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及其意义

作者：翁有为     法律史学博士

【摘要】“军阀”一词，在中国古籍文献中偶有用之，但与现代的“军阀”使用语义不同：古语没有贬义含义，现代“军阀”则是一具有贬义含义的词汇。新文化运动之初，“军阀”由少数知识分子所用的话语，到五四之后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用以指称乱政军人的“专有”名词。现代“军阀”一词原系由日文译引使用的，看起来是个语义学上的问题，是个小问题，其实它是一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军阀”概念所内涵的军阀现象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军阀”概念引入而形成的“反军阀”舆论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融合而涌起思想潮流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思想资源。在中共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长期革命过程中，“军阀”问题是中共较早注意的一个重要的革命问题，要改造旧中国并建成统一、繁荣的新中国，首先就要结束军阀割据局面，为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进行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

今天人们常用的“军阀”概念，是一个语义非常明确的汉语词汇，但它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由借用日本、德国用语而引入并逐渐普及的一个新概念。“军阀”在中国古籍文献中偶有用之，但与现代的“军阀”使用语义不同：古语没有贬义含义，现代“军阀”则是一个具有贬义含义的词汇。《现代汉语词典》“军阀”—词的释义为两项：一是指“旧时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举例是“北洋军阀”；二是“泛指政治的反动军人”。“军阀”概念的这种含义，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思想舆论界针对当时控制国家政权的军人及其武装集团种种干政乱政不法行径而总结和使用的。最初使用该词者，并不是自中国古代汉语里寻找资源，而是采用了借用外来语的方式，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和思想发展潮流的需要，以为我所用。“军阀”一词引入问题，看起来是个语义学上的问题，是个小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军阀”概念所内含的军阀现象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军阀”概念引入而形成的反军阀舆论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融合而涌起思想潮流，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思想资料。因此，对“军阀”概念引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有学者对“军阀”概念输人的成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军阀”概念引入的历史过程还缺乏比较系统的梳理。本文拟就“军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普及问题做一探讨。

一

时人认识中国的军阀，是从认识外国军阀开始的。中国这种因军人失去“纲纪”而造成的政治乱象，在当时的认知中，与依靠武力跋扈干政的日本军阀相似，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依恃武力发动世界性毁灭人类战争而亦自毁的西方军人尤其是德国军阀相类。正是在这一比较中，形成了最初对中国乱政军人为“军阀”的认知。梁启超1918年10月23日在答记者关于南北和平问题的谈话中，将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武人与中国乱政的武人进行了类比，并将中国的拥兵乱政的军人指称为“军阀”。他先用对比德、日军国主义“已为世界所不容”的方法以暗示已为“我国民公敌”的蠢、贪、狠、弄兵自重的中国“伪军国主义”军事强人亦将穷途末路，批判道：“吾国人前此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颦，致此名义为武人所利用，一切俶扰之根原皆起于此。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既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为世界所不容，非久将全绝其迹……况我国之伪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皆—篇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入及将来谋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命运与国家之命运不能并存。今举国共痛恨武入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 亦惟武人，调和武人者，亦惟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继而梁氏分析军事强人在现实军事政治斗争中的特殊角色说，而南北之争中，北方对南方愈主战，政府对北方诸督威权愈失，“而愈倒持太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他在谈话中痛批中国武人欲效德、日之颦实为倒行逆势及其种种劣行后，明确提出了这种拥兵自重军人亦即“军阀”的新概念。显然，在梁的话语中，“干政”的“武人”、“拥兵弄兵”的“国民公敌”，就是效德日军国主义之颦的中国的“伪军国主义”者——“拥兵之军阀”。梁启超的“军阀”话语词汇，是在对民初以来武人乱政强烈批判的氛围下使用的。

