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罗湾大捷——中国海盗的巅峰时刻

郑芝龙，字飞黄，小名一官，明万历32年（公元1604 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镇石井乡一户普通人家庭，共有兄弟5人。他排行老大，因此也被叫作“郑一”，他的父亲是福建泉州的库吏，叫做郑绍袒，母亲出身于澳门商人家庭。石井是一个闽南海滨渔村，地处金门、围头海湾腹地，安平（安海）港海门南岸，依山傍海，村民倚海为生，多以采捞和捕鱼为业，或驾船兴贩贸易。芝龙从小习海事，知海情，又颇有文材，音律歌舞，无所不解，是个有为青年。当时，郑芝龙眼见“双亲贫困潦倒”，即决心离乡背井，希望到外地试试运气，而且认定必须去海外见世面，找职业。于是偕弟弟芝虎、芝豹前往广东香山县投靠母舅黄程。黄程在澳门经商，兼营海外贸易，见外甥到来，便留他做帮手。澳门当时为中外贸易中心，商贾云集，郑芝龙在这里学会经商。他还意外发掘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不到两年时间就学会了葡萄牙语，他同葡萄牙人接触，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起了一个尼古拉斯的教名，日后这个尼古拉斯·一官的名字便频繁出现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官方文件中，只是文件中的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神父面前跪着的这个年轻的虔诚教徒，而是让这几国商人时刻又恨又惧的海上霸王。

1622 年，郑芝龙替舅父黄程贩运货物来到日本平户。他前去拜谒德川家康，并赠以药物。之后郑家便侨居日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1623年，郑芝龙娶肥前平户岛主田川七左卫门之女田川氏为妻。田川七左卫门原系福建泉州人，汉名翁翌皇，在日本经商已久，与一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改用日本姓，称田川翌皇。郑芝龙与田川氏婚后一年，于1624年7月14日在平户千里滨生下一子，起名福松（即郑成功）。一些书上记载，田川氏生产之时，梦见大鱼入腹，街坊四邻亦见他家火光达天，都前来称贺，道：“令郎日后必定大贵。”有的书上还称田川氏生产之时在海边拾贝，仓促之间将郑成功生于一块石头上，平户至今还有所谓的“郑成功儿诞石”遗迹，立于平户河内浦千里滨的海滩，石高约80公分，宽3公尺。1629年田川氏又产下次子田川七左卫门（从母姓，袭其外祖父之名）。

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旦的中国海商“以商船为事”，经营海外贸易，侨居日本长崎平户，开设商行，拥有多艘商船，往来台湾、厦门和澳门，兴贩柬埔寨、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国。郑芝龙投身起门下，“以父事之”。 1624年8月，李旦在日本病逝后，他的事业全归郑芝龙掌控，为郑氏海商集团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郑芝龙事业上的另一位扶持者为颜思齐。此人是福建海澄人，因拳毙宦家仆人，逃往日本，在平户“以裁缝为生”，积蓄颇裕，疏财仗义，远迩知名。华人青年杨天生、陈衷纪、陈德等人推举颜思齐为首领，组成社团。郑芝龙入伙，受器重。思齐决定回国干一番事业，于是带杨天生、郑芝龙等28人，驾船驶往台湾，据北港，分汛耕猎。海盗杨禄、杨策与刘香等皆归颜思齐所部。此时，“海中有十寨（舶）”，寨各有主，思齐为“主中主”。芝龙恳求诸主让他“放一洋”。获准，即驾船出海，截获来自暹罗（今泰国）四艘货船，使芝龙“富逾十主”。明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病逝后，众推郑芝龙为新首领。芝龙继承颜思齐的地位和事业，势力更大，至1626 年已拥有海船120艘，第二年又激增至700多艘。

这时的郑芝龙要想继续做大他的事业，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殖民者。17世纪上半叶正是荷兰历史上“黄金时期如日中天的正午”。荷兰商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海上贸易。“荷兰人从各国采蜜……挪威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两岸是他们的葡萄牙，爱尔兰是他们的牧场，普鲁士、波兰是他们的谷仓，印度和阿拉伯是他们的果园”。1602 年 3 月 20 日荷兰议会颁发《公司成立特许状》，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非洲南端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的船运贸易垄断权。特许状的颁布及授权宣告了东印度航运贸易从无组织状态进入到垄断、专营阶段。本国私人在该区域贸易被禁止，连赴东印度的船员也不允许开展私人贸易。特许状还准许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荷兰议会的名义建造防御工事、任命长官、为士兵安排住处，以及同亚洲国家签署协议、攻击、征服和统治的权力。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股份有限公司。

