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战败国德国，如何做到占据中国军火贸易额一半以上

作者：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

1920年代初期，中国在德国军火遍及全球各地的活动中，并不占什么突出的地位。

1914年，德国在华投资总额是2.636亿美元，到1921年只剩下不到0.4亿美元了。1913年在华的德国商行达296家，到1919年只有两家还在营业。战前，有近3000德国侨民居住在中国，到1921年这一数字减至1255人。同一时间内，德国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4.7%下降至1.3%，在外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02至1904年间20%狂跌至1921年的谷底不到2.7%。

除此而外，德国丧失了战前中国商人所害怕的在华治外法权，这被视为其削弱与衰落的象征。

可是，仅用了六年时间，德国就以其蓬勃的势头恢复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而且，中国不断的内战激起了对武器无休止的需求，有迹象表明它将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市场。

192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定对德国在华商务活动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德国在协定中放弃了“所有的特权、利益和优惠”，放弃了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并付给中国一大笔钱(以支付战争中被扣德国人的费用)。到1927年，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数都已略为超过了1913年，中德双方均将此归功于新型的平等关系。

德国出现了敦促德国商人以“新的”、更好的方法学习中国语言及风俗的文学作品，它指出，中国人更愿意与抛弃了“落伍的英国式帝国主义方式”的德国人打交道。在中国方面，徐世昌1920年曾预估，在新形势下对德贸易将会迅猛回升。有位中国外交官在1930年写道，治外法权的丧失使德国的商务活动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在没有德国领事法庭、炮艇和使馆卫队保护的情况下”，德国重新获得了商业的据点。

这是战后列强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遵从平等互惠原则的条约，它所表现的“同情心”不能仅从经济的范畴来理解。在1925至1926年中国人抵制英货期间，德国商行在华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那时，德国商行受到广东政府和商家两方面给予的格外优待，从英国的危机中获利匪浅。当然，商业不能仅靠良好的愿望。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警告说，尽管德国人得到的待遇“比起其他国家来稍显友善”，可与中国人签订合同依然是“施压、讨价和艰苦谈判的结果。世界上任何的友谊也不能改变它。”

一、军火贸易

理想主义色彩甚少的军队也证明了重返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伴随着1923年的德国马克大贬值，德国主要的工业和贸易公司成功地以最低廉的价格在远东市场倾销商品。1923一1925年I.G.法本公司(主营化工颜料)、联合钢铁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等都打开了在中国的销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设立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却被一批新涌来的德国企业家所挤满，这些人在国内通货膨胀中破了产，而转到亚洲来寻找新出路。

促使德国对华贸易迅速复兴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人自从1916年进入军阀时期后对武器渴求的不断增长。中国国内只能生产较原始的武器，且数量有限。根据齐锡生的研究，1920年代初期，中国的每个省几乎都有一家兵工厂，但只有三家生产的武器能够满足当地军阀的需要。这些厂的产品无统一的规格，且绝大部分不能更换零部件，导致许多军队装备的是型号杂乱的枪支弹药。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每年生产步枪的总数从来未超过二十万支，“难以补充战场的损失”。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人数却从1916年的五十万剧增至1928年的二百多万。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中国地方军阀们对外国供应的需求就再清楚不过了。军阀们也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武器能由一个固定的国家来供应。

在1918年和1919年，日本是训练和供应中国军队的唯一强国，然而，日本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一样，是1919年5月5日武器禁运协议的签字国，签约诸强国允诺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武器供应，希望以此来制止中国内战。

不幸的是，协议上存在的漏洞削弱了它的效力，而且，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德国在内的几个武器生产大国并不是协议的成员国。到1924年，该协议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中国战场使用的武器中，大多数是外国提供的。据估计，截至1927年，运往中国的外国武器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美国军事专家1926年的报告指称，“事实上，正在使用的武器，不是外国产品，就是在外国监督下生产的产品。”

