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痛贬朱自清等大陆前辈，76岁“告密案”爆出差点晚节不保

文：刘宅宅哦

尽管被誉为“诗坛祭酒”、“两岸文学的单打冠军”，但大多数大陆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第一次得知“余光中”这个名字，当是因为那首《乡愁》小诗。

这首诗，很简单明了，看完就会背，更妙句寄凄怆，妇孺皆知也是顺理成章。那覆盖在乡愁之上的家国情怀与大中华意识，浓稠到要化不开，真沁人心脾哀感天地。1987年，我们的要报郑重刊发此诗，翌年更直接入编高中语文教材，这是对岸作家此前从未有的殊荣。李敖至今，都没这待遇。

有人议论，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余光中都是最受大陆礼遇的宝岛文人，这说法并不为过。

尽管，与此同时，对岸的左派作家、知名学者，对于余光中的“两头吃香”，早深致不满。

蜀中名宿流沙河回忆，最知名的左翼作家陈映真，于1987年入川座谈时，就警告过大家，“余光中很右，属于岛上官方诗人”；1988年，以研究《庄子》闻名海内外的台大教授陈鼓应，更是专程写出讨伐书，题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在彼岛出版，起底“乡愁大师”，舆论一时沸沸扬扬。在岛还是在陆，余光中留下的风评，有很大差别的。

的确，余光中是文坛千面人，右手写诗，左手著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予读者目不暇接之感。而现实中的他，似也如其文，一直给世人雾里看花的迷惑。评论家彭瑞金写岛上文学40年史，就公开嘲讽余先生，可以今天痛陈对大陆的乡愁、明天就咒祖国母亲得梅毒；一会说纽约是他母亲，一会又祈祷死可以葬在英国贵族墓园西敏寺，总之思想非常错乱，“手法很两面派”。

彭瑞金批评的并不离谱。比较全面看过余光中文集的朋友，大概也能领略到这种“异调”：在早期的诗文中，对大陆“祖国”，那是时常大刀径自斫来的，并不那么温情。旧友李敖说他“不要脸”，原因就是他在彼地一通胡吹猛砍，回陆了又喊这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城头变幻大王旗，翻手作云覆手雨，何其无特操与？

那时的他，对于留在大陆的文学前辈，也没那么客气，屡屡轻舒猿臂磨刀霍霍，施以文字的粗野拳脚。他说，必须要“下五四的半旗”，说戴望舒、朱自清、艾青等等大陆同行，都是浪得虚名者，既滥情又意淫，简直一无是处。他有句很刻薄的嘲弄，说这些人“如此文笔，就能成名成家，那今日的台岛至少有500位散文作者成得了家”。这些“旧账”被重翻，是很让一些人恼火的——前天我还看到一位作者在那义愤填膺呢！

当初，余光中为何如此？淡江大学名教授吕正惠“索引”的很透彻，“暗含意思是要否定49年之前新文学作家的成就，以彰显台岛现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已超越前人”。

所以，很诡异的一面始终都存在：大陆这头看到的多是余光中的辉煌，而海峡那边总有人盯着他的“人生暗面”不放。

余先生其人，受到的最大责难，是来自两方面的。“台版余秋雨”与“宝岛郭沫若”这两个绰号，足以说明最重要非议来源：前者责备他不够真诚，后者他曾充当“血滴子”害人的“黑历史”。李敖说，“这个所谓的诗人余光中，他是分两节的”，是“马屁诗人”；已故作家林奕含也说重话，“我小时候竟然喜欢过余光中与余秋雨，完全黑历史”。

对于余光中的非议，台岛流言蜚语数十年不歇，大陆待真正接受到“回馈”，已迟至2004年了。那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发表《揭开余光中的另一面》一文发难，使得文坛炸开了锅。文化圈大佬们，各自站队为营，纷纷化身为拥趸或黑粉，唇枪舌剑隔空过招，遂成为所谓“余光中事件”。此时的余光中，已经是76高龄古稀老人了。

该文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重，主要牵涉到1970年末的一桩旧事：在彼时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余先生被指充当打手，无限上纲攻击左翼作家同行，将文学争论刻意泛政治化，其《狼来了》一文宛如“取人首级的血滴子”（徐复观语）；甚至，他还私下告密，企图置作家陈映真于死地，“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缚刑场斩立决之概”。余光中得到了什么，赵稀方说法是，从此“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在随后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他得意洋洋地攀升至主席台上。

