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陈寅恪二题

作者:宋希於

选自《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郭长城 赵刚 等 著

康生最早谈及陈寅恪是在什么时候？

几年前，我曾注意到拍卖会上出现的一批康生信札，当时择要写进了《也谈康生同文化人的交往》一文（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27日）。康生在早年写给赵万里的一封信里提到了陈寅恪的名字，这封信说：

赵万里先生：

多日未见，闻大小忽雷已购到，未知传奇钞本亦购得否？兹有数事请教：

王静安先生遗书久购未得，今书店送来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还好，索价一百二十万。此书是否不易找到，价目是否贵些？

记得似乎有一刊物说：陈寅恪先生对会真记之研究，曾著有专文。不知此文载于何书？

近得一杨升庵评黄嘉惠校董西厢旧钞本，想找一黄嘉惠原刊本校对一下。不知何处存有此本？以上数事，如知盼告！

有暇时请来一叙，此颂

文祺！

回示可寄北京医七号楼

康生

十月十九日

当时我对这封信的分析重点主要放在康生与赵万里的交往上，对信札的时间也有所推测。最近看到几则材料，发现当初的推测不尽恰当，故先在此作一修正，且作补充。

信中所提及的大小忽雷，是两件著名的古代乐器。这两件乐器在清末为贵池刘世珩所藏。刘世珩曾事先由江阴缪荃孙处得到《小忽雷传奇》的钞本，校订刻印，编入《暖红室汇刻传奇》刻印出版。后来机缘巧合，他竟先后得到了小忽雷和大忽雷原器，喜不自胜是可想的。刘世珩去世后，大小忽雷历经辗转为刘晦之得到，1950年代又转归故宫博物院。但入藏故宫经过和具体时间，以前我不甚了了，最近查到两段记载才大致搞清楚：

其一是查阜西的文章《张廉访赝作古乐器之自白》，作者在文末注明此文写于1953年8月6日，而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郑振铎君前日为言刘氏大小忽雷及九霄环佩与鸣玉二琴已价归国有，叶遐庵得余转告而大喜称庆。（见黄旭东、伊鸿书、程源敏、查克承编：《查阜西琴学文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其二是吴晓铃所编选的《〈西谛题跋〉选》中，所录郑振铎在清宣统三年（1911）石印本刘世珩辑《双忽雷本事》卷首的题跋：

1953年8月24日，大小忽雷自沪至，欣喜无已！翌日，启书箧，检得双忽雷本事一册。当年购此时，初未期得睹双忽雷也。今此二器归于公藏，人人均得而见矣。（吴晓铃：见《吴晓铃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可见大小忽雷入藏故宫博物院确是1953年的事情。而“价归国有”的提法，也可证明此二器确是文物部门“购到”的，与康生的说法相符。康生标明“回示可寄北京医七号楼”，信写于1955年底他出院之前是没有疑问的。信中所提到的“索价一百二十万”，显然是指在1955年上半年陆续退出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再加上康生人在北京，消息灵通，根据“闻大小忽雷已购到”的话将该信的书写日期定在1953年的10月19日，应当更合适。信里提到的“传奇钞本”当指刘世珩旧藏的《小忽雷传奇》钞本，此钞本似未与双忽雷同时入藏故宫，不过，这也能表明康生对于刘世珩当年收得大小忽雷的故事是熟稔的。

这里有几点很有意思：

其一，陈寅恪对于双忽雷的故事也是熟悉的。他1964年曾有诗《题小忽雷传奇旧刊本》，可惜僻处南国消息闭塞，仍以为小忽雷“檀槽天壤无消息”。他所题的这本《小忽雷传奇》旧刊本，或许也正是刘世珩当年根据钞本所刻出来的那个本子呢。“党内文化人”与专心学问的学者关心的问题竟如此相似，很有潜在的“共同话题”。

其二，这可能是康生最早谈到陈寅恪的史料。看得出康生是因为研究戏曲而“旁及”陈寅恪著述的，因为信里康生向赵万里请教的三件事，都或多或少地围绕着《西厢记》的研究展开。此时康生提到陈寅恪时态度良好，称之为“陈寅恪先生”，虽然可能是对着收信人赵万里而不得不作恭敬语。附带一提，信中所求的陈寅恪关于《会真记》的研究专文，应是指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出版）上的《读莺莺传》，今为《元白诗笺证稿》附录。

这信寄出几年之后，康生出院开始工作了。那时候他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过一封信，漫谈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问题，信后来被刊登在1958年6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信里，这位“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疲劳之后的休息”（信里康生自己的话）的业余研究者确实表达了一些学术观点，比如《董西厢》各本之间没有什么版本差别，不必作繁琐校勘，《王西厢》在文字上有许多笑话等等。但话说着说着便显出了教训的口吻：

在我看来，要真正研究董、王两西厢，不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以及他们所捧为权威的王国维等人的各种谬论彻底打破，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知道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因而也就不可能研究好的。

他“久购未得”的王国维著作，原来竟是买来“供批判用”的。只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康生究竟是否读过陈寅恪的《读莺莺传》，更不能知道他写这封信时，是否把陈寅恪也算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行列里了。不过，我们从这时的信里已能领教到康生以政治傲慢学术的不屑态度了。

陈寅恪著作的命运与中朝关系

关于陈寅恪和康生，最脍炙人口的故事来自于学者陆键东的著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康生1962年在广州想见陈寅恪一面，校长办公室便试着与陈宅联系，这才知道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没有成功。康生吃了闭门羹，因此“怀恨在心”，后来他便挟私报复，一手否决了《论再生缘》的出版。

