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战例译注小组
在近期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未来的讨论中，其中有一些涉及到了生存危机问题，学者和官员们继续从历史中寻找答案。1就在2019年，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H·伯杰将军公开表示，他同意其前任罗伯特·B·内勒将军的说法，即海军陆战队没有准备好“满足未来快速发展的作战环境所提出的要求。”2由此引申开来，这种担忧让人怀疑海军陆战队是否仍然有能力成功地全面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是否为未来越来越多地被要求这样做而做好准备。
在这种背景下，海军陆战队的现状让人想起其在1919至1940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2018年，在《海军陆战队概念与规划》文件中发出了以下行动呼吁:通过在紧张的条件下对概念、条令、编制、战术和能力进行测试，我们将了解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什么新奇的想法；它是战时海军舰队和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曾使用过的方法，这帮助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
具体来说，作者提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舰队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演习，在此期间，海军陆战队和他们的装备在一系列演习中中得到了检验。尽管如此，这些演习还是受到预算削减和大萧条的限制，这导致兵员和登陆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短缺。4因此，海军陆战队不能仅仅依靠演习来评估其两栖作战能力。
此外，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既不是从这些演习开始的，也没有因为这些演习结束而结束。它们是一个开发周期的一部分，该周期将实践经验和两栖理论结合起来，编写了一系列登陆手册。1934年至1938年间，海军陆战队总共出版了三本这样的手册，其中最后一本《登陆作战条令》（1938年），即《第167号舰队训练出版物》（FTP 167），是美国1941年对日宣战时发给海军陆战队军官的版本。《登陆作战条令》作为海军陆战队的战时两栖作战条令，其编纂是海军陆战队20年登陆作战理论、经验、训练和发展的总结。这本手册是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在对抗中进行登陆作战而设计的指南，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准备工作不仅使海军陆战队比其许多盟友或对手在登陆作战方面准备得更充分，而且被证明是太平洋战场作战胜利的关键因素。5
此外，这些讨论未能回答海军陆战队对历史的利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两栖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事实上，这一发展过程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以至于它们最终奠定了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原则的基础。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军官们使用英国对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的描述——当时最相关的历史例子——作为演习和学说的理论框架，以弥补其在战时条件下进行登陆作战经验的不足。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探讨了历史的使用和误用所带来的影响，她指出，当军队需要指导时往往会“认真对待历史”。6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受到选择的限制，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陆战队并没有成为麦克米伦规则的例外。
第一个是海军陆战队的任务，即根据《橙色战争计划》进行两栖作战（《橙色战争计划》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针对与日本的海上冲突制定的战略）。通过该任务，军官们获得了明确的目标，这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历史中去寻找成功进行两栖作战的方法。如下所述，罗伯特·邓拉普、劳埃德·W·汤森和伊莱·K·科尔等军官帮助海军陆战队在1921年至1925年间建立了对现代两栖作战的基本了解。根据对加利波利战役的描述，这些军官获得了这一时期海军陆战队同时进行的登陆演习相关的经验教训，并影响着未来十年的登陆作战理论和训练。
第二个是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学校决定在1933年开设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加利波利战役研究课程。在整个过程中，军官们编写的报告将建立以其前辈的工作为基础，并构成他们的两栖作战理论的基础。然而，与这项研究相反的是，军官们意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历史战例来开展研究。
