人捐助的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这里。保卫中国同盟积极联络在香港的各个救济团体，要求大家联合起来从生产地爪哇统一订购奎宁，以获得最低折扣，最终200万片奎宁得以及时送往武汉会战前线。

1938年10月，不断上涨的江面最终使得日本战舰顺利通过，他们发射着猛烈炮火，溯江而上，驶向汉口，为日军的地面部队开辟道路。武汉城里，工人们正在拆卸机器，难民们纷纷奔向码头，医疗队还在坚持，他们要等到伤员全部撤离后才可以离开。

1938年10月25日夜晚，长沙伤兵医院，林可胜和同事们仍在紧张地工作，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广播：汉口今天陷落，日本军舰停泊江面，意大利公使鹤立码头迎候，第一批海军军官登陆时，他走上前去亲切握手，祝贺他们的胜利。

“这个声音说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消失，林博士俯身伏在收音机上，背着我一动不动。一阵长时间的静默，我几乎可以听到宇宙的脉搏，林博士慢慢站直身子说道，我们会打下去的，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崩溃。”——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述

数以百吨的物资，依靠骡马牛车和人力进入战火中的中国

解说：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为了阻挡日军机械化部队前进的步伐，中国军队开始对长江沿岸公路加以破坏，士兵接到命令，将路基完全挖平，并在上面耕种农作物，使原有的公路与农田没有区别。中国军队的纵深防御战术在迟滞日军进攻速度的同时，也给己方医疗救护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在此之前，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战线后方约十五公里的地方展开服务，卡车和救护车能够直接开赴前线运送伤员，一名重伤员可以在伤后八小时内得到有效治疗，而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林可胜自述

解说：在无路地带，伤兵后送不得不依靠徒手和担架抬运，时间被大大延长，从湖南前线运送伤兵到后方医院，需要5天至10天，江西前线需要10天至15天。救护队开始在各个战区组织成千的担架夫和挑夫，因为一切都得依靠人力，他们不仅要运送伤员，还要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后，连接广州与武汉的铁路随即被日军牢牢掌控，香港码头的待运物资堆积如山，国内的抗战前线却面临着物资极度匮乏，宋庆龄和同事们正在寻找新的运输线路。由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拍摄的一段彩色影像，真实记录了当时各种援助物资从香港一路运送到内地的过程，这些物资先是经海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之后再由专门的卡车队运到内地。

作为记者，雷伊斯科特跟随运送物资的车队，沿着新的运输路线一路向北，经过广西柳州和南宁，在贵州省会贵阳，他还见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长林可胜，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林可胜唯一的活动影像。画面中，他看到运送医疗物资的车队到来，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他不仅与这位美国记者相谈甚欢，还主动与运送物资的车队人员合影留念。

1939年春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搬到了位于大后方西南的贵阳。此时的贵阳，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等后方各省的交通枢纽。从香港到岸的医疗物资经过越南海防和缅甸，一路转运到这里，之后再分批运送到大后方各地。为了防止日本飞机的轰炸，救护总队有意将地点选在贵阳城东南的图云关，在茂密的树林掩护下，队员们开始亲手搭建最基础的设施，他们用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板墙，从办公室、材料仓库、汽车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公共食堂、集会礼堂，到1939年冬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从最初的十几间茅草房不断扩建成能容下三千人的红十字医疗中心。

此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逐步将单纯的医疗队改建成为具有医疗、护理、防疫和急救综合功能的医务队。军队里，临时医院的规模从五百张床位缩小到五十张，每个医疗队也精简到六个人。经过缩减的医疗队，开始从兵站医院推进到距离前线只有不到十公里的野战医院。

与此同时，在香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医药用品标准化管理正在悄然进行。来自海外的医疗物资抵达港口后，立即被送往中国红十字会在香港的仓库，每个货箱都被重新打开，进行再次分检，经过包装后的医疗物资用编号标示药品的种类，如C1代表内科药品，D3代表手术材料。为了减少卫生器材的零乱现象，林可胜亲自设计医疗设备和物资的尺寸，标准箱内物资都已为战场急用做好准备，例如辅料已经做好纱布块和棉花签。林可胜和同事们还制备了数以吨计、经过消毒的急救敷料包，每包专门配置一粒吗啡制剂。

为了保证医疗物资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装运木箱统一漆成接近泥土的灰色，每箱药品不超过60斤，以每人挑两箱计算，不超过120斤，便于人力运输。数以百吨的物资就是如此沿着复杂的公路和河道，依靠骡背牛车和人力，经过泥泞的乡间小道进入战火中的中国。

“只有让医生接近战场，才可以大大降低伤亡率”

解说：这是白求恩来到中国以后第一次近距离接近战场，手术室搭建在距离发动袭击的公路以西十二公里的地方，第一个伤员于下午五点十五分抵达。白求恩得知，路上只用了七个小时，感到很欣慰。

