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学生时代|“家国记忆”

题记：在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外公说：“当年是怎样便是怎样，完美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外公也十分同意这一点，字句虽有偏差，但是其基本情况是属实的。历史是人类如婴儿般的蹒跚脚步留下的串串脚印，而我现在所做的是仔细寻找着这些脚印，小心的量着脚步，顺着先人的足迹回到过去。

识字为主的私塾时代

一九三四年我的外公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郊的长风镇，原名长风沙，诗仙太白曾留下笔墨盛赞长风沙“相逢不道远，直至长风沙……”长风沙也因此得名。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之中，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蓄谋挑起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而当时的安庆作为安徽省的省会，战略地位对于安徽乃至全国尤为重要，更加的动荡不安，我的外公则恰巧出生于这一时期。外公的祖辈皆为务农的农民，因为有自己的田地，算得上是富农，所以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加之老公公十分重视儿女的教育，而外公又在家排行老大，所以等到外公长到8岁的时候家里便送他去乡里的私塾念书了。

“当时全乡只有两座私塾，私塾是个人兴办的”。外公说道。对于我们这帮九十年代出生打小从幼儿园摸爬滚打出来的九零后来说，私塾确实是个新鲜物，这立刻吊起了我的兴趣。

“私塾里都读些什么呢？是不是四书五经？”我问道。

“四书五经是年龄大的孩子读的，我当时年龄小，还没多少读到四书便去上小学了。”

“那小一点的孩子在课堂上都做些什么呢？”我继续追问。

“小一点的孩子啊，主要是写毛笔字，写大字，平时上些短小的文章，浅显易懂的。”

这不禁使我想起外公家里墙上挂满的墨宝，遒劲有力，力透纸背，可惜数年前外公突发脑溢血，右半身偏瘫，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挥毫自如了。

“大部分的时间先生会讲一些文学知识，”外公补充道，“那时的教室不大，是个祠堂，早上、中午、下午都要去学校，老师会抽背课文，那时的老师非常严格，是不给学生留情面的，课文背不熟的，字写不来的都要打手板。早上是六点到八点上课，先是背书，中午时间可以自己安排，回家吃过午饭后，下午要来私塾练习毛笔字，接着上课文，再熟读。”从外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但是学生的自由度很高，有充分的时间去自主学习，当时强调的是勤奋，方法方面是不重视的。据外公说，那时的私塾注重培养学生写文章的能力，每天回家除了练习写字之外，需要写日记，等到年龄稍大时要求学会写古体诗，随着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不断深入，私塾开始要求学生以白话形式写命题作文，有时甚至是自由写作，这对学生的创造力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的课堂设置也颇为奇特，无论年龄大小，不分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会按难易分时段讲课，低年级的孩子在上完本时段的课程后可以继续听高年级的课程，高年级的孩子也可以利用老师讲授低年级课程的机会对过去的知识进行复习，可以说授课是不分年龄的，只要接受能力强，甚至可以提前完成学业。这是现代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年外公上学的费用是多少呢？外公说：“那时是国民政府管辖，国统区内用的是法币，不值钱的。”所以，当时的学费不以货币计算，用稻米支付，按照学习程度的不同，分两石，三石，五石，十石不等，老师教书的目的之一当然是养家糊口，但更重要的还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

奠定基础的小学时代

外公在私塾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到了十一岁便送到新式小学去读书了，当时的长风乡，全乡只有一座小学－－柘林小学，而外公的家在十里以外的柘山村，所以外公从小学起就开始住校了。

“我那时上学是住在学校的，衣服被子都要自己带，小学时就已开始独立生活了。”外公略显自豪的笑了笑，我会意的问道：“那时的小学生活一定很艰苦吧？”“苦是有的，但能吃得饱穿得暖，我很知足了。”

