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上述情况说明，这场过去了近八十年的论战，实在不无文章可作。笔者拟通过如下分析，联络各位方家和读者，拂拭尘封，再作讨论。②

一、 论战缘起及其政治与学术背景

论战的缘起，应该追溯至1924年直奉大战期间，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拘囚曹锟。由于“首都革命”形势变化，冯玉祥在多方压力之下，同年11月24日通电下野。电文强调：“务使军不成阀，阀不代阀，一可斩循环报复之根，二可去民治推行之障。” [1](p.77-78)他又电告盟友胡景翼、孙岳及部属张之江、李鸣钟等要防止“久而久之，不阀自阀”，“绝不为害国残民之军阀也。” [1](p.79)

冯玉祥一直被革命党人与社会各界视为“军阀”。军阀通电反对“军阀”，自然会引起关注。他使用“阀不代阀”之类表述词语及其思想意境，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舆论和论战用语。先是高一涵③发表《军阀末运》，评论道：“自冯玉祥通电辞职，有’务使军不成阀，阀不代阀，一可斩循环报复之根，二可去民治推行之障’一类动人听闻的话，此后大小军阀接连都有’下野’的通电”。[2]高一涵运用批判冯玉祥的语汇与理论，进而批评南方党人，招致兼有学人及革命家双重身份的吴稚晖④反驳。于是，高、吴二人的交锋揭开了论战序幕。

高一涵触动吴稚晖的地方，一是将无政府主义家排列首位，加以严厉批评：“无政府主义家、共产主义家、民治主义家、无主义主义家、今天这个主义明天那个主义家，请你们不要做那某军阀比较好些，某军阀听我们指挥，某军阀被我们利用……等等不成梦的好梦，白白的把这’平民革命’一个好听名词弄糟了。” [3](p.3) 再者，高一涵怀疑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及其执政能力：“中国现在既没有一党可以独掌政权，而各军阀又没有相同的主义或政见…。”[4](p.5)高一涵强调：“我所谓打倒军阀，乃是推翻一切的军阀，并不是联络甲军阀，打倒乙军阀，今天联甲攻乙，明天又联丙攻甲…。” [3](p.3) 明确批判南方政权联合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之类举措。

高、吴两人的论战引起广泛关注，先后有唐有壬、王吉占(王恒)、王世杰还有上海国民大学的颜虚心等发文参战，前后文章十余篇，波动了知识与社会各界。高一涵曾在1926年3月的第65期《现代评论》上宣告退出笔战，“就此作一收束，不愿再糟蹋白花花的报纸了”，[8](p.5)但仍发表《政局的前途》、《军治与党治》等文，继续批评北方军阀和南方党人诸多政策，使论战持续向纵深发展。

当时全国处于南北战争前夕，北方的“军阀”掌控着中央政权，但已在多场内战中耗尽了元气。南方则厉兵秣马，即将开战北伐。孙中山最初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吴佩孚，后来目标泛化，“军阀”泛指一切与南方政权相对抗的军事势力派。冯玉祥得到苏俄援助，也在北方高举“反军阀”旗帜。于是，在各政治与军事实力集团之间，出现了一条以“军阀”为标签的政治鸿沟。不过，南北各方都在发展自己的武力，又将贬义的“军阀”标签贴向对方，结果是都没能摆脱“军阀”的反面形象。即使是主义高张的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被《孤军》等报刊划入南方“军阀”范围。

所以，波及全国范围的“反军阀”与“军阀”的对立，其实际界限并不分明。这种政治与宣传或理论上的混沌状况，反映出谁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即如何定义军阀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正是这种需要产生了这一场辩论。

二、 “军阀”辨析标准的学理因素

论战各方讨论和批判“军阀”，不只限于当时已被公认为“军阀”、形同“死老虎”的北方军人，也评价了南方党人的政治与军事政策，且以具有新人面孔的蒋介石是否军阀为论战中心议题之一。吴稚晖质问高一涵：“然蒋介石他方以为自己为大国民之又大国民者，难道他一执枪，也变成军阀，不配革命了么。……”[5]

吴稚晖抓住问题不放，深入到心理深层，批评“高先生于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中实有”的，或属于高一涵内心“隐微之地”的“无民不平”及“有军即阀”的观点。吴稚晖强调：此种绝对化观点，仿佛“被白狗咬到了，见白羊都怕”，虽属人之常情，“然时人此种精神，无异暗示人以丧气。——因’有军即阀’，’思想学问人格’，较高亦无所用。……大有商榷之余地。” [6](p.8)按吴稚晖的观点，民不一定“平”，军不一定“阀”，不能完全抹杀军事力量的健康作用。

