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万人军”远征波斯：西方对东方的首次入侵

一、问题的由来

公元前401年3月，大约1.3万名希腊雇佣军随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由小亚细亚西部的萨尔迪斯启程，前往波斯帝国首都巴比伦，参与小居鲁士与其兄长争夺王位之战。是年8月，在巴比伦城附近的库纳克萨(Cunaxa)村，双方展开鏖战，小居鲁士兵败被杀，余下的万余名希腊雇佣军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公元前400年春返回小亚细亚，史称“万人军”长征。普鲁塔克提到，在古代有许多作家记载过库纳克萨之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亲历这次战役的波斯宫廷医生、希腊人克特西亚斯(Ctesias)对这次战役的记载。在退却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雅典人色诺芬，在回到希腊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参照当时的其它资料，写成《长征记》，记载了这次战役和长征的主要史实。

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深入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它在希腊、波斯关系史上，在东西方民族关系史上，在欧亚关系史和西方军事史上，都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它首先在当时的希腊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长征结束仅仅20年之后，即公元前380年，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辞》，极力呼吁希腊诸邦团结起来，东侵波斯，掠夺财富和奴隶。他在这篇精心准备的演说中一再强调波斯人懦弱无能，认为一旦战事再起，波斯必败无疑。他指出：

“我们不必害怕那支跟随着波斯国王的军队，也不必害怕波斯人的勇气，因为跟随着居鲁士向内陆进军的部队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们一点也不比国王驻沿海地区的军队强大……但在居鲁士死后，所有的亚细亚居民都联合起来了，在这样好的时机里，他们也是这样可耻地败下阵来，使那些惯于称赞波斯人勇气的人无话可说。因为他们仅仅是在对付6000个希腊人，他们不是按照本领精选出来的希腊士兵，而是一些由于环境困难，无法在自己城邦里谋生的人。这些士兵对于地形不熟悉，他们被盟友抛弃了，他们被一同向内陆进军的人出卖了，他们失去了所追随的将军；可是，波斯人还是远远地不如他们……当他们动身回去的时候，他（国王）派提萨弗涅斯带着骑兵去送他们。尽管他们一路上受到这些人的陷害，他们还是照样走完了全程，就好像有人护送一样；他们最怕那荒无人烟的地带，而认为和尽量多的敌人遭遇，是最好的事。让我把上述的事情总结一下：这些人并不是前去打家劫舍的，而是去同国王本人作战的，他们却回来了，比那些带着友好使命而到那里去的使节还要安全。”

伊索克拉底是色诺芬的同代人，他对库纳克萨之战和长征的态度颇能代表当时希腊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伊索克拉底毕竟是一位带有强烈民族感情的演说家，他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为希腊人辩护，蔑视、贬低和攻击本民族的世仇波斯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由于听众几乎是清一色希腊人，他完全有可能曲解相关的事实，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赢得听众的支持。那么，他所说的波斯国王派提萨弗涅斯率骑兵“护送”希腊雇佣军究竟是怎么回事？“万人军”在这里为何变成了6000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击败”了所有亚细亚人的联合围攻？希腊人向内陆的进军真的能证明波斯人的软弱无能吗？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澄清，但从伊索克拉底演说辞里似乎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

据阿里安记载，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准备与波斯国王一决雌雄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大战之前发表演讲以便鼓舞士气时，间接提到：

“色诺芬和他那1万人，数量比他们现在少得多，威望比他们低得多，也没有骑兵，不论是彼奥提亚的、伯罗奔尼撒的、马其顿的，还是色雷斯的或其他的骑兵，一概没有，远远不如他们现在强；而且，色诺芬既无弓箭手又无投石手，只有少数克里特人和罗德斯人有弓箭和投石器，但这些只不过是色诺芬在陷入困境时仓促搜罗的。尽管如此，这1万人居然就在巴比伦城附近把波斯国王本人（阿塔薛西斯二世–引者）和他的全部军队都击溃了；而且还在他们向黑海进军途中，把企图阻拦他们的那些部族都打垮了。”