接着，李敖又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径直将余先生称为“骗子”，说他过去反陆，如今摇身一变又回去“到处招摇”，不只有严重人格问题，且文学水准也名实不副云云。他还旧事重提，说当年绝交正为此事，而余多年来不敢回应骂声，是做贼心虚。

一时间，余光中大有晚节不保之虞。舆论来势汹汹，一向淡定的余先生，再也坐不住了。2004年9月11日，他在大陆《羊城晚报》发表《向历史自首？》一文，事隔26年首度开腔。

他大体承认了那些不光彩历史，说“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一番手忙脚乱的查档案、找证据、寻注解之后，他仍只是将原因归结为“震骇压力下心情沉重”的误会，是“情绪失控”下引申过当的“政治上的比附影射”。

最终，他也把言行的性质，仅自我定义为“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末了，他还倍感委屈，说面对“逆来的诬评”，只能“无言以对”不再接招，甚至是“拈花微笑”。以余先生的资历与老练，写这类文字显然是驾轻就熟的，当然也是深思熟虑的。面对旧友高准等人，类似“竟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比他年轻的朋友、“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等指责，他尽可能都回避了。

可核心问题在于，余先生回首不堪往事，没有悔过与道歉，这也让“事件”再起波澜。当年真正被诬告差点掉命的当事人陈映真，一个月后也跟着发表文章，正式表明态度。他认为，当初之事本已了决，也不赞赏抓辫子，但是余不愿意“诚心正意地面对历史”，反倒文过饰非，是不对的。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他为之深感“遗憾与怅然”。

这场是非，最终以余光中的轻描淡写、当事人的“意见保留”，按下了暂停键。这里的遗憾，是事件得到确认后，既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和解，也没有完成反思的高度——诸如知识分子如何护持独立人格等等思考，仍然一地鸡毛，沦为八卦谈资。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一位作家评论的：一个习惯了接受“诗文双绝”、“桂冠诗人”、“璀璨五彩笔”等各种吹捧的文人，直到大限将至之际，还是缺了“自省”这口仙气。

胡秋原、徐复观、皮介行、高准、李敖这些师友不会原谅他，陈鼓应、尉、陈映真这些受到伤害的当事人，更不愿宥恕他。

这起近30年后再爆发的“围剿”，来自海峡两岸的很多夹攻，似必欲将余氏钉上“历史耻辱柱”，甚至连带将其诗文也一概否定，当然是有失偏颇的。

我自己，得读余光中，始于中学时代在老家汕头闲逛时，于旧书摊买到他的一本集子，奉为拱璧，反复阅读，至今案头常备。无需讳言，论私人感情，“老读者”、“铁粉”，遗憾之余，我对他还是充满同情的。我更坚信，不管“人品论”如何摇摆，余先生在当代，都是真正的散文大家。

文人过于贪求声名，所累及的恶果，往往不是滑稽戏就是悲剧。余光中其人其文，当然都有可扬可抑之处。但人无完人，若只攻其瑕疵，而不计其余，世间之人只怕多数都没继续活的资格。人谁无过，几十年前的往事，况且是那种在恢诡殊形时代所犯下的错误，也不好过度诛求。

更何况，余光中的文学实绩，岂是凭着媒体炒作、个人“招摇”就能做到的？余光中当年所犯，是上纲上线之错，而今难道得还施彼身吗？据陈漱瑜回忆，1981年底，唐在港开会遇见余光中，余私下曾对早年“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这应该是真心的。

尽管，我们同样也需要明确的是，“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世间一切皆有痕迹，人生的污点，再久终究还是污点，不管多么花团锦簇的文字，都涂抹掉。余先生晚年，不肯向受他打击的同行正式道歉，不肯公开说明全部经过，个别要件甚至“死不认证”，确实是错上添错。

他事后的那些回应、自辩，不止不够光明磊落，也太损“当代文宗”的光华。

知乎上一个高赞答案讲，“余光中有点郭沫若的意思，所以这么多年他也就讲乡愁，别的不讲。在大是大非上迎风摆，墙头草确实洗不掉”，这几乎是某种坐实了。

我很喜欢的学者吕正惠，曾这么下断语：“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他“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台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20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云云。昔年恩恩怨怨，无非群鸡，如今回头再扒，娱人娱己聊资谈助之余，也着实让人为之低吟感喟。

炉火寒温处，和弦岂式微？余先生57岁那年，写过一篇名文，是为《假如我有九条命》。他幻想着，可以有更多的人生，去应付人世的飞扬尘屑。其实，像他这样的，包括其“知友”余秋雨在内，若真要有9条命，单用去应付此生毁誉，怕也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