不过，“军阀”一词的使用国内并不是自梁始，资料表明，比他早的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李大钊使用“军阀”一词是早，但他早期使用这一概念，是指称日本、德国等西方强国中的军国主义现象，尚未用之具体含指中国国内的军人乱政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在使用“军阀”一词时，很快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发展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对国际社会冲击的角度，把“军阀”作为“胜利”的“庶民”的对立者、社会主义世界新潮流的对立面来使用，如在1918年10月15日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1919年1月5日《新纪元》一文中，多次使用的“军阀” 一词也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潮流“新纪元”的对立物使用的，并强调“这个新世纪是世界革命的新世纪，是人类觉醒的新世纪”。在这个新世纪，“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在李大钊看来，军阀是已经失去生命力的、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腐朽势力。李大钊由用“军阀”概念分析日、德等国干政军人或“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军人，进而用于分析中日两国的干政、乱政军人。1919年2月16日，他在一篇祝贺日本一学会成立的文章中谈到中日两国的关系时，说中日两国的关系“因为有一部分军阀的强权，在中间妨阻……将来两国军阀的亲善，却愈引起两国民众的猜嫌”。同日他在《秘密外交》一文中，说中日两国的人民，“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里秘密里作鬼”。李大钊看到，中日两国的军阀性质上与德国的军阀是相同的，都是与民众对立的。李氏由最初用指外国“军阀”，而转指中日“两国”的干政、乱政“军阀”，则更进一步用之单指中国的祸国乱政军人——“军阀”。1919年3月28日，他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说：“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扣侵军饷……就是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蝇营狗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这里的“军阀”，就明明用于指称中国当权乱政的军人了。1919年7月13日，他在《灰色的中国》一文中更是写道：“辛亥以后的军阀政客，已竟把个中国弄成灰色了。”此时，“军阀”一词已为李大钊用以常指中国乱政军人的一个词汇。

陈独秀使用“军阀”一词虽较李大钊稍晚，但开始时却直接用来指中国的军事强者。他在1918年5月15日的一封通信中写道：“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显然，其“军阀”用语是泛指中国的军事乱象。然而，这只是偶尔用之，陈氏在其后刊发的文章中，“军阀”一词却又用来指日本或德国的干政军人，如在1918年7月15日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谈到日本和德国军事问题时，多次使用日本的“萨长军阀”、“普鲁士及萨长军阀的威权”、“普鲁士或萨长军阀的勋劳和实力”等用语；而在谈到中国的“武力政治”问题时，只是提到“北洋派”和“西南派”、“北洋武人”和“西南武人”，无论从一般意义还是具体意义上都未使用“军阀”概念指称，表明陈氏对军阀概念的使用还未经常性自觉与国内的乱政军人现象直接联系起来。同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自由正义与和平》一文中，谈到“北京、东京两政府”，“极力模仿普鲁士以军阀势力耀武于国中”，其“军阀”一词具体所指仍是指德国的“军国主义之怪物”。1918年12月29日，陈氏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中，谈到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要“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问题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为例说，“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那班军阀……他那种武断政治，总是别种阶级人民自由发展的障碍”；与德国的军阀相比，东方“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那弊病更是不消说的了”；并说，中日两国的和平、亲善，应以国民的亲善为基础，那些“耀武扬威的拿势力来压迫平民”的“军阀的亲善，不但是假亲善而且是破坏和平的种子”，因而需要提防，“正是他们军阀在那里秘密亲善，来干些鬼鬼祟祟的勾当”。在这篇文章里，“军阀”一词作者频繁使用了8次，主旨是谈国内的军阀问题，内容却主要是围绕“西洋”德国“军阀”的失败下场说明“东洋”等而下之的日本和中国军阀与人民呈对立状态现象，“军阀”一词并不单用于指称国内乱政军人。1919年2月2日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陈独秀对北京政府因参加欧战设立国防军的问题发表评论指出，国防军及与之相关的中日军事协定，“是中日两国军阀”中日本一方企图“掌握大陆的兵权”，而中国当政者则“打算做国中的霸主”，并引用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北京军阀派段张倪徐等，不察世界大势……段徐……屡屡要求交付兵器。”显然，陈独秀这里所指的中国军阀，也就是日本《朝日新闻》中所指的段氏为首的皖系军人势力。对于“军阀”一词，陈独秀虽然较早用于国内军人乱政现象，但他较长时间内是泛指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强权军人集团，到五四后才主要用指国内的强权军人现象。