德国在这宗交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巨大的。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进的武器的总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这些官方统计并未把猖獗的走私及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数字包括在内。虽然德国官方辩解说，其中有些武器是在其他国家生产而由德国船来运输的，但德国的贸易和航运公司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武器交易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多数运到中国的德制武器明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的，德国躲避了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收缴，并在各种欺骗手段下得到资助、装载和运出。当然，也有一些是新近出厂的，是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产物。例如，东北的“大帅”暨中国北方主要势力之一的张作霖所购买的武器中，大部分是克虏伯公司1923-1924年间制造的，他还得到了德华银行的资助。

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局的不稳定，或是因为忙于其他的事务，德国官方与推动武器出口有关的机构几乎没有直接插手这一贸易。但至少有一次，德国国防军曾考虑过直接参与的可行性。1920年3月，德国国防军“出于技术上的目的”，倾向于接受徐树铮将军通过几位前德国参谋本部的军官转达的请求，徐当时任西北边防军的总司令，正密谋推翻自己的上司段祺瑞。

但徐的计划在六月份受到挫败，意味着一名德国军官所说的那项确保战略物资出口的“美妙计划”寿终正寝。然而，借助于军事和文职专家为地方军阀服务，德国工业界成功地恢复了战前能直接与中国当局交往的局面。

到1925年，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中山都聘任了德国公司的顾问或工程师。整顿兵工厂和供应武器是顾问们主要的任务，但并非唯一的业务。直到此时，德国工业界在中国仍然是缺乏协调，无计划的。德国企业家们对中国的军阀保持相当狐疑的态度，像克虏伯公司就向敌对的双方都提供武器。

二、德国冒险家们

既要维持武器买卖，又要确保中国军阀的亲善这一使命就落在了那些勇敢无畏的人肩上。对那些勇敢的企业家和幸运之士来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块高风险，但能迅速获利的土地。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在众多千方百计与中国军队或政府建立联系，并藉此获得了在其母国不可能达到的显赫地位的外国人中，没有谁能比自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冒险家”的J.T.特雷比奇一林肯(Trebitsch-Lincoln) 更具色彩了。

匈牙利籍的犹太商人特雷比奇一林肯年轻时移居加拿大，他在那儿皈依英国圣公会，潜心研究教义，并成了一名牧师。他移居英国时，仍是一介布衣平民，他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竟选议员成功，从此开始涉足包括罗马尼亚石油在内的各种“黑色事业”。从1914年至1916年间，他为英国充当间谍，却又因间谍活动遭英国当局逮捕。他逃了出来，飞到美国，却又被引渡回国，蹲了三年大牢，直到1919年出狱。是年，他在匈牙利刚一露面时，就与一项皇权主义分子的阴谋有牵连。1920年他在柏林现身，自封为“非常总司令”来对付短命的“卡普”叛乱。

抱着要“报复英国对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心，特雷比奇一林肯在1921年带着“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组建中国，将中国建成第一流的军事与海军强国”的计划前往中国。他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了杨森将军，杨是四川刘湘部队的第二号人物。1923年，特雷比奇一林肯作为杨的顾问帮他打赢了对刘存厚的战争。同年，他成了杨森盟友吴佩孚的“总顾问”，通过吴佩孚，他又开始效力于齐燮元将军，控制着江苏、江西和安徽的齐燮元将军是华东地区的主要军阀之一。

1923年8月，特雷比奇一林肯为齐燮元带着一个考察团赴德国，他希望能签订在江苏从事工业投资的合同，并招募巡回军事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为齐将军服务，他们两人曾在“卡普”叛乱时有过接触。他与德国工业界的谈判成果寥寥，但却与奥地利的科诺尔工业公司达成了资助江苏铁路、公路和港口设备的初步合同。然而，科诺尔公司却要视鲍尔的参与程度再决定能否最后签约。

鲍尔承认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并初步同意1924年2月前往中国。但是，对齐燮元，也许还包括对特雷比奇一林肯本人，地位稳定性的怀疑(这是为事后证明了的预感)，促使鲍尔最终接受了访问苏联的邀请，而没有到中国。