荷兰人认为一定要凭武力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荷方的档案材料记载:“据我们所知，对中国人来说，通过友好的请求我们不但不能获得贸易许可，而且他们将不予以理会，我们根本无法向中国大官提出请求。对此，我们下令，为节省时间，一旦中国人不做出任何反应，我们不能获许与中国贸易，则诉诸武力，直到消息传到中国皇帝那里，然后他将会派人到中国沿海查询我们是什么人以及我们有何要求”；“要阻止中国人对马尼拉、澳门、交趾以及整个东印度的贸易往来。而且需在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尽力制造麻烦，给中国人以种种限制，从而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这点毫无疑问。荷兰方面的材料则记载荷兰人侵扰福建漳州时，焚烧中国帆船六七十艘，并抢劫、焚毁了许多村庄。此后，他们在福建沿海不断地抢劫福建商人的船只，掳卖中国人，人数达1400名之多。

福建商人集团面临荷兰殖民者的欺压，却很难得到来自明朝政府的支持。1625年4月，当荷兰人与福建官府谈判澎湖群岛问题的时候，悄悄地派出舰队去马尼拉海面抢劫福建商船。他们很担心这种做法得罪福建官府，所以，他们向一些亲荷的福建商人咨询，荷兰档案中有如下记载:“因问该Wangsan以该戎克船中之数艘，如被我方船舶捕获，则军门对此将有何说？据言当不发生任何问题，不过为遭遇此劫者之不幸耳。……又言军门及都督任职仅三年，故不欲与中国治外之人惹起争端，一切尽量避免，盖此举并不受国王之感谢，且无所收益”。明代官府对海疆民众利益的漠不关心，连海外国家也看得心寒。

因此，福建海商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来解决问题。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在把朝廷前来“清剿”的福建水师打得又一次“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之后，郑芝龙正式接受了明朝廷的招抚，就任五虎游击将军，坐镇闽海。此时，他所拥有的海船竟然多达1000艘，部众三万余人。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们一样，接受招安后的郑芝龙的任务就是清剿他过去的同行，几年之内，他相继消灭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海上势力，随后，已经成为明朝官军的郑芝龙部众，与荷兰殖民者展开正面对决——胜利者将成为中国海的掌控者。

崇祯六年初（1633年），窃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荷继续推行强买强卖、进而大规模袭掠的海盗政策。1633年7月，8艘荷兰战舰乘明军毫无戒备之机，以突袭手段，向厦门港内的30艘福建水师战船进行炮击。这些中国战船是郑芝龙仿照荷兰战舰模式建造的，舰体庞大，装备精良，船上还装备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上的红夷大炮。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25艘中国战船被摧毁，死伤官兵数百名，厦门港亦被荷兰军舰封锁。

郑芝龙立即做出反应，集中了150艘战船，其中有50艘大型帆船，向封锁厦门的荷兰军舰发动进攻。荷兰人被驱离了厦门湾，郑芝龙乘胜追击。九月二十日（1633年10月22日），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将50艘郑氏战船分成两支分舰队，其中一支舰队在下风处迂回包抄荷兰舰队（9艘战舰）退路，另一支分舰队则在上风头向荷兰战船直冲过来。当更近一些的时候，郑芝龙命令将福建水师的100艘小船点着火，向荷兰人发动火攻。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难以想像。据一位荷兰目击者描述:“有三艘战船包围了Brouckerhaven号，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立即下沉。又一艘荷舰正在近岸处，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

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在东方海域的暴徒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灾难降临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们的眼里，灰蒙蒙、怪石嶙峋的中国海岸，只有好看热闹的百姓、索贿撒谎的官员与懦弱无能的士兵。而在这个早晨，一切都变了。明朝（郑芝龙）水军的英勇令他们吃惊。三艘夹板船被焚毁，一艘被俘，84名荷兰人被生擒，另有许多死伤。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大捷，正好为郑和远航突然中止献上了最好的200周年纪念。

借助这场大捷，郑芝龙不仅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证明了谁最终才是中国沿海的主宰，同时也向福建省官员显示了只有他才能够防止荷兰人带来的危险。从此以后，他在福建海防中的职位便神圣不可侵犯了。随着郑芝龙在崇祯八年最终剿灭了最后的海商集团中的敌手刘香，“刘香既杀……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节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陆矣”。 从厦门港到台湾、日本、马尼拉、巴达维亚，马来半岛，悬挂着郑氏旗帜的中国帆船安全而受人尊敬地航行。中国海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重新成为中国海的主人。第二年郑芝龙以五虎游击升副总兵加一级。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朝廷又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兼都督同知；后又升迁至南安伯、平虏候、平国公。福建巡抚上书为他表功：“芝龙果建奇功，虏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