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国妓女的真实回忆：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无药可解

引言

娼妓行业可谓源远流长，但也祸害千年。民国时期，国父孙中山曾下令禁娼，并对妓女们实施救助。但因时局动荡，陆续的整治均以失败告终，从妓人数不减反增。

民国政府采取了一边禁娼一边允许妓院合法经营的方式。没想到的是，这堵疏结合的政策反而将这个行业送入一个空前兴旺的阶段。

无论在繁华的租界区，还是杂乱的贫民窟，公娼私娼随处可见。当时有人调侃说，娼妓业是中国唯一领先世界的行业。

1925年4月21日的《申报》上写着，上海太繁华，娼妓也太多了。

这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这个行业的“繁荣”，却是些走投无路的女人们用身体、血泪和健康为代价砌成的。

一、待价而出的女人们，随时可能被卖到妓院

娼妓行业古已有之，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处于三教九流之末，低到了尘埃里。

娼妓一词既包括容貌姣好，地位低下的歌舞姬，也包括身无所长，只能有偿提供性服务的女子。

民国时灾荒战乱不断，很多农民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举家背井离乡，便将女儿、儿媳，甚至老婆卖入妓院为娼，换些钱财度日。妓女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贫困潦倒的农民家庭。

在《烟花血泪话陈塘》一书中，记载了一对做苦力的夫妻，妻子为给重病的丈夫求医，向鸨母借了高利贷。

但丈夫的病没能治好便撒手人寰，母女俩既无生活来源，更没有还债的能力，母亲就将女儿押入妓院抵债。

除了这样的穷苦之人，很多原本殷实的家庭和书香世家，也会在家道败落或外债累累的时候，将家中的女子卖入妓院。

（名妓赛金花照片）

名妓赛金花就出自士绅之家，13岁时家中变故，被祖母卖到花船上为妓，15岁又被人拐卖到上海，后学会了英语德语，三嫁高官，三次下海，用色相征服八国联军中的德军元帅，救京城百姓于水火。

我并不感叹她的祖母无意间造就了一代如妓，而是想说，那时的女人不过是家中可供变卖的物品，是很多人在贫穷时变现的第一选择。

于是，在国土被殖民者瓜分，官场腐败和淫乐之气盛行的民国，才有大量女人沦为妓女，出现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北京的八大胡同、江浙的十里秦淮等烟花场所。

林立而起的妓院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国军政要员们“娱乐”和“销金”的场所。

（民国时期的妓女）

二、娼妓合法化令从业人数大增，行规等级太分明

民国政府其实并不希望娼妓行业放飞发展。

国父孙中山就曾提出禁娼建议，南京和北京等地还设置了救助妓女的“济良所”，希望通过收容、诊治性病、教授生活技能，以及选择配偶的一条龙方案，帮助妓女们回归正常生活。

怎奈军阀混战，加之执行不力，使得计划始终没能实现。此后，民国政府便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妓院合法经营，意图加强管理。从此娼妓成为合法职业，青楼女子也变成了纳税人。

但此举的成效并不如人意，在册从妓人数反而还不断上升。据统计，1918年北京的妓院达到了406家，从业人数将近3900人；1926年的天津有妓院 468 家，妓女 3594 名。

最恐怖的当数上海，据《娼妓问题》一书中记载，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公娼私娼人数总计高达 6—10 万之众。

（广州的船妓）

这成千上万的数字虽然看上去眼晕，但实际上这些妓女只分为四类人：

一是卖绝妓女。她们被一次性卖身给妓院，永无赎身之日，无论多么风光也没有人身自由。

二是典当妓女。这些女子相当于一件押在典当行里的物品，与妓院老板协商她质押年限和价格，到期后拿钱赎人才可离开。但这期间的所有收入全部归妓院所有。

三是住家妓女。她们不在妓院居住，只在那里接客，但要跟妓院约定苛刻的“拆帐”规则。日常行动上相对自由，也可以选择到哪个妓院去“上班”。

四是本家妓女，也叫柜上妓女。这些人大都是妓院老板的女儿或儿媳，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很自然地就被家里安排接客了。