高一涵反问说：“吴先生，您以为蒋介石是成了军阀后才被民党同化过来的呢?还是他先有了革命的思想，然后再去训练军队以求达到革命的目的呢?我们想依赖的那一位，他的思想学问人格，能同蒋介石比吗”?[9](p.4)他将蒋介石同北方军阀作了区分，肯定了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平民革命”性质，指出：“辛亥革命，所依赖的大概多是南方征的兵，不是北洋雇的兵。征的兵大半富有革命的思想，不独军官为然，就是兵士也多是这样。所以为革命而战，是齐心协力的；革命而后对于民党建设上的主张，是一体服从的。”[9](p.3)

可知两人争锋虽然剧烈，实不乏观点相近之处。高一涵进而解释自己同南方不同的、坚持彻底反军阀立场的理由：“我个人自从民国建元以来，的确做过好几次’依赖军阀’的迷梦，……每次依赖军阀打军阀，不但’结果终去其一’是空想，并且每回结果皆是增加其十。人类应当’上一回当学一回乖’，……”[9](p.3)高一涵以讽刺方式回敬吴稚晖：“故吴先生自己始终还是个’磨墨者’，还是个’磨墨尾随’者，不过不愿意尾随’执笔冲锋’的人，而愿意尾随’化阀为军’的人罢了。这就叫做三千年后的无政府主义家吴稚晖式的依赖军阀！” [8](p.4)

高一涵虽然没有直接将蒋介石划入“军阀”之列，却担心蒋介石演变为、或从南方阵营出现新的军阀。他在舆论界不乏支持者，唐有壬对南方依靠武力及联络军事势力派政策表示怀疑：“第一，军阀是根本靠不住的，军阀决不会为民众谋福利。想利用军阀的人，结果只为军阀所利用。所谓武力民众化，适足使民众成为武力的工具。……所以军阀万无利用之理，只有民众一齐起来打倒军阀之一法。”[10](p.4)上海的颜虚心也支持高一涵，批评“名流”文人吴稚晖：“所以我敢大胆说：’军阀成，由于名流之捧场’，……欲救今日之中国，必得善良之政府而后可。欲得善良政府，必先打倒军阀，必先请退站在军阀背后的名流。”[11](p.20)

在这情绪亢奋的论战之中，王吉占提笔加入，对双方进行批评：“所以我以为吴稚晖、高一涵两位先生，讨论军阀问题，专从个人身上着眼，未从制度上着眼，认为不能满足，特贡鄙见。”[12]王吉占主张以超脱个人情绪及政治冲突的学理研讨方式，重新解释军阀的概念内涵、历史演变及其研究方法。

他提出了军阀概念的新定义：“据作者个人的私见，’军阀’这个名词，把他当作一个人看待，是不对的，我以为应当把他当作一个制度看待，或者至少也应当把他当作一个’准制度’看待。……就是每一个’军阀’都备有左列之相同要素：(一)据有一定之防地；(二)自由练兵敛财，及处分一切民政；(三)个人地位，均以实力为保证，不经人民票举也不经中央任命，(任命也是假的)所以每一个军阀的势力范围，即是一个小侯国。”[12]

王吉占指出正确判断蒋介石与吴佩孚是否军阀，需从制度层面掌握正确的区分标准：“今日政治思想之重要，就是站在极端独裁制度(军阀)之上，何以有进化于民治实现之可能，所以就军阀活动之具体的形式而论，蒋介石和吴佩孚是毫无区别的，就个人与其团体思想而论，蒋介石与吴佩孚是大相悬殊的。”[12]

对照上述各家论述，可知王吉占的“军阀”定义比较完整，他指出的占据“防地”、练兵敛财、个人势力范围等三个判断要素，充实了既有论述而获得较多认同；强调“依照学理说话”，突出了定义“军阀”的学术标准；新的“军阀”的分析尺度，被运用于古代历史分析，“军阀”话语体系在多方向得到发展。这些既是王吉占的个人贡献，也标明当时的“军阀”研究水平已有极大提升。

