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淮海战役领导指挥的决策全过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观潮

在阐述和分析我军对淮海战役领导指挥的决策全过程之前，有必要先做一些说明：为避免主观的结论先行，我既不预设标准也不预设前提，一切结论都产生于对资料分析之后。

另外，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地图，而不能仅以一般流行的报告文学类的文字为准。

关于淮海战役的决策和指挥，网上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焦点就一个，全战役到底是粟裕指挥的还是邓小平指挥的？为阐明全战役的决策全过程，有必要先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背景做一下介绍和分析。

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淮海战役的指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独自承担的，如果从最后决策的角度上来看，最后的决策人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等人也是参与指挥者），参战的两大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直接指挥者是代司令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等人；中原野战军的直接指挥者是司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陈毅等人；战役期间依军委指令，成立了刘陈邓粟谭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

在整个战役的指挥决策各个环节上，形成了军委（毛泽东）、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华野（粟谭陈张）、中野（刘陈邓邓张李）四个部分，现在所争论的是谁指挥的问题，真实内涵是上述四个环节的层级关系，和四个环节中的主要人物，对全战役所起的作用都有哪些。弄清楚了这个层级关系和人物的各自作用，对于到底哪些人才是全战役的指挥者就能明了了。

让我们先从淮海战役最初的动议入手。

1948年9月24日，当济南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在济南战役结束后，随即进行淮海战役。这是有关淮海战役的第一份文献。众所周知，此时粟裕所提的淮海战役计划，还是还来所说的“小淮海”，与实际进行的“大淮海”有很大不同，“淮海战役”这个名称，也是由这个“小淮海”而来的（两淮与海州），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其实并不在这个淮海地区。而计划中的作战部队，也仅限于华野，计划的战役本身，并不涉及中野的部队。

也就是说，这个战役计划是华野范畴内的计划，不是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战役计划中要达成的目标，是向徐州以东地区进攻，切断徐州东翼，威胁江边，迫使敌军以徐州为中心的防御，向淮河一线退却，而不是与敌徐州集团决战。战役计划中的首战目标，也不是后来首战所歼灭的黄百韬兵团，因为此时黄百韬兵团还没有撤回新安镇。

粟裕的这个电报中，有一个细节经常为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品所有意无意地忽视，就是收报人。这份电报是发给三个方面的：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就我们要讨论的主题而言，这里面就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了：作为华东野战军范畴的作战计划，电报发给中央军委是正常的，发给华东局也是正常的（此时粟裕在济南战役的打援指挥位置，与饶漱石和华东局不在一起），毕竟华东局是华东野战军的直接上级。但是，为什么要发给中原局？

这就涉及了一个与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淮海战役时刘陈邓粟谭等人的指挥层级，每个人在这个指挥层级的组织结构中都处在什么位置？

许多靠看报告文学类作品对淮海战役建立印象的人，基本都有一个认识误区：中野和华野是两个平级的野战军，于是华东战场的领导与中原战场的领导也应该都是平级的了。然而，实际的历史中却不是这样。华野和中野，两个野战军是平级单位，但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中野政委邓小平和中野副司令员陈毅，与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和华野副政委谭震林等人，却不是平级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此，就需要暂时离开淮海战役，先说一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领导指挥体制和南线战场具体的领导指挥体制了。那种因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平级的野战军而把粟裕与刘陈邓视为平级的观念，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体制而产生误解的。

中共当时的战争领导指挥体制，从高到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负责常务）暨中央军委——各大区中央局暨大军区（直辖二级军区）——各野战军。每个大局暨军区负责一个战略区，下辖野战军（或野战兵团或野战纵队）和二级军区。战争开始时，全国是七大战略区，后随战争形势的变化改为五个。这五大战略区，也就是49年整编后的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也称华北野战军）。

淮海战役示意图

其中的西北野战军，在整编前，其上级大军区是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东北野战军在48年以前，是东北局领导下军区野战军合一体制的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48年成立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林彪，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华北局华北军区在48年成立之前，是晋察冀局和晋察冀第一、第二野战军（成立华北局后野战军一级撤销，军区直辖各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48年晋察冀局和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中原方面，在1947年挺进中原之前，是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后，晋冀鲁豫局和留下的部队，与晋察冀局和晋察冀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解放区即华北解放区，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领导，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挺进中原的部队，随后改为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军区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军区副司令员陈毅，军区政委兼野战军政委邓小平。

华东方面的军事体制变更最大，放到下面再做详细说明。

在各个大军区和二级军区，大局书记和分局书记、区党委书记，是必然的军区政委，这是个刚性的职务特征，即便该区的书记可能不是军事干部，也必须担任军区的政委。彭真任东北局书记，就是必然的东北民主联军政委，林彪只是在担任了东北局书记之后，才能兼任民主联军政委和后来东北军区政委；饶漱石和薄一波的军事能力明显不如陈毅和聂荣臻，但他们却是必然的华东军区政委和华北军区政委；三军挺进中原时，粟裕所率部队建立豫皖苏根据地，粟裕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而政委就必然是豫皖苏区委书记宋任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粟裕“一让司令”：粟裕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政委谭震林），谦让老资格的张鼎丞担任其上级华中军区司令。司令可以让，政委谁让啊？不能让的，就必须是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担任。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大局书记任大军区政委，这在当时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体制中，是党指挥枪的特征。在这个体制之下，晋冀鲁豫局和中原局的书记邓小平，就必然是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和中原军区政委。

在五大战略区中，华东方面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三年间变化最大。战争开始时，华东部队的名称是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最高领导是华东局，下辖华中分局，军事体制为下辖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47年主力撤出华中解放区后，撤销了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统一整编成立由华东局领导的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47年出击外线，华东野战军分为了三部分：东兵团、西兵团和苏北军区。东兵团先后称东线兵团、内线兵团和山东兵团，西兵团先后称西线兵团、外线兵团和粟裕兵团，苏北军区后成立苏北兵团。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后称）归华东局节制，西兵团（粟裕直接指挥的部分），先后划归过晋冀鲁豫建制和中原建制。

刘邓挺进中原后，原晋冀鲁豫局由滕代远、薄一波、徐向前等人负责，毛泽东曾代表军委明令陈粟要“请示徐滕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后，陈毅调中原局，粟裕兵团也划归中原军区节制，粟裕本人也担任了中原局委员；苏北军区部队归华东局节制，中央曾一度准备恢复华中军区，后将苏北军区和其两个野战纵队，还是划归粟裕指挥，受中原军区节制；东兵团在济南战役前，一直由华东局直接节制，中央还曾一度准备由东兵团接替华东野战军建制（西兵团划归中原军区节制时）；直到济南战役时，原华东野战军的各个兵团，才重新由粟裕直接指挥。

而中原野战军的建制则与华东野战军有所不同，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是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南进军团改组，军区领导和机关，兼领野战军的领导和机关。而华东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军区和野战军的指挥机构则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身兼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三职的中原领导人，在军事领导指挥的层级和职责上，都要高于的华东野战军领导人。

说到此，肯定还不能说服那些认为粟裕和华东野战军不低于中原领导层的人，毕竟华东野战军人多装备好，大仗打得多……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军阀队伍，不是靠人数装备的多少优劣来决定组织结构的。所以，还是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当时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担负的职责，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有什么不同，才能最终说明这个领导指挥层级的问题。看看，仅仅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份电报的一个收报人问题，就涉及这么复杂的历史了。

关于中原局与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关系，这要追溯到1948年第一季度时，陈毅调往中原的的那个时期了。一般人现在看报告文学多了，对陈毅调中原都有个误解，认为是陈毅军事能力有限，中央调走陈毅是给粟裕腾位置。从史学角度来说，这是个闹笑话的认识。

中央调陈毅去中原，是为了加强当时新成立的中原局领导力量。1948年2月，刘邓致电中央，提出要设法解决中原三军（刘邓、陈粟、陈谢）的供应困难，“如豫皖苏地区（当时是粟裕兼任豫皖苏军区的司令和政委），至今毫无建树，也没有干部，对今后大军供应已无办法。”为此，刘邓向中央建议，调有土改和财经经验的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前来中原：“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

3月23日，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和中原局，决定“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同时决定陈毅、邓子恢“加入中原局”。4月27日，中央再致电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组织机构问题。”刘邓随即给中央回电，“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亦须统一指挥及供应。因此，建议：（一），以陈毅同志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二）组织中原军区。”

对于陈毅到中原后应任何职，刘邓给出了3个方案，“（一）以陈毅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为军区和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作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刘邓还建议，“不管哪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5月5日，刘邓再次致电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因此再做如下建议：（一）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二）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三）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5月9日，中央和中央军委经研究后，由中央军委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辖区和人选》通知电，其中关于中原军区的辖区，指定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区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关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野战军的人选，指定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和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6月26日，中央再致电中原局，指示“中原局应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六人组成常委。”，并同意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

7月2日，中原局将中央同意的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各项组织人选通知所属单位，同时在中原局内“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际春组成四人军事领导小组，陈毅为组长。”，“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仍任副司令员，陈离职期间所兼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宋任穷为华东野战军第二副政委。”

至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的重新编组完成，人员、辖区和领导指挥权限，都与三军挺进中原时最初成立的中原局由很大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解放战争战史》，对这次中原局的重大人事调整的意义，归纳为“中原局的加强，中原军区的重建，中原野战军的编成，即形成了南线指挥中心，刘陈邓不但可以指挥中原野战军，而且也可以指挥华东野战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进入了更高的阶段。”

这次重大的人事调整所形成的南线领导指挥体制，一直延续到渡江战役结束之后。这其中，还有两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这与我们讨论的主题即淮海战役的指挥有密切关系。一是中原局的辖区，“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区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后来的淮海战役区域，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内；二是中原局内以陈毅为组长的四人军事领导小组，这个组织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各个中央局内，是独一无二的，其功能相当于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中央局内的军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刘陈邓，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领导撒指挥层级上的不同：刘陈邓是战争南线的最高指挥中心。

之所以要详细地说明这个组织结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级军事指挥，不是单线的。野战军级别的单位，同时受中央军委、大局、军区的三重领导，明了这个领导指挥体系，对我们正确了解淮海战役的领导指挥层级是必须的。

当然，仅说到此，还不能完全说明淮海战役这一具体战役的领导指挥全过程，下面我还将结合战役策划和进行的具体过程，逐步分析这个组织结构中的各个部分，在全战役的策划和进行中，都各自有着哪些作用。

9月24日粟裕发往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即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第一份电报，是最早提出“淮海战役”这一名称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份电报中所策划的淮海战役，是所谓的“小淮海”，并不是后来历史上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即所谓的“大淮海”。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份电报中所策划的“小淮海”内容出发，去逐步了解真实的“大淮海”作战计划，是如何修改演变形成的，并从中了解军委毛泽东、中原刘陈邓和华东粟谭陈张等三个方面，对“大淮海”计划的形成，都各自起着什么作用。