从阿里安的有关叙述中可以看到，“万人军”长征在罗马时代也曾是激励西方人东侵的重要依据。后来，在罗马人向东方扩张时，卢库路斯、克拉苏、庞培等在与波斯人及亚洲其他民族的交锋中，常常把后者蔑称为“野蛮人”。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阿庇安在撰写其历史著作时，已经带有明显的民族偏见。阿里安写作《亚历山大远征记》，实际上是效仿色诺芬的。他把色诺芬所记载的战事与亚历山大的业绩加以对比，不无感慨地指出：

“亚历山大的功绩（因无人记载）反而远远不如历代较渺小的事迹留传得广泛。不是吗？关于居鲁士（小居鲁士）率领1万人远征阿塔薛西斯的事，克利尔库斯以及与他同时被俘的战友们所受的痛苦，他们是怎样由色诺芬带领下到达海岸等等这些情况，幸亏色诺芬有书记载，因而都比亚历山大和他的功绩有名多了。但是，亚历山大却不只是跟着别人上战场，没有在大王面前逃跑，也不只是战胜了那些企图阻止他们向海岸进军的人。不论在希腊还是东方，还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这么惊人的业绩，在数量方面和伟大方面都是如此。我向读者申明，这就是我为什么动笔写这部历史的原因。”

时至近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魔爪伸向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当西方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古代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关系史时，便颇有一种自豪感。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崇学论》中写道：

“这位年轻的学者、哲学家（色诺芬–引者），在所有的首领于谈判中被背信弃义地杀害之后，率领这支陆上万人大军穿过广阔王土心脏地带，安全地从巴比伦回到希腊。此事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塞萨利人约森所拟议，斯巴达的亚偈西劳所企图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大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位年轻学者的行动感召下进行的。”

培根的说法颇能代表他那个时代欧洲人的观点。

同时，从色诺芬开始，希腊人及后世西方人一直对小居鲁士敬仰有加，溢美之词不绝于书，称他礼贤下士，智谋过人，说他身先士卒，豁然大度。色诺芬认为，小居鲁士是“自先帝居鲁士以来最有王威、最有治世之才的波斯人”。总之，小居鲁士是令希腊人及后世西方人敬佩的波斯王子。这种观点的影响极其深远，直至当代。由原剑桥大学教授J.B.布瑞主持编写、后来由R.梅格斯博士主持修订的《希腊史》指出：

“居鲁士之死，对于这群身处波斯心脏地带并且四面受敌的希腊人而言，不啻是一场直接的、毁灭性灾难。然而，对于希腊而言，却是意味着好运的意外降临……居鲁士是一位雄心勃勃、才能卓越的王子。关于他的才能，早在他接任总督期间已得到证明；在他组织的远征中因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得到印证；他独具慧眼，认识到希腊军人的价值，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君主统治波斯，波斯国家必将兴旺发达，并再次对欧洲希腊人的自由构成威胁……如果居鲁士真的登上王位，他的才能和政策必将危及爱琴海世界；希腊人将不大可能在随后数十年间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他们也确实未受到阿塔薛西斯的干预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库纳克萨战场上克利尔库斯顽固的愚蠢和他训练兵士的希腊式格言，使希腊得以避免沦为波斯的一个行省。”

这样看来，现代某些西方学者似乎仍为两千四百多年前那次战役中居鲁士被杀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的祖先色诺芬投靠的是一位至今仍令他们肃然起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他们也为居鲁士之死颇感庆幸，因为如果居鲁士获胜，希腊人似乎就难以逃脱被征服、被奴役的命运。
在当今西方史学界以研究东方希腊人和波斯帝国史见长的J.M.库克在其所著《波斯帝国》一书中的看法与此相似，他认为阿塔薛西斯骑术不精，才能平庸，强调他“在巴比伦之北的库纳克萨战胜居鲁士丝毫不是由于他的韬略”(13)。

《洛布古典丛书》所收录的《长征记》的英译者C.L.布朗森，在其所作的序言中是这样评述这次远征行动的：“万人希腊大军从萨尔迪斯进军到巴比伦门户，再由此回师到攸克星海的希腊沿岸，这是历史上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轻而易举地击败比他们多好几倍的波斯军，尽管阿塔薛西斯全力阻截，他们仍得以安全回师。这向所有的人表明，这个煊赫一时、颇为人所畏惧的波斯大帝国是全然软弱无力的。希腊政治家和军事要员很快得到启发。”