二

北洋集团内的最早形成的实力派系是把持北京政府的皖系，时论最初所指的国内“军阀”，主要是指皖系军事势力。而到1920年直皖战争之际，时人观察军事集团的争斗状况，军阀不仅有皖系，还有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并分“南军阀”和“北军阀”、“陆军阀”和“海军阀”、“大军阀”和“小军阀”，等等。直皖战争直系胜利后，有时评称：“皖系各督，自定国军失败后，感于切身利害关系，咸皆观望，以筹结合之取舍，至近日则全国两大军阀派，确已树立。”文中所指的“两大军阀派”，一派指皖系各督及新结合的各督势力，一派指当权的曹（锟）张（作霖）势力。随着军阀间因实力变化和地盘问题激化，军阀间的进一步分化和变化自在必然。时人观察到这一现象，评称：“有北派之军阀，有南派之军阀。北派军阀不因段（祺瑞）徐（树铮）之败而消灭，南派军阀亦不因岑（春煊）陆（荣廷）之败而消灭。”军阀不仅以所属派系、所隶省籍分，更以中国“南”、“北”二分之，甚至根据其实力大小等等而称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就把南方的陆荣廷、陈炯明称为“南中军阀”、“南方军阀”，把北洋各派有时则称为“北方军阀”；将把持中央政权的称为“大军阀”，将各省则称为“小军阀”。不仅有如此之分，还有海、陆之不同，有时评指出：“举国皆骂军阀，盖陆军阀也……海军阀之丧尽爱国心，亦不亚于陆军阀。是陆军阀难为兄，海军阀难为弟。”军阀之分类亦多矣。

在人们的用语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军阀”词汇取代了通常使用的、略含有鄙视意味的“武夫”、“武人”用语，而在内涵上则比“武夫”、“武人”带有更加强烈的贬义色彩。1920年7月，在同属于北洋军事集团的直系和皖系之间爆发大战的前一天，就有时评赫然以《军阀破产》为题，指出军阀“高筑债台”、“横行”、“构衅”的行为，形象、生动地将之喻为世家弟子“浪荡之行为”，随即联系国际形势评论说：“世界之人，方深恶痛绝于翕武之军阀，思有以铲除其势力，此正全世界军阀破产之时也。而我国内之军阀派，非特不稍敛迹，且更猖狂无忌，百无顾惜，是岂明知其必破产而欲以一逞泄愤欤！抑以破产之不速，而以一掷拼同尽欤！”“军阀”一词显然成为使用率极其频繁的、具有鲜明贬义内涵的词汇了。“军阀”的贬义形象甚至引起外国舆论界的注意，一被称为外国新闻界有力之人士这样说：“中国南北军阀政府，非我之友。中国国民乃我之友。”外国新闻媒体人物有如此看法，也是观察到军阀为中国民众所恶感的事实。

“军阀”由少数知识分子所用的话语，先后通过《新青年》、《每周**》、《觉悟》、《太平洋》、《建设》、《孤军》、《晨报》、《申报》、《小说新报》等政论性、思想性乃至社会大众性的杂志和报纸传播媒体，到五四之后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用以指称乱政军人的“专有”名词。纷争的各乱纪军人及其军事集团，得到的“军阀”大名，是赫赫然然的贬名。需要提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提出“军阀”概念并揭示军阀现象的主要是早期向往共产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孙中山革命党人、自由知识分子、新闻媒体记者和其他留学生群体；中共成立后，明确提出反对军阀、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中共领导成员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对军阀的特点、成因及军阀问题之解决等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思考，深化了反对军阀、打倒军阀的理论，为中共早期反军阀、反封建的国内政治斗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在中共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长期革命过程中，军阀问题是中共较早注意的一个重要的革命问题。所谓军阀问题，就是中国处于军人割据一方、国家不能统一的问题，要改造旧中国并建成统一、繁荣的新中国，首先就要结束军阀割据局面，为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进行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正是由于以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基础的北伐战争，彻底打倒了北洋军阀势力，结束了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为此后的抗日战争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