第三，海军陆战队军官将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理论发展与一系列现实的舰队登陆演习相结合。这一方面的证据可以在整个海军陆战队的发展过程中找到，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研究，以确保了具体的战术和作战手段得到完善，并被纳入《登陆作战条令》。在这本手册中，加利波利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但军官们从一次次两栖作战失败的历史中提炼出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的转型过程也很清楚。
海军陆战队现代两栖能力的发展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认识到日本已经通过战争实现快速发展，并成为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竞争者和美国太平洋领土的潜在威胁后，美国军方对《橙色战争计划》重新表现出兴趣，并对该计划进行了重新审查。在这该战争计划中，海军陆战队被分配了一项新的任务——对战前的任务进行了重新定义，即将作为“前进基地部队”建立和保卫临时海军基地7这项新任务由陆军和海军联合委员会批准，并由新任命的司令约翰·勒琼少将签署，于1920年正式生效。
海军陆战队最重要的职能是与舰队合作夺取和固守临时前进基地，并保卫这些基地，直到它们的任务被陆军接替。
同时出版的《密克罗尼西亚前进基地行动（1921年）》（《712号作战计划》，厄尔·埃利斯中校的预测性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海军陆战队新分配职能的范围和目的。在对密克罗尼西亚的研究中，埃利斯为海军陆战队提供了一个实现两栖角色定位的具体路线图，明确了太平洋的地理限制，并强调了登陆作战中特殊训练的必要性。简而言之，埃利斯在一个假设的层面上展示了“接受深入的参与过训练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价值。9
抛开动机不谈，海军陆战队缺乏进行两栖作战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猜想与日本军队的战争可能需要实施这种两栖作战。尽管到1919年，海军陆战队可以夸耀其超过100年的登陆作战经验，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入的许多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作战和战术环境。10此外，陆战队最近的作战经历是在法国内陆作战，其角色与美国陆军没有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进行两栖作战，就海军陆战队希望进行的那种大规模、涉及现代技术的对抗性登陆来说，只有一个例子：1915年的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战役（图32）。因此，海军陆战队将不得不研究英国失败的教训，以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罗伯特·H·邓拉普上校（后成为将军）也许是第一个从加利波利登陆的军事教训中发现价值的海军陆战队员。邓拉普曾参与制定《橙色战争计划》，后来担任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学校的指挥官，他于1921年9月在《海军陆战队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场战役的文章。11在这里，邓拉普借鉴了英国陆军军官查尔斯·E·卡勒韦尔爵士的成果，并鼓励美军的其他成员研究加利波利战役，理由是这是“一场对我们来说似乎充满教训的战役。”12邓拉普认为，一个相关的教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发展“一个能够在战役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的有组织的士兵队伍”的重要性。“在那里，类似阶段的经验被仔细研究、吸收并应用于训练。”13
邓拉普认为，海军陆战队可以通过对“敌对海岸”进行两栖作战来履行其未来“伴随舰队”的职责。14邓拉普还指出了加利波利战役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认为海军陆战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些教训后来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海军陆战队条令发展过程中发现的许多问题，包括最初登陆防御性海岸阵地、为登陆部队提供充足补给、撤离和照顾伤员、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协同以及与海军炮火的协同。
一年后，海军司令劳埃德·W·汤森在海军陆战队学校向军官们做了一次演讲，重申了加利波利的教训对海军陆战队的价值。15汤森首先概述了加利波利战役的战略背景，然后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每个阶段，并总结了他认为与海军陆战队未来有关的教训。例如，汤森强调，决定使用现成的“船只”或实用船只，而不是经过专门设计的登陆艇，导致了“严重和不必要的损失”。16