手术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只能借助两盏马灯和手电照明。手术室里，只有剪刀发出的“咔咔”声和白求恩短促的指令，他迅速、简捷、大胆的手术风格，尤其适合战地救护。他和其他五位医生轮流值班，四十个小时内一共为71名战士做了手术。战斗结束后，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报告中写道，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只有让医生接近战场，才可以大大降低伤亡率”。

1939年夏天，在湖南北部前线的无路区，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的林竟成，带领医疗队渡过汨罗江，前进到岳阳的第52军第195师野战医院。

“部队的弟兄们初次看到歪戴帽子的医生和护士小姐，认为无限的新奇，他们似乎发生疑问，你们跟我们走吗？当时我们在他们面前立下一个坚强的愿望，微笑的回答，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的，你们到哪我们也跟到哪去。”——医生林竟成自述

解说：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林竟成和他的医疗队所在的岳阳及周边地区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因为初次跟着部队行军打仗，队员们挑担子、推小车，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新的救护方式大大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战斗打响的时候，负伤士兵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治疗，轻伤员在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可以立即重返战场。在重庆，日本飞机仍在努力将这座城市化为一片焦土，史沫特莱再次见到正在瓦砾中进行救护工作的林可胜。

“林博士一直不停地说，如果要为空袭而止步，中国就会一事无成。这位个子不高的医生，战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现在已经变得像钢铁一样强硬。如今，他对于被征服和奴役的恐惧，已经远远超过对于空袭的恐惧，这个国家的心酸和苦难，他已经经历太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述

解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加入到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空袭救护中，空袭警报拉响后，他们除了组织老百姓进入防空洞，还要在轰炸结束后，到被轰炸地点清点伤亡情况，抢救伤者，掩埋尸骸。有时候，前一场轰炸的善后工作还未结束，下一次轰炸又开始了。

1939年10月，晋察冀边区的摩天岭前线，日军发动冬季大扫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而手术室就安置在离前线只有七里地的一座小寺庙里。10月29日一早，担架手抬着伤员陆续到来，白求恩站在门板搭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在给最后一位战士做手术时，不慎划伤左手的中指。护士赶紧给他擦上碘酒包扎，他接着继续手术。

11月1日，原本是白求恩返回延安，准备启程回国的日子，他却在给一个头部化脓的战士疗伤，因为没有手套，污染物渗进伤口。11月2日，伤口开始化脓，病菌已经通过静脉扩散开来。11月6日，白求恩的左肘内侧出现肿块，淋巴结也开始肿大，感染已经发展到腋窝。他的生命最终定格在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弥留于人世的最后一刻，他目光所及，不过只是屋里粗糙的房梁和透过窗户洒进的一抹微光。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

解说：在前线，医疗队的作用开始在战斗中显现，越来越多的军官希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向自己的部队直接派驻医疗队。驻宜昌前线第18师师长罗广文发现，战争开始后，部队里非战斗性死亡的士兵人数大大超过战场上牺牲的士兵人数，他找来医疗队，慢慢地将士兵死亡率和患病率减少了60%到75%。而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在队伍中肆虐的灰革热，是经过虱子传播的。

在中国战场进行采访的英国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节俭却又高效的工作感到惊讶。

“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个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弗雷特·厄特利自述

解说：林可胜所倡导的战地医疗体系开始逐渐形成。此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分布在全国各个战区的医疗队已经发展到150个，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3420人，这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深处大后方的贵州省，战前的医疗卫生事业几乎为零，而如今除了图云关上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国民政府还在贵阳建立中央医院，贵阳医学院，以及贵州省卫生材料厂等众多卫生机关。贵阳渐渐成为中国的医事中心。

大多数时间里，林可胜仍旧和同事们一起奔波在通往各个战区的路上，考察前线军队的医疗设施。在林可胜看来，部队驻扎在乡村里，对士兵们进行必要的卫生训练，有助于乡村整体的环境卫生得到改善，此时的他已经开始考虑战争结束之后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

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抗日战争使得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中。陈志潜也开始着手在四川各地设立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妇婴保健机构，以及农村卫生实验区，试图按照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定县实验区取得的经验，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建立最基础的公立医疗系统。在云南昆明，由细菌学专家汤飞凡领导的中央防疫处，研究人员正在最简陋的厂房里研制刚刚被英国细菌学家发现的青霉素。在兰州西北防疫处，集中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生物制品人才，他们正努力扩大生产，为大后方的民众及前线士兵提供更多的疫苗和血清用品。

1940年春天，宋庆龄以及她的两个姐妹同时出现在重庆，前往儿童保育院，看望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到医院慰问伤兵。几天之后，为了争取海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宋庆龄与她的弟弟宋子文联名发表《致海外友人的一封信》：

“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抗战，直到把最后一个侵略者赶出国门，才能赢得自由和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你们能以同样的决心，尽你们的一切力量来减轻他们的苦难，坚持工作，不间歇，不懈怠，一直到我们获得胜利。”

（本文根据《战地红十字》整理，因篇幅所限略有删减。特别感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部宣传处及湖北省红十字会陈凡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特别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