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应感恩：南京大屠杀守护无数难民的“活菩萨”魏特琳

来源: 芊妹科技

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社会学教授史迈士、约翰·马吉牧师、德国禅臣洋行产权代表卡尔·京特、丹麦史密斯公司产权代表辛德贝、金陵大学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稽察克勒格尔等等。

魏特琳 — “菩萨”外教中国心

杭立武筹设的南京安全区，有很大一片在金陵女子大学内，《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就发生在这里。这片安全区的负责人是金陵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面处心积虑地救苦救难，被南京市民誉为“活菩萨”；一面每天撰写日记记录日军暴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力证。最终她积劳成疾忧虑过重而得了重度抑郁症，回国次年自杀身亡。去世前，她对朋友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她的墓碑正面刻着“金陵永生”四个汉字。

学生的“华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为“华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从伊利诺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1年受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应金陵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为校长德本康、吴贻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长离校之际，都由她代理校长职务，承担掌校之责。

金陵女大初建时，魏特琳做了募捐、购地、建筑设计及施工等大量校园建设工作，为金陵女大建起了7栋中国宫殿式建筑。她认为，要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首先要培养女子中学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才，为此在金陵女大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她还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指导学生去各地中学实习，并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

魏特琳对学生非常关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华小姐”。当时，男生不可进入女生宿舍，金陵女大便在宿舍楼下设立社交厅，隔开一些小的隔间用来男女私密对话，魏特琳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坐在旁边看护。有位叫汤铭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失业，写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请她回学校担任自己的临时助教，使汤铭不仅还清了金陵女大的贷款，还申请到了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日后成为中国儿童精神疾病专家。学生毕业后，魏特琳仍很关心同学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课。

魏特琳还将爱心延伸到校外，为周边邻里办起家政学校，教妇女学习做手工，将她们的手工制品卖给在宁外籍人士，还教男人学习蔬菜园艺技术。看到附近有些穷人孩子没钱上学，她发起募捐，在金陵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学，专门招收周边贫困子女，并鼓励金陵女大学生每周到各自“领养”的穷人家中访问，帮忙解决问题。她还在金陵女大门口开办粥棚，经常带学生到周边特困户家中送米送衣等。

当时，女教师供不应求，金陵女大毕业学生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待遇优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导的学生严莲韵毕业。她擅长英文，专业是医学与化学，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对严莲韵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为她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家境又好，不会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资。”

如此富有爱心，焉能不受到人们尊敬。魏特琳50岁生日时，金陵女大的学生及附近的邻居自发地为她举行了各种祝寿活动。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在《华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难民的“活菩萨”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旧火光漫天，日军杀烧抢掠仍在继续，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①。

战争临近，长江轮船甲板上西迁的女学生丨1937年

那时，金陵女大大部分师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陵女大代理校长。她一方面劝说校长吴贻芳等人赶快离校，一面转移学校建筑蓝图等重要文件，还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都被她拒绝了。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10月9日，她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其会员。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②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陵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当日军命令魏特琳离开此地时，她严辞拒绝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利用美国人身份，她开始了与日军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日兵。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每天奔波在学校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一一夺回来。“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早期工作人员合影（前排中间为魏特琳）丨1937年12月

实际上，安全区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④，特别是金陵女大因为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陵女大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来回地奔走援救，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日军看到她的洋面孔，会有所收敛，但也有魏特琳无能为力时。1937年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门，其他人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还抢走了十二名姑娘。对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内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领事馆不断抗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并派来宪兵维持秩序。

白天忙着四处奔波救人救难，晚上魏特琳则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军在金陵女大进行“难民登记”。登记时经过严厉询问，认为无士兵嫌疑者，方发给登记证。为了保护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陵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还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派员工到难民中登记，写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金陵女大舍监、魏特琳助手程瑞芳⑤在日记中记录道：“1938年2月20日，华小姐替难民找丈夫、儿子，因为华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