从汤森的结论来看，同样明显的是，这一行动决策的危险结果因早先在战役之前做出的战略决策而变得更加复杂。他特别强调，在战役早期（1915年2月），英国军队没有尝试占领半岛，尽管派出登陆部队上岸完成了对土耳其炮台的摧毁。虽然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在2月份还没有完成地中海远征部队的集结，但汤森也指出，在同一时期，半岛的防御是最为薄弱的。汤森认为，随后的决策者不愿意在加利波利战役的最初阶段投入更多的陆上力量，这就导致了“黄金机会”的丧失。
此外，这一行动只是一系列“初步但无效的行动”中的一个，汤森认为这些行动向土耳其军队发出了信号，并给了他们时间来进行登陆地区的工事构筑。因此，汤森认识到其他因素的同时也承认，过于谨慎的战略决策导致了英国和盟军在1915年4月的登陆行动中面临“极大的反对”，随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并遭受了巨大伤亡。在总结评论中，汤森表示夺取一个“防守薄弱”的立足点是他设想的美军理想两栖作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初始部分。汤森假设想定中的许多要素与美国两栖登陆的一些核心训练要素相似。包括进行彻底的空中侦察、详细的登陆计划、使用专门的登陆艇，以及海军、陆军和空军之间的顺畅通信和协同。18
海军陆战队对登陆作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对战役的理论分析，因为一些宣传加利坡利战役价值的人也参与了美国海军正在进行的实际演习。1922年1月至4月期间，第一次“舰队问题”演习在卡里比安的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进行，尽管第一次登陆演习（在巴拿马）要再过12个月才会进行。19 1923年12月，在伊莱·K·科尔准将在库莱布拉的一次演习中被临时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远征军总司令的几周前，他郑重警告学生：在我看来，加利波利战役……所显示的灾难性[后果]是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战役都无法比拟的，因为不了解或不应用对……过去战役的研究总是表明，这些原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20
不幸的是，他的警告既没有阻止他指挥下的海军陆战队在错误的海滩上登陆并在下船后就迷失方向，也没有解决船上的后勤问题或增强海军支援火力的有效性。21尽管军官们吸取了许多严酷的教训，但在库莱布拉的登陆演习仍向海军陆战队展示了两栖登陆的“复杂性”。22演习还为科尔和其他人提供了测试新的A级运兵驳船或“甲虫”火炮驳船的机会，这是一艘“只有一艘”的船，而且它自己也有一大堆问题。23“甲虫”是根据英国人在1915年8月成功登陆土耳其苏夫拉湾时使用的同名机动船建造的。它后来被退休的维克托尔·克鲁拉克中将描述为“难以控制”，缺乏“冲浪能力”和运载机动车辆的能力。克鲁拉克还观察到，保护性的钢篷更有可能导致乘员溺亡，而不是保护他们免受轻武器射击；并且考虑到13年后，该艇在前往另一次演习的途中倾覆沉没，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也许甚至是预言性的——观察结果。24虽然军官们都认为库莱布拉的演习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经历，但海军陆战队通过在实地测试其理论观察结果，朝着发展现代两栖能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早在1924年，加利波利战役的教训就帮助指导了这一步骤。
1925年春天，最后一次“舰队问题”演习在夏威夷举行，参与演习的1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再次由科尔将军准将指挥。25当时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参谋长史密斯（被称为“两栖作战之父”的几名海军陆战队员之一）后来回忆说，1925年的演习是“基于加利波利战役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的。26
在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海军陆战队对两栖作战能力的追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一些海军陆战队认为他们的未来在于“小规模战争”或反叛乱行动，而不是登陆行动。这种分歧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存在，尽管一些军官，如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学校助理指挥官埃利斯·米勒上校，试图通过主张履行这两个角色来找到中间立场。27即使这样，加之在此期间海军陆战队以一系列占领角色被部署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将影响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的能力。直到20世纪30年代，海军陆战队仍然致力于发展两栖能力。邓拉普、汤森和科尔等军官利用他们从加利波利战役的研究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来加强这一承诺，并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对现代登陆作战的理解。