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神话与史实

《圣经》中描述的民众大举出走一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些文件钜细靡遗地记载了该时代中迦南各地所发生的一切，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根本没有“征服迦南”一事，也没有大卫与所罗门的王国。以色列与犹大两王国占据地中海与约旦之间的部分疆土，与周边列国并无不同。巴比伦征服耶路撒冷后，犹大国的一些精英被放逐到巴比伦，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当时重要的文化源流。由此而产生了人类的伟大创造之一犹太教。从一开始，当“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国时，此地的犹太人就占犹太总人口的少数。在整个“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18年－公元70年－－译者注），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其他地方。现代犹太神话认为，今天的犹太人几乎全是两千年前居住于巴勒斯坦、在公元70年遭罗马人驱逐的犹太人的后裔。这显然无凭无据。

作者：Uri Avnery 2008.04.19

今晚全世界的犹太人将庆祝逾越节。这一独特的仪式把各地的犹太人团结到“出埃及”这个神话之下，那是奠定犹太人身份的神话。

每年我都惊异于这个仪式的神妙。它令阖家一体，上至尊贵的祖父，下至最小的孩童，无不躬行其事。它涉及所有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高诵哈加达书的简单条文、象征性的食物、四杯葡萄酒、合唱、年复一年一丝不苟地重复，这一切在幼年孩童的意识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论他们信奉宗教与否，都会将之带入坟墓。合家围拢在逾越节餐桌前，安逸而温暖，这样的感觉永难忘怀，到老仍令人追念不已。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视之为洗脑的最佳范例。

这一神话如此深入人心，至于出埃及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又有什么关系？近年来解析的数千份埃及史料已确定无疑：《圣经》中描述的民众大举出走一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些文件钜细靡遗地记载了该时代中迦南各地所发生的一切，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根本没有“征服迦南”一事，也没有大卫与所罗门的王国。一百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考古学家不知疲惫地工作，想要找到哪怕一件遗物来印证《圣经》中的叙述，却全是空忙一场。

但这无足轻重。在“客观”历史与神话的较量中，符合我们需求的神话总能得胜，而且是大胜。历史究竟如何并不重要，令我们浮想联翩的东西才是重要的。迄今为止就是这些在为我们引道。

《圣经》的叙述只有一处与有据可查的历史相印证，那就是公元前853年左右，以色列王亚哈的一万名军士与两千辆战车，参加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诸国的盛大盟军，与亚述作战。此战发生于叙利亚的Qarqar，于亚述史书中有述。亚述兵锋遇挫，但未失败。

（注：我不是历史学家，但多年来我反思我们的历史，想得出一些符合逻辑的结论，谨列于下。这些结论大都是世界各地独立学者正在形成的共识。）

以色列与犹大两王国占据地中海与约旦之间的部分疆土，与周边列国并无不同。就连《圣经》中也记载，其民“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向各种异教神献祭。（《列王纪上》14章23节）

耶路撒冷是个极小的市镇，又小又穷，《圣经》中记载的事当时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发生。在《圣经》涉及这一时段的各书中，“犹太人”（希伯莱语作Yehudi）一名几乎未出现，仅见的几处明显仅指耶路撒冷周边、犹大国的居民。当有人请求一位亚述将领“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列王纪下》18章26节）时，犹大言语指的是犹大地方的希伯莱语。“犹太”革命发生于流亡巴比伦期间（前587年－前539年）。巴比伦征服耶路撒冷后，犹大国的一些精英被放逐到巴比伦，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当时重要的文化源流。由此而产生了人类的伟大创造之一犹太教。约五十年后，一些流亡者回到巴勒斯坦，也带回了“犹太人”这一称呼，系指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性的运动，很像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故而，当今约定俗成的“犹太教”与“犹太人”二词的意思，只能从那个时间算起。其后的五百年间，犹太一神教渐臻精炼。也正是在这期间，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创作希伯莱语《圣经》方才成书。《圣经》作者无意书写当今意义上的“历史”，他们只是在写一部训导性与启迪性的宗教经文。

