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林凤林道乾

本文试图从张居正谈及林凤、林道乾的27篇书信入手，分析这些书信谈了什么、为什么谈，并进一步分析书信所涉及史实、人物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对这些书信尚未见有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笔者权且抛砖引玉。

“林贼事若有确耗，幸惟密示，以慰悬悬。”

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写给两广总督殷正茂的一封信中，殷殷叮嘱。

“林贼”何人？为何引起中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张居正（1525－1582，湖北江陵人）的高度关注？

原来，“林贼”便是粤东海盗首领林凤。林凤与另一位海盗首领林道乾，都是中国海盗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所率领的武装集团反抗明朝官府，让远在北京的大明首辅张居正挂心不已。

一、张居正在书信中谈了什么

翻阅《张居正集》，其中谈及粤东海盗林凤、林道乾的书信，共有27篇之多。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12年，从隆庆三年（1569年）至万历九年（1581年），其中隆庆三年1篇谈及林道乾，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共14篇谈及林凤，万历六年（1578年）至万历九年共12篇谈及林道乾。写信的对象，包括先后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8篇）、凌云翼（2篇）、刘尧诲（亦曾任福建巡抚，14篇），广东巡抚熊桴（1篇），福建巡抚耿定向（2篇）。

在这些信中，张居正主要谈及几方面情况：

一是关注林凤的缉拿与下落。张居正最早提及林凤，是万历元年（1573年）答复两广总督殷正茂的信：“辱示，知林贼势孤，远遁求活，计当不日可擒。”同年给殷正茂的另一封信中，又讲到“林贼既失巢穴，漂泊海上，必不能久，宜与闽中约会图之”。次年（1574年）给殷正茂的两封信中，又先后提及“言林贼遁出海洋，为西南风阻泊广中”，“云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须以计诱之，驱入罗网，乃可成擒”。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在给时任福建巡抚刘尧诲的信中，谈到“近据闽、广所报贼形皆溃乱奔窜之状，凤贼似不在其中，毙于吕宋之说，恐不虚也”。同年，在给两广总督凌云翼的信中，又讲到：“前闽中屡报凤贼为吕宋番人围困，何得突犯广中？据报贼形若溃乱奔归者，凤贼恐不在中，幸公细察之。若此贼果在，其众既散，必成擒矣。”万历四年（1576年）给刘尧诲的另一信中，张居正还嘱咐：“但凤贼存亡，尚无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在这些谈及林凤的书信中，张居正既曾有对缉获林凤充满信心，“倾耳以俟捷音”的时候，又有“患其出海难制”的忧虑。张居正对于林凤的下落，只知道其逃向海洋，有传闻死在吕宋（实际上，林凤到菲律宾与西班牙殖民者开战，但并未战死），但一直也没有掌握确切的消息，故放不下心来。

二是关注林道乾的缉拿与下落。张居正最早提及林道乾，是隆庆三年（1569年）写给广东巡抚熊桴的信。该信先谈到海盗不断：“张琏擒而吴平继之，吴平歼而曾一本继之”；后又指示：“如林道乾辈，既为良民，便当遵吾约束，涣其党群，厘其宿弊。如怀疑贰，即可名之为贼，因而除之”。可见对一时接受招抚的林道乾深怀戒备之心。在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给新调任两广总督的刘尧诲两封信，第一封讲到：“顷林贼复回广东，彼中无素备，其文武将吏又皆庸驽，竟令纵洋而去，殊可恨也”；第二封又再提此事：“惟海防甚疏，昨林道乾以丧败群寇，倏泊河渡，使该道有人，武备稍预，缚而致之易耳。乃竟无一兵一船，使之从容扬帆而去，可恨，可恨”。信中对地方官员疏于职守的责备，对未能缉获再度反叛的林道乾的怨恨，咬牙切齿，形于纸上。次年（1579年），在给福建巡抚耿定向的信中，讲到“林贼前逃柬寨”，“赂寨目苏姓者图之”，但“谋泄贼逃”。同年，在给两广总督刘尧诲的两封信中先后提到：“昨据闽中报，柬埔寨主言林贼虽投入暹罗，尚往来攻彼寨。寨中苏姓者，与之深仇，必欲擒之”；“闻林贼近已为暹罗招致，或可因而图之”。在随后两年（1580、1581年）给刘尧诲的6封信中，张居正多次谈及林道乾“入暹罗”，后又得到消息“走八佛丑（靠近越南的海上小岛）海屿，在彼造船”，并认为“此贼尚强”，“公（指刘尧诲）言此贼决了在今岁，仆固未敢以为然也”。

