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痛贬朱自清等大陆前辈,76岁“告密案”爆出差点晚节不保

文:刘宅宅哦

尽管被誉为“诗坛祭酒”、“两岸文学的单打冠军”,但大多数大陆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第一次得知“余光中”这个名字,当是因为那首《乡愁》小诗。

这首诗,很简单明了,看完就会背,更妙句寄凄怆,妇孺皆知也是顺理成章。那覆盖在乡愁之上的家国情怀与大中华意识,浓稠到要化不开,真沁人心脾哀感天地。1987年,我们的要报郑重刊发此诗,翌年更直接入编高中语文教材,这是对岸作家此前从未有的殊荣。李敖至今,都没这待遇。

有人议论,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余光中都是最受大陆礼遇的宝岛文人,这说法并不为过。

尽管,与此同时,对岸的左派作家、知名学者,对于余光中的“两头吃香”,早深致不满。

蜀中名宿流沙河回忆,最知名的左翼作家陈映真,于1987年入川座谈时,就警告过大家,“余光中很右,属于岛上官方诗人”;1988年,以研究《庄子》闻名海内外的台大教授陈鼓应,更是专程写出讨伐书,题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在彼岛出版,起底“乡愁大师”,舆论一时沸沸扬扬。在岛还是在陆,余光中留下的风评,有很大差别的。

的确,余光中是文坛千面人,右手写诗,左手著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予读者目不暇接之感。而现实中的他,似也如其文,一直给世人雾里看花的迷惑。评论家彭瑞金写岛上文学40年史,就公开嘲讽余先生,可以今天痛陈对大陆的乡愁、明天就咒祖国母亲得梅毒;一会说纽约是他母亲,一会又祈祷死可以葬在英国贵族墓园西敏寺,总之思想非常错乱,“手法很两面派”。

彭瑞金批评的并不离谱。比较全面看过余光中文集的朋友,大概也能领略到这种“异调”:在早期的诗文中,对大陆“祖国”,那是时常大刀径自斫来的,并不那么温情。旧友李敖说他“不要脸”,原因就是他在彼地一通胡吹猛砍,回陆了又喊这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城头变幻大王旗,翻手作云覆手雨,何其无特操与?

那时的他,对于留在大陆的文学前辈,也没那么客气,屡屡轻舒猿臂磨刀霍霍,施以文字的粗野拳脚。他说,必须要“下五四的半旗”,说戴望舒、朱自清、艾青等等大陆同行,都是浪得虚名者,既滥情又意淫,简直一无是处。他有句很刻薄的嘲弄,说这些人“如此文笔,就能成名成家,那今日的台岛至少有500位散文作者成得了家”。这些“旧账”被重翻,是很让一些人恼火的——前天我还看到一位作者在那义愤填膺呢!

当初,余光中为何如此?淡江大学名教授吕正惠“索引”的很透彻,“暗含意思是要否定49年之前新文学作家的成就,以彰显台岛现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已超越前人”。

所以,很诡异的一面始终都存在:大陆这头看到的多是余光中的辉煌,而海峡那边总有人盯着他的“人生暗面”不放。

余先生其人,受到的最大责难,是来自两方面的。“台版余秋雨”与“宝岛郭沫若”这两个绰号,足以说明最重要非议来源:前者责备他不够真诚,后者他曾充当“血滴子”害人的“黑历史”。李敖说,“这个所谓的诗人余光中,他是分两节的”,是“马屁诗人”;已故作家林奕含也说重话,“我小时候竟然喜欢过余光中与余秋雨,完全黑历史”。

对于余光中的非议,台岛流言蜚语数十年不歇,大陆待真正接受到“回馈”,已迟至2004年了。那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发表《揭开余光中的另一面》一文发难,使得文坛炸开了锅。文化圈大佬们,各自站队为营,纷纷化身为拥趸或黑粉,唇枪舌剑隔空过招,遂成为所谓“余光中事件”。此时的余光中,已经是76高龄古稀老人了。

该文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重,主要牵涉到1970年末的一桩旧事:在彼时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余先生被指充当打手,无限上纲攻击左翼作家同行,将文学争论刻意泛政治化,其《狼来了》一文宛如“取人首级的血滴子”(徐复观语);甚至,他还私下告密,企图置作家陈映真于死地,“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缚刑场斩立决之概”。余光中得到了什么,赵稀方说法是,从此“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在随后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他得意洋洋地攀升至主席台上。