那时的小学里都上些什么课呢？据外公回忆，课程的设置和如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只不过叫法有些许不同，主要课程有国语、算术、图画、自然、体育、唱歌以及劳作课，一堂课比现在要多出5分钟，为50分钟一节，一天上六节课，上下午各三节。这时的教育已趋向于正规化，由当时的安徽政府统一配发课本，“可惜啊，这么多年来往迁徙课本早就丢失了，不然还可以拿来看一看，内容是很有趣的，”外公摇了摇头，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这么多年，学了的东西早就忘了但大概情况还是记得的。建国前的课本不像后来的那样，没有什么明显的阶级性，纯粹是为了教授知识，画画啊，写字啊，唱歌啊都是很有趣的活动，我们也爱学，不过老师是很严格的。”

外公顿顿了继续说：“小学时，考试是很稀松平常的事，考试只考国文、数学两门，每门是一百分，六十分及格，只要有一门不及格便要留级，我认得几个同学，他们曾经在一个年级上了三年课。我们那时也是六个年级，我都快毕业了，他们还在上三年级。”外公说完笑了起来，我也觉的十分好玩，虽然现在依然保留着留级制度，但一个年级读三年的情况也不多见了，况且即使有学科不及格也不一定留级的。

“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经常发生，那时也不能和现在比，打骂学生也不会受到处分，在老百姓眼里严师才能出高徒嘛。所以学生的自觉性是很强的，但还是没私塾严格。”

那时是否也有寒暑假呢？“有的，”外公说，“寒假、暑假的时间都比现在短，寒假有半个月时间，暑假有一个多月。”“寒暑假的作业多不多呢？”我问，“作业是不多的，但每天需要写一篇日记，字也是要练的。”

我不禁对外公的课余生活产生了兴趣：“平时在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活动呢？”外公思索了一阵，说：“活动很少，因为是乡下的学校，没有多大的精力投入到除教学以外的活动上去。要说活动的话，每个周一的升旗仪式是少不了的，每天是要做早操的。”

这时外公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们那时最乐意的就是春季远足了，就是现在说的春游吧。每人自带干粮，就结伴到附近的山头、江边玩一玩，这是很奢侈的。”

我翻看了一下前面的记录，对照了时间发现这是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便询问道，当年您上小学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吗？外公说：“日本鬼子是1938年打进安庆的，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鬼子一直在长风的鸭儿沟有据点，而且那时鬼子、国民军、徐宗朝的保安队、新四军都在长风驻扎，所以当时情况是很危险的，所幸的是，我上学的柘林小学受到的影响不大，但也是相当紧张的，我小时候回家过村口的时候都要过鬼子哨口，怕得不得了，怕他打人，都要故作镇定的走过去。”我这时也听得胆战心惊，原来外公是在这种条件下读完小学的。“一九四六年，小学就读完了。”外公嘬了口茶，靠在了藤椅上。

崭露头角的初中时代

“当时的小学升初中考试是要选拔的，”外公接着说，“乡里是没有中学的，只有安庆市区有中学，好的学校不少，但最好的是省立安庆初级中学，就是现在的安庆一中，另外还有就是怀宁县立初级中学，此外就是圣保罗中学了，我初一是在圣保罗中学上的，初二时又考到了怀宁中学，当时只要愿意，中途时可以再报考其他学校的，中途可以转学。”当时的安庆市，治所是怀宁县，安庆市区是归怀宁管辖的，而怀宁县立初级中学的现址便是如今的安庆四中了。

初中招生考试是什么样子的呢？“初中招生考试是由各个学校自行组织的考试，每个学校自主命题，考的是算术和国文”，“那考的内容和现在一样吗？”我迫不及待的问，“你们现在考哪些内容我不是很清楚，我当初考的，算术有鸡鼠同笼、繁分、年龄问题等等，语文主要考文学知识和作文，也有一定量的语法题，数学和语文都是一百分的卷子”由此看来，外公当年考的不比我现在学的简单，甚至要难些，外公所说的鸡鼠同笼问题，在我读小学时是小学奥数的问题之一，至于语文语法，如今的小学生几乎是一窍不通了。“繁分是什么？”我对这个新鲜词一头雾水，“就是比较复杂的分式运算，连乘、连加啊等等”，由此看来，当时初中的招生考试是有相当难度的。

