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丰子恺在“文革”中

文：丰子吟

无穷尽的批斗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许会好些。不！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写的文章太多了，画的画就更多。画院里画山水画的画师，不也都在挨批斗吗。山水画里挑得出什么骨头；爸爸的画和文章里可挑的骨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里弄里批斗，说不定会更糟。

画院逼着爸爸“彻底”交代，否则要开群众大会——那一次使我家特别紧张。爸爸自己呢，从来都受人尊敬，突然变成阶下囚，思想更是转不过弯来。不过，后来渐渐明白了：这是政治上的斗争，波及到老百姓。历史上的老百姓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事不在少数。至于下边那些执行者，其实也是老百姓。有的人是愚忠，有的人是不敢抗命，那都是可原谅的。唯有那些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在这种乱世，正是他们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挡”。也只得任他们表现，任他们折磨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爸爸就不再认真。他开始做戏，巧妙对付。

批斗的次数很多，除了画院之外，什么少年宫啦，美术展览馆啦，江西中路青年会啦，上钢三厂啦，求新造船厂啦，崇明啦，川沙啦，车沟大队啦，民建大队啦……恐怕连爸爸自己也记不得那么多，我连先后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宫那次批斗时，据说唐云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断了。因此，接着把大家拉出去游街时唐先生没法参加。据说游街的人中有沈柔坚先生等等。

爸爸事后说，那次游街时，有一少年尾随着他，找一机会悄悄地对他说：“丰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画院程亚君先生搞“四清”运动的地方。所以爸爸被带到崇明去，程先生也一起陪去。爸爸的漫画一张张被放大后裱在硬纸上带去。崇明较远，要过夜的。爸爸就在这时养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

他们两人被批斗，造反派则趁机在崇明买大闸蟹带回去享受。

在车沟大队时，正逢刘少奇同志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工宣队便对“牛”们训话：“你们的总后台垮台了！”天晓得，“牛”们之中恐怕没一个与刘少奇同志有任何联系，怎么一下子变成自己的总后台了？！

关于川沙的批斗，在爸爸去世后我认识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请他写下了如下的情况：

1969年秋冬之际，由上海美术界组织派人开小轿车，将丰子恺先生带来川沙大会堂批判。

批判会上，事先已将丰子恺先生画集里十来张漫画临摹放大在整张白纸上，由批判发言人逐张进行批判。批判一张，撕下一张，团成纸团，丢在丰子恺先生的周围。在批判结束时，有一个人拿竹扫帚随着丰子恺先生走进舞台侧幕时，象征性地跟着扫过去，同时高呼口号：扫进历史垃圾堆！

丰子恺先生在批判会上，由于年老了，是让他坐在凳子上的。只是在批判高潮时，曾叫他站立过。

批判会后，丰子恺先生仍由小轿车带走，离开川沙。

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还坐上了好久没坐过的小轿车。批判时也没让他多站。倒是造反派们在这次批判前煞费了一番功夫，还准备了道具，可能像排戏一样还得先排演一番吧。

张乐平先生在1981年5月20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和我父亲的事，题目叫《画图又识春风面》。其中关于批斗的事这样写着：

“文革”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吟按：指由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按下被批斗人的头飞快地把他推出场），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

林放先生于1983年2月10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丰子恺先生一事》中提到求新造船厂的那次批斗。文章不太长，我就全文抄录如下：

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续笔》在内。这些《续笔》，据丰一吟同志说是在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子恺先生是属于我们老师一辈的长者。我至今还能回味自己的中学生时期，从丰先生的美术音乐著作和随笔漫画中吸取的营养和情趣。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和丰先生是够不上有什么交往。但在“文革”中却居然也有这么一次的“缘”分，足以印证一吟同志所说的丰先生在大动乱中写作的背景。那天由好多个“造反”组织在求新造船厂联合召开的批斗大会，“牛鬼蛇神”是黑压压的一大堆，约二三十名之多，其中就有丰先生。不过那天的重点对象似是周信芳和袁雪芬两位。丰先生和我面对面地枯坐在长板凳上，听着前台的董超、薛霸凶神恶煞似的抡着水火棍揪斗周、袁两位，大声吆喝，拳足交加，完全是按照京剧《野猪林》的戏路来进行批斗的。尽管气氛是如此紧张，丰先生却还是跟平素一样，恬静肃穆，淡然入定，只是在他的眼光里流露那么一点悲天悯人的忧郁的神情。直至批斗会解散后，我们又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南市某处，丰先生跳车下去，恰巧旁边有一辆车横闯过来，擦着他的身边疾驰过去。大家“哎呀”一声为他捏了一把汗，然后目送他踽踽独行而去的背影。这就算是我对丰先生的最后印象了。