接着,李敖又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径直将余先生称为“骗子”,说他过去反陆,如今摇身一变又回去“到处招摇”,不只有严重人格问题,且文学水准也名实不副云云。他还旧事重提,说当年绝交正为此事,而余多年来不敢回应骂声,是做贼心虚。

一时间,余光中大有晚节不保之虞。舆论来势汹汹,一向淡定的余先生,再也坐不住了。2004年9月11日,他在大陆《羊城晚报》发表《向历史自首?》一文,事隔26年首度开腔。

他大体承认了那些不光彩历史,说“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一番手忙脚乱的查档案、找证据、寻注解之后,他仍只是将原因归结为“震骇压力下心情沉重”的误会,是“情绪失控”下引申过当的“政治上的比附影射”。

最终,他也把言行的性质,仅自我定义为“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末了,他还倍感委屈,说面对“逆来的诬评”,只能“无言以对”不再接招,甚至是“拈花微笑”。以余先生的资历与老练,写这类文字显然是驾轻就熟的,当然也是深思熟虑的。面对旧友高准等人,类似“竟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比他年轻的朋友、“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等指责,他尽可能都回避了。

可核心问题在于,余先生回首不堪往事,没有悔过与道歉,这也让“事件”再起波澜。当年真正被诬告差点掉命的当事人陈映真,一个月后也跟着发表文章,正式表明态度。他认为,当初之事本已了决,也不赞赏抓辫子,但是余不愿意“诚心正意地面对历史”,反倒文过饰非,是不对的。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他为之深感“遗憾与怅然”。

这场是非,最终以余光中的轻描淡写、当事人的“意见保留”,按下了暂停键。这里的遗憾,是事件得到确认后,既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和解,也没有完成反思的高度——诸如知识分子如何护持独立人格等等思考,仍然一地鸡毛,沦为八卦谈资。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一位作家评论的:一个习惯了接受“诗文双绝”、“桂冠诗人”、“璀璨五彩笔”等各种吹捧的文人,直到大限将至之际,还是缺了“自省”这口仙气。

胡秋原、徐复观、皮介行、高准、李敖这些师友不会原谅他,陈鼓应、尉、陈映真这些受到伤害的当事人,更不愿宥恕他。

这起近30年后再爆发的“围剿”,来自海峡两岸的很多夹攻,似必欲将余氏钉上“历史耻辱柱”,甚至连带将其诗文也一概否定,当然是有失偏颇的。

我自己,得读余光中,始于中学时代在老家汕头闲逛时,于旧书摊买到他的一本集子,奉为拱璧,反复阅读,至今案头常备。无需讳言,论私人感情,“老读者”、“铁粉”,遗憾之余,我对他还是充满同情的。我更坚信,不管“人品论”如何摇摆,余先生在当代,都是真正的散文大家。

文人过于贪求声名,所累及的恶果,往往不是滑稽戏就是悲剧。余光中其人其文,当然都有可扬可抑之处。但人无完人,若只攻其瑕疵,而不计其余,世间之人只怕多数都没继续活的资格。人谁无过,几十年前的往事,况且是那种在恢诡殊形时代所犯下的错误,也不好过度诛求。

更何况,余光中的文学实绩,岂是凭着媒体炒作、个人“招摇”就能做到的?余光中当年所犯,是上纲上线之错,而今难道得还施彼身吗?据陈漱瑜回忆,1981年底,唐在港开会遇见余光中,余私下曾对早年“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这应该是真心的。

尽管,我们同样也需要明确的是,“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世间一切皆有痕迹,人生的污点,再久终究还是污点,不管多么花团锦簇的文字,都涂抹掉。余先生晚年,不肯向受他打击的同行正式道歉,不肯公开说明全部经过,个别要件甚至“死不认证”,确实是错上添错。

他事后的那些回应、自辩,不止不够光明磊落,也太损“当代文宗”的光华。

知乎上一个高赞答案讲,“余光中有点郭沫若的意思,所以这么多年他也就讲乡愁,别的不讲。在大是大非上迎风摆,墙头草确实洗不掉”,这几乎是某种坐实了。

我很喜欢的学者吕正惠,曾这么下断语:“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他“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台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20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云云。昔年恩恩怨怨,无非群鸡,如今回头再扒,娱人娱己聊资谈助之余,也着实让人为之低吟感喟。

炉火寒温处,和弦岂式微?余先生57岁那年,写过一篇名文,是为《假如我有九条命》。他幻想着,可以有更多的人生,去应付人世的飞扬尘屑。其实,像他这样的,包括其“知友”余秋雨在内,若真要有9条命,单用去应付此生毁誉,怕也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