三、 武力的历史作用及其改造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军阀”的判断标准及其定义方法，直接涉及到作为普遍意义的军人与军阀的区分，以及兵权参政的作用评价、军人政权的性质特征等问题。对此，王世杰的观点与高一涵比较接近，他指出：“解除一切军人的政权云云，亦或可以说是一般人之所谓’废督’。然解除军人的政权，自不仅在废止督军、军务督办、巡阅使等等名目，而在使现在一切兼有任何民政权之军人，实际上解除其民政权(警察权自亦在内)。”[16](p.8)

颜虚心也站在文治主义及军人不干政立场上，指出新兴的革命武力也有向反动方向演变的可能：“夫革命事业之有需于武力，夫人知之。然欲利用军阀而革命，其结果适得其反。……且武力之本身，亦时有可革之命，吴先生以革命事业与武力连带得这么关系，难道革命事业，绝不会革到武力的身上吗?”[11](p.20)

王吉占的文章在论战中遭受反驳最少，不过他并未绝对否定军人干政的积极意义，而是指出“军阀”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过渡形态：“用历史哲学的眼光批评，军阀的发生，或者是因为前一代的秩序维持力，已经崩解；而未来的秩序，尚未成立，中间应该有此一段过渡的政相。” 他从正面评价军阀的历史作用，并确认“军阀”是可以改造的：“若明了前述思想与制度之关系，可见军阀不但无可诅咒，并且非有军阀，民治决不可能发生出来，盖必有群峙之军阀制度，乃能替代独裁之君主制度，又惟有新党之军阀，乃能打倒旧党之军阀，且惟有新党之军阀，乃能保护民治之思想，使之渐次为制度化，而进于具体之民治政体。”[12]显然，王吉占肯定“军可非阀”，也肯定了南方的“新党之军阀”。

四、 军政关系的整合及其理论分析

国家体制与武装力量的整合、以及制约兵权的政治参与等问题，是近代中国政治与军事现代化转轨的、当然也是理论上需要研讨的重大课题。首先是王世杰⑤在论战方起之时，发表文章《军人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与政治权》，强调国家体制与法律是认识判断军阀的依据，也是解决军阀现象的主要条件。他指出：“然欲铲除军阀，便须首先认清军阀二字的意义。就吾国现状而言，军阀这个名词，有事实的与法律的两层意义。”他的结论：“一切自由国家的法律，对于军人的身份，也就莫不设定几种特殊限制；……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人，在法律上不赋有应该附丽于军人身份的这几种特殊限制，那一个国家的军人，也就可以说是一个军阀。中国军人的身份，在法律上便不具有这几种特殊限制，所以中国军人，在法律上也是一个军阀。”[18]

按王世杰的理论，应通过制定法律限制军人参政权，以解决体制上的弊端：“吾国现役军人对于议会的选举及被选举权，虽亦经民国元年参众两院选举法停止，然现役军人之充任或兼任诸种民政职务，却未经任何法令明白禁止。”[18]他强调军人政治的产生在于法权上存在缺陷，而“废督裁兵”之类主张不足以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进行法权与体制的改革：“现在一般人俱主’废督’，这个名词的涵义，或者还嫌稍晦稍狭。我们应该剀切主张的是：一切现役军人不得享有任何政治权，一切解职者未满一定期限的军人，不得享有任何被选举权或充任任何民政官吏之权。”[18]

吴稚晖持党人革命观点，与王世杰等学人的思想距离较大，他借助王吉占的论述，指出了“打倒”旧军制，实现民治制度之下的国家军队，是军队的应有之发展方向：“我所谓’军’，即是王先生所谓新党军阀之’军’，能打倒旧党军阀之军，又是变了民治制度时之’国军’。” [7](p.7)这样的说法的确是代表了南方党人提出的、通过建立党军进而建立国军，最终实现统一的国家军政体制的构想。

他归纳了自己的结论：“把上述的理由归结起来，可以说：军治与民治是背道而驰，党治与民治似乎是殊途同归。不但可以说党治是达到民治的道路，并且可以说党治就是民治的缩形。”[19](p.12)

高一涵《军治与党治》的思想同数年后胡汉民的叙述甚为相似。胡汉民说：“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不是革命的政治的成功。唯其军事的力量，并未受著党的主义的统制，所以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政权之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唯其革命政权之未能建立，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20]

