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福利国家的起源

撰稿：无知有畏、长孙雅文子

说到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我们就会想到课本里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或者新闻里的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但是我们经常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其实才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福利制度的真正开创者。也是当今世界上所谓的最大的“福利国家”。德国从1883年起就开始了近现代的“福利国家”。

那么，为什么福利制度会在相对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出现？为什么不出现在自由放任的英国、财大气粗的美国、斗争激烈的法国呢？

这个问题必须要追溯到拿破仑时代，在耶拿战役和奥厄施泰特战役中，普鲁士引以为傲的军队被拿破仑消灭了，之后，俄国、法国、普鲁士之间所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对普鲁士十分的苛刻。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的领土减少了一半，还要支付大量的赔款，军队数量也被限制在4.2万人。正如德意志诗人海涅在条约后说的那样：“拿破仑呵了一口气，就吹掉了普鲁士。”这导致了随后被称为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一段历史在我的文章或视频有所提及，欢迎大家收看，所以这场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诸如“农民解放”、“城市自治”、“行业自由”、“废除行会限制”等政策，这次改革在德意志其他各个邦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当然，这意味着德意志人的经济自由主义出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撕裂，这就是德国史专家李工真老师说的德意志19世纪社会关系“大裂变”的到来。

这种割裂是多种层次的，首先是乡镇的割裂，城市化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旧有的人际关系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相较于过去，是陌生的，要靠契约关系来维持的。

第二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随着市场的自由化，无限制的竞争下，马太效应越来越凸显，贫富差距加大。而随着工业发展，工人被剥削的程度也加大，漫长的劳动时间、巨大的劳动强度、超经济的剥削等加大了这一社会阶层的痛苦，如果遇到意外状况（工伤等问题），工人的生活更会雪上加霜。但是，经济发展又让富人的生活纸醉金迷，盛行“拜金主义”，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不患寡患不均”，二者的矛盾越来越大。

当然以上的问题，不仅仅是德国，当时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出现，所以，这并不是德国出现福利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

而19世纪，出现了三件事情，才是德意志的特殊点：其一是德意志工人力量的迅速壮大与斗争意识的崛起，1844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工人有意识的武装反抗，可见德意志地区工人的率先觉醒，随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了工人运动，1863年，拉萨尔建立了德意志第一个工人独立政治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之后的1869年，埃森纳赫、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盟”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其斗争矛盾是当时的统治秩序。

其二是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进行了三次王朝战争，于1871年完成了统一，建立了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个帝皇帝至上，皇帝有权力任命首相，首相组阁。所以，皇帝，甚至是首相的个人权威在帝国起着很大的作用。

其三是德国统一后，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表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带来，如《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制定的法典，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容克贵族相妥协之间的产物。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得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

所以，以上社会因素和社会的矛盾使得自由主义相对薄弱的德国的一些学者、官僚、大企业主、具有传统救济精神的神职人员为针对下层工人的反抗，开始了除了镇压以外的方法（读者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相对薄弱，是相对于英国与法国，德国的现代化是政府进行国家干预发展的结果，正如德国史学家李工真老师所讲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也是德意志出现福利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人极力主张通过国家力量，对现代化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并提出德国应走一条“新伦理和公共福利为方向的文化民族共同体”的独立发展道路，以期待通过一场社会组织化的转型来维持现存统治秩序。这首先导致了地方性和私人性的保险性救济出现，比如，幼儿园就是福利机构，他的最初出现是由普鲁士一些慈善家、大企业家创办，其作用是因为看护父母上班（尤其是工人）而无人看管的孩子。

那么，为什么是这些人最早觉醒呢？我们一一道来，大企业家相比于小企业主，更有财力，有做福利的基础，而且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也更愿意做福利，如上文提到的幼儿园，将数量巨大的职工的孩子集中看管，可以投入很少的金钱换取职工的工作热情，好的条件还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这何乐而不为呢？并且福利可以防止工人运动，要知道相比于小规模生产的小企业主，大企业家更害怕罢工。

再说学者和官僚，德意志学者认为自己并不是哪个固定的阶级，而是以“真理的化身”、“民族文化的载体”自居。他们既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支配国家权力。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调解人，加上各级官员或是他们的同学，或是他们的学生，二者有着各种天然的联系。德意志学者提出了“讲坛社会主义”，鼓吹社会改良思想。他们认为国家应当是超阶级的组织，所以，政府可以利用国家权力，调和敌对阶级矛盾，通过立法等手段进行社会改良，使得劳资双方和平相处。正如代表人物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所言，“必须动用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推行一项国家福利化政策”，他极力主张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而具有传统救济精神的神职人员过去的社会扮演着救济者的角色，加上对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拜金主义”，痛心疾首，自然也会投身到社会救济中来。他们的福利行为也为俾斯麦的福利国家提供了参考模板。

我们都知道俾斯麦号称“铁血宰相”，他曾用《非常法》（1878年）打击民主社会党，但他也见证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知道工人阶级的厉害，他想要在无产者中制造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思想。所以，他提出要用“糖块加皮鞭”来防止工人运动。他曾公开宣称“（忠于德意志帝国）这种思想是随着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感情才可以培养出来的，如果谁渴望一份养老金，谁就会比没有这种可能的人满足的多。”

1881年在俾斯麦的议案下，德国就“国家法律是否对工人实行福利”揭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辩论。1883年世界上的第一部保险立法——《医疗保险法》终于在容克贵族、国家官僚、学者和企业主之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妥协中诞生了，这个法律规定，在医疗方面，雇员交纳2/3的会费，另外1/3由雇主缴纳，入会费平均占雇员工资的2%-3%。随后又有了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老龄——残疾保险法》。这些法律规定，在工伤事故方面完全由雇主承担，而老龄残疾保险雇员和雇主各缴纳一半会费，这笔会费占工资的1%，同时国家对投保人每人都投放50马克的帝国津贴（这些法律仅仅是对于那些工资低于2000马克的受雇者）。

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时代到来，福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我们印象中的威廉二世是个战争狂人，但在发展福利制度方面他却是慷慨大方的。这位皇帝认为俾斯麦“糖块加皮鞭”的政策是费力不讨好的愚蠢行为。他首先废除了《非常法》，大胆启用“讲坛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来担任帝国的官吏，并从1890年之后，逐步开始实行一些保护工人的政策，如：星期日休息、禁止雇用童工、11小时工作制等，与此同时，还为工人修筑住宅区。这些政策使得国家福利化开始大范围推广。1900年《工伤事故保险法》得到扩大，例如由于工伤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者，可从企业主获得的补助从每年他年收入的2/3提高到了3/4。年满60周岁的投保人，养老金领取条件从投保30年减少到支付24年等。

由此可见，德国的福利制度的确立，使得工人阶级的痛苦减轻，从而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这有利于霍亨索伦家族对帝国的统治，也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我们必须注意，福利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工人的斗争（如德国为此，通过对职员的保险分化了劳动者），福利制度针对的的确是“穷人”，但他针对的更是有威胁的“穷人”。它只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不能根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