现在呢，除了上面我所见的白天坐“牛棚”挨批斗的背景之外，又加上了“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了《缘缘堂续笔》”这样执拗地忠贞于艺术创作的情景。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好好地思考思考吗？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里弄也奉命监督起爸爸来了。要他每天在我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扫地。活儿不重，但叫人痛心！我年纪轻轻的不许扫，专职打扫卫生的英娥阿姨不许扫，偏要叫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去扫。我们忍心吗？我只好为爸爸做一点准备工作：给我家的畚箕装上个长柄，让爸爸可以不必弯腰。没扫了几天，妈妈就代替了爸爸做这工作。好在里弄里也没人来检查。

先姐还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带了女儿阿春来看爸爸妈妈。爸爸上午被传到单位去了半天，回家已很累。吃了午饭正在午休时，忽然楼下进来一个人，妈妈事后告诉我是里弄干部×大姐，原来就是那个得志弄权的小人。她大喊着：“丰子恺，快去劳动！”

先姐连忙下楼对她说：“爸爸上午累了半天，身体不大好，已睡了。”

妈妈随后下楼，对那女人说：“他上午去单位劳动过了！”

那女人坚决要爸爸去。正在这时，爸爸已起身，一边下楼，一边把一件夹衫披到身上说：“我去我去！”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先姐刚才进门时就已看到里弄里一些十二三岁的顽童手持木条口里喊着“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口号，跑来跑去。她极不放心，决定跟去。但又怕被那女人看穿了要加以阻拦。便随手抱起阿春，假做一路逗她玩儿的样子，往爸爸劳动的地方走去。

那是在弄内拐弯的地方。已经有几个“牛鬼蛇神”在劳动了。他们的工作是把墙上的旧标语纸刮下来，把墙洗干净。先姐看见爸爸俯身去捡了一个小瓦片作为工具，开始刮起来。旁边有五六个小学生手拿鞭棍站在那些被强制劳动的人身后。先姐怕他们对爸爸胡来，就一直抱着阿春站在一旁。这时那个×大姐走过来板着脸问她：“你到这里来啥意思呢？”

“没什么，我抱孩子在玩。”先姐说。

幸而人多刮得快，更幸而那几个学生没动武，先姐才略略放心。一直等到爸爸结束劳动一起回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那些日子里，街面上到处都可看到贴着批斗爸爸的大字报。据说漫画中有一幅，人头龟身，龟背上写着“反共老手丰子獃”。玩弄文字游戏（獃是呆的繁体字，其左边与恺字右边的繁体字写法相同），真是挖空心思，无聊透顶！

人怕出名猪怕肥。没名气的人相对地说比较安稳些。像爸爸这样，大字报一上街，连我们这些家属，乃至他的亲戚朋友，都会受牵连。“文革”结束后，从各方传来消息，才知爸爸牵连了不少仰慕他的人，使他们也受尽折磨！

据各方面的反映，爸爸对于批斗，颇能处之泰然。他只是终日抽烟。在牛棚里，他坐得笔直。有人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坐直了反而不累。没有外人的时候，他风趣乐观，谈笑风生。他常常谈些文艺上的词汇和术语，把日语和英语的读法加以比较，谈到日英词语在内容上的差异。也谈生活方面的事情。有时被造反派叫去审问，回来后，好像没这回事，就像去小便一次似的，继续往下谈。还有人说，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面加上“三不怕羞，四不怕痛”。听来令人寒心。还有人说，造反派在批斗时问他：“你为什么信佛教？”爸爸居然说：“佛教是众人信，不是我丰子恺信。佛教有几千年历史。”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不是我直接采访来的。

不过，正因为爸爸信佛教，想得开，在对付这场空前的劫难时还能撑住。他不仅自己想得开，还劝别人想开些。唐云先生于1981年5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写的文章中说：

记得1969年初冬我们到上海郊区曹行公社劳动的时候，丰老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自己的悲观情绪，说等这场运动结束后我要到乡下去找一个安静之处以了余生。丰老不以为然，他对我说：“老唐，你不应该走掉。留在上海吧，将来上海更需要你画画的。这班人（指四人帮）倒行逆施，决不会长久。你等着吧，一定能看到他们的下场。你要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千万不要有此消极的念头。”他这一席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爸爸这样劝唐云先生，实际上在这场运动中，他自己肯定也有过种种想法。太长久了啊，这场运动！抗战也只忍受了八年，“文革”竟长达十年！

又据画院的人说，1968年毛泽东关于“严禁逼供信”的指示下达时，画院召集“牛棚”里的人谈感想，谈的人都哭。爸爸也在其内。是啊，他怎能不哭呢！逼供就是屈打成招。相信屈打成招的人说的话，然后加以批斗，百般折磨，这种情况自“文革”以来都已一年半了！挨骂的早已被骂过了，挨打的早已被打过了，自杀的早已死了。到如今才发下指示来，怎不叫人悲泪纵横！