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在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学术传统中，参加长征的似乎就只有那1万多希腊人。他们在强大波斯帝国境内，为所欲为，所向披靡；他们在东方大国境内，纵横驰骋，犹入无人之境。这位布朗森先生在序言中还援引其它欧美学者的看法，高度评价这支远征军，他认为“’万人军’长征向希腊人显示了波斯人的软弱”，“他们被名符其实地称为’行进的民主’，’游动的共和’，’深思熟虑而行动，一面战斗，一面表决，是一幅行动在亚细亚中央的雅典缩影’”。总之，某些西方人千百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从这个历史事件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

上述种种看法一脉相承，集中反映了历史上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然而，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库纳克萨之战真相如何？究竟谁是获胜者？提萨弗涅斯和亚洲诸民族是否“联合起来”，“全力阻止”“万人军”重返地中海？“万人军”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击溃”、“赶跑”波斯大军的？亲历长征全过程并且曾担任“万人军”指挥者的色诺芬所撰写的《长征记》是流传至今关于这次长征的最完整、最系统因而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根据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和考察，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不仅背离基本历史事实，也与色诺芬等史家的记载不符。本文拟就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二、库纳克萨之战的获胜者

2400年来，在色诺芬以及某些西方人士的心目中，居鲁士是一位足智多谋、能征惯战的军事家；而他的对手阿塔薛西斯却是无勇无谋，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不堪一击，在智谋方面更是难望其弟之项背。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以曲解库纳克萨之战的真相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能不首先来考察库纳克萨之战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具体表现。

居鲁士以讨伐小亚细亚的皮西狄亚人为借口，命令辖区内各路兵马速往萨尔迪斯集结，随后便统帅这支由10万波斯军和1.3万希腊雇佣军组成的东征军，直扑阿塔薛西斯二世所在地、波斯帝国的首都巴比伦。

居鲁士深知兵贵神速，力图以人数占弱势的军队，猛击对手的要害之处，以迫使阿塔薛西斯仓促应战。居鲁士知道其冒险行动必须秘密进行，并且自以为对手对他的行动全然不知。然而，他的军队尚未开拔，原小亚细亚总督提萨弗涅斯已经发现居鲁士起兵决非针对皮西狄亚人，而是别有用心。于是，他亲率500骑兵火速前往巴比伦，把这一紧急情况禀报阿塔薛西斯。后者立即着手筹谋对策，作好应战的准备。

据色诺芬记载，居鲁士的军队一路上未遇任何抵抗，就顺利抵达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巴比伦尼亚省。由此继续进军，总是看到一支约2000骑的马队的行迹和新鲜的马粪。这支马队在行进中不断焚毁牧场，丢弃辎重。居鲁士误以为这是国王的前锋部队临阵脱逃，不战自溃。于是下令加速前进。但那不过是阿塔薛西斯投出的诱饵罢了。

在国王“饵兵”的引诱下，居鲁士大军急行3天，半夜里来到一块宽阔的平原上。他贸然断定国王天亮后就会率军前来迎战，便不顾疲劳，连夜对全军进行检阅，并且鼓励他们说：“希腊的士兵们，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我作战，不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波军，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们比很多波斯人更勇敢、更精强，因此我将你们也带来。”黎明时，有几位据称是“叛离大王的人”来到居鲁士军中。居鲁士迫不及待地向他们询问王军的情况。据这些“逃兵”说，国王亲率40万大军及200辆战车在此前不远处，挖一深壕，据守应战。居鲁士信以为真，命令全军整装待命，准备厮杀，并按惯例对全军将士作了战前动员。