因此，他们为海军陆战队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两栖作战理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通过将1925年第五次“舰队问题”演习建立在研究加利波利战役的基础上，军官们确保了该战役仍然是其理解登陆作战的核心。事实上，虽然直到1931年才又一次举行大规模实际演习，并重新命名为“舰队登陆演习”，但有关理论课程在军方的课堂上仍有增无减。1924年至1930年间，尽管高级军官的总课时可能有所减少（从每年1100小时减少到939小时），但专门教授海军陆战队军官有关两栖作战理论的时间从2小时增加到138小时。换句话说，这代表着海军陆战队学校年度课程从0.2%增加到15%。28因此，尽管军官之间的分歧将继续导致海军陆战队的未来变得复杂，直到20世纪30年代，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道路显然是“两栖”的。
1933年，海军陆战队从加里波利战役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最有意义尝试始于海军陆战队学校的一项指令，该指令指示埃德沃德·W·斯特迪文特中校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官方史》的加利波利卷来开设一门课程。2920世纪20年代公众对该战役兴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使开设这样一门重点研究课程在海军陆战队成为现实。在此期间，出版了几部关于加利波利战役的著作，其中一些为海军陆战队学校所用。这些著作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1915年》（1923年），《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回忆录》（1920年），以及美国海军上校威廉·D·普利斯顿的《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集中研究》（1926年）。然而，这些著作没有一个比塞西尔·F·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准将于1929年出版的《其他战场大战正史（第二卷）：加里波利》对海军陆战队的影响更大。该作对海军陆战队研究加利波利战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是1933年参加加利波利战役课程的军官们的主要研究资料。直到1936年，海军陆战队拥有的副本数量几乎占到了海军陆战队学校有关加利波利战役资源的一半，学校书目中的注释指出，它“应该是每个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必读书目。”31
斯特迪文特设计了“加利波利战役研究”，即MH-2（其官方名称），在3月3日至4月5日之间进行一个月，在此期间，军官们将组建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专注于加里波利战役的六个阶段之一。总之，军官们希望他们不仅仅是研究加利波利战役的事实，还有与之相关的战役阶段的战略或战术实；也就是说，如果所考虑的军事或海军活动成功或失败了，那么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说明了哪些原则或方法，从战役中可以得到哪些对海军陆战队有价值的教训。32
基本上，课程结束后，军官们需要确定加利波利的经验教训，并向斯特迪文特提交一份研究成果报告。尽管该课程很少提到斯特迪文特，但其设计课程的剩余部分表明，他坚信这场战役对陆战队的价值，并有能力在此期间指导驻扎在匡蒂科的“天才军官核心”们学习最重要的课程。33例如，第六委员会（尽管第一委员会也进行了部分研究）的学生主要研究补给勤务部队，他们评估了英军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处理的大量后勤问题。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内容广泛，分析了英国补给勤务部队从采购到分配的各种业务，全面涵盖包括从水、食物和弹药等物品的充足供应到将物资装载上船、从船上向岸上运送物资、海滩物资储存以及随后从海滩向部队运送物资等内容（如图33所示）。34
英国官方历史指出，从战役准备期间到整个战役过程当中，储水和供水都是一个主要问题。开始只是在该问题上存在“焦虑”，
图33.《加利波利登陆》，查尔斯·迪克森作于1915年，在。新西兰军队是盟军入侵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在后来被称为安扎克海湾的地方登陆。新西兰档案馆
在战役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了严重短缺。35当时的水资源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陆军元帅威廉·伯德伍德爵士几乎迫使他指挥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陆军部队“放弃了登陆计划的主要部分。”36查斯·B·霍布斯上尉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水和弹药的短缺”是“安扎克地区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敦促海军陆战队吸取这一严重错误的教训。37