粟裕9月24日电 报中，提出举行淮海战役计划，列出了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后可选择的4个方案，供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考虑。1、“小淮海”战役方案，粟裕倾向性明显地主张采取这一方案；2、华野仅进行海州作战，对部队休整有利，但可能增加以后攻占两淮的困难；3、华野全力向南求歼敌军一部，但恐因敌退缩不易求战；4、华野全军转入休整，但易失去适合作战的秋凉天气和济南战役胜利对敌产生的精神压力。这4个方案中，有讨论意义的只有“小淮海”方案，因为其他三个方案都没有实施。所以，在此有必要结合我们的讨论主题，对这个“小淮海”战役方案最更细致一步的分析。

首先，“小淮海”战役方案的目的，与后来实际发生的“大淮海”作战即淮海战役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大淮海”是解放战争中敌我两军在南线的战略性决战，我军达成的战役目标，是彻底歼灭敌军南线主力兵团，一举底定中原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而粟裕最初设想的“小淮海”，其战役目标是：“孤立津浦线，使敌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及以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援，”。——由此可见，粟裕的“小淮海”战役目标，与后来“大淮海”的战略性决战有很大区别，远没有“大淮海”的歼敌重兵集团进而形成南线战略决战的意图。

淮海战役总前委：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从左至右）

其次，“小淮海”的战役步骤分为两步：首先由华野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即淮海战役这一名称中的“淮”），以华野全军位于宿迁和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若敌不援或被阻，或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即淮海战役名称中的“海”），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华野全军转入休整。——计划中的整个战役，都在徐州以东进行，打击对象是两淮和海州的弱敌，而对敌军徐州重兵集团，则只有在敌重兵来援时才给予打击。占领两淮和海州连云港地区，可切断徐州地区的海上通道，迫使徐州以东敌军向津浦线收缩，进而威胁徐州侧翼，迫敌向南（江淮地区）退却。

“小淮海”计划，完全基于华野全军，暂不考虑中野如何配合或中野是否加入淮海战场。所计划使用的部队都是华野的。担负两淮作战的苏北兵团，当时辖有3个纵队，再调用华野其他3个纵队进行海州作战，淮海两地作战共使用华野主力12个纵队的半数（暂不计当时归华野指挥后来参加淮海战役的中野11纵队、华东军区所属的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其余半数主力则用于打援。

“小淮海”战役计划，计划的作战区域和使用的作战部队仅限于华野，这是粟裕的职权所限，他仅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和代政委，指挥权仅限于华野范畴。所以，如果“小淮海”在历史上真实发生了，粟裕和华野自然就是淮海战役的前线指挥者。然而，“小淮海”并没有成为历史现实。那么，再让我们看看有关其他两个重要方面（军委和中原局）对粟裕“小淮海”计划的意见、修正以及实际战役计划的具体演变过程。

9月25日9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复电粟裕，要求华野召开一次讨论行动的干部会议，告示中央讨论的意见；同日下午15时，毛泽东再点粟裕，要求粟裕将计划作战区域的敌情告知中央；同日，刘伯承、陈毅、李达代表中原局（这时邓小平在参加中央九月会议，尚未返回中原局驻地）致电军委并告粟裕，表示“我们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打两淮吸打援敌为最好，”，同一电报中，刘陈李还建议，使用位于鲁西南的华野4、8两纵威胁位于徐州以西砀山一带的敌邱清泉兵团，即可相机夹击徐州援敌，又可向西机动。

刘陈李的电报内容，与粟裕计划中的不同点，在于刘陈李提出了对徐州以西地区的注意，而粟裕的原始计划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刘陈李的这份电报，一方面向军委表态同时华野举行淮海战役，一方面也扩展了一部分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内容。

9月25日19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饶漱石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陈毅、刘伯承、李达，批准举行淮海战役，令华野在10月10日前做好行动的充分准备，并召开一次如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在战役计划的内容上，主要有两点与粟裕的原计划有所不同。第一点是要求华野留一个纵队在鲁西南担负牵制任务，并将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也开移到鲁西南，加强牵制的力量。这一点与刘陈李电报中的建议一致。

从电报时间上，尚不能确定毛泽东发出此电时，是否已经收到并研判了刘陈李的电报，也有可能是毛泽东对此点的看法与刘陈李不谋而合；第二点更为重要，毛泽东将战役步骤分为三个阶段，——估计敌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商丘、砀山），黄百韬兵团将退回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因此华野的战役第一阶段应以歼灭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为目标，这是粟裕原计划中所没有的；第二阶段歼灭两淮高宝之敌；第三阶段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毛泽东的这个战役计划，后两个阶段基本还是粟裕原淮海战役计划的内容，而第一个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的目标，则是一个重大改变。粟裕在做出原始的淮海战役计划即“小淮海”时，济南战役还没有结束，准备北援济南的黄百韬兵团还没有退回新安镇地区，粟裕向军委报告作战计划时，还没有获得黄百韬兵团的有关情报，所以战役计划中没有将黄百韬兵团作为首歼对象，而是将新安镇和运河车站地区，作为华野主力在苏北兵团攻击两淮时的机动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首歼黄百韬兵团的目标，表明了战役构思与原计划的重大不同。粟裕的原计划，是攻击两淮吸打援敌，这是我军传统的围点打援思路。而毛泽东的首歼黄百韬兵团，则表明的是毛泽东前不久刚提出的“攻济打援”思路。

“攻济打援”，是毛泽东在华野举行济南战役时提出的，这一战役思想的提出，是基于我军力量的增长和敌军力量的削弱而做出的战役思想调整。“围点打援”的思路，围点是为了吸引敌军来援，重点是打击援敌；而“攻济打援”，则是以围点吸引援敌、打击援敌的同时，将作战重点转移到彻底歼灭被围之敌的“拔点”方面上来。在兵力部署上，以足够兵力在战役主攻方向实施歼敌，同时以更大兵力进行阻援或打援，以保证主攻方向的胜利。

“攻济打援”的前提，是我军在战役总体上占有兵力数量和态势上的优势，进而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尽可能获得最大的战役成果。

首歼黄百韬兵团这一战役目标的提出，是淮海战役计划在筹划阶段的第一次重大改变。从这时起到战役计划筹划中的第二次重大改变发生之前，军委、中原和华东三大有关方面，都是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战役计划框架，对淮海战役进行思考和筹划的。

9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毛泽东根据这一战役规模的设想，指示华野，“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战后休整一个月，故你们需准备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毛泽东设想的战役进程，仍是前一电报的思路，歼灭黄百韬兵团，进占海州再进占两淮。考虑到华野济南战役后的补充休整和淮海战役的准备，毛泽东指示要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比前一电报要求的10月10日推迟了10天左右。

徐东阻击战经过要图

10月3日，华野前委下达华野主力休整半个月的命令，10月5日在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同时几次召开攻坚研究会议和作战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战役部署。10月8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致电豫皖苏、冀鲁豫、江淮三军区并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工委并报中央军委，告知战役构想，“华野下一步作战以两淮、新浦为目标，求运动中歼灭黄兵团，具体作战计划正在研究中，”同一电报还令豫皖苏、冀鲁豫和江淮军区部队，开始为淮海战役进行前期的破击作战，要求反复破击津浦路徐蚌段、陇海路徐汴段和徐州至运河车站段，务求在未来的淮海战役期间冻结津浦——陇海路的铁路运输，增加敌军机动的困难。

10月11日晚间，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发给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这份电报，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对战役的第一阶段即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央突破（中央突破，是指歼灭黄百韬兵团，切断徐州与海州之间的联系，随后根据战役发展情况，考虑向东攻击海州或向西攻击徐州或向南攻击两淮地区），提出了详细的部署意见，并明确战役部署要按照攻济打援的原则，以一半以上的兵力，阻击牵制将从徐州东援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并第一次提出了对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要求：部署中野攻击郑徐线，牵制陇海线上的孙元良兵团，配合淮海战役。

毛泽东对战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预想，基本还是与前面一样，向海州和两淮方向发展，整个战役约用时两个月左右。对于战役的结果，毛泽东的预计是将开辟苏北苏中战场，山东与苏北连成一片，敌军徐州主力（邱李兵团等）将被迫收缩徐蚌线固守。根据这个预计，毛泽东提出淮海战役后的华野作战预想：淮海战役后的华野，将分为东西两兵团，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中野作战，于明年（1949年）春夏将敌军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举行渡江战役。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后整理成文章），提出了完善的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故而作为典范收入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但其中对战役二、三阶段的预想和战役后的预想，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淮海战役则有很大区别。因为在实际的历史中，淮海战役的筹划，并没有到此结束。从此时到淮海战役实际开始，敌我双方的态势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战役计划还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相应的修改。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于10月11日晚18时前后发出，但由于通讯技术方面的原因，华野方面于10月12日22时前后才收到。而在此之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根据华野前委几次会议的讨论意见，制定了战役部署和战役估计，于10月12日23时，发出了饶粟谭联名给军委的报告。在报告中，饶粟谭告知军委，华野前委会议对战役的三个方案做了研究，三方案一是最初的淮海战役方案（小淮海）；二是攻击新浦、海州、连云港，调动黄百韬兵团东援，于运动中对其打击歼灭；三是攻击包围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地区。报告分析了三个方案的利弊，表示“大家一致认为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并根据第三方案做出了战役部署。

饶粟谭的这个报告，否定了原定“小淮海”的第一方案（电报称“该案在战役第一步已较难实现”），战役构思完全转到毛泽东提出的战役思路上来了，但在歼黄和打援两方面的兵力部署上，与毛泽东的构思略有差别。对歼黄后的战役发展方向，先打新海连地区还是先打两淮地区，与毛泽东的设想也有所不同。另外，由于职权所限，饶粟谭的计划中，则完全没有涉及到中野如何配合淮海战役的问题。也就是说，饶粟谭方面的战役构思，完全集中在华野作战的范畴之内，此时的淮海战役计划，仍旧还不是两大野战军联合进行同一战役的计划。

饶粟谭发出该电报后，随即再发一电，要求将战役发起时间由原报的10月25日推迟到10月28日。当收到毛泽东11日的电报后，饶粟谭与10月13日午时补发给军委的电报，表示赞同军委的战役部署。但对于战役第二阶段，仍认为还是先打两淮为好，并表示将视第一阶段作战的具体情况再做决定。

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饶粟谭并告中原局，回答饶粟谭12日23时、12日24时和13日午时三电。该电报中指出，华野的阻援部署有缺陷，遵军委11日电（即毛泽东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则可纠正这一问题；此电的其他内容表明，毛泽东的注意焦点，此时已经从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一点上，转移到如何牵制徐州敌军主力保证顺利歼黄这个方面上来了，在具体步骤上，开始更多地提及徐州以南特别是徐蚌线这个区域。