当鲍尔1927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时，特雷比奇一林肯，这位犹太裔的英国圣公教冒险家已经变成了一名笃信佛教的和尚， 他取法名“超空” ， 隐居在南京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此后的十年中，他数次重返欧洲，以佛教传道士的身份为庙宇和寺院化缘，他还曾因此以“诈骗”的罪名遭逮捕。

德国重返中国市场，一方面是快速的，另一方面又带有偶然性，还有点传奇色彩。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认为，新贸易虽然大多是“我国部分卑鄙商人从事可疑的武器非法买卖”，但这却是个赢利丰厚的领域，开发它，特别是有组织地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对德国顾问的选择

1923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之下所开展的运动，是建立在国民党各类军阀之间的一个不稳固的联盟之上的。该联盟是由共同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所维系。这一基础在北伐的第一阶段(1926一1927)充分发挥了作用，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长江以南的国土。但成功到来之时，联盟存在的基石随之消失。

当1927年4月占领上海之后，国民党最具实力的军事将领蒋介石断然与左派决裂，并在地方军事将领的协助下，运用各种政治花招，在与国民党内左派的斗争中渐渐占了优势。

与苏联的联盟在1926年3月变得十分紧张，当时蒋拘留了几个左派分子和苏联顾问。然而，局势暂时平静了下来，“北伐军”于6月正式出发，蒋在苏联的支持下出任总司令。在广州的党和政府机构分别交由蒋的支持者张静江与谭延闿领导。

可是，当蒋的国民党“右派”为一方和国民党“左派”为另一方的斗争在1927年1月初因南昌与武汉两个对立政府的建立而日益加深时，右翼分子已在秘密寻求苏联之外的援助。

1926年11月，受过德式教育并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博士写信给德国工程学会会长考拉德·马特楚斯(Conrad Mats choss)教授，恳求他为广州兵工厂的建设推荐专家。当这封信1927年3月传到马克斯·鲍尔手上时，求助范围已大大地扩张了。马特楚斯将朱家骅介绍给了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k Ludendorff) 将军。

据说鲁登道夫提供了高级军事顾问的名单。有一份资料表明，刚退役的冯·塞克特将军“大约在1926年”就被推荐为国民党军事顾问的候选人。据说塞克特拒绝了，将机会转给乔治·魏采尔将军，后者也拒而未受。鲍尔因此而引荐。根据鲍尔文件中对此事不完全的记载，鲍尔是被邀请对华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但他在1927年4月为中国人写下的第一个备忘录中，却有一部分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组建”，包括有关武器的详尽介绍及其他与此计划有关的基本要素。备忘录和其他的建议先给了朱家骅在德学习的侄子朱谦，由他转交给其叔叔。这清楚地说明，鲍尔从一开始就不仅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关，还可能与国民党军队的重建有关。

四、蒋介石为何选择德国？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德国是蒋介石合乎逻辑的选择。1912年和1918年，蒋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在前一次，他甚至学习了德语，并在自己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军事实践的文章。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体制能够保持完整也存有良好印象。

正如史书中对德国军事使团的记载：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德国的军事成就受到所有国家的钦佩。虽然它在一战中战败，但它坚定地规划自己的复兴，并在几年之中，在科学发展及军事科技方面超过了各国，……因而，政府雇佣德国专家以重建武装力量。”

其次，像其先导者孙中山一样，民国南京政府的新领导人们将德国视为“国际开发中国”中具有潜在价值的伙伴。在聘请鲍尔问题上，张静江和朱家骅所考虑的显然要比单纯重组军队更为深远。即将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张静江通过与上海商界的接触，意识到了德国在华投资方面日益增长的兴趣。

早在与鲍尔在上海会面之前的1927年6月，他和朱家骅已向德国公司驻上海、广州的代表探询在广泛的领域内聘请德国顾问的可能性，包括经济规划、文官制度、警察工作、司法改革和社会福利。在上海有利益的德国人被告知，“南京正计划在所有部门聘请德国顾问”。

在这些接触中，朱家骅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革命”，现在所需要的是实现工业、技术、教育现代化的“第二次革命”。完成这次革命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是“追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脚步”，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最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德国看来是1927年后中国的一个合适的伙伴。根据国民党官方文件对德国使团的记述，“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