居鲁士全速追击了半天，果然发现一道“战壕”（实为一未完工的沟渠）。他深信这是国王修筑的防御工事。可是，直到傍晚仍未见国王前来接战，相反，却又看到大量人马退却的痕迹，到处都是丢弃的辎重和杂物。居鲁士先后三次发布的作战命令，就这样无果而终，甚至连王军主力的影子都没见到。数月的行军加上连续10天的全速追击，居鲁士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已成强弩之末。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阿塔薛西斯二世对这场战争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他根据居鲁士年轻气盛，劳师远袭的特点，退避三舍，诱敌深入，挫敌锐气，长敌骄气，竭敌勇气。而居鲁士对此全然不知。他率军跨过战壕，未遇王军，仍未醒悟，反而以为对方临阵怯战，不敢交战。因此，他和部将们便一致认定国王已经放弃战意，士兵们懈怠不堪；居鲁士及其部下甚至以为战争已然结束。

居鲁士的军队来到库纳克萨村时，突然接到情报，说王军准备前来交战。居鲁士军营顿时一片混乱，他们赶忙佩带盔甲，排好阵形。希腊人居于右翼，中间和左翼由波斯军组成，居鲁士率600骑兵居于中央；在阿塔薛西斯方面，国王率6000骑兵居中，右翼乃其主力所在。阿塔薛西斯把军中较弱的部分置于与希军相对的左翼。战斗打响后，居鲁士方面的希腊人向前行进，而中军和左翼则坚守阵地。王军的左翼见希腊人上来，他们并不喊叫，队形整齐，缓步前迎。据色诺芬记载，“居鲁士以前召集希军说让他们要面对波军吼叫坚韧不动，这一点他错了；因为他们走近前来，并不喊叫，而是无声无响、极度寂静，步伐缓慢而匀整。”小居鲁士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根本未把对手放在眼里，这种轻敌冒进恰恰是他缺乏谋略的表现。两军相距约四五百米，这时王军一箭未发，便“败退”下去。希军紧追不舍，转眼间就双双消失在滚滚尘埃中。这显然是阿塔薛西斯的战术安排，而且王军临阵不乱，训练有素。居鲁士不知是计，没想到胜利来得是如此容易。他大喜过望，冲动之下他决定先发制人，直捣敌人中枢。于是，他不顾部将的劝告，率数百骑贸然直冲王军中央，想亲手杀死他的兄长，结果反被国王的卫士刺中眼窝，一命呜呼。居鲁士既死，部下纷纷弃阵而逃。阿塔薛西斯的军队趁势掩杀过来，追至居鲁士大营，缴获大批辎重、粮草、金钱和奴隶。至此，这场大战实际上胜负已决。阿塔薛西斯二世以2万人的代价，完胜小居鲁士10余万兵马。但是，那些还蒙在鼓里的万余希腊雇佣军以为他们杀退了王军主力，“击败了全部敌军”，正准备与居鲁士“胜利会师”。然而，他们回头望去，漫山遍野尽是王军的旌旗，便追杀过去，对手迅速撤退，让他们扑了空。夜幕降临，希军不辨路途，不敢贸然追击，等他们稍事休整，趁夜间摸回大营觅食充饥时，大营早已是空空如也。翌日清晨，希军才得知昨日战况，终于多少悟出了队列整齐的王军右翼一箭未发便迅速撤退的原因。国王派使者前来，告诉希军首领，说国王已获全胜并杀死居鲁士，命他们放下武器。希军生怕交出武器会招来杀身之祸，经过再三商量，认为由于缺乏给养，决不可能循原路返回，只有迅速地朝另一方向退却，才有望重返故土。随后，他们踏上“撤退”之路。

从库纳克萨之战的全过程来看，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的军队在实力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经过数月备战，以逸待劳，使敌军思想麻痹，斗志丧失，从而一举歼敌。反观小居鲁士，虽来势凶猛，但劳师远袭，骄傲轻敌，以致决战时处处被动。居鲁士确实勇猛，但他过人的治军才能和胆识谋略，却一点也没显示出来。事实上，居鲁士备战工作很不充分，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不懂得骑兵在乎原地带作战的优越性，远征从一开始就是失策的。更有甚者，直到交战时，居鲁士七零八落的军队还在陆陆续续到达战场；他手下的将领，可以拒不执行他的命令；作为全军主帅，他居然连本方口令都不知道。如此看来，居鲁士最终兵败被杀，也就毫不足怪了。