难民营工作人员以及为难民营开办学校的教职工合影丨1938年

在那些恐怖与绝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断地安慰与鼓励难民，给予她们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她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有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⑥

国际救济委员会制作被褥发放给难民丨1939年

饮食方面，她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发给没有被褥的难民棉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在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金陵女大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到1938年年初，金陵女大难民所中的难民达到了一万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陵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陵女大难民所比其他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陵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陵女大最为安全”⑦。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大还收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跑回来，魏特琳顶着压力继续收容她们，“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⑧

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委员会主席拉贝回国，他在告别致词里说道：“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魏特琳选择继续坚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金陵女大难民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坚持到南京安全区最后关闭的那一刻。

金陵女大难民所虽然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为收留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即金陵女大是一所大学，为妇女开办“培训班”无可非议。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陵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不等。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妇女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些培训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开设难民所，应付日军暴行，开办培训班，还有繁重的学校校务……魏特琳倾注了大量心血，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不顾个人生活，那时她能穿出门的裙子只剩一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备受刺激和创伤，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今天异常疲劳”、“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在南京大屠杀结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留宁的外国友人

当然，在南京沦陷期间，不止魏特琳“一个人在战斗”。在各国使者、记者等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南京成为人间地狱时，还有20多位外国人自愿留宁，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的呼唤》上，认为西方传教士们在这时撤离南京，无疑是“逃跑”。从1920年就开始在金陵大学任教，曾任金陵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的美籍教授贝德士那时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没有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

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在日军的屠杀中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的生命。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也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利用自己的德国人身份，统筹安全区工作，与日军斗智斗勇，寻求国际援助，为保护难民立下头等功劳，被世人尊为“中国的辛德勒”。在安全区总部里，不断地有人进来向拉贝报告抢劫、强奸的消息，并把他拉到现场。大多数情况下，拉贝只要大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立刻变得礼貌起来或像老鼠一样逃跑。他还在自己位于广州路小粉桥的住宅内设立了一个小型难民所，收留救护了六百余名难民。拉贝撰写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有关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和《魏特琳日记》一样成为控诉日军屠杀的铁证。

在南京城内25个安全区难民所中，最大的是金陵大学校园难民所，收留难民3万多人，由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贝德士、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农艺学系教授里格士与林学系留日回国的陈嵘教授负责。在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主要接纳南京郊区栖霞、江宁、汤山、句容的农民，以及溃散的中国军队官兵。德国人卡尔·京特与丹麦人辛德贝格不仅在这个难民所里收容、救护了3万多中国军民，而且还阻挠日军焚烧工厂附近的摄山镇，关心与帮助栖霞寺和尚设立的难民所。他们俩原是应中国厂家邀请，在战火纷飞中，从上海特意赶到南京城郊，以德国禅臣洋行与丹麦史密斯公司这两家出售机电设备公司产权代表的身份，承担保护江南水泥厂任务的。

难民们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称赞他们为“保护神”、“活菩萨”。这些外国友人不仅保护普通中国难民，还冒险救助了一些隐藏在难民中的中国军官，如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密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负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被拉贝藏在家中养伤。他们后来都被安全送出南京，成为抗日力量。

外国友人还用他们的笔、照相机、摄影机等，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向世界公开和控告。早在1937年12月15日，贝德士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新闻稿《南京一瞥》。美国记者德丁等人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新闻稿，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与鼓楼医院偷偷拍摄了反映日军暴行的电影纪录片，电影胶片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1938年1月23日，由获准离开南京的美国牧师费奇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即送柯达公司冲印，复制了4套，成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实录影像。在这些铁证前，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贝德士等人还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组织人员，调查日军利用毒品贸易毒害市民情况及南京地区因战争损失情况。