同时，因刘陈邓12日报告军委部署郑州战役，毛泽东在此电中第一次提出，“我刘邓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从这时起，淮海战役的筹划，开始由华野范畴向中原范畴扩展。

10月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攻击郑州的部署，预定于18日开始战斗，由陈锡联指挥中野3个纵队（1、3、9纵）攻击郑州，陈赓率4纵向攻郑部队靠拢，以陕南部队吸引白崇禧（武汉剿总）主力黄维、张淦两兵团，6纵暂缓北调，保护王宏坤部侧背，使其对吴绍周部放手作战。

13日14时毛泽东给刘陈邓邓李回电并告饶粟谭，“只要攻克郑州，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上不能再东进。”

13日晚17时，刘陈邓致电军委，分析中野攻击郑州后敌军可能的增援态势，提出改变原定18日开始攻击郑州的时间，认为敌军孙元良兵团和杜聿明兵团（邱清泉、李弥等）在这个时间上可以增援郑州迫退中野后，再及时东返，对华野的淮海战役计划不利。“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战役开始前五日开始行动，同时建议华野务准与二十五、二十六日开始作战，我们则推迟两日于二十日开始攻郑。”

刘陈邓的13日电 报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中野与华野在具体战役时间上的配合，计划了淮海战役中两大野战军以具体战役行动相互配合的第一步。毛泽东阅此电后，于14日15时致电粟裕等，除询问华野当前各部位置、意向之外，就刘陈邓提议的开始时间征求华野方面的意见，并提出军委的意见，“刘、陈、邓要求你们二十五日打响，你们主张二十八日打响，我们顾虑攻济各部迟到不利，主张十一月五日开始从临、邹线分路齐头南进，究竟以何者为宜？请复。”

14日晚21时，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刘陈邓并告饶粟谭，电报抬头为“元酉电悉”，是对刘陈邓13日17时电报的回复，依时间推算，此时华东饶粟谭方面还未来得及回复军委同日15时的电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先通报了关于敌军准备进攻鲁西南计划的情报（杜聿明的回忆，对这个进攻计划有较详细的描述），并根据敌军的这个计划做出判断：“假入孙邱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然后根据这一判断做出三项决定：1、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2、粟谭华野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3、粟谭令苏北部队（韦吉，即韦国清、姬鹏飞）先期运动部分集结。

这次对战役开始时间的推迟，表明军委毛泽东和刘陈邓的思考，都已经将淮海战役与中野的行动密切结合起来，整个战役的构思，开始向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方向转移。而最先提出中野攻郑作战与淮海战役关系的，恰是刘陈邓。

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领导在一起

15日17时毛泽东根据华野两次报告的敌军进攻鲁西南情报，致电饶粟谭并告刘陈邓，重申14日电 报中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的作战原则，要求华野方面预做有关部署，根据敌军邱孙两兵团北进和援郑的行动，决定发起淮海的具体时间，“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同时要求中野攻击郑州的时间，要考虑到敌邱孙两兵团的动态，与华野的淮海战役发起时间形成配合，“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

16日下午和晚间，粟裕等华野领导人两次致电军委，详陈14日军委询问的情况，告知华野的作战计划和具体部署的补充建议，而所述内容，都限于华野的职权范围内，不涉及中野的任何作战行动。

17日上午，刘陈邓致电军委，告知发现黄维兵团新的动向（掩护运输军需品去南阳），故而攻击郑州有了新的较好战机，决心明日提前发起攻郑作战。当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刘陈邓并告饶粟谭，认为中野攻郑时机还是推迟两三天为好，理由是攻郑不但要考虑黄维兵团，还要考虑孙元良兵团的动向，并根据华野报告的邱清泉兵团动向，建议攻郑时间选在10月23、24、25日为好，同时也要刘陈邓根据当面敌情考虑作战决心，如这个时间完全不适合黄维兵团的动态，则攻郑还以刘陈邓当日上午电所言时间为准。同时毛泽东也告知刘陈邓，无论中野何时攻郑，华野方面按照15日致军委电的计划时间不作变更。

10月19日，粟裕、谭震林向华野部队发出开进命令，21日饶粟谭又根据敌情变化，向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报告部署调整建议。在饶粟谭的部署中，全部相关的部队都是华野部队，不涉及中野部队的行动，仅在准备进入鲁西南地区的三纵队和两广纵队及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的牵制攻击任务中，有“策应我主力及刘邓攻郑作战”的内容。

10月22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策划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关于这个转折，在当前的淮海战役研究中经常为人所忽视。

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在“战斗计划的定义”一节中，对于战斗的计划和指挥的关系，阐述过一个重要的原理：计划可理解为给战斗做出的一切规定，也就是可理解为是智力对物质的整个作用。有的规定是必须而且可以在事先做出的，而有的规定则是根据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临时做出的。前一种规定可视为是计划，后一种规定则可视为是指挥。（黑体字是克劳塞维茨的原文）。

从克劳塞维茨的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谓指挥，就是在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根据敌我双方相互作用的态势变化，临机对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做出相应的修改、变更等等。战役的策划、作战计划的制定，与作战行动一样，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作战计划和绝对按照计划丝毫不变的作战行动。

当我军在制定淮海战役计划的时候，敌军方面正在根据杜聿明的设想，也在制定进攻鲁西南、进而夺回济南的进攻计划。依照这个计划，敌军的徐州主力兵团，将于15日开始集结和北进的行动。但就在15日当天，蒋介石因东北辽西会战（即辽沈战役）情况吃紧，亲自来徐州命杜聿明与他一起飞赴葫芦岛。杜聿明一走，整个鲁西南进攻计划就彻底搁浅了，徐州剿总司令长官刘峙十分慌张，说“光亭走了，北进谁敢负责？”

就在10月22日，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野主力，开始攻击郑州，并于当日下午占领郑州。至此，中野部队形成了可沿陇海路东进徐州战场的态势。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尚未得知郑州攻克的消息时，就敏锐地根据这一新的态势，对淮海战役计划的目标和进程，提出了重大的修改，从而引导整个战役计划朝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22日凌晨1时，毛泽东致电陈邓并告饶粟谭和中原局，根据徐州刘峙停止邱、孙两兵团向鲁西南攻击并收缩砀山、武汉白崇禧黄、张两兵团被吸引向桐柏山区的情况，之处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指白崇禧所部），指示陈邓攻郑结束后应全军东进，相继占领开封或直出徐蚌线，粟谭用于鲁西南方向的部队应立即出动，与陈邓协力作战。

该电显示，毛泽东咋尚未得知陈邓攻击郑州的结果时（陈邓22日中午时分占领郑州），已对陈邓攻郑的结果成竹在胸，并就此根据陈邓所部中野主力沿陇海路东进后的态势变化，结合淮海战役的已有计划进行新的全局性思考。

22日下午1时，毛泽东对饶粟谭21日的部署调整建议作出回电，并告陈邓、中原局。这份回电对淮海战役计划，有着重要转折意义。该电内容有4条，其中只有第一条是答复饶粟谭21日部署建议的，只有简略的“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一句，而其他3条，则全部围绕着鲁西南方向（徐州以西）的情况和陈邓所部的运动展开。第2条，告知华野陈邓使用中野四纵（陈赓、谢富治所部）的电台在郑州附近作战，要求饶粟谭与进入鲁西南的华野部队（三纵、广纵）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第3条，华野三纵、广纵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在商砀线以北地区贮备牵制作战的部署。

而这份电报的核心则是第4条，毛泽东在这一条中对战役计划提出了新的重大改变。首先，毛泽东根据白崇禧部黄张两兵团被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的中野三个纵队吸引向桐柏山区，使陈邓所部攻击郑州和沿陇海路东进徐州战场，不仅可牵制孙元良、刘汝明全部，亦可牵制邱清泉、李弥一部，极大地有利于华野在运河以东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而陈邓所部东进徐州后，“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提出这一构想时，毛泽东还不知道22日陈邓将攻占郑州，还将攻郑时间假定为23日。故而预计陈邓若于月底或下月初东进时，正是华野开始淮海战役后的十天左右。对此，毛泽东提出“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般考虑回复。”

这里最关键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全新的构思意图：1、中野东进后举行徐蚌作战（“徐蚌作战”一词，在第4条中出现了两次）；2、“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毛泽东的这两个新的战役构思，使得原有的淮海战役计划，产生了质的升级，从而演变为最终实现了的“大淮海”战役。

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淮海战役计划的演化过程。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粟裕提出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时，敌军的态势是以徐州为中心，形成一个“十字架”式的态势：徐州以北最前沿的是冯治安的三绥区，徐州以东沿陇海线直至海州依次展开的是李弥兵团、黄百韬兵团和李延年的九绥区；徐州以西沿陇海线依次展开的是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和刘汝明的四绥区；徐州以南以津浦路徐蚌段与蚌埠连接，形成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粟裕最初的淮海战役计划，是向徐州东翼的两淮方向攻击，孤立和歼灭陇海线最远端的海州之敌，从而斩断徐州东翼，孤立津浦线，迫使徐州之敌不得不向淮河、长江沿岸退却。核心五人组对淮海战役计划做最后的表决

经军委毛泽东、中原刘陈邓与华东方面多次磋商后，这一战役计划中主要增加了华野首歼黄百韬兵团的内容，而为保证歼灭黄百韬，中野以积极的行动（攻击郑州、沿陇海线东进）吸引牵制徐州以西陇海路沿线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等敌军，使其难以全力东援黄百韬。敌军徐州集团是否会全力东援黄百韬，我军能否在打援作战中歼灭徐州援敌，都还是未定之数。按照毛泽东“攻济打援”的思路，华野的作战重点是放在歼灭黄百韬（相当于攻济打援中的“济”。）方面，战役目标，对徐州敌军重兵集团主要是起到威胁和压迫的作用。

整个战役的态势，基本还是以中野在徐州以西牵制敌军，以华野斩断徐州东翼，向南压迫敌军退往淮河一线。在这个构思当中，而在战役计划的制定和部署过程中，敌我双方的态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徐州以东华野正面的黄百韬兵团，原定任务是增援济南，因济南战役结束而退回新安镇地区；敌军在徐州以西展开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等，敌军原计划是在济南战役后借华野休整之际，进攻鲁西南地区，后因全国战局的变化，敌军中止这一进攻行动，已展开的徐州西翼开始向徐州和徐州以南收缩；同时我军中野刘邓李所部吸引武汉白崇禧主力向桐柏山区，陈邓所部中野主力部署攻击郑州，形成中野主力将沿陇海线东进开封、商丘的态势。而陈邓所部对郑州的攻击，又使得敌军对沿徐州以西陇海路展开的刘汝明四绥区、孙元良兵团、邱清泉兵团等部，是否需要增援郑州产生了犹豫。