事实已经很清楚：首先，小居鲁士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这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的。其次，“万人军”只是居鲁士军队的一部分。他们明明是中计了，却始终以这次战役的“胜利者”自居。据色诺芬记载，有人居然专程向这些“战胜了波斯人的希腊军人致敬”。

谁是库纳克萨之战的胜利者，已经无须多说。色诺芬等人之所以交口称赞小居鲁士，不过是因为他在战前动员会上给了这些希腊人一番鼓励和一些无法兑现的慷慨许诺。即便如此，希腊人似乎也对这位东方的雇主感激涕零了。

三、长征并非在波斯人的“护送”下完成的

“万人军”长征的全程，实际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们跟随居鲁士进抵库纳克萨；第二阶段是由库纳克萨行至卡杜奇亚边境线；第三阶段由此穿越独立的土著居民区来到拜占庭，接受斯巴达人的收编。

现在我们来考察“万人军”是如何穿过波斯帝国腹地，完成这次长征的。当时，居鲁士被杀，给付薪饷的许诺化为泡影。这些希腊军人，身处异国他乡，好像一群无头之蝇，不知所措。关于他们的处境和心态，色诺芬写道：“在将官们被抓起来而陪同的队长、士兵也被杀死之后，这些希腊人自然是非常困惑，无所适从。他们反复考虑：他们身处国王的门户；四面八方都是许多敌对的部族和城市；无人再为他们提供市场；他们远离希腊不下1万斯塔狄亚；没有向导引路；在回家乡的路上横断着无法渡过的河流；跟随居鲁士远征的波斯人也背弃出卖了他们；他们被困此地，连一个骑兵支持都没有；很显然，如果他们胜利，不能杀伤任何人，而如果战败则无一人得活。满怀这些顾虑，他们精神沮丧，晚上大都食未沾唇，无心生火，夜间也未返回营地而是就地躺卧，不能入睡。他们在悲伤、想念他们的故土和父母妻子，认为再也不能见到他们了。”

在阿塔薛西斯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依然可以看到这位君王过人的智慧和谋略。他首先派使者劝希腊人投降。但希腊人一则认为如放下武器，只有任人宰割，别无选择，二则认为“放下武器的不应是我们胜利者”，所以断然拒绝这一要求。随后，提萨弗涅斯又借机把希腊雇佣军的5位将官和20名队长引到波斯军营，然后趁其不备将他们悉数杀死。看来，波斯统治者首先是设法让这些希腊人主动放弃抵抗。而当这些手段都难以奏效时，波方的策略就是尽量不与希腊人直接交战，也不让他们在波斯的领土上滞留，尽快把他们赶出波斯帝国境域。据色诺芬记载，在希腊人的撤退过程中，波军分成两部，提萨弗涅斯派部将米特拉达特率5000骑在前，常常回首射杀希军，引得希军追击，实际是起“向导”作用；他亲自统率主力部队在后尾随，并且不断远距离施射，袭扰希军，使希腊人不敢滞留。同时，波军还常常派人到希腊军中拉拢游说，一些希腊士兵夜间逃离军营。总之，波斯统治者对这些希军所采取的总的策略是：即使和平收编不成，也要尽力避免与他们正面接战。这大概就是伊索克拉底所说的波斯国王派大批人马“护送”希腊军队出境的史实原型。