这些谈及林道乾的信中，张居正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林贼近来消息何如？恐又成乌有也。”从东南沿海到柬埔寨、到泰国、到八佛丑，张居正对林道乾行踪的关注，“国际追逃”式的遥控，费心实在良多，但收效全无。

三是对“剿贼”策略作出指导，对“贼乱”原因清醒分析。对于剿灭与招抚两种主张，张居正认为应根据形势需要而选择采用，“不揣贼情强弱、向背，而执言抚剿，皆偏见也”，“如机有可乘，一鼓而歼之。抚贼声不可远传，宜以密用”。并给地方大员充分授权，“万里指授，恐缓不及事，在公审图之耳”。同时，对于“贼乱”频发的根本原因，张居正也有清醒的认识，在万历六年（1578年）给刘尧诲的信中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故今日治广，武备固当振饬，然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四是要求广东、福建官军合力围剿，并协调相互矛盾。张居正在信中多次对两省官员提出协同“剿贼”的要求，部署攻击林凤“广兵西追，闽兵东扼”，“行广人之策，收闽人之功”。为缉拿逃到柬埔寨、泰国的林道乾，根据对外联络的不同渠道和工作基础，对两省作出分工，“贼在柬埔则属之闽人，广中不必措意；在暹罗则属之广人，闽中不必为谋”。张居正还对两省官员因主张不同策略、争功诿过而产生的矛盾进行协调，指出“闽、广之人，皆欲要以为己功，”强调“协力乃胜算也”，“闽、广皆在疆域”之内，但欲得贼耳，何必功出于己乎”，并几番告诫“彼此争功，遂致败谋”、“恐争功漏泄，如昔年之事”。

五是对中央委任官员给予鼓励、信任和支持。在信中，张居正强调，“为国家勘定大乱”，“此大丈夫不朽之鸿业也”，“了此残寇，为地方计虑久远，悉力以图之”，并表示会将地方官员的“剿贼”战绩禀报皇帝、记功行赏。对于一度萌生去意的两广总督殷正茂，张居正要求他坚守岗位，以“自公当事以来，一切许以便宜从事。虽毁言日至，而属任日坚”激励他，还许诺“俟广事大定，亦必移公他处”。

二、大明首辅为何如此重视粤东海盗

张居正为什么对林凤、林道乾这般重视，以致多年跟踪情况，一再反复叮咛？综合当时的各方面历史情况，笔者认为，有六方面的原因：

第一，张居正独一无二的首辅地位，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不允许国内有长期动乱不安的化外之地。张居正从隆庆帝明穆宗时期（1567年）入阁，万历帝明神宗刚即位，张居正就联合太监冯保驱逐了首辅高拱并取而代之，而当时明神宗朱翊钧才是一位10岁的小孩。张居正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和明神宗的依赖，大权在握，独揽朝政，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张居正病逝的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实际上处于摄政地位，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威的首辅。而且张居正一向以天下为己任，此时更是踌躇满志，起衰振敝，正大有作为一番，开创了明朝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在此情势下，张居正必然对于嘉靖、隆庆以来长期存在的粤东海盗这一“维稳突出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冀图倾力平定，实现海内太平。

第二，北方边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安定局面，让张居正有更多精力关注南方稳定问题。对于明朝来说，真正威胁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是距离北京并不远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其不时的进犯，便可兵临城下。在距离万历朝124年前发生的土木堡战役（1449年），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俘虏。而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在巧妙利用俺答汗孙子来降一事后，与鞑靼和解互市，赢得了几十年的北部边疆和平时期（直到明末满清崛起才发生改变）。这也使张居正能够腾出手来处理尚不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的两广民众叛乱问题，甚至表示“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

第三，两广态势中，山区叛乱得到强力镇压，沿海叛乱尚未彻底根除。明朝中期两广的稳定问题，既有粤北山区和广西的瑶族、壮族叛乱问题，又有粤东沿海的海盗叛乱问题，这两种类型的动乱都呈现频繁、反复的特点。形势之严峻，用张居正的话说，是“论者谓朝廷已无广东矣”。进入万历年间，两广山区叛乱问题经张居正调兵遣将，强力予以镇压，逐步稳定下来。而海盗问题，虽嘉靖、隆庆以来镇压了林国显、许栋、许朝光、张琏（4人均饶平人）、吴平、曾一本（2人均福建诏安人）、诸良宝（澄海人）等海盗集团，粤东局势渐趋平稳，但林凤（饶平人）、林道乾（澄海人，一说惠来人）集团一直没有根除，随时可能重新进犯粤闽沿海，威胁东南稳定。张居正对此有清醒认识：“诸山海逃伏之盗，必将乘势再起，将来广事，不可便谓无虞”；“陆寇既除，自此可专意海上”。