约翰·拉贝先生（照片右上角即为拉贝先生相）被世人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照片右下角即为约翰·马吉牧师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四盘共计105分钟的电影胶片。1946年，马吉牧师作为证人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日军对于这些阻挠他们暴行的外国人自然非常痛恨，将他们与外界一切联系隔断，不允许通邮、通信、通电。金陵大学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但愿我们全部离开南京，但我们现在已停留这么久，而且知道如此之多，他们不许我们离去。我们简直就是囚徒。”而且，日军的烧杀淫掠也波及几乎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烧毁他们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产、汽车，甚至伤害他们身体、威胁他们生命安全，如日军于1937年12月19日在鼓楼医院枪击麦卡伦、1938年1月26日殴打美国驻南京使馆领事阿利森、金陵大学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殴打。

1938年1月11日，日军还包围、查抄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日军借口寻找一包被中国难民抢去的衣服，在11日中午12时多，包围了设在宁海路上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在未征得拉贝同意下，日军冲进总部搜查各个房间。下午1时30分，同一群日军再次包围总部，翻墙再次冲进总部搜查，并殴打总部的中国工作人员。直到下午2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稽察克勒格尔赶来，找出那包衣服，并请来伪市自治委员会官员王承典做解释，日军才撤离总部。

面对毫无人性的日军，外国友人们都做好了随时遭遇不测与献身的准备。1938年3月8日，史迈士在致朋友函中，回忆起在日军大屠杀期间的一个夜晚，几个美国传教士议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前放着”、“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日本战败后，这些外国友人又纷纷站出来，在法庭上指控日军暴行。如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做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眼目睹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工作于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的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的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多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惩罚。

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这些外国友人颁发了勋章，并资助二战后没有生活来源的拉贝⑨。对于贝德士等外国友人来说，他们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中国度过，又和中国人经历了生死与共的大劫难，他们希望在中国待一辈子。在战后负责接受金陵大学校产和筹备复校工作的贝德士曾试图在他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寻找共通之处，希望自己可以在新政权继续从事教育和研究。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他的“美梦”成为泡影，作为金陵大学少数被“礼送”而不是被驱逐的美籍教师，他于当年离开了工作30余年的中国。回国后，贝德士和其他外教一样摆脱不了“中国心结”，自称“我们中国人”乃至“我们南京人”，密切关心着中国，将在华时光视为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岁月。1965年退休后，贝德士以余生全部精力投入到《基督教在华六十年》一书的撰写工作之中，来寄托他对中国的思念。

对于魏特琳而言，多年来，金陵女大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留在中国，她曾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更无法陪伴父母身边。离开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在美国治疗期间，魏特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草草写就的遗书里说自己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朋友们在她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陵女大避难孤儿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陵女大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字。

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无人理解这四个汉字和她的中国心。她弟弟甚至因为不理解魏特琳远离父母，而拒绝在魏特琳住院单上签字。魏特琳的日记虽然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她便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正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收集历史资料。1998年，该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张纯如在书中对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不料也成为张纯如自己的心灵解说。南京大屠杀的黑暗深渊、残酷画面、野蛮人性，让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用同样方式毅然告别已感绝望的世界，年仅36岁。

魏特琳虽然已与世界告别，但受过她恩惠的难民及中国没有忘记她。南京市民张玉英12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还送她上学。张玉英后来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几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1985年，《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得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1999年12月6日，还有3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来到南师校园，为魏特琳遗像献花。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奖励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金陵女大校训是“厚生精神”，“菩萨”外教魏特琳无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礼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的同时，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由吴贻芳校长主持的悼念仪式，吴贻芳在仪式上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为纪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京师范大学在金陵女大旧址前（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树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来到金陵女子学院，看见绿荫丛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详，略带微笑，脚下放有一束鲜花。可见，人们不会忘记魏特琳，她将永远是金陵女大的“华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萨”。

而民国时期，像魏特琳一样有颗中国心的外教还有不少，如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贝德士。他们和白求恩一样，毫无利己的动机，拿着低薪甚至不要工资，只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把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