追溯这一教训被纳入海军陆战队条令的历史，陆战队军官没有忽视英国在加利波利战役汇中面临的补给管理问题。在《登陆作战暂行手册》（1935年）和《作战条令》中，对后勤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包括快运分发的装载和卸载计划，以及建立“补给品堆集所”以防止海滩拥挤的制度。38供水被特别列为“最重要的”，该手册警告读者“即使是很短时间的供水中断，也可能导致行动中断。”39在医疗勤务部分，手册中甚至引用加利波利战役作为登陆期间预期伤亡人数的参考。40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官们几乎完全是从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的《其他战场大战正史》中吸取教训，尽管斯特迪文特一开始就预料到的这一问题。斯特迪文特在最初的指示中提醒军官们，使用单一的资料——即使是像官方历史这种“真实”“彻底”和“准确”的资料——会使他们的历史调查因其对战役的“有色”评价而变得复杂。41在课程开始之前，斯特迪文特曾试图纠正英国、德国和土耳其军队有关该战役著作之间的不平衡，但没有成功。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有关土耳其军队的可靠出版物。42尽管在阅读材料中包含了利曼·冯·桑德斯的著作，但教官们对该著作甚至不完全信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间作家的范围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的叙述被认为是不可信的。43鉴于海军陆战队拥有12卷本的《1914-1918年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官方历史》（1941-42年版），显然这种批评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官方历史学家查尔斯·比恩的。考虑到比恩的叙述完全集中在澳新军团士兵在苏弗拉湾的登陆行动，这对在作战层面研究该战役的军官来说可能用处有限。在许多工作中，海军陆战队军官因情况所限而依赖于英国的资料。
虽然对加利波利战役的关注对海军陆战队来说很有意义，但该战役不可能在有关登陆作战的各个方面都提供范例，军官们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课程中明显没有涉及到航空兵，这项技术在西线比在加利波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委员会主席正是这样抱怨的，他坚持认为侦察机无疑会出现在未来的行动中，课程应该包括这样一个主题，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反事实的想定。
1934年，哈罗德·D·坎贝尔上尉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指出，航空技术“发展太快，以至于无法按照当今的战争计划严格地写出这个主题。”45换句话说，与登陆作战的其他组成部分不同——海军陆战队军官可以就这些部分来进行历史对比——这一时期的航空技术发展速度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事实上，坎贝尔的航空委员会（独立于加利波利战役之外成立）甚至对于由哪个部门提供空中支援都犹豫不决。46坎贝尔还花时间解释了由于缺乏参考资料和海军陆战队维护的航空设备，导致该委员会仅仅为空中支援制定了一个最低可接受的标准，而不是确定海军陆战队可以承诺的最大数量。这直接应用于海军陆战队或美国海军飞机在登陆期间消灭敌空军或向地面部队提供支援。
而像坎贝尔这样的军官可能会觉得他们的理论在那个阶段是不明确的，但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还是受益于比和平时期演习更有价值的东西。48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被部署到圣多明各、海地和尼加拉瓜，在那里，早在起草登陆手册初稿之前，他们就在航空领域开发了“激进的新战术”。49虽然这些战术不是专门为支持登陆行动而设计的，但海军陆战队在俯冲轰炸、空中侦察、运输，以及向中美洲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等方面，与《登陆作战条令》中最终分配给飞行员的任务有很大的重叠。50
到1933年，海军陆战队部分依靠对加利波利战役的研究来弥补进行现代大规模登陆作战实战经验的不足。这从后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明显看出，例如在整个战役中向澳新军团的部队供水的难题，写入了最终版本的登陆手册。然而，与此同时，军官们对其研究也持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在研究历史问题而对新战争样式的出现视而不见。虽然使用航空技术支援登陆行动缺乏直接的历史先例，但军官们综合了不同形式的证据，例如他们在战时条件下的飞行经验，以及他们对历史的使用，以建立一个更连贯的画面，来展示其如何进行现代两栖作战。