毛泽东根据这一态势变化，敏锐地提出新的设想：中野东进徐州战场，在求歼徐州以西孙元良或刘汝明所部及牵制邱清泉李弥使其不能全力东援的同时，相机将战役发展方向指向徐州以南的徐蚌线，以新的徐蚌作战，配合华野在徐东歼灭黄百韬，形成对徐州侧后两翼的合击，斩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孤立徐州刘峙集团，从而将整个战役向后来的“大淮海”方向演进。后来的淮海战役，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格局进行，最终全歼敌军徐州集团。

从这一计划中的战役态势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淮海战役计划已经从最初的斩断徐州一翼的“小淮海”，向两翼合击徐州、孤立进而求歼刘峙集团的“大淮海”演进。这是战役策划阶段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使战役的计划产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令战役计划产生改变的要素，是中野的攻郑和东进态势。而最先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变化提出这一计划改变的，既不是华野的粟谭，也不是负责南线的刘陈邓，而是毛泽东！

与此同时，最先提出淮海战役计划的华东方面粟裕等人，着眼点都还在具体部署歼灭黄百韬、向两淮海州方向发展。因为歼黄是华野的战役任务，正是粟裕等人的职责所在。而中野的运动和这一运动所引起的全局态势变化，不在粟裕等人的职权范围之内。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电报中，华东方面粟裕等人，都没有对中野的行动提出过战役性的意见。

这时的中野，实际是分成了两部分，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率领中野机关指挥三个纵队，在牵制白崇禧的主力黄维、张淦两兵团，陈毅邓小平指挥中野四个纵队攻击郑州并进一步沿陇海线东进开封、商丘，配合华野的淮海战役。刘陈邓南线领导核心此时不在一处，两部分的着眼点，也都在各自当前的任务和部署上，所以也都没有对整个南线战役提出全局性的意见。这时把握南线全局、对整个淮海战役计划的演变起着决定性指挥作用的，既不是华东粟裕，也不是中原刘陈邓，而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由于这时整个淮海战役还处于策划和开进阶段（华野歼黄的南进和中野沿陇海路的东进），还没有形成整体统一的战役战场，所以全战役的战场指挥，还是分成了互不统属的华野、中野两部分，尚未建立统一的全战役战场指挥机构，华野、中野两方面，此时也都没有提出统一全战役指挥的要求。

同时由于直接指挥的部队关系，无论是中野的刘陈邓还是华野的粟谭，对军委提出的战役性建议，都是侧重各自所统属的野战军方面，基本都没有综合两大野战军方面的综合性的全战役行动方面，而从全战役角度统合两大野战军的，只能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以，在淮海战役的策划及最初的展开阶段，无论是刘陈邓还是粟谭，都不能说是在指挥全战役，因为此时在计划中，华野和中野还是要分别进行两个相互配合却有各自独立的战役。

另外，从战役区域划分的角度上，这时中央军委、中野、华野三个主要方面，都还是将华野范畴的淮海战役，与中野范畴的徐蚌作战，作为两个相互配合但各自独立的战役来思考的，尚未将这两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性的大战役。从这个角度上，充其量也只能说粟谭此时，仅是在指挥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小淮海”；而刘陈邓作为南线的领导核心，此时也没有担当全战役的指挥职责，而只是在指挥中野进行设想中的徐蚌作战，以独立的战役姿态配合华野进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此时两大野战军的作战，在计划上还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战役（淮海战役和徐蚌作战）。而最后统合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大战役，还是在中野东进开封商丘威胁到徐蚌线徐蚌线之后。

在继续阐述分析我军淮海战役指挥决策过程之前，有必要在此阐述一下淮海战役开始时，有关中野和华野某些作战情况，回答一些人对战役进程的两个猜测性问题。一是战役发起时中野的部署是否得当的问题；二是敌军黄百韬兵团有无可能不在碾庄被包围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陈邓指挥的中野四个纵队，在战役开始时是否部署不当？根据电报文献可知，陈邓指挥的中野四个纵队，在战役开始时的首歼目标，是敌刘汝明四绥区的两个军，计划歼敌地点是在陇海线上的商丘以东地区。

而实际上，刘汝明所部在此之前，已经乘火车沿陇海线到徐州，再转津浦线南下到了蚌埠以北地区。对于刘汝明部的车运南下，无论是军委还是华野和中野，都没有获得有关的情报，因此中野对刘汝明部位置的判断有误。但是，打刘汝明并不是中野战役开始时的唯一目标。根据前面所述，中野此时担负的任务有多重性，要牵制邱清泉兵团、要攻歼刘汝明四绥区、要攻取宿县斩断徐蚌、要攻歼孙元良兵团……

而与此同时，中野的态势则不是很有利，四个纵队中的三个正在向永城地区集结的行军之中，九纵正在不顾疲劳，沿陇海线急行军赶往战场。任务的多重性和部队的分散，增加了部署的难度，使指挥员的决心很不容易下。

陇海线

陈邓最后是采用了一个很有弹性的部署，三个纵队在行进间面向东北做扇形展开，扇形的北侧是中野一纵向陇海线上的商丘地区进击，既能向北在陇海线上攻歼可能在那里的刘汝明部（实际歼灭了米文和的181师），也能迅速转向东面沿陇海线追击正在向徐州收缩的邱清泉兵团；扇形的东北侧是中野四纵，用以切断可能沿陇海线西撤的敌四绥区部队（实际上就是米文和的181师）与砀山、黄口一带准备收缩徐州的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并争取追歼撤退的邱清泉兵团（实际上歼灭邱清泉兵团后尾的部队）。

扇形的南侧，则是处于机动位置向东展开的中野三纵，可根据北侧战况的变化，或北向加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斗（攻歼邱清泉兵团），或向东南斩断徐蚌线、攻克宿县并迎击可能沿徐蚌线北援的孙元良兵团（实际上攻克宿县斩断了徐蚌线，因孙元良兵团车运徐州，只歼灭了孙兵团的后卫部队），从开封方向赶来的中野九纵，则是具体战况或在商丘地区加入歼击陇海线之敌的战斗，或越过商丘地区与三纵一同直扑徐蚌线，斩断徐蚌线并阻击、围歼想徐州增援的孙元良兵团（实际上斩断了徐蚌线，截击歼灭了孙元良兵团的一部分）。

战役一开始，中野这样的一个战果，令现在读史的某些人，认为中野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很不成功，甚至用华野追击包围黄百韬兵团的成功加以对比，贬低中野没有对华野的作战起到足够的配合作用，比如研究粟裕的某个专家就持这个看法。

这种认识是很肤浅的，完全脱离了整体战役的大局。事实上，华野包围黄百韬兵团，虽然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一大重点目标，但并不能代表战役第一阶段的最高目标。因为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所面对的，是敌军整个的徐州重兵集团。

而中野在第一阶段斩断徐蚌线，则正是在整体上完成了中野和华野直接的战役配合，使得孤立进而歼灭敌军整个徐州集团这一整体战役布局，得以完整地实现。

如果中野真如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样，直接从陇海线东进攻击邱清泉兵团甚至攻击徐州，虽然可以牵制邱清泉兵团的东援黄百韬兵团，使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更为顺利，但那样也仅是斩断了敌军徐州重兵集团的一翼，不能在战略上达成孤立进而包围整个敌徐州集团的目标。那么，整个淮海战役甚至有可能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还有一个客观情况的存在，是很少为人所注意到的。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和发起的那个时间时段，徐州以西的陇海线和徐州以南的徐蚌线，不但都掌握在国民党军手中，而且都是可通车的。所以，当时国民党军队利用这两段可通车的优势，加快了部队的运动。如刘汝明4绥区撤往蚌埠、邱清泉兵团回撤徐州、孙元良兵团北上徐州等等大兵团运动，都是主要是通过火车的车运进行的。

而依靠徒步长途行军赶赴战场的中野，在运动速度上就有很大的劣势，中野未能在陇海线上截住刘汝明和邱清泉、未能在徐蚌线上阻住元良的主力北上徐州，都与这个运动速度的劣势有关。

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如果中野只沿陇海线去攻击徐州而没有斩断徐蚌线，则敌徐州重兵集团在东援黄百韬不成、而要实施总退却时，就有极大可能舍弃被围的黄百韬兵团，利用徐蚌线可通车的优势，将徐州主力迅速撤退到蚌埠，逃出中野和华野的战略包围。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也可看出中野在淮海战役开始时的几个作战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斩断徐蚌线，攻歼刘汝明、邱清泉和孙元良这几个目标，虽然都能够牵制敌军增援黄百韬兵团，对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更为有利，但从全战役的整体态势布局上，都远不如斩断徐蚌线的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此时中野在徐州以西和徐蚌线上4个纵队的总兵力（另有3个纵队在牵制黄维兵团，尚未进入淮海战场），对比当面之敌处于相对劣势，敌军有集中三四个兵团攻击中野的可能。杜聿明到徐州后，也的确提出过集中徐州优势兵力先驱逐中野，然后再东援黄百韬兵团的方案。杜提出这一方案的主要依据，就是徐州各兵团兵力相对集中，不需做出较大调整就可投入对中野的攻击。由此可见，当时的中野为完成在徐州以西的牵制作战，已经不惜将自身放在一个相对危险的境地了。

然而，毛泽东和刘陈邓为何敢于将中野摆在这样一个相对危险的境地呢？这就涉及到在战争中对敌我强弱优劣如何具体认识的问题了。战争中的强弱优劣，都是相对而言并在具体条件下可产生转化的，能够从总体上洞悉这种相对性和转化的指挥者，才能够摆脱教条性的认知，真正把握战争的内在规律。

以当时淮海战役的总体而言，中野以劣势在徐州以西做牵制性作战，如果敌军集中徐州重兵向西攻击中野，则反而无力东援被华野包围的黄百韬兵团，这恰恰就使得中野的牵制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可极大地减轻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阻援压力，进而加快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进程；另一方面，华野如果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就可乘势从东面进逼徐州，迫使攻击中野的敌军重兵回援，这就又对中野的作战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援。

也正是由于中野与华野之间，有着这种相互配合的作用，就使得刘峙等人不能同意杜聿明先集中兵力攻击中野的计划。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刘陈邓之所以敢于对中野做出这种貌似危险的战役部署，就在于他们作为战役的指挥者，已经看到了华野中野两大战略集团，在此次战役中完全能够达成紧密的相互配合，而敌军则是顾此失彼，想攻击中野，则黄百韬兵团必然危在旦夕；想救援黄百韬兵团，则不得不坐视战役中枢徐蚌线被中野切断。全战役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被我军牢牢掌握了。