由此可见，在红红火火的娼妓行业背后，妓女们的人身自由或收入，总有一样被妓院老板牢牢攥在手里。但即便如此，在这个九流之末的行业，三六九等依然被分得清清楚楚。

（挂着妓女名牌的妓院门口）

据1920 年对上海娼妓行业的调查显示，在60141 名的职业从妓者中，高等妓女仅占 3％，而低等妓女则占据了总数的 97％。

一般来讲，一等妓女接待达官政要，她们的衣着时髦考究，营业场所被称作“清吟小班”，居室陈设华丽。

二等妓女在叫做“茶室”的地方，周旋于商贾老板们之间，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小班降下来的女子。

三等妓女的客户群是小生意人，营业场所叫做“下处”，房屋矮小老旧，家私器皿普通。

四等妓女的受众是体力劳动者。她们的工作环境叫“土娼”或“小下处”，院落破旧，在此接客的女子也大多容颜衰老。

最低等的接客场所叫“黄土炕”，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少有人知。

一二等属于高等妓女，三等以下的是低等妓女。其实无论高等低等，都是妓院老板的工具，姑娘们在威逼之下，除了把嫖客伺候好也并无他法。

特别是低等妓女，由于没什么才艺，只能吃年龄饭，靠出卖身体谋生，她们收入少存不下钱，任打任骂也无力反抗。

“永春堂”的花魁程金燕是被父亲卖到那里的，起初无论面对怎样的逼迫，她都不肯接客，直到老鸨将低等妓女翠儿拉了出来。

老鸨每天在她面前折磨这个无辜的女孩，让程金燕心痛难忍，最终她不得不低头就范，按照老鸨教授的规矩去接待客人。

所谓的接待大体有三种方式。一叫“打茶围”，也叫“开盘子”，只陪着客人饮茶吃水果，并不喝酒，这是与嫖客互相接近的第一步。

第二种称为“出条子”或“出局”。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出台”，嫖客们在妓院之外的场所寻欢作乐时，兴之所至会填写一张“局票”，写明了时间地点人物后，找人送到妓院，被点名的姑娘就会到场陪酒助兴。

第三种是“办花酒”，也叫“做花头”，类似于现在的酒店承办一场宴会，这是妓院重要的收入来源。嫖客点名让妓院将宴席和麻将备妥，之后便只管上门宴请宾朋，吃喝玩乐，身边自然是少不了姑娘们的陪伴。

三、人肉不如猪肉值钱，低层妓女生存艰难

在民国政府推出娼妓合法化的政策后，妓院老板们纷纷到警局领取营业执照，而持证上岗的妓女们也开始缴纳税款，哪怕是最低等的妓女，每月也要缴付固定的“花捐”。

以北京的黄土炕妓女为例，她们每月需缴税款10万元，身体检验费15万元，大部分人再与老板三七分成，七七八八扣下来，每月到手大约只有3万元。

而当时每斤猪肉还要20多万元，所以人肉还真是不如猪肉值钱。

但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仍然有大批的逃难女子申领营业许可证，也有人为了多挣一点干脆做起了暗娼，但由于身份不合法，反而被坑得更多。

问及她们的从业原因，理由无外乎一个，那就是穷。

（北平妓女的执照申请书）

这些女人觉得，成为青楼女子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哪怕是进入下处、小下处或者黄土炕这些破败的场所，去过没有希望的日子。

在那些地方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的风尘女子，她们或懒洋洋地等候客人，或正在与客人扯扯闹闹。

从北京出西直门往西，向南大约二里处，曾经有过一片黄土炕妓院。

14岁的黄玉就是被父亲贱卖到这里的，老鸨意外获得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便让她不停地接客，但很快这棵摇钱树就累垮了。

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身患性病的兵痞闯上门来，差一点将黄玉强暴。幸好小姑娘有个仰慕者，此人与兵痞叫板，两人打出了人命，反倒让黄玉侥幸逃过一劫。