尽管加利波利课程可能是从战役的历史记载中吸取教训的主要工具，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埃利斯·米勒上校在1933年的专著《支援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中指出，该课程并没有阻止个别军官像他们的前辈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样独立地研究加利波利战役。51例如，在米勒的研究中，他以加利波利战役的关键教训为例，概述了他认为的登陆行动战术计划的主要内容。米勒声称，“加利波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一个的教训是，没有明确目的的辅助登陆或佯动（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转移注意力的武力展示）有可能使部队分散在太多的战线上，从而有可能削弱进攻。同样，如果不能保持强大的后备力量以“利用总体计划获得的成功”，也可能导致登陆失败。52人们可以在《登陆作战暂行手册》（1934年版）中找到米勒的想法。在第2-11节（助攻部队登陆）中，该手册指出，保持大量后备力量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战术计划包括多次辅助登陆时。与此同时，这一部分警告说，如果辅助登陆和佯动剥夺了主攻部队登陆所需的‘必要部队、支援船只和弹药’，就不应该进行。53
反映课外研究和海军陆战队理论发展之间联系的一个更直接的例子是关键军官（没有参加MH-2）做出的坚定承诺，即把加里波利战役有关海军炮火的教训应用于两栖作战。因此，尽管遗憾的是，第四委员会的报告是海军陆战队档案中唯一缺失的一份报告，但它可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甚至还有一位特别敬业的美国海军军官——在课堂内外对这一主题投入了十年的关注。无论军官们是否通过MH-2研究加利波利战役，他们的工作不仅使分析成为可能，而且提炼战役的教训并将其纳入条令的教学过程似乎大致相同。
在无数的军事教训中，英军在加利波利战役的经验向海军陆战队证明了削弱岸滩防御工事对登陆行动成功的必要性。然而，尽管加利波利战役可能已经向海军陆战队证明了这一点是必要的，但对于在战役期间实际使用多少海军炮火才是足够的，并没有特别的用处。这是1931年在匡蒂科成立的一个研究支援登陆的海军炮火问题的委员会所持的观点，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掌握的稀缺历史材料不足以“得出明确的结论”。54他们的建议是让海军进行实弹射击，以配合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演习。
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海岸炮兵学校同意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指出尽管“缺乏历史实例”，但加利波利是敌前登陆的“一个突出的例子”。55来自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的反馈也同样积极。56海军司令H. A .弗拉尼根显然被他们的建议所说服，他通知查尔斯·D ·巴雷特少校（委员会成员）说，他们将在未来的舰队训练中加入海军炮火支援演习，直到他们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数据”。57弗拉尼根进一步告知巴雷特，“先进实践‘C’和‘D’”的早期计划是根据他的报告的成果起草的，并很可能在1931年至1932年之间实施。58因此，尽管美国军方无法从有关加里波利战役研究中获得证据来揭示如何运用海军炮火，但这些研究仍然证明了其必要性。这次讨论的实际结果是定于1932年1月11日举行的“先进实践：‘铸造’”。卢克·麦克纳梅海军上将（当时的作战部队指挥官）发布的命令将“先进实践”描述为一次联合演习，旨在实现几个目标，包括测试炮火精度，确定部队在炮火支援后可以接近的程度，以及开发工具和理论来规范这一过程。59尽管海军表面上似乎致力于这一过程，但巴雷特在研究这一问题方面的继承者沃尔特·安塞尔上尉（后来的少将）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几年后，安塞尔声称“先进实践”演习在当时“没有导致海军对登陆作战的投入和火力的高涨”。60通过对比，安塞尔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并与巴雷特一起为计划中的《登陆作战手册》起草了关于海军炮火的章节。61鉴于与巴雷特同时代的人估计他单独撰写了该手册第一版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内容，安塞尔的工作似乎也同样重要。62该 草案主要依赖于一种方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炮数据转换为海军火炮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巴雷特在巴黎格雷尔学院期间检索到的。63这是一种相当不完善的方法，草案表明，这种方法对登陆时可能需要多少海军炮火仅提供了“纯粹的猜测”。64然而，草案也明确提到了加利波利战役。建议是舰炮应该进行短时、猛烈、集中的轰炸，以弥补船上弹药的相对缺乏，并在尽可能多的船上最大限度地使用更多的火力。作者认为，这种方法更好地利用了有限的支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舰炮的优势，比英国“在加利波利的海滩上分散支援船只”的方法更为有效。65
安塞尔在193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支援登陆的海军炮火：来自加利波利战役的教训》，他已经完全放弃了陆海军火炮数据转换的方法，转而使用来自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证据。尽管安塞尔认识到研究单一战役的危险性，但他认为这是对巴雷特采用方法的一个可行的替代或补充。66