“隔离审查”

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今抄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丰老和我都被“隔离”，可还有点自由，可到饭堂吃饭，可至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丰老有一瓶药酒，晚上尚可浅酌。他把自己摘录的鲁迅语录一本给我看。他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他心胸宽荡，从不在意。夜阑人静，虽蜗居斗室，却谈得海阔天空，也不免谈到宗教，谈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顿语与渐悟），慢慢转到丰老的宗教信仰。我说，日本的谷崎说你是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看来颇有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吧？丰老笑着说：“我可没有这样雅，我在二十年前说过，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常在我心中交战。弘一法师一生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一变都认真。他的遗训“认真”两字永远使我铭记心头。

后来爸爸又和他谈宗教信仰。爸爸说：

“‘无常之恸是宗教信念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点上。古诗中的‘伤彼蕙兰花，含笑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无常。诗人对这点最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给荣誉和黄金蒙住眼睛的，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其实‘人生无常，原是个平凡的道理。但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这话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谈到吃素和戒杀，爸爸对邵先生说：

“我是父亲的遗习，除幼年吃过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鲜肉要呕吐。现在偶尔吃点鱼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过酒，现在晚餐时喝一点黄酒，对睡觉有好处。‘戒杀——他沉吟了一下——是为了‘护生，内骨子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乃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理，扩大了就会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戒杀实在是为了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对‘护生戒杀切勿拘泥字面，一拘泥连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谈到这里，两人相顾大笑。……

爸爸被关在美术学校里“隔离审查”一个多月，竟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谈其宗教和护生。如果让“造反派”们知道了，会被称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没想到他们在这雨横风狂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给他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扬宗教思想。

关于邵先生文中所说的“短榻两具”，听邵先生说，造反派把一只抄家得来的全新的钢丝床给爸爸睡了，邵先生只睡一张普通的硬板床。他们对爸爸还算不错，可能是看他年长些吧。

至于邵先生说爸爸在“隔离”室里喝“药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当！爸爸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还必须喝黄酒，不惯于喝别的酒。为了这个，他离开了没有绍兴酒的台湾。如今被隔离在美术学校，没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监，在美术学校当然也应该容许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妈妈经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说：

“给我送点酒来！”

“让他们知道了会有问题吗？”

“就说是治病的药酒。”

“噢噢，好好！”就这样，爸爸虽被隔离，却能天天喝到绍兴酒。

还有一件事，也是爸爸开动脑筋对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掉了。他在隔离期间有一次对造反派说：

“我刚才跌了一跤，把牙齿也跌落了。”

“能吃东西吗？”看来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关心爸爸吃东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机说。

就这样，爸爸居然赢得了一次回去补牙的机会。

就在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术学校接爸爸。我们搀扶着爸爸，高高兴兴地穿过马路，来到电影制片厂门口42路起点站。正好有一辆空车停着。我们连忙上车，巴不得车马上开，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还少，开车时间还没到。我好像有什么预感，眼睛望着对面的美术学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忽然，学校里跑出一个人来。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吧？！我心里怦怦乱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们要叫爸爸回去，怎么办呢！

那人竟直奔42路，而且走上车来了。我连忙站起来笑脸相迎。

“丰子恺！你不能回去！你今天的检查还没交呢。”

弟弟是个烈性子人。脸色已经变得很不好看。我连忙站过去，遮住他一点，对那人说：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话音未落，爸爸马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回去写，来的时候补交。……我一定好好写，写长一点，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们会监督他写……”我说尽了好话。

幸好在这时，大概开车的时间快到了，司机上来了。那造反派犹豫了一下。在这时要说服我们，由他一人搀扶七旬老人下车，恐怕司机会等不及。司机是工人阶级啊，他才不买造反派的账呢。再说，那造反派可能只是专门管收检讨之类的，而不是那种哼哼呵呵的头头，所以他妥协了，自己赶快走下车去。

车开了！这真是一辆救护车啊！如果车不在这节骨眼上开，如果那造反派是个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车，今天的事就不堪设想了！

不是为了爸爸不能回去和家人团圆，而是弟弟一定会和那人大吵一场甚至打起来。一个“黑八类”的儿子和造反派干起来，会有什么好结果！

弟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所以他很不适宜与造反派周旋。记得有一次为了我劝他在政治上心里一套表面一套，他与我争论得很激烈，终于吵翻了。他怒气冲冲地走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跟我说话。是啊！我们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长大的。爸爸教我们做人要真诚。他歌颂儿童的天真烂漫，讨厌大人的虚伪。可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这种做人的办法行得通吗？！

虽然那一次逃过了劫难，得以回家团团圆圆地过上几天，但爸爸还是得回去继续接受“隔离审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斗时被剪掉了一部分胡须。爸爸回家来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他甚至诙谐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过几天就会长出来的。”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