中原野战军

第二个问题，是有人提出黄百韬兵团撤退时，有无可能不在碾庄地区略作停留，迅速通过曹八集想徐州靠拢，从而逃脱被华野包围的命运？某些读史的人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态，将黄百韬兵团被包围的情况，归咎于国民党军自己犯了某个错误，暗示华野能包围黄百韬仅是一种偶然或侥幸。类似的提问不但对黄百韬兵团被消灭这一段战史提出，对华野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同样也有提出。在此，我仅就黄百韬兵团的情况做一论述，对整编74师的被歼灭，当另撰文论述。

认为黄百韬兵团可不在碾庄停留、避免被华野包围的猜测，其实是出于对战术知识缺乏专业性的了解所致。如果能仔细看看黄百韬兵团撤退时5个军的位置变化，就可以看出黄百韬兵团实际的运动轨迹，从而就知道为什么黄百韬兵团会在碾庄这个特定地点被包围了。

古德里安说过，一支部队的运动速度，是由该部队中运动速度最慢的部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一支部队中的各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这支部队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黄百韬兵团辖有5个军，撤退时不能是5个军各走各路，而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兵团统一运动。事实上，由于黄百韬兵团自东向西撤退，华野主力自北向南进攻，所以黄百韬兵团的撤退路线，是危险的侧敌运动态势。所以，他就不可能采用旅次行军那样的一路纵队直线运动，必须是各军交替掩护的撤退部署。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黄百韬兵团这一路是怎么进行交替掩护的，也就清楚他为什么要在碾庄停留了。

11月5日，黄百韬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的兵团指挥部，原于2日开往海州划归九绥区指挥的100军重新划归黄百韬指挥，于当日回到新安镇；6日原归九绥区序列的44军从海州到达新安镇，当日夜间华野占领新安镇北面的鄢城；7日凌晨3时，黄百韬兵团从新安镇开始撤退， 63军向南单独去窑湾渡河，其他4个军都要通过运河铁桥。走在最前面的，是64军和兵团部，25军和100军在左右两侧后担任掩护，44军在兵团部和64军后面，25军完成掩护后，在44军后面跟进，100军跟在25军后面。

8日上午，64军和兵团部最先通过运河铁桥，44军通过25军和100军的掩护地段，随后通过运河铁桥，然后担负掩护任务的25军和100军才相继撤退。这一段路程，新安镇到运河铁桥就是第一个交替点，原本在最后面的44军走到了25军和100军的前面，100军则变成了在最后的部队，其中100军的44师于8日夜间最后通过运河铁桥。64军和兵团部到达碾庄后，就需要为后面的3个军提供掩护，而不能单独继续前行，否则后面那3个军就将被华野追击和侧击的部队切断。所以，碾庄就是黄百韬兵团交替掩护撤退的第二个交替点！

正因为碾庄是第二个交替点，所以黄百韬兵团就必须在此停留，才能调整已呈混乱的行军序列，继续进行交替掩护撤退。这一必然性，从各个军到达碾庄转为环形防御的不同位置就可以看出来：走在最前面、最先到达碾庄的64军，防区是碾庄以东，而过河后走在最后面的100军，防区却在碾庄西面，走在全兵团最后的100军，此时已经变成了走在全兵团最前面的部队了！

黄百韬兵团到达碾庄后，原走在最后面的100军44师8日夜间在碾庄以东、赵墩以西宿营，9日晨没有在碾庄停留，穿过碾庄直奔徐州（该师的任务是回徐州整补），成为全兵团走在最前面的部队。而44师当日中午时就在八义集遭到华野13纵的阻击和包围，这时黄百韬兵团的主力还都在碾庄地区。参照以上的行军序列和时间就可以看出，黄百韬兵团的主力，不可能早于9日下午到达八义集，自然也就没有逃脱被华野包围的任何机会了。

八义集原是李弥兵团的防区，在后来总结“徐蚌会战”的资料中，国民党方面有人认为刘峙不应于11月8日令李弥兵团撤退徐州，这样黄百韬兵团就不至于被华野包围。这种说法，也是脱离了当时历史事实的。8日贾汪3绥区何基沣、张克侠率59军、77军起义后，徐州东北面完全暴露，而这时邱清泉兵团还在徐州以西的砀山、黄口，整个徐州就只有一个军的守备力量！

所以，刘峙才不得不紧急调用徐州最近的李弥兵团回援徐州。同时，贾汪起义让开的通道，也令我军得以迅速南下，及时渡过八义集、碾庄以北地区的运河与不老河，截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不退徐州，则很有可能被华野的运西部队截断和包围（粟陈张7日电 报中对这种情况已有预案），不但接应不了黄百韬兵团，甚至会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

从上述实际战况可知，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一开始，就已经陷入了绝对的全线被动之中，空有兵力庞大的野战兵团，却始终无法形成合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局面无法摆脱。11日杜聿明到任接手全战役指挥后，虽然穷思极虑一再企图摆脱被动，但仍旧处处受制无力回天。这也验证了克劳塞维茨阐述过的另一条作战规律：在展开阶段所犯的错误，是最难弥补的。

1948年11月5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陈邓并告粟陈张，询问陈邓当前的位置，通报徐州以西敌军各兵团动向，判断开往蒙城的孙元良兵团很可能有一个军留在宿县，要陈邓迅速查明；根据徐州以西敌军动态，毛泽东对陈邓给出两个方案的选择，1、“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援敌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2、“以一部破徐蚌路，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以上何者为宜，望酌复”。

发出此电后，毛泽东又在两小时内，连续向陈邓发出两电，3时电：“请派侦察营去宿县侦察，该地是否有孙元良一个军？及是否有邱清泉一个师部队？只要宿县情况明了，即全面明瞭了，以为下一步机动地位。”；4时电：“按你们前电估计黄维兵团十二日可全部集中阜阳、太和，由阜阳、太和至蒙城需要几天时间？如孙元良两个军在蒙城，你们以一个纵队破击徐蚌线并钳制宿、蚌之敌，以三个纵队攻蒙城是否有把握？在黄维大约十七日左右可到蒙城的条件下，你们与三纵协同攻刘汝明有利，还是以三纵钳制刘汝明，你们单独攻蒙城有利，还是直接打宿县有利？秦基伟纵队何日可到永城地区？”。

毛泽东在3个小时内连续3份电报，特别是后两电，向陈邓提出若干问题，全部关键都围绕着一个之前很少提及的地点：宿县！结合之前的电报内容，就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此时对刘邓李“斩断敌人中枢”的那个决断性建议，正在紧张的思考之中，故而一再要求陈邓提供当面情况和他们的意见，因为截断徐宿间铁路、斩断敌人中枢这一任务，毫无疑问必须由陈邓所部来担负。

陈邓接军委来电后，先于5日13时复电军委并告粟谭刘邓李，向军委报告当前4部分敌军（邱清泉、孙元良、刘汝明、黄维）及我军陈邓所部的位置。陈邓认为，在当面态势下，东进的中野主力以已不宜出徐州以南或徐黄段（也就是说，不宜采取隔断刘汝明、邱清泉或者孙元良、邱清泉之间的联系），而宜采取直接打击邱清泉或者刘汝明的手段。在选择邱、刘何为第一打击目标上，陈邓主张先打刘汝明以调动邱清泉，如邱不援刘而退回徐州，则有华野在徐西的三纵广纵钳制邱清泉，中野主力力争在三四天内歼灭刘汝明。

当日晚23时，陈邓再次致电军委，答复军委5日2时电。该电告知军委陈邓所部此时正集结于商丘、永城间的酂阳地区，豫皖苏军区部队计划于8日开始破击宿县南北铁路并对宿县、蒙城进行侦察。在宿县、蒙城两个攻击目标中，陈邓所部距离蒙城200多里，沿途地形不利，故而倾向选择只有3天急行军距离的宿县。但当前的侦察结果，宿县无敌正规军，只能以破路等行动中调动敌军来援，把握不大。而此时敌军刘汝明所部已到商丘东南地区，因此陈邓坚持前电先打刘汝明的主张，准备于7日发起战斗，请求军委迅速给予批示。

6日2时，毛泽东复电陈邓，同意先打刘汝明，指示陈邓应直接开往永城地区。

1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粟陈张并告陈邓，告知粟陈张和陈邓，对冯治安部的抵抗者和游移不定者应取坚决消灭手段，“仅对其决心起义者，取超越前进方法，将其留在后面。对刘汝明部亦如此。”这表明毛泽东虽因刘汝明部离陈邓最近而同意陈邓先打刘，但还希望陈邓能超越刘汝明更早地靠近徐宿段西侧。

约在6日20时，华野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联名致电军委，报告华野参战各部按计划开始行动，已全部展开，鲁中南纵队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于6日夜间开始围歼土顽王洪九部。与华野打响的同时，陈邓所部中野主力，也于6日夜-7日拂晓之间，在张公店地区围歼原属刘汝明部、划归邱清泉指挥的米文和181师。至此，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战役打响之后，华野首先遇到的是三绥区冯治安部的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何张的起义，不但是为华野让开了直插运河以西、徐州以东地区的通道，何张更在起义前夕向华野提供了重要情报与重要建议。11月7日，粟陈张于9时许致电致电陈邓并报军委、告谭震林：“……据云：蒋介石一日至徐州开会，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守备说。何基沣、张克侠向我建议，……要求我们立即破击徐蚌段，破坏其运输计划。此间无部队可派，建议由陈、邓首长令豫皖苏军区部队李就地徐蚌段破击，”粟陈张此电首发陈邓，显然是以陈邓为战役指挥核心，针对全战役的部署提出相关建议。

就在同一时间内，粟陈唐张钟五人联名致电华东局、报军委，告知海州敌军已撤至新安镇以西，新、海、连方向已不需要使用大部队作战——原定淮海战役计划中的战役第二阶段，向海州、连云港方向的进攻计划，此时需要做出变更了。

粟陈张发出7日9时许的电报之后，三人又于11时致电谭震林并告陈邓、军委：“甲，情况综合：据各方情况综合徐州敌人正部署南撤，新、海敌人今江撤至新安镇，据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电称该军大部或全部起义均有可能……。乙，估计此次战斗发起后有如下变化：1、冯治安部如顺利起义，则徐敌东北、北完全暴露，邱兵团围中原各部拉住，刘峙很可能将李弥兵团靠近徐州加强防守；2、如黄兵团及刘汝明为我全歼（中原军歼灭刘汝明）而邱兵团又为我分割不能收缩徐州，或能退缩徐，只要运西我军能包围李兵团，以便我歼黄各纵队移行运西歼灭李兵团，则可孤立徐州，我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3、如我能完成第二步（歼李兵团）作战，则徐敌可能提早南撤，固守蚌埠、淮河线，黄维兵团集结蚌埠或退守信阳。丙，不论如何，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兵团，同时，做下一步准备，特提出如下方案：第一，运西部队（七、十、十三纵）应乘冯治安部起义（或一部顽抗，我主力不应为其吸引），主力应依预定计划迅即直出陇海线，……分隔包围李兵团，截断其徐州退路，逐次歼灭之。……