虽然现代研究人员没有第四委员会在加利波利战役课程中提交的报告，但很明显，相比于加利波利战役课程，委员会主席A. B. 科尔中尉对安塞尔所做研究的价值更加肯定。科尔承认，该课程的一些“实用的想法”有助于解决“菲律宾的杜曼基拉斯湾和康提瓜（原文如此）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课程代表了一句格言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67克尔警告说。将研究限制在一场战役中，自然的趋势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多的信息上，并赋予它们不应有的重要性，并将所谓的教训打扮成看起来像是全部的事实。这被认为会产生一些想法，也许有一天会导致一场和正在研究的战役一样危险的战役。68
然而，海军陆战队可能对将加利波利战役作为登陆作战研究的基础所给予的重视程度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克尔是一个单独的、明显的例子。尽管第四委员会缺失的报告使得评估其研究成果和科尔的结论变得复杂，但它的缺失可能无关紧要。
在《登陆作战暂行手册》（1934）中，海军炮火只是“海军支援大队的运用”这一小节的一小部分。69此外，处理炮火的部分与安塞尔和巴雷特的工作非常相似。因此，很可能第四委员会得出了与安塞尔和巴雷特相同的结论，或者甚至抛弃了前者而支持后者。例如，安塞尔观察到，在加利波利登陆初期，英国皇家海军“无畏号”（1899年）通过在距离半岛500码的地方抛锚，并向悬崖上投掷炮弹，从而为X海滩提供了充足的支援。70结果是部队成功登陆且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手册中关于“伴随舰艇的使用”的条目同样表明，“舰艇离海滩越近，越有利于保护登陆部队。”71
也有一些不太明确的例子。对于在V海滩上的英军来说，一个主要问题是海军的弹幕射击未能摧毁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在炮击和部队登陆之间耗费了太多时间。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英军下船时土耳其士兵已经进入阵位。结果，英国士兵在下船后很容易成为目标，并被大量击毙。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陆战队认识到，问题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因为与陆军火炮相比，舰炮以平射弹道射击，必须提前停止射击，以防止炮击造成友军伤亡。72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发展了侧翼火力的战术，将支援舰只垂直于海滩，使它们能够提供更安全、更近的弹幕射击。以下是安塞尔和巴雷特关于“从侧翼发射海军火力”的章节相比于射程方向，舰炮在偏转方面的弹着散布面更小，也就是说，偏转可以比射程实现更精确地控制……如果登陆时能使船只按照其火力线保持标准接敌航向，那么（轰炸和军队之间的）间隙就能被明显缩小。这个可以……通过把支援的海军船只放在侧翼来实现。73 将这一概念与第2-315节“从侧翼发射火力”中的概念进行比较，并涵盖1934年版的手册中的“反斜面”的概念：舰炮的弹道比相应尺寸的地面炮火更精确，射程误差比偏转误差更大。因此，当我们希望在我们己方部队前沿进行集火射击，而不只是对敌实施零星的炮火射击，那么最好从侧翼进行。74
这些章节中的观点（甚至是措辞）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尽管手册在该部分没有提到加利波利战役，但考虑到海军陆战队对历史案例的匮乏多有抱怨，这些结论似乎很可能来自海军陆战队对V海滩登陆的研究。无论如何，安塞尔的工作似乎反映出了《登陆作战暂行手册》（1934年）所依据的那种思想
与这些发展并行的是舰队演习的恢复，这种演习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管匡蒂科的军官们对加利波利战役的研究有多广泛，如果这些研究不能被试验，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价值。海军中尉乔治·亨利·巴赫姆在一份分析加里波利战役的空中侦察和舰炮火力经验教训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巴赫姆认为，如果没有“和平时期多年在模拟条件下的实践”，美军就有可能“从我们对历史案例的研究中学不到什么”成为“同因幻觉而在加利波利战役中注定失败的英国人一样的受害者。”76
在1936年和1937年的舰队演习中，巴赫姆如愿以偿。在菲律宾的库莱布拉和圣克莱门特，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得以研究登陆行动中海军炮火的效果。在演习后的一份报告中，军官们展示了自加利波利战役以来在海军火力支援方面取得的理论和技术进步。77到了这个阶段，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发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来总结加利波利战役的经验。