第四，林凤、林道乾具有超强的海外活动能力。历代汉族中央政权，对于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或海外的异国，往往采取怀柔政策，形成朝贡体系；而对治内的中原和江南、岭南等地汉人，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允许有背叛朝廷、勾结外族外番的思想和行为存在，并持坚决镇压的态度。张居正对此也不例外。同时，明朝中期的东南沿海海盗往往还与倭寇勾结，纵横海洋、骚扰沿岸。特别是林凤、林道乾集团不仅活跃粤东沿海，还以台湾、澎湖为据点，并远至琼州（海南）、吕宋、柬埔寨、暹罗。这种进可扎寨大明沿海疆土、退可进入海外异邦的反叛力量，具有非同一般的能耐，自然会让张居正刮目相看、高度警觉。

第五，粤东海盗问题的解决，关系张居正用人的公信力，及其对官场的驾驭能力。张居正沉深有城府，作为大明首辅，对朝廷的人事权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决定权。在地方大员关键位置的任用上，张居正往往看准了就力排众议、大胆使用。如先后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凌云翼、刘尧诲，都是深得张居正信任和看重的官员，其中殷正茂还是个既能办事又颇贪婪的争议人物。林凤、林道乾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两广局势能否稳定，粤、闽两省能否协力合剿，看似局部问题，但实际上关系着张居正在朝内的威望，关系着会不会授人以柄（特别是张居正万历五年父亲去世，在明神宗的支持下不回籍“丁忧守制”，“夺情”继续坚持主持朝政，面临着“言官士议”的很大压力）。

第六，张居正本人“能耐烦”的性格特点，考成法的实效追求，决定其对粤东海盗问题紧抓不放。张居正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任劳任怨，一向自认“能耐烦”。他对官员从上到下实行承诺兑现管理、严格考核结果的考成法，综核名实，整顿纲纪，提高行政效率，既抓方向、抓目标、抓策略，又重执行、重具体操作、重最终成效。这种秉政方略和性格习惯，使其对解决林凤、林道乾问题多年保持关注，并一再迫切想要得到最终处置结果。

三、林凤林道乾是真英雄，既是海上商业武装集团首领，又是潮人移民海外先驱，对潮人、潮汕产生了长久的历史影响

张居正作为大政治家、改革家的地位已得到历史的公认，而其书信中屡次提及的林凤、林道乾，难道仅仅就是海盗吗？

对此，须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明朝长期对民间实行海禁政策，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就明令“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官方朝贡贸易成为与海外交往的唯一合法渠道，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倭寇侵扰更加强海禁。直至“隆庆开关”（1567年），也只允许在福建月港（今漳州海澄）一地进行对外贸易，并作出诸多的限制。而沿海的民众既有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生存需求，又有进行近海乃至远洋航行的能力和传统。中央政权采取的禁止和限制出海政策，加上张居正所讲的“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迫使许多有能力又“不安本分”者，铤而走险，私自组织下海，开展自由贸易，开拓境外市场，在商业冒险中获取因海禁而带来的超额利润，发展成为亦商亦盗、半商半盗的海上商业武装集团，形成“官市不开，私市不止”的状况。明朝中期江浙的汪直集团，粤东的林凤与林道乾集团，明末福建的郑芝龙、郑成功集团，莫不如此。

可见，林凤、林道乾既有“盗”的一面，又有“商”的一面。他们率领大批民众越重洋、赴异邦，成为潮人向海外发展、定居、繁衍的先驱。林凤1574年带着62艘舰船、5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从澎湖出发赴吕宋，在马尼拉与西班牙殖民者干了一仗，堪称中国人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第一场战争，随后便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玳瑁港停留，1575年又突破西班牙人的重围返回粤东沿海，后莫知所终。林道乾率领队伍曾驻扎台湾打狗港（今高雄），后往柬埔寨，再往暹罗大泥（今泰国北大年），在当地开辟旷土、建设港口、开展贸易、落户定居，至今当地仍有许多关于林道乾及其妹林姑娘的传说。几百年来，一批批潮人就这样沿着林凤、林道乾曾经走过的航路，别故乡，下南洋，奔四方，才有了今天“本土一个潮汕、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潮人、潮商奇观。

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曾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写了一篇文章，高度称赞林道乾：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无论林道乾，还是林凤，都是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可谓是真英雄、真豪杰！

从进一步的层面看，林凤、林道乾对潮人、潮汕有何重大历史影响？笔者认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向外的角度看，对潮汕人的外向型发展具有长久的示范作用，其精神内核今天仍在潮人的血性里流淌。