第二，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我运东部队解决黄百韬兵团后，即以一部加入运西歼灭李兵团，主力则协同中原军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尔后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可能回撤）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可能收缩蚌埠），或者夺徐州，当依实情再定。但孤立徐州，截断敌人路上退路甚为必要。……关于今后作战，请陈、邓，军委予以指示。”

粟陈张等人7日的几份电报，清楚地表明，粟裕等华野指挥员，此时因徐州之敌部署南撤、海州连云港之敌撤逃两个情况变化，在预估战役下一步进程时，已经将目标转移到刘伯承等提出的“斩断敌人中枢”的方向上了，提出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配合中野陈邓所部（已经在向津浦线徐蚌段前进），从东西两侧夹击、斩断徐蚌段，彻底孤立徐州。

如果仅是看这几份电报的时间，似乎粟裕等华野指挥员的提议，先于军委将战役的第二步重心向徐蚌段转移，对军委的决策起到了重大影响。这几份电报也是某些认为“粟裕指挥了淮海战役”的人经常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如果仔细考虑当时各方发电收电的时间偏差，就会发现，粟裕等人的这个中心转移，其实并没有早于军委的决心。

自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提出“斩断敌人中枢”的前瞻性建议后，毛泽东已经开始将注意力焦点移向徐蚌段上的宿县，这有前面的电报为证。但华野的第二步战役目标，不再按原计划指向海州、两淮，而是转向徐州以南的徐蚌段，究竟是粟裕提出军委同意，还是军委华野两方面独立提出的？从电报时间上看，似乎是粟裕等人先提出，军委随后才提出的。但若是仔细看看电报的内容和收发关系，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

7日晚间20时，毛泽东代表军委致电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建安、谭震林，这份电报是回答6日20时粟陈张钟刘五人联名电报的。也就是说，因电报收发的时间偏差，毛泽东发出此电时，对于7日当天粟陈张的几份电报，都还没有看到或者是还没做出答复！因为毛泽东于8日7时有一电发给粟陈张，内容非常简单：“七日午时电悉。一、估计及部署均很好。二、昨今两日战况望告。”这份电报，才是对粟陈张7日午时那份电报的答复。而从答复内容上看，对于粟裕等7日午时提出的重要建议（徐州敌军部署南撤、战役第二步不打海州方向、转而配合中原军进击徐蚌段），只有简单的表示同意而已。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毛泽东已经于7日20时的电报中，将军委的判断和决心告知粟陈张和陈邓等方面了。而这个判断与决心，是在回复粟陈张钟刘五人联名电时、还没有收到粟裕等华野指挥员新的估计和判断影响的前提下做出的！正因为毛泽东已经将军委的判断和新的决心用7日20时电报告知了粟陈张钟刘和陈邓、华东局及王谭，所以8日回复粟陈张7日午时电时，因粟陈张7日午时电的内容，与军委新的判断和决心已不谋而合，毛泽东就没有再重复前一电的内容了。

毛泽东7日20时电共三项内容，第三项是关于作战兵员补充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则是对战役的意见和形势判断。“（一）、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

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从第一项的“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一句中就可看出，此电是回复粟陈张钟刘6日20时电报的。“（二）、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十个师（包括四十四军），李弥一至两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包括起义者在内），刘汝明六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电报内容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在未得到粟裕等人关于敌人南撤、不用打海州等地的情况报告时，就已经将“第二仗”指向了徐蚌线，并且对徐州之敌可能南撤做出了预判。

由此可见，淮海战役刚刚打响的第二天，就因敌我情况的进展，战役计划和指挥方面随之又产生了重大变化。

1948年11月7日，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一天，中央军委、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三个方面，根据敌情变化，对战役的下一步规划开始了新的统一认识过程，从而在9日、10日间做出了新的决断。

就在淮海战役打响的这一天，敌军方面也开始有了大的动作。在此之前，敌军的指挥系统调整和作战部署因各种原因，一再犹豫拖延。直到11月5日，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到徐州召集各兵团司令官会议，才最后决定陇海路沿线次要城市一律放弃，集中主力与津浦线徐蚌段两侧，徐州“剿总”转移蚌埠，徐州仅留一两个军防御。依此计划，黄百韬兵团退至运河以西，李弥兵团退至徐州东南灵璧、泗县地区，海州44军随黄百韬7兵团撤退；邱清泉兵团集结于永城、砀山地区，刘汝明四绥区转移至临淮关，孙元良兵团集结于蒙城。该方案于6日正式下达书面命令。

这个态势，就是粟裕给军委电报中所说的，何基沣张克侠所告知的“部署南撤”方案。

7日20时，陈邓致电军委并粟谭、刘邓李，报告中野东进主力的行动情况：“我各纵与昨日午后开进，今日拂晓后先后进至陇海路以南，仅在马牧集东南发现一八一师，正围歼中。并已确实查明刘汝明五个师，系于六日经砀山，今日继向永城前进。……据此情况，我们决心以一纵歼击一八一师外，三、四、九纵决于明夜东进，如刘汝明尚在永城，则歼灭之；如刘向宿县逃，则乘势追至宿县歼击之，并控制徐宿线，调邱、孙来增援并歼击之。”

同一时间内，陈邓还致电在徐州以西的华野三纵孙继先、丁秋生并粟谭，报军委，令孙、丁应立即尾追已开始撤退的邱清泉兵团，直逼徐州，“我们下一次作战，或歼永城刘汝明，或直追刘汝明到宿县而歼击之，或不理刘汝明直出宿县，并控制徐宿段，调邱孙增援，而歼击之。”比较陈邓20时给军委并粟谭、刘邓李的电报内容，陈邓在此电中多列出了一种可能性：“或不理刘汝明直出宿县”。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陈邓与军委情况相同，此时也还没有收到粟陈张7日午时电，因为陈邓与8日10时有一电给粟陈张并告军委，明确是回复粟陈张7日午时电的，这个情况与军委回复粟陈张7日午时电同样晚一天的情况完全一致。可见7日这一天华野与军委和陈邓之间的电讯，都因技术原因出现了时间上的偏差。这种技术原因造成的收发报时间偏差，在整个淮海战役过程中，都曾一再出现。

综合7日一整天的电报往来，可以看出我军战役指挥的几个方面，自刘邓李5日提出“斩断敌人中枢”的建议后，到7日时军委毛泽东、华野粟陈张和中野陈邓，都已经逐步将注意焦点转移到淮海南线徐蚌段的宿县这个要点上来了，可以说刘邓李的建议，对各方面战役指挥思路的影响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而由于前两天的技术原因，造成电报收发时间的偏差，在后面的若干时段内，这一时间偏差仍旧在起作用。所以后人在看当时的电报时，很容易混淆各方电报的收发应答次序，从而对各方各种意见的提出先后与相互间的影响产生误解，这是我们在解析这一时段的电报文献资料时，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11月8日上午8时许（辰时），粟裕、张震联名致电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这就是那份著名的“齐辰电”。现在相当多的人，将这份电报视为粟裕本人决定了淮海战役走向、从而证明粟裕为淮海战役实际指挥者的重要依据。那么这一论断是否成立呢？让我们还是从当时各方的往来电报解析入手去得出结论。

粟张的“齐辰电”内容，分为甲乙丙三项。

甲项根据全国战场形势，判断蒋介石在徐蚌战场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之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而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待机反攻。”

乙项分析敌军两种方针对我之利弊，“蒋匪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闵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匪采取第二方针，可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丙项是结合上述情况，提出对淮海战役第二步的设想，“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这我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人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阶段浦蚌铁道，错乱敌人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

粟陈张的“齐辰电”内容，的确是从解放战争的南线战略角度出发去设想淮海战役的进程，这一点是很清晰的，而且也是粟裕方面自提出淮海战役计划后，第一次完全从战略角度向军委表达意见。但如果说是此电的内容决定了从军委到中野、华野对淮海战役的决策，导致淮海战役发展成为解放战争的南线大决战，则有商榷余地了。

如果结合此电前后军委毛泽东的各份电报内容来看（特别是军委7日20时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很难认定是粟陈张的齐辰电改变了军委的意图。

因为毛泽东的7日20时电中，已经指出战役的第二步，是华野歼灭黄百韬等徐东之敌后，配合中野进击津浦路徐蚌段（不再向新海方向进击），同时对蒋介石可能撤退徐州有过预判，并根据敌如不撤的可能，设想了战役的下一步就可歼击黄维、孙元良，彻底孤立徐州之敌。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粟陈张的齐辰电，则该电更多的意思，是表达对军委战略意图和新的战役目标的认识，并根据军委意图做出对原战役计划步骤的改变（主要就是战役第二步不再攻击新海连和两淮方向，而是进击徐固线）。

判断敌军可能撤与不撤、战役第二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两个重要问题，粟陈张的齐辰电所表现的正确性，是与军委的意图不谋而合，却不是影响军委决策或者决定战役指挥的作用。因为后面的电报又表明，由于电报技术原因造成的时间偏差，军委在对齐辰电做出回答之前，再一次做出了新的决策，而这个决策则是直接发给陈邓再告粟陈张的。另外，军委对粟陈张的齐辰电另有一电做出答复。由此可见，对齐辰电的意义，还是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具体分析，而不宜从整个历史环境中孤立出来望文生义地加以解读。

在解读粟裕齐辰电的战略意义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特别之处，即在此之前，粟裕一直没有对整个战役对全国战争的意义做出战略性的预判，为何会在此时突然提出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性的意见来？一个成熟的战略性意见，不可能毫无前兆地突然在某个指挥员的主观意识中凭空产生，总是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启发。

对比之下，参照杜聿明等人的战役思考去看蒋介石的战略指挥，就能看到蒋介石往往不考虑下级指挥对上级意图的主动理解，片面武断地以上级的意图替代下级的主动思考，对比毛泽东对战役的策划指挥步骤方式，蒋介石就显得极为主观、粗糙、急躁甚至是愚蠢了。

一旦下级指挥员做出理解上级意图的主动思考，毛泽东的回答往往就会变得很简略，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战略指挥上是很常见的。不仅仅是在对淮海战役的策划指挥上，在辽沈战役时也有完全一样的过程。