然而在战乱时期，妓女们的日子没有最苦只有更苦。

日本军队在打进北京后，仅在百顺胡同就专门开设了六家妓院，供日本士兵寻欢作乐，并且将妓院进行封闭，以防性病传播。

随后的内战时期，美国大兵进入北京，不仅当街施暴，还在崇文门外的苏州胡同拥有专为洋人服务的妓女，那条胡同因此被称为“人肉市场”。

如此恶劣的职业环境，给妓女们带来了感染性病极大的风险，皮肉之苦尚可以忍耐，最令她们担心和害怕的就是被日渐流行的“杨梅大疮”招惹上身。

四、烟馆改淫窝传性病，妓女不治疗听天由命

随着国民政府大力禁烟，各地的烟馆纷纷倒闭，老板们也推陈出新，将烟馆改造成低等淫窝，上海的南诚信烟馆就是这样一个所在。

曾经的烟馆摇身变成了“花烟间”，随后就出现了大量“烟妓”。妓女们为了生存，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角色。

她们给客户吸食劣质鸦片，然后将他们引到妓院“消费”，有时每天要接八到十位客人。

日复一日的接客，除了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大多数妓女都无法逃过身染性病的厄运，接踵而至的就是强烈的交叉感染。

由于接的客人多而杂，妓女们成为性病的传播中介，南诚信花烟间的妓女几乎全部得了性病，很多人都感染上了梅毒，也就是“杨梅大疮”。

（正在吸食大烟的妓女）

梅毒在上海流行期间，嫖客们不是洁身自好，而是为了躲避感染，将寻欢场所从妓院改为住家妓女的居所。

有的住家妓女绑定了十几个嫖客，忙的时候，客人会前后脚地上门。没过多久，这些人也自然全军覆没，没能逃过梅毒的魔爪。

感染了梅毒的人，妓女们称之为“中状元”。因为这种病对人体的毒害极大，传染性很强、令人谈之色变。

人一旦患上了“杨梅大疮”，不仅个人健康会被严重摧毁，也面临着被排斥在正常人生活范围之外的境遇。

永春堂里的下等妓女翠儿在感染梅毒后，老鸨不愿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为她治疗，而是将她关起来，任其身体溃烂，病情恶化，直至惨死。

上海左翼作家李俊民曾以身患梅毒的妓女为原型，写了一篇名为《人与人之间》的小说，小说的女主角被梅毒侵染后，头发脱落，面部受损变形并产生紫色瘢痕。

她的器官和心理都被病毒腐蚀掉，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人们见到她会远远地掩住口鼻，弃之而去，在她捡拾垃圾时，路过的乞丐又将她一顿暴打。

这篇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那些患有梅毒的妓女们的生活缩影。她们深知梅毒的凶险，却又任其蔓延，自生自灭。

梅毒的感染率之高令人咋舌，以南京为例，1933年，在该地区的三千私娼中，有两千人都患上了梅毒。

1936年，四川省对525名妓女进行了体检， 发现只有16人没有染病。《成都日报》发布的数据称，这些患者中73.58%得了淋病，49.16%感染了梅毒。

虽然民国政府制定了管理措施，要求妓院暂停营业，并给予妓女定期检查和治疗的福利，但效果寥寥，几乎没什么人响应。

一方面妓院老板唯利是图，为了赚钱隐瞒妓女的病情，强迫她们接客。另一方面，妓女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如果是在租界内的，还面临着医院主要为洋人服务的问题。

虽然她们觉得“自己可能随时会死掉”，但却选择了听天由命，放弃治疗继续营业。

事实证明，在禁娼救娼的同时，又将这个行业纳入合法经营的行列，是非常矛盾的政策，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对金钱的贪婪让妓院老板们丧失人性，而妓女们的侥幸心理，则让她们不懂，也不会去顾及自己生命的安危。

这就是民国时期，娼妓行业畸形繁荣带来的循环恶果。

在妓院这个人来人往的场所里，有人结交了权贵，获得了欢愉，有人释放了压力，但唯有妓女们始终两手空空，也从来没有过半点尊严。

参考资料：

孔繁杰.民国娼妓—脂粉浸染的历史[M].中国文学出版社，2014

鲍祖宝.娼妓问题[M].上海女子书店，1935 : 20 页

烟花血泪话[M].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