去其“盗”，留其敢生敢死，以一赢百，向遥远的未知世界进发、拓殖，向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商业世界探索、打拼，却又具备高度的灵活性，能够随机应变，充满智慧，直至今日，潮人、潮商依然普遍具有这种血性。只不过与时俱进，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蛮力，多了一些资本与科技、与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商场如战场，在商战中，潮商始终是中华民族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其二，从向内的角度看，粤东海盗问题导致设立南澳总兵、军队长久驻防，南澳由此开始纳入国家实质性管理。

《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年（1575年）九月有一段记载：“兵部覆两广提督、广东巡按、福建巡按会题：‘南澳设镇事宜，在广则裁东路参将，而以柘林水寨船四十五只属之，在闽以铜山（今福建东山）游船四十只属之，共兵三千五百一名。’奉旨：‘南澳据漳、泉要害，依拟设官建镇，以便防守。但创建之初，事须审虑，其中应议事宜，着两广总督、福建巡抚一一计处当，务令经久可行。副总兵推练习海上事务有勇的去做。’”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年）答复两广总督刘尧诲的信中，也写道：“南澳设将，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不便者。此必广人惮于远戍，又苦闽中牵制耳。然论事势，守堂奥者必于门外，据险扼要，乃为得策。此地实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来，径泊海岸，使此地兵将有备，渠敢越乎？公虚心审计，果于防守有益，幸为之规画久远，措处兵食，使人有乐居之意，则不强之而自从。”

正是林凤、林道乾等海上商业武装集团，经常以南澳岛这一战略要地为据点、为跳板，促使张居正和明朝廷最终下决心，设立南澳副总兵，派出部队长期驻扎海岛，从此开始了中央政权对南澳真正意义上的管治。历经明清两朝，先后有170余任总兵（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升设总兵）、副总兵赴任；民国伊始，1912年南澳正式设县。

这里，还可分析南澳为何明、清两朝一直分辖广东、福建两省，总兵受两省共同管理。从张居正给广东、福建官员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朝廷作出这一决定，是从加强和提升南澳作为战略要地的管理，从有利于两省沟通联动、共同担责，形成强化海防、打击海盗的合力来考虑的。

四、历史无法假如，中国却从此落伍于海权时代

跳出万历年间，把书信中的张居正和林凤、林道乾，放置到历史的长时段、全球的大视野中，便又显现出另一番意义来。

明朝中后期正逢全球开始进入海权时代，西方列强在经略海洋中崛起。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现新大陆和环球航行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列强先后崛起，海外殖民，海外掠夺，远洋贸易，远洋输送奴隶与劳工，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在全球四处扩张、四处侵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兴起本国工业革命，现代世界体系也由此形成。万历年间，张居正在部署剿灭林凤、林道乾的时候，已经通过地方官员与西班牙、葡萄牙（时称为佛郎机）殖民者有过接触，如福建官府曾派出把总王望高赴马尼拉寻求西班牙殖民者支持追杀林凤，但却从未意识到天下正在发生新的巨变。再过了270年，仍在睡梦的中国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晚清在普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世界历史的浩荡潮流无情地拖入了近代化。

天朝大国的封建观念，让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互相消耗，中国丧失了海权时代的历史机遇。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使天朝大国统领天下的观念，牢牢左右着中国历代封建官僚统治阶层，国家的力量高于一切、统治一切，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资本根本无法在国家建设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反观西方列强，在海外殖民扩张过程中，民间力量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结为一体，海盗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代表。如英国的著名海盗德雷克，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环球航行劫掠，1580年（明朝万历八年）回到英国时女王亲自登船授予爵士头衔，其后德雷克任英国舰队副司令，1588年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中立下赫赫战功，英国也由此崛起成为海上强国。而在同一时代的张居正观念世界里，不管是剿灭的高压，还是招抚的权宜，都只是考虑“内缩”的稳定，而不是“外张”的拓殖。对于林凤、林道乾集团这些具有超强海外活动能力的民间力量，朝廷根本没有任何将之纳入国家力量的打算，彼此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消耗。

假如张居正与林凤、林道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经略海洋，中国是否能无敌于海权时代？历史无法假如，历史没有假如，只有让人回肠荡气、直面现实。

这段历史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有现实启示意义。抚今追昔，张居正的这27篇书信，更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分量。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历史人物，却可用历史的眼光思索今日的现实。五百年后的21世纪，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打造海洋强国，需要把国家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包括国内本土的民间力量、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紧密融合起来，让民间的力量在国家力量的强力支撑下，进军国际、纵横海洋，真正走出去，让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民间力量、社会力量的充分激活成长中，发展壮大、较量天下，真正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