如林彪罗荣桓报告下定攻克锦州的战役决心、并认为攻锦将演变为整个东北战场的大决战时，才刚刚因为对攻锦产生过犹豫动摇、设想回头去打长春，从而受到了毛泽东连续两次来电的严厉批评。如果不考虑到毛泽东对下级主动思考的启发，仅看林彪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转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突兀，毫无思维轨迹可寻了。

同样道理，粟裕齐辰电意见的产生，也是这样一个在受到各方意见的不断启发下的主动思考过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同意齐辰电的直接回答，就非常简略，这一特征在淮海战役的指挥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对下一级战役指挥员如何理解上级的意图，通常都是在战役筹划的逐步进展中，不断用指出正误差别的方法，启发下级指挥员主动地理解和丰富上级的作战意图，而不是单方面地以自己的主观意图代替下级指挥员的思考。

1948年11月8日9时，粟陈张致电谭震林王建安并电令华野七、十、十三纵首长（运西部队），并告军委、陈邓、华东局，除部署运西部队截歼正在西撤的黄百韬各军外，“据各部近日获俘供称：敌有南撤企图。……并建议豫皖苏部队迅速破击徐蚌路。”

自7日接到何基沣张克侠及其他方面提供的敌军可能南撤情报，粟裕方面已经开始从全战役角度，密切注意“斩断敌人中枢”的徐蚌段方向，但由于这个方向不在华野的作战范畴内，且华野之前没有向这个方向部署部队，中野主力尚在徐州西南，离徐蚌线最近的只有中野指挥的豫皖苏军区部队，故而粟裕方面现在对这个方向表现出了一丝焦虑。

8日10时，陈邓致电粟陈张并报军委，答复粟陈张7日11时电，“已电悉，豫皖苏三个团原定七日夜开始破击宿县南北段铁路，尚未得报告。我主力即出宿县及其以北。”

8日约16时，粟陈张依照军委指示，致电军委、陈邓并华东局、中原局报告华野战况。

8日21时，陈邓致电粟陈张并报军委，告知四纵已在砀山东南追歼邱清泉兵团后卫五军四十五师的小部队，邱清泉正向黄口方向溃退。“蒋贼究竟只撤退邱、刘两部，还是整个放弃徐州（包括黄、李、冯），不日即可判明，应加注意，你们所得情况望即告。”陈邓对粟裕方面提供的徐敌南撤情报，此时还持一定的慎重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华野应对敌军南撤的战役部署意见：“如判明蒋贼系整个南撤，设防淮河时，如有可能，你们能派队举行拔越追击，迅速进至淮南路东。”

8日夜间约22时，毛泽东致电陈邓并粟陈张：“（一）刘汝明开蚌埠守备，九十九军开宿县向西扫荡，孙元良率两军返回宿县守备，邱清泉派有力一部收复永城。以上是刘峙六日部署，现正执行，并非总退却。邱清泉主力仍在黄口、丰县地区。（二）粟陈张应迅速分割包围黄兵团，否则该敌可能西移。”

该电两项内容，第一项是主要的，向陈邓粟陈张通报军委所获6日刘峙对徐西地区的部署情报；第二项对粟陈张的作战则说得非常简略。从内容上看，该电似乎仍是根据陈邓粟陈张7日的几份电报内容提出的意见。“并非总退却。”一句，似指粟陈张7日午时电的判断；“否则该敌（指黄百韬7兵团）可能西移。”一句，因华野报告黄兵团已开始向西撤逃是8日，那么军委判断黄百韬“可能西移”，就应该是针对8日以前的情况而言的。

如果仅看8日这一天中，军委、陈邓和粟陈张三方面的电报，就会感到三方面的意图似乎是矛盾的，特别是毛泽东的那个“并非总退却”的判断，似乎是对粟陈张意见的某种否定，而这一电报又是发给陈邓的，如果再结合后两日毛泽东根据敌军总退却这一判断所下的的决心，更会让人感到迷惑了。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综合7日到8日的所有电报做总体的解读，就可以看出，这时军委、陈邓和粟陈张三方面，都处在一个情报判断的过程中，最终的判断和决心，要在9日才显现出来。

一般人总会以为，情报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了情报就能打出胜仗。但情报与战争的关系，远比这种简单认知要复杂得多。对于战争的胜负影响，不在于情报本身的意义，而在于指挥官对于情报的分析把握和运用——套用一句现在的流行句：没有情报是万万不能的，但情报却不是万能的。

《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中情报”一节中写到：“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资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只要考虑一下指挥而已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下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要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或然性的规律。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的时候，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而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增大了。”

在1948年的11月7日到8日这个时段内，粟裕方面获得了敌军正部署南撤——总退却的情报，据此作出了情况综合，提出了相应的意见（7日9时电、齐辰电等）；陈邓方面仅从粟裕来电中得知这一情报，故而持慎重态度（8日21时电）；军委、毛泽东在获知粟裕方面的情报之前，已经获得了“刘峙六日部署”的情报（8日22时电），随后也获得了粟裕方面提供的“总退却”情报，在8日这一天仅向陈邓并粟陈张通报了军委情报，有“并非总退却”的判断。

综合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出，粟陈张方面和陈邓方面获得的“总退却”情报是单方面的，军委、毛泽东则面对着“刘峙六日部署”和粟裕“敌军部署南撤”两个相互矛盾的情报！

由此可见，对情报和战役指挥员的意见要做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判断，最终拿出决心来的，既不是粟裕方面也不是陈邓方面，而是军委、毛泽东。在9日到10日间，我们就会看到军委毛泽东方面新的决心和部署改变了。

11月9日9时，粟裕向华野参战各纵队下达作战电令并报陈邓、军委、华东局、中原局，该电内容显示，此时地黄百韬兵团主力已撤过运河以西，华野各纵队出截歼黄百韬后卫外，正全力追击围堵黄百韬兵团；何基沣张克侠部虽已宣布起义，但其正面的华野部队（主要是七纵、十纵、十三纵）尚未完全接管何、张防区，故而粟裕命令七纵、十三纵不管冯治安部（何张）是否起义，不必等待谭震林、王建安命令，立即透过冯部防区直插大许家、曹八集一线（这是堵住黄百韬兵团西逃的关键）；同时粟裕再次“建议陈、邓速令豫皖苏军区将徐蚌路切断，阻延敌军的南撤。

同一时间，华野前委粟谭陈唐张钟刘七人联名向下属各兵团、纵队、师、团发布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并报军委、华东局和陈邓。

9日午时，粟陈张再致电陈邓并告军委、华东局，报告战况。在战况报告中，粟陈张有一个新的判断：“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七十二军等部守徐，邱兵团在徐州至黄口段，李兵团在徐州东北及以北，黄兵团在徐州东南，孙元良在宿县、符离集，李、黄正在调整，我能分割，实为歼敌良机。”

在这个战况报告中，粟陈张判断“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依据（除可能的情报因素外）是徐州周边敌军各兵团的态势，主要是黄百韬在向李弥靠拢（“正在调整”），孙元良从蒙城北上宿县符离集地区，邱兵团还在徐州以西。从这个态势上看，似乎刘峙在向徐州调集重兵，尤其是孙元良的北上，与前面判断徐州敌军总退却的情况相反。

9日16时，陈邓电告粟陈张并报军委，通报中野主力当面情况和陈邓的判断。“止十一月八日夜，五军仍在黄口、李庄车站间。三纵等部报告当面仍有敌大部与我对峙。刘汝明率六十八军似已南撤，唯五十五军进到萧县附近地区。据此判断邱兵团仍在黄口周围地区，黄兵团撤运河，李兵团撤双沟、房村、究系收缩阵地或展开向南总退却，尚待查明。”

粟陈张与陈邓两方面对情况的判断有所不同。粟陈张认为黄、李两兵团的调整是“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的步骤；陈邓则认为是黄、李的调整，究竟是集中徐州决战（为决战收缩阵地）还是向南总退却的步骤，尚须查明。

实际上，刘峙因何张贾汪起义失去了徐州北面三绥区这一屏障，猝不及防极为慌乱，因徐州市区这时仅有一个军的守备力量，于是刘峙仓促令李弥兵团向徐州收缩、孙元良兵团经宿县、符离集北上徐州，以确保徐州不受北面的攻击（华野其实并未从北面攻击徐州），却因中野的东进，不敢收缩西面离徐州很近的邱兵团。这个调整极为拙劣，李弥兵团的收缩放弃了曹八集、大许家一线，原本可接应黄百韬兵团西撤的线路立即暴露在透过贾汪地区南下的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面前，黄百韬西撤徐州的路线即将被切断；孙元良兵团本来可从蒙城方向宿县一带展开，保护徐州与蚌埠后方联系的徐蚌路，但被刘峙在慌乱中调往徐州，宿县一带西面随即暴露，陈邓的中野主力也随即将斩断徐蚌线（陈邓主力此时尚未到达对宿县的攻击位置）。从现有态势上可以看出，刘峙并没有以徐州为中心与华野、中野决战的决心，反而是自己破坏了6日由国防部下达的向津浦线徐蚌段两侧调整的部署。

9日16时，毛泽东致电陈邓粟陈张并告谭王，做出新的判断和部署，电报全文如下：

“齐电悉。

（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一边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

（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

（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首先强调了陈邓所率中野东进主力的作战目标，就是占领宿县，切断徐蚌线——“斩断敌军中枢”！原有的打刘汝明、钳制邱清泉等任务都没有了，将钳制邱清泉的任务全部交给在徐西的华野三纵和广纵，同时还要求三广两纵要保持与宿县中野部队的联系，若徐州敌军总退却，则陈邓应集中中野四个纵队加华野三广两纵歼灭该敌。

从对中野的要求来看，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的“斩断敌人中枢”建议，在徐州以西与淮海战役南线的各项作战任务中，此时已经成为重中之重。而刘伯承等人提出战役建议时，我军各方都还没有得到徐州敌军将总退却的情报。据此就可看出，刘伯承等的建议，具有明确的前瞻性，占领宿县斩断徐蚌，是破坏敌军总退却的要害之点。毛泽东此时也将陈邓所部的任务焦点，彻底集中在“斩断敌人中枢”方面，不再要求陈邓去牵制邱清泉或歼灭刘汝明了。

对于粟裕华野方面，毛泽东的要求还是尽全力歼灭黄百韬及李弥，而具体部署上，显然还是根据粟陈张等8日15时报告的战况做出的，要求华野主力歼灭黄百韬于运河以东，运西部队则歼灭李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而9日这一天，黄百韬兵团撤至运河以西，李弥兵团已经收缩徐州。