从色诺芬的记载来看，“万人军”在撤退途中，他们对于波军的这种意图实际上已经有所察觉。首先，他们在途经一个给养丰富、易守难攻的区域时，波军生怕希军盘踞此地，为害一方，便派人谎称“波军会在夜间袭击他们”，并且要希军提高警惕，以防止波军夜间拆掉底格里斯河上的桥。希军稍加分析，便得出结论：波军此举“怕的是希军会毁掉桥梁，据守大河与水道之间的地带防卫呆下去”；果真如此，则希腊人可从那里“得到给养，而且这个地点也能成为任何想要为害国王的人的避难处所”。这说明波斯人是不肯让希腊人滞留于波斯帝国境内的。其次，波军用“前引后逐”的方法，把希军挤出波斯帝国境外，刚到边境线上，波军便烧毁村庄，明示此地已经处于波斯帝国境域以外。他们不再出击，只是遥望希军的动向，随后，便很快不见踪影了。此外，“万人军”自己承认，在他们撤退过程中，最顺利的一段路程恰恰是在波斯帝国境内。他们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卡杜奇亚地区后，觉得“在他们经过卡杜奇亚人土地行军的这7天中，他们总在不断战斗，所受的罪比波斯国王和提萨弗涅斯所招致的全部加在一起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走出波斯帝国的“万人军”进退维谷。据色诺芬记载，希军把捉到的俘虏集中到一起询问，得知周边地区的情况如下：往南的路通往巴比伦和米底；往东去的路通往波斯帝国的陪都苏萨和埃克巴坦那；过河往西是通往吕底亚和伊奥尼亚的路；通过山地往北的路通向卡杜奇亚人居住区。而“万人军”的选择似乎只能是北上。

由此可以看到，“万人军”就这样被波斯人“护送”出境的。此后他们不得不通过卡杜奇亚人、卡吕比亚人、马克罗尼亚人、科提亚人等民族居住地，这些民族有的曾依附于波斯人，有的则从未成为波斯的属民，有的曾重创波斯入侵者。希腊人要想通过此地，就不得不与之殊死拼杀。看来，阿塔薛西斯二世采取的是“借刀杀人”的谋略。色诺芬指出，在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塞拉苏斯清点军队人数时，总共有8600名，而这支军队在库纳克萨交战前总数为1.29万。这就是说，希腊人在这期间损失4300人。在长征的第二阶段，由于波希双方鲜有交战，因而“万人军”中除340名士兵投奔波斯国王、约200名士兵及其将官被诱杀以外，被波军杀死的数目显然是很有限的。据此我们认为“万人军”在出波斯帝国边境时，人数应为1.1-1.2万；等到他们接受斯巴达人收编时，却仅有6000人。这就是说，希腊人在整个长征途中的人员损失，基本上都不是在波斯帝国境内造成的。在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世界战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这些职业军人，面对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土著居民时，似乎多少显示出一点优势，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惨重的。

通过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全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第一，色诺芬所述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基本史实是真实可信的，但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则明显言过其实。希腊人与波斯人长期交恶，色诺芬当年毕竟是替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卖命的，色诺芬在写作中做如此处理，也许是出于为自己及其同伴们的行为辩护的需要。第二，所谓波斯国王的军队被希军“赶跑”、然后国王又派兵“护送”希军出境看似言之凿凿，其实完全是某些希腊人自欺欺人的捏造，这绝不能说明波斯人软弱，更不能说明东方其他民族无能。第三，伊索克拉底所说“6000人”是指希腊军队长征之后返回的人数，他强调“6000人”而不是实际的1.3万人，旨在强调波斯人的软弱，同时也在夸大希军的战斗力，因为他们到波斯帝国境内纵横驰骋1年多居然悉数安全返回。这种看法明显与史实不符。第四，近代以来，某些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某些偏见，陈陈相因，以讹传讹。于是，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真相就这样一直被掩盖、一再被曲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20世纪，许多西方人还在为当年小居鲁士的被杀扼腕叹息，也为他未能入主波斯感到庆幸。其实，关于长征的整个行程，色诺芬的记载已经非常清楚了；关于库纳克萨之战，除色诺芬的粗略记载以外，普鲁塔克在《阿塔薛西斯传》中援引色诺芬，特别是这场战役的目击者克特西亚斯等人所提供的资料，对波斯方面的情况的记载尤为翔实可靠。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只要读过《阿塔薛西斯传》，就不难发现在普鲁塔克的笔下，这位波斯国王多谋善断，远非其弟所能比；同时普鲁塔克明确指出“居鲁士鲁莽地突入敌阵中央乃是一严重的错误”。这样的评价虽然更近乎历史事实，但它也许是某些学者不愿意接受的，为《长征记》作序的布朗森先生对普鲁塔克的记载只字不提，似乎多少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小居鲁士和阿塔薛西斯原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他们同为波斯王子，而两千四百多年来却总有学者对这对同胞兄弟持如此鲜明的褒贬观，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