要理解犹太教的诞生与发展，就须考虑两个重要事实：（一）从一开始，当“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国时，此地的犹太人就占犹太总人口的少数。在整个“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18年－公元70年－－译者注），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其他地方，即今天的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当时的犹太人并非一个“民族”－－那时还无此概念。利比亚与塞浦路斯犹太人的反罗马起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未参与，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大起义，别国犹太人也未参与。“马喀比派”不是民族战士，而是宗教战士，很像当今的塔利班，而且所杀的“希腊化”犹太人比敌军多得多。（二）流亡犹太人并非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时这很平常。“民族”观念只存在于现代。“第二圣殿”期间及其后，主要的社会政治模式是享有自治权的宗教政治群体，并无任何特定的地域归属。亚历山大港的犹太教男子可以娶大马士革的犹太教女子，却不能娶对门的基督教女子。该女子可以嫁罗马的基督教男子，却不能嫁她的希腊化邻居。流亡犹太人只不过是诸多类似社群之一。这一社会模式在拜占庭帝国得到保留，后来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承，现在仍能在以色列法律中觅得踪迹。今天，以色列穆斯林不能与以色列犹太教徒结婚，德鲁兹人不能与基督徒结婚（至少在以色列不能）－－德鲁兹人本身就是这种流亡社群延及今日的例子。犹太人只在一点上与众不同：在欧洲各族渐渐转向新式的组织架构，最终形成民族之后，犹太人仍是一个宗教流亡群体。

困扰史家的谜题是：一小群巴比伦流民何以变成了遍布世界、有数百万人之多的人群？足以服人的答案仅有一个：劝化。

现代犹太神话认为，今天的犹太人几乎全是两千年前居住于巴勒斯坦、在公元70年遭罗马人驱逐的犹太人的后裔。这显然无凭无据。“驱逐去国”是个宗教神话：神因犹太人的罪孽而厌弃之，将其从“本国”流放。但罗马人没有迁移人口的习惯，而且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狂热者起义”与“巴尔库克巴暴动”后，相当多的犹太人仍留在巴勒斯坦，而早在那之前，犹太人的大多数即居住在巴勒斯坦之外。在“第二圣殿”时期及其后，犹太教是劝化性宗教的典范。在公元后的几百年间它与基督教激烈竞争。有着感人故事的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奴隶与其他底层民众更具吸引力，而上层则偏好犹太教。在帝国各地，许多人皈依犹太教。

德系犹太人的由来尤为令人困惑。在第一千年末，一个庞大的犹太群体倏然间在欧洲出现，而之前并无他们存在的记录。他们从何而来？

有几种理论。传统说法是，犹太人从地中海地区向北游走，定居于莱茵河谷，因遭大迫害而避居当时欧洲最自由的波兰，后从那里散入俄国与乌克兰，并带去一种日尔曼方言，即后来的意地绪语。但特拉维夫大学学者Paul Wexler则断言，意地绪语的源头非日尔曼语，而是一种斯拉夫语。根据他的理论，相当多的德系犹太人是Sorbs人后代，那是居于德国东部的一支斯拉夫族群，被迫放弃了其古老的异教信条。其中的许多人选择信奉犹太教，而非基督教。

以色列史家Shlomo Sand写有一本新书，其书名颇有挑衅性－－《犹太人是何时、如何杜撰出来的》。与Arthur Koestler等之前的史家一样，Sand称德系犹太人其实大多是Khazar人之后。Khazar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一千多年前曾在今天的俄罗斯南部创建大王国。Khazar王皈依犹太教，而根据这一理论，东欧犹太人大多是Khazar皈依者的后嗣。Sand还认为，西班牙系犹太人的祖先大都是北非一些未成为穆斯林、而是皈依犹太教的阿拉伯与柏柏尔部落，他们曾与穆斯林一道征服西班牙。

