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

作者：程丕来

章太炎的举动与打扮十分离奇。他经常穿长袍，外面罩上和服，头发留五寸许，左右两股分开梳理，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蒋维乔（清末至民国时期气功学家）曾与他同住一屋。一天蒋维乔看见章太炎有一张写给汪允宗（曾与于右任等人创办上海《神州日报》）的纸条：“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蒋维乔笑着对章太炎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太炎则回答：“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亦为章的弟子）的一所房子中。本来挺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有一段时间刘师培失业在家，黄侃向蔡元培推荐他到北大任教。蔡元培以刘师培曾经依附过袁世凯不肯聘任，黄侃坚持说：“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最终蔡元培接受了黄侃的意见。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1985年11月，宗璞曾经打电话邀请梁漱溟出席她父亲冯友兰的寿宴，谁知道作为老友的梁漱溟一口回绝，在给冯友兰的信上连冯友兰的姓名都不愿写，即无上款。信中直言：“尊处来电话邀晤，我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

齐白石家里人口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他亲自量，用的是一个香烟罐头（盒）。“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朋友曾提出把齐白石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知道了，拦住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

艾青多次陪外宾去访问齐白石。有一次，齐白石很不高兴，艾青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艾青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齐白石说：“我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

五四前不久的一天，陈独秀在朋友家里，看到了沈尹默写的一首五言古诗，便问沈尹默何许人。第三天，陈独秀到沈尹默的寓所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刘三原名刘季平，为当时颇有名望的文人，与陈独秀友善）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就更加发奋钻研书法。

1914年，康有为作了著名的《物质救国论》一文，正好撞在辜鸿铭对“中体西用论”所惯持批评的枪口上。据胡适记述说，辜鸿铭同他谈起孔教会时，曾大骂“陈焕章当读着‘陈混仗”，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子，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注：1912年10月7日，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实则是反对革命，力图复辟清室。并希望其成为“国教”——一个宗教实体，把孔子作为中国儒教的教主，以对应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等。）

老舍在北京教育会做文书时，同时在第一中学兼任两小时国语，每月收入四十几元。除奉母自瞻以外，还要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但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一天晚上，罗常培去教育会会所看他，老舍含泪告诉他：“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制寒衣和米面了。”罗常培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老舍答道：“不！冷风更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1934年的一天，山东大学请老舍作学术报告。老舍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说：“一般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第二星期的学术报告，走上讲台的是一个比较粗大的白胖子，西装革履，举止稳重，看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这就是山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实秋。他针对老舍上周所讲的坏人形象问题，振振有词地说：“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

1956年北京金秋的一个下午，阳光灿烂，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见了一批作家和文艺家，老舍在座。老舍在会上谈到自己想到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去住些日子。周总理表示异议，老舍年纪大些，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他不适应。周总理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话，表示歉意，要老舍继续把话说下去。老舍提高了声音：“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总理深深地望了老舍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老舍这个耿直的脾气。

北伐胜利之后，一天，在蔡元培家里，傅斯年和几个同学都喝了点酒，蔡元培喝得更多。傅斯年就肆口乱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不耐烦地、声色俱厉地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见先生如此神情，傅斯年的酒马上就醒了。

四十年代，傅斯年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是先后赶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经常向罗家伦夸赞自己的夫人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好，小真书（即小楷书）写得如何好，说得津津有味。一次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相马。”傅斯年大怒，要来扑打罗家伦。当傅斯年对罗家伦盛夸自己的儿子仁轨如何聪明时，罗家伦笑着说：“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却为之大喜。

北平解放后，北大教授冯至和季羡林在这考验的关头都留了下来，从此他们一起共度了一段欢喜、激动、兴奋和甜美的日子。然而跟着来的还有长达40年的开会时期。五十年代的一次会议上，周扬笑着对冯至和季羡林等人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也套用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在德国留学。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他无意中和周恩来、曹谷冰（曾任大公报经理）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曹谷冰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陈寅恪一起打。陈寅恪和周恩来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谷冰等人走后才出来。陈寅恪笑着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有一段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报告戴季陶。戴季陶就自己去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一面抽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作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包括福州话、厦门话和北京官话在内，能说十多种语言，照“草上之风必偃”的逻辑来说，在当时厦门大学中是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气息的，鲁迅于是在1935年11月写的一篇《理水》中说，文化山上，聚集着许多学者，“只听得上下在讲话：‘古貌休！‘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

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唐德刚有一段总结：“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中了头奖，当了‘总统之类的，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

1936年，鲁迅逝世，郭沫若题写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40年，蔡元培逝世，周恩来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吴宓乍闻罗家伦要来清华，“颇不舒”，因为就在前两天，吴宓私下里还大骂“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这会儿哪能不紧张呢——“虑罗氏不能容我”。于是吴宓找杨振声刺探风声，听说“罗家伦氏托其致意于（吴）宓，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吴宓心仍不敢放下：“罗君他日在此稳固，不能排宓”，无奈何“与之委蛇”吧，就对杨振声表态，“自愿与之合作”。

画家钱化佛是章太炎家的常客。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了欣然大乐。他深知钱化佛的来意，便说道：“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马上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都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用“章太炎”三个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太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太炎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太炎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前后共计有一百多张，章太炎也不问钱化佛用处如何。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和钱化佛极熟，问他何故。钱化佛告诉陈存仁：“三马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混浊的酒，沉淀了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此酒轰动得不得了。”于是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太炎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了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钱化佛因此多了一大笔钱。

1901年6月12日孙宝碹在日记中记下：“枚叔（章太炎）辈戏以《石头》（《红楼梦》）人物比拟当世人物，谓慈禧为贾母；光绪为宝玉；康有为为林黛玉；梁启超为紫鹃；荣禄和张之洞为王熙凤；钱恂（钱玄同弟，为张之洞帮办洋务——编者注，下同）为平儿；樊增祥和梁鼎芬（二人皆为张之洞的弟子）为袭人；汪康年为刘姥姥；张百熙（清末政治家、教育家、管学大臣，负责重建京师大学堂）为史湘云；赵舒翘（刑部郎中、依《辛丑条约》被处死的“首祸”）为赵姨娘；刘坤一（两江总督）为贾政；黄遵宪（湖南按察使，曾协助巡抚陈宝箴创办新政）为贾赦；文廷式（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为贾瑞；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属于“后党”）为妙玉；大阿哥（溥俊，戊戌政变后慈禧欲废光绪而立他为皇帝）为薛蟠；瞿鸿玑（和袁世凯斗法落败，被放归原籍）为薛宝钗；蒋国亮（育才馆汉文教习）为李纨；沈鹏（著名书法家）、金梁（曾上书杀荣禄）、章太炎为焦大……”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周游欧美，对近代物质文明更加倾心，主张“物质救国”，也就是主张中国仿造资本主义。他甚至比附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国教角色，倡导孔教。梁启超言：“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康有为不同意此种说法，认为“谓宗教必言神道”者乃“奇愚”。因为康有为所言的宗教，其意甚宽：“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入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