图：安庆四中旧貌

到了初中，课程相对于小学增加了，早上四堂课，下午三堂课固定，有时还要加上一堂课，这与如今的初中课程是差不多的。“那时候早上是七点半上课，每堂课是50分钟。初中的孩子大多数是乡下的，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城里孩子才走读，所以初中我也是住校的。”外公谈到初中显得很兴奋，“初中学校里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每日三餐都吃腌萝卜和黄豆，早上主食稀饭，中午和晚上则吃干饭。宿舍就是一间平房，一间屋子住着几十人，床一并排摆着的，很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也有少量的双人床，比单人的宽不了多少，两个人睡在一起是很吃力的，生怕自己会掉下来。平时是不回家的，隔几个月才回去一趟，三十里的路，和同乡一起走回家”，一里等于五百米，三十里便是十五公里，外公当时比我还小的年龄，一人独自到离家那么远的学校读书，着实让人佩服，而当时欠佳的环境却使外公更加勤奋。

外公在学校里是不常参加活动的，怀中的不远处便是安徽高级中学（现安庆一中），里边的高中学生是经常举行活动的，外公一则小对政治不甚了解，二则一门心思扎心在学习上，几乎是不出校门的，所以外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国文始终是九十分以上，而数学则多为满分。“初中的课程是比较多的，有国文、数学、英语、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化学、物理等，但课程还是以国文和数学为主，国文学习的是语文知识，文言文是占大多数的，现在文较少。白话文选的文章胡适的占大多数，文言文是要背的，而且每学期有几十篇文言文。科技学的很浅，知道就可以了。英语是当时很感兴趣的学科，老师要我们背单词，看文章，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英语单词，我准备了一个小册子抄好单词，在宿舍外找个僻静处背，背完吃早点。几十年过去了，学过的单词也忘得差不多了，但在当时我是记得很牢的。所以初中的学习负担颇重的。”

“那时候平时考试多不多呢？”我问，“平常的小测很频繁，老师的测验通常是突击式的，所以要求学生每日都要温习功课，不然不及格是要受惩罚的。每年最重要的就是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了，这两次考试成绩对今后上高中是有借鉴意义的。”外公如是说，“说到惩罚，我想起那时学校里设有童训教官，这是专门管学生的道德平行的，通常由军人担任。他常常手中拿着木棍，遇见有学生不守规矩，可以拉到操场上体罚，学生对他是闻风丧胆的”，我不禁愕然，这种制度我曾在韩国早年的电影中见过，没想到在早期中国也是存在的，而外公便是亲身经历者。

外公初中的生活紧张而略显单调，但这却是当时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到了初三那年，正值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学校由于是国统区下的公办学校，校长及大多老师都随国民政府逃亡，学校因此停办，外公也因此不得不辍学了，至此，外公的学生生涯就先告一段落了，但他与教育的联系却远远没有结束。外公初中肄业后时年仅十六岁，到当时的长风乡粮库做了会计，后于一九五一年在新建乡与另外两位同乡创办了新建小学，便是现在长风小学的前身，外公在新建小学担任了十年的校长，在一九六零年转到老峰镇担任老峰中心小学校长，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一九六三年重新回到已改名为长丰小学的原新建小学担任校长，到了一九六六年到秦潭小学担任校长，但在文革期间，外公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忍辱度过了十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六年时，外公被平反，调任至长风中学担任校长，一直至一九八零年，外公调任至郊区（现宜秀区）教委担任主任，主管招生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了十五年。一九九五年，就在我一岁时，外公光荣退休，至此外公的教育生涯方才结束。而外公对安庆市早年的教育贡献也受到了各界的赞许，每年来看望外公的人络绎不绝，上至教育局领导，下至学生都对外公有感激之情，我想外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