当不再劝化信众之后，犹太人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种族宗教性的群体（正如塔木德所言，“皈依者之于以色列，犹如癣疥之难。”）。

但历史真相终归是无足轻重的。神话强于事实，而神话说犹太人被从这块土地上驱逐。这是现代犹太意识的重要层面，什么学术研究都无法动摇。

三百年来，欧洲“民族化”了。现代民族国家取代了之前的社会构架，如城邦、封建社会与世袭帝国。民族理念承载着之前的一切，包括历史。这些新民族都为自身制订了一种“臆想的历史”。换言之，每个国家都重新编排了古老的神话与历史事实，以形成一种“民族历史”，倡言其重要性，凝聚民众。

如前所述，流散的犹太人在两千年前是“正常”的，嗣后就变得“不正常”、特别了。在基督教欧洲流行的对犹太人的仇恨，也因此而强化。由于欧洲民族运动几乎都有些反犹，许多犹太人觉得他们成了“局外人”，在新欧洲无处立足。一些人认定，犹太人必须遵行新的时代精神，把犹太群体变成一个犹太“民族”。

为此就需要对犹太历史做修订和重述，把一个宗教种族流散群体的编年史变成一部“民族”史诗。肩负其责的人是一位德国犹太人Heinrich Graetz，可把他认作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教父。他受德意志民族主义影响，创造了犹太“民族”史。他的观念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犹太人的意识。

Graetz把《圣经》当作一部史书，收集所有的神话，提出了一套完整连贯的历史叙述：先祖时代、出埃及、征服迦南、“第一圣殿”、巴比伦之囚、“第二圣殿”、圣殿被毁、大流亡。这就是我们在学校中学的历史，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赖以立身的根基。

犹太复国主义在许多方面代表一场革命，但其精神革命是不彻底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把犹太群体解释成一支犹太族群，又解释犹太族群为一个民族，但从未厘定其间的差异。为赢得东欧倾向宗教的犹太群众，犹太复国主义又向宗教妥协，最终成为一个大杂烩－－宗教即民族，民族即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后又断言，以色列不仅是属于其公民（犹太公民？）的“犹太国”，而且是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犹太国”。以色列的官方说法以以色列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但以色列法律定义的“犹太人”却狭窄，只是犹太教民。

赫茨尔及其后继者的勇气，不如创建现代土耳其的基马尔。基马尔在土耳其国家与伊斯兰之间明定疆界。并施行彻底的政教分离。但在以色列，一切仍混杂在一起。这对现实生活有许多影响。

例如，倘如我国法律条文所言，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则以色列犹太人加入加州或澳洲的犹太社群，即不应受阻碍。故而几乎所有以色列领导人都有子女迁居国外，便不足为奇了。

区分以色列民族与流散犹太人为何如此重要？回答之一就是，与一群宗教种族流散人口相比，一个国家对己对人的态度均有差别。

譬如：诸兽对危险的反应不同。瞪羚见有危险即窜逃，而自然又予其必要的禀赋与技能。狮子则坚守领地，抵御入侵者。两种方法都成功了，否则世上就没有瞪羚与狮子了。

流散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有效的、适应形势的应对方法：犹太人一嗅到危险即四散逃离。正因如此，流散犹太人才能躲过无数的迫害，就连纳粹种族灭绝也未将其毁灭。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建国，并真正在此地建国时，他们采取了国家性的应对方式：自卫并攻击危险源头。因而，流散人群与国家不可兼具，正如瞪羚与狮子不可兼具一样。

我们以色列人如欲巩固国家，就必须从子虚乌有的神话中解放自身，重新界定我们的民族史。出埃及纪是个很好的神话故事，也是个很好的寓言－－它倡扬自由的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神话与历史、宗教与民族、流散人群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以找到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位置，并逐渐与相邻族群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

作者为以色列前议员、作家、和平主义者。译者刘波。原题做《狮子与瞪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