在战役目标的变化上，毛泽东明显是针对陈邓8日21时电“如判明蒋军系整个南撤，即设防淮河时”的预判，做出第一步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决心。而这一决心是否是受到了粟张齐辰电的影响呢？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收电人是陈邓粟陈张及谭王，电报开头表示“齐电悉”，说明毛泽东发出此电时已经收到上述诸人的8日电报。但是，这其中是否包括了齐辰电，仍不得而知，虽然从时间看，毛泽东应该已经收到了齐辰电。但是随后毛泽东就明确回复了粟张的齐辰电。所以，毛泽东这份9日16时电的内容，是否是受齐辰电内容而来的，还不能下结论。

9日晚约22时，毛泽东致电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正面回答粟张的齐辰电：“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毛泽东回复齐辰电时，所强调的重点也是有针对性的。军委9日16时电已经明确了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目标，故而此电就不再重复；而粟张齐辰电中对老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表示了顾虑，军委9日16时电对此没有答复。故而毛泽东在回复粟张齐辰电时，明确告知粟张，各个老解放区将全力支援淮海战役，打消粟张齐辰电中的顾虑。

也就在9日这一天，刘伯承在柘城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刘陈邓三人开始作为领导核心的整体发挥作用。

关于毛泽东最后决定根据敌总退却的态势，令陈邓所率中野主力直出宿县，实现刘伯承提出的“斩断敌人中枢”的目标，近年来有专家认为，认为这一决策是毛泽东的错误。声称徐州敌军没有总退却，而是按照粟裕所判断的那样“集中徐州与我决战”，而毛泽东令陈邓不打邱清泉直出宿县，则造成邱清泉兵团后来东援黄百韬，给华野造成了更大压力，更进一步把黄百韬西撤被围和邱李东援，说成是徐州之敌的“决战”举措，真是不怕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观点的荒谬在于，完全是片面地孤立地从华野的作战行动角度出发，丝毫没有考虑到全战役的目标和具体步骤，更是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只有盲目的概念。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不是最早粟裕设想的“小淮海”，仅仅是华野主攻、中野做战略牵制配合的一个战役。真实的淮海战役计划，经过有关方面的反复磋商修改，早已经超出了华野的作战范围，而是解放战争南线主战场的大决战，最终目标是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消灭徐州敌军重兵集团。某些人仅是从华野参战部队多、战果较大的层面去看全战役，这就摆脱了不了以偏概全的狭隘认识，对真实的历史就会产生曲解，最后得出盲人摸象式的荒谬结论来。

邱清泉兵团在徐州以西的黄口砀山一带，背后依托着徐州，自身有较强的战斗力。如果陈邓所率中野主力攻击邱清泉兵团，将其彻底分割包围加以歼灭的难度很大，极有可能是打成对峙。这样虽然可以牵制邱清泉兵团使其不能东向救援黄百韬，但孙元良兵团则从蒙城出发控制徐宿段，邱清泉兵团若缩回徐州，就与控制徐宿段的孙元良兵团相互配合，保持整个徐州重兵集团与蚌埠后方的联系。这时华野要集中全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徐州方面在战况不利时，仍旧保有南撤蚌埠的通道，这样即便华野全歼了黄百韬，与中野对徐州集团还是形成了一面平推的态势，敌军徐州重兵集团就可在南面的刘汝明（已经撤到蚌埠）、李延年（华野歼黄期间新组建的兵团）和黄维（正在集结东进淮海战场）的接应下，一面对华野和中野逐次抵抗，一面沿着孙元良兵团控制的徐蚌段，全军逐步南撤。整个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就很可能打成新的对峙，敌军即可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在蚌埠、淮河一线或者长江沿线重新布防。

所以，要彻底孤立进而歼灭敌军徐州重兵集团，斩断徐蚌是关键的要招！为此，毛泽东最后不惜放弃中野主力钳制邱清泉的目标，甚至连最好打的刘汝明兵团都置之不顾，而要陈邓率领的中野主力直出宿县，实现“斩断敌人中枢”这一目标。

淮海战役一开始，军委、中野刘陈邓和华野的饶粟谭陈张等，三个方面的种种筹划和多次变更的各项决策，共同构成了一个宏伟战役决策的全过程，谈论淮海战役的指挥，就不能脱离这个全过程而去孤立片面地寻找某一个方面的所谓“指挥”。

11月10日约2时，毛泽东致电陈邓：“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

同一时间，毛泽东另有一电发给粟裕、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敌七兵团、十三兵团均向徐州撤退，你们是否已将该两敌包围歼击并切断其退路，尤其是七、十、十三纵及苏北十一纵，应乘十三兵团慌乱撤退之际，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该敌，至要至盼。”

宿县（图中三个红箭头的指向）在淮海战役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10日3时，毛泽东致电陈邓，回复陈邓9日16时电：“九日十六时电悉。（一）冯治安全军起义，刘峙以冯部八日情况不明，于九日一时电令黄李两兵团均撤回徐州固守。邱兵团仍在黄口一带，并无向东增援黄、李任务，亦无向南撤退意图。刘峙又令孙元良赶回宿县。敌之部署是固守徐州、黄口、宿县。（二）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

从以上毛泽东的三份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攻占宿县斩断徐蚌这一目标极为看重。从9日16时电到此时，毛泽东连电陈邓以主力攻取宿县，不但取消了陈邓所部钳制邱清泉的任务，进而对陈邓原定先打刘汝明计划也取消了，“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不仅如此，为加强陈邓攻取宿县的力量，毛泽东甚至连华野三广两纵钳制邱清泉的任务也取消了，“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取徐宿段”、“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完全置邱清泉、刘汝明两部分于不顾，坚决攻取宿县！决心之坚定，要求之急迫，跃然纸上。

从8日夜间，毛泽东判断徐州之敌“并非总退却”，到9日16时电要求陈邓粟陈张等根据敌军总退却的趋势调整部署，令陈邓直出宿县，直至10日凌晨决心要陈邓集中全力攻取宿县，军委毛泽东方面，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分析判断过程。从粟裕最先提供徐州之敌部署南撤、军委获取刘峙6日“并非总退却”的部署、陈邓预计敌军可能退守淮河、到粟裕方面判断“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等等相互矛盾的情报判断中，毛泽东最后得出的决心，是依据对敌军总退却的估计，把握住此时决定全战役走向的关键点：“斩断敌人中枢”——集全力攻取宿县！

10日10时，粟谭陈张致电华野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报陈邓、军委，通报华野战况和部署调整。从战况通报和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相关的要点：1、黄百韬兵团主力已撤过运河以西，后卫小部队遭华野歼灭，一个军（63军）在运河沿岸的窑湾被包围；2、黄百韬主力（4个军）已到达碾庄地区，华野运西部队已越过原三绥区（冯治安）的防区插向曹八集、大许家一线阻截黄百韬兵团的西撤路线，运东华野主力7个纵队（其中有原中野1个纵队）正分路渡过运河，对黄百韬兵团展开全力追击和包围；3、李弥兵团已靠近徐州，目前其当面只有华野10纵（运西7、11、13纵都用于阻截黄兵团），华野主力未能如军委要求的那样歼击李弥兵团大部；4、华野现调整部署全力歼灭黄百韬兵团。

10日13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这时起刘陈邓开始使用联名电报）致电军委并粟陈张，通报邱清泉主力已开始东撤，中野4个旅将于明日夜进抵徐宿线开始破击铁路，主力准备打击来援之敌。但对于华野三纵的使用，刘陈邓没有如军委要求那样令华野三纵也参与攻击宿县，仍旧令华野三纵尾追监视邱清泉兵团；对于徐东华野方面的作战，刘陈邓根据黄百韬兵团已大部西撤的态势，建议华野派一部主力向西南插至徐宿线以东。

10日16时，刘陈邓再电军委并粟陈张，回复军委10日2、3时两电，告知中野主力将于明日夜南进宿县，仅用1个旅于明日夜开始破路。

11月10日21时，毛泽东致电陈邓并粟谭，通报军委所获徐州之敌的情报，从情报中可以看到：

一、军委此时已从情报中得知，李弥13兵团已全部退集与引河与徐州之间地区，原计划华野歼击李弥兵团的设想没有实现，刘峙误认为华野有六个纵队从徐州以西南下，故令邱兵团仍在徐州以西防御；

二、刘峙忙于防守徐州，从蚌埠调99军车运徐州，部署刘汝明防守蚌埠；

三、刘峙急调孙元良兵团主力从蒙城前往宿县防御，故今明两日陈邓所部到达宿县，很可能打上孙元良主力。

11日4时毛泽东致电刘陈邓，回复刘陈邓10日13时和16时电：

“（一）你们真夜向宿县前进甚好。

（二）孙元良四一军、四七军共四个师，原来留在徐州者两个团，此次刘峙又令留一个团在蒙城，故你们真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难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该电第三、四、五项通报了黄百韬已全部被围、邱清泉兵团仍在黄口、李弥兵团退缩徐州、99军可能正车运徐州等敌情。

11日7时，粟裕张震致电华野各兵团各纵队指挥员并报军委、陈邓，汇报当前敌情、战况与华野作战部署，电报内容主要包括：

一、黄百韬兵团已被我军包围于碾庄、曹八集地区，其中63军被包围于窑湾，当晚即可被消灭；

二、华野4、7、8、11、13纵所到达的位置，“其余各纵刻正继续渡运河向西急进中”；

三、“邱兵团主力已到徐州，黄兵团有构成李邱兵力之策应，有向西或西南突转可能。”粟裕据此对各纵队下达调整部署（共11项内容），令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统一指挥2纵、12纵、中野11纵进至房村、双沟地区待机；谭震林、王建安移至不老河边统一指挥7纵、10纵、11纵、13纵；陈士榘随9纵西进统一指挥4纵、6纵、8纵、9纵；

四、粟裕张震当晚进至运河边，继而进至古邳地区指挥；

五、战斗分界线具体区分请谭、王、陈依情况而定。

11日16时左右，毛泽东致电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李即山东兵团参谋长李迎希），除通报前电（4时致刘陈邓电）所述敌情外，又增加了刘汝明68军可能已到蚌埠、55军在萧县徘徊，而敌99军北调徐州，有不信任刘汝明、对55军加以监视的因素，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将黄维兵团调至蚌埠一带等等新的情况。

根据上述敌情和“根据粟陈张，谭王李灰日上午各电”，毛泽东指出：“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对下一步战役行动，毛泽东也提出了新的部署：“在黄、孙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蒋介石有令邱、李向南或向西突围而令黄维接应他们突围的极大可能。因此，在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后，粟陈张谭王李所部，除以一部位于徐州以东外，主力应迅速移至以宿县为中心之徐蚌路及其两侧。中原我军及华野三广两纵，则应待粟谭到达徐蚌路后移至永城、商邱之间，隔断黄维与邱、李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此种部署，在歼灭黄、孙后，应立即施行，时间大约在十五日（戌删）左右。”

至1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筹划与决策，历经多次变更，最后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