在1933年至1938年期间，他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了测试和重新评估，通过反复测试最终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进而可以被纳入登陆作战手册。直到1933年10月，尝试编写手册的工作才得以展开，代理校长约翰·拉塞尔中将暂停了课程，命令学生和工作人员将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条令上。78为了确定手册的基本内容，海军陆战队学校的教官被要求按时间顺序逐项列出登陆作战的每一个步骤。在此基础上，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文件中的建议进行了审查和综合，然后将其提交给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手册的松散结构。随后召开会议确定了手册的标题、副标题和内容，参加会议的包括60多名海军陆战队、海军和陆军军官，尽管主要由来自前者的成员组成。79
该手册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几次修订，首先是在1935年进行了名称变更和结构上的重大的结构重组。修订后的手册更名为《登陆作战暂行手册》，其特点是采用了经过重组的章节结构，其中两章专门讨论有关海军炮火和航空的问题。
按照坎贝尔最初的要求，参与登陆作战的飞行员在空中侦察之外被赋予了其他任务，当然空中侦察仍然是其主要任务。其任务包括巡逻、建立空中优势、布置防御烟雾等，但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停止舰炮射击和部队登陆之间的关键时期提供空中轰炸。
相比之下，从1935年到1938年，手册的变化要小得多，但也很重要。官员们增加了登陆行动“总体目标”的内容。同时，航空兵的作用变得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重要。这一点从新的空战方法被纳入就能看出来，例如伞兵部队的部署和扫射战术等。诸如“减少敌对防御”等部分的表述也已经改变。对飞行员来说，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机会”，而是一个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优先目标”。80一些变化也反映了舰队演习的实践经验成果，例如不再仅仅通过使用战场火炮进行换算估计，而是实际使用舰炮射击进行演习来确定轰炸期间需要的舰炮数据。巴雷特使用地面火炮数据进行转换的方法仍然包含在1938年版的手册中以供参考，但手册向读者保证，“对海岸炮击的实际经验也表明，上表给出的舰炮压制能力是令人满意的。”81
从193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登陆作战条令》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此之后，海军陆战队可以凭借第一手的战斗经验来丰富其对登陆作战的认识。然而，直到1939年，海军陆战队还没有放弃加利波利战役的案例研究。82海军陆战队将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持续的、基于演习的研究模式相结合的能力，对于其发展其认为在加利波利登陆中起关键作用的战术至关重要。就海军炮火而言，尽管美国海军内部存在明显的阻力，但海军陆战队军官能够证明——或者至少说服，正如安塞尔那样——加利波利战役所体现的历史先例，即它是成功登陆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地从加利波利战役的提取现实和历史价值，海军陆战队才能够将现代舰炮纳入其登陆理论，并使舰炮射击成为其在太平洋登陆行动中的核心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兰德·史密斯将军表示，正是1934年的理论（及其后续版本）的“方法”帮助海军陆战队“渡过塔拉瓦、诺曼底和硫磺岛”的难关。83然而，即使对于有多年实践和准备经验的军官来说，在战时条件下应用的两栖作战理论的过程也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经验。在1943年塔拉瓦这样的登陆行动中，这样教训尤其惨痛。尽管对该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就像1915年土耳其的防御经受住了英军的炮火一样——日本士兵并没有被美国海军的炮火所击溃。更不幸的是，在接近海滩的过程中，美军停止舰炮射击和海军陆战队在那片狭小的土地上登陆之间耽搁了太长时间。
1915年4月25日，他们在V海滩遇到了一场类似的枪战。然而，正如美军指挥官在对塔拉瓦的战后总结中所说的那样，即使其基本理论在执行中或有缺陷，但仍然是合理的。84
2003年，美国海军历史学家约翰·哈坦多夫将美国海军部队对作战原则的当代运用描述为：试图将历史经验提炼为“可以随时应用于现在和未来的公理”85然而，哈坦多夫继续警告说，过去的方案和专业公理只是“经验法则”，不能盲目使用。必须根据不同背景下的经验对它们进行持续的批判性检验。历史类比不会产生公理，但更有价值的是，它提出了需要考虑的问题和相关的考虑范围。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猜测，在有效利用历史和将过去的经验归结成简单的公理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海军陆战队军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军事历史的谨慎而有效地运用表明，这种平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价值的。毕竟，尽管与加利波利战役有些相似之处，但在塔拉瓦行动中最终还是美国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