需要强调，迄今为止，不仅大陆学界少有从军政关系角度研究军阀，各国学界对于军政关系研究也十分薄弱。正如日本三宅正树指出：“在军人圈之外的’文民’学界，有关政军关系之研究，无论是在历史学还是政治学领域，几乎都难以见到。”[21](p.90)脱离了军政关系研究，军阀研究就无法真正深入。民国时期20年代的中国专家却先行一步，关注到了“党军关系”及“军政关系”的现实及学术问题，留下了发人思考的重要论述。

五、 论战的地位作用及其基本特征综述

20年代的这一场论战，对于当时的政局演变不乏直接与潜在的影响作用与相关理论，学术研究，然而，对此兼具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的论战，长期无人关注，或否定其在学术研究中的重大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各方面的归纳总述：

第一，论战丰富完善了军阀话语体系。“军阀”是一个外来语，通过本次论战加速了本土化。从冯玉祥率先提出的“军不成阀，阀不代阀”，及“久而久之，不阀自阀”等语开始，引发出的类似短语如“有军即阀”、“军而非阀”、“军可非阀”、“非阀之军”、“化阀为军”等，至少有8种之多。这类四言短语加速了“军阀”派生词汇的衍生发展，并与其他多学科理论语汇配合，有助于学人及市民各界对军阀现象作灵活自如的思索与表述。

第二，论战加深了人们对军阀现象的实在与理论认识，催生了更加全面准确的“军阀”定义。特别是经由王吉占及吴稚晖等人倡导，不要束缚于“谁是军阀”等常人所见的单纯政治批评，而要从制度着眼、遵循“依照学理说话”的思路，将定义“军阀”的学术水平极大提高。这样的定义内容与定义方法，经受了论战考验，在军阀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创新意义，至今不失其前沿地位。

第三，讨论了武力的作用、自身改造及其同革命的关系，促动了军政关系的学术研究。各方提出的是否“有军即阀”或者有无“非阀之军”等问题，涉及到正确区分军人与军阀，正确区别“军治”、“民治”及“党治”等几种类型的国家体制及其演变趋势，还讨论了制约军人政治权力、兵权参政的性质作用评价，以及如何“化阀为军”即消灭军阀现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

第四，论战强调了从涵盖具体概念及其思想体系的角度、考察传统与现实问题，试图确立具有高度指导意义的历史哲学。其突出表现是王吉占提出“用历史哲学的眼光批评”。[12]其用语及其运用的范围、方法，逐步成为参与论战各位学人的共识，亦为后来学界所传承。

总之，这是北伐前夕一场重要的政治论战，也是影响深远的学术性论战。从军阀话语研究的学术史观察，它构成了民国时期军阀及军政关系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可作如下归纳：

第一，自军阀概念移植国内之后，军阀一词多是各家独自运用，如这次相互间的讨论辩驳，还是第一次，其后整个民国期间，这样的研讨性论战也极为少见。

第二，论战围绕是为什么是军阀，谁是军阀这样的政治主题(特别是辩论了蒋介石是否算军阀)而展开。无论有无(始终的或变化的)政党立场，均要受现实政治冲击，但各方大体上是“依照学理说话”，努力追求事实依据与逻辑力量。从而超越政论范围，推动了“军阀”话语的诠释与应用，活跃了思想理论界、特别是政治学的学理研究。

第三，论战各方大多是当时的重量级学人，或有留学国外的研修经历、或撰有政治学的与其他学术论著。凭藉这样的学术基础各抒己见，共同地将移植不多年的“军阀”体系化、理论化，推动了“军阀”与军政关系研究。

第四，这场论战反映了时事政治与学术研究具有互动关系。论战是由冯玉祥的“军阀”用语引起的，其结果发生了一场兼具政治与学术性的理论研讨。各方对于南方政党的认识与评价有较大分歧，提出了不少的怀疑与批评。但各方无论有无政党身份背景，甚至包括冯玉祥及其他民国军人在内，几乎一致地(至少在宣传上)反对军人干政。说明了军人政治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各方面都没有存在的基础。这也决定了南方“反军阀”宣传及其政治理念，同京、沪知识界主流的趋同性。“春江水暖鸭先知”，南方在开战之初虽然并不具备军事优势，却首先赢得了思想界的胜利，其后又赢得北伐战场上的胜利，执掌了全国政权。

综观上述，通过考查20世纪20年代这一场论战，梳理“军阀”话语体系的发展脉络，可以了解到在南北对峙、大战迫在眉睫态势之下，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与军政关系转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想理论、学术方法的飞越发展。之所以说“二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时期之一”，[22](p.571)正在于那个时代富有多层次的政治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