陆著中说，康生否定《论再生缘》的两条理由，一是《再生缘》这部弹词小说有些地方写到“征东”，陈寅恪称赞《再生缘》，就会影响我国与朝鲜的关系。二是《论再生缘》书中所附的几首陈寅恪的旧体诗情调很不健康，是作者不满现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

据我所见，陆键东关于康生否定《论再生缘》两条理由的叙述，基本是来源于黄秋耘的回忆文章《陈寅恪先生的几首旧体诗》（收入黄秋耘、董令生：《丁香花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黄秋耘是深知内情者，据陆著的说法，他更是出版社方面为《论再生缘》所挑选的责任编辑。

关于康生的第二个理由，五首诗尽引在书中，读者读后自有公论，亦可再次领教康生褊狭的理解能力。但康生关于陈寅恪诗作的指责，是否能成为否定出书一锤定音的证据？推敲起来，好像有问题。郭沫若在1961年8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一文，喟叹《再生缘》值得重视却长久地被遗忘时曾说：

不仅《再生缘》被人看成废纸，作为蠹鱼和老鼠的殖民地，连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迹近湮灭者已经一百多年。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于流泪：“彤管声名终寂寂，……怅望千秋泪湿巾。”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里征引了陈寅恪五首诗中的句子。事后郭沫若的《再生缘》校订本和《论再生缘》一样遭遇了不能出版的变故，难道也可以说成是因为郭著序言里引过陈寅恪情调不健康的诗句所导致的吗？陈寅恪的著作以原稿不允许改动而著称，难道“郭老”的序言也不能删改吗？何必连带《再生缘》校订本也要“陪绑”呢？可见问题的实质并不出在诗上。

那么，关键就在于第一个理由。而关于第一个理由，黄秋耘当年的评论是：

第一个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征东”，这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当年恩怨久成尘”了，时至七百多年后的今天，谁也不会去算这些旧账的。《元史》写到“征东”的篇章比《再生缘》还要多得多，难道连《元史》也不好公开出版吗？（见黄秋耘、董令生：《丁香花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陆键东的结论类似，他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本里还补充了1963年7月13日中宣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里的一些话。中宣部在这个报告里，具体提出了对5个问题的改进建议，其中列第一位的正是“在我国古籍和近代人的著作中，凡是以描写征服邻邦的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如《再生缘》《薛仁贵东征》等书籍，不得重印公开发行”。由这个报告所衍生出来的规定，字句也大体相同。不过陆键东从这个规定的字句里读出的“深意”却是：

在这类具有“国策”性质的报告中，专门点名一二图籍应禁止，这绝不寻常，个中必有今尚不知的内情。（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0页）

书的这里还加有注释说：

在今天看来，将古籍列作“如临大敌”的政治书籍，这很难让人理解。可见在极不正常的年代，所有“当局者”都已失去客观的判断力。（同上）

接着往下读，原来陆键东的判断是：

时中国大陆最大的外交难题，是与在北方的苏联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已超过千年的历史陈迹“东征”，无论怎么看，表面上与此都毫无牵涉。（同上）

尽管当时的风气是学术要与政治配合，但陆键东始终认为：《论再生缘》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联，是康生“极‘顺理成章地将两者联结在一起”。总而言之，“康生‘这口气出得很舒畅”。他与黄秋耘的观点相近，即认为“征东”是小事，康生用这种理由来否决《论再生缘》的出版，是欲加之罪（存心阻挠该书的出版），何患无辞（找了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这个思路，大概是建立在中朝两国友谊一向坚不可破的认识基础上的。

不过，最近几年来，各方面的档案文献不断解密，中朝关系是否如历来宣传所说的那样是“鲜血凝成的友谊”，永远波澜不惊？恐怕远远未必。用学者沈志华的话来说，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中朝关系时，“既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周边小国都要宽容并给以保护，又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语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一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朝鲜方面对中国的一切影响都表现得十分敏感。因此，中方在“帮助和支援”时，免不了为了照顾朝方的感情而倍加谨慎。

中方这种谨慎的心态体现到具体事件上，或许就表现为一种“迁就”。中朝关系中的一桩大事件是朝鲜战争及其善后问题。根据沈志华的研究，战争中的一些因素，以及战后1956年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给中朝关系带来的波动其实颇大。“八月事件”平息后，为增进中朝关系，由中方主动提议，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金日成对中方提议的表现起初是惊讶的，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故此举无疑大大地改善了中朝之间的关系。这种“迁就”，更近似于主动地示好。

后来中苏关系渐趋恶化，中国也更需要朝鲜方面的支持。诚如陆著所言，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外交问题，但中苏矛盾之中，中方寻求盟友支持的需求也应被注意。沈志华拈出了不少不为人知的事例，比如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朝边界的朝鲜族人口流动问题。当时中方为了照顾朝方，对于朝鲜族居民去朝积极配合，对于非法越境事件依从朝方的主张回避处理；但后来事件升级，朝方疲于应对，转头指责中国时，中方却退一步道了歉，保证做好工作。在我看来，这很可体现朝鲜处处注意与大国交往时不陷入“事大主义”，而中方处处保持“迁就”，配合和照顾着朝方的感情。此外，还有这样的事例：1960年10月中朝两国足球赛中发生群众嘘朝鲜裁判事件，周恩来专门对国家体委有关部门提出批评，还指示要对群众进行深入教育。对于朝鲜报刊删改中方国庆稿件一事，中国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这更可见中方照顾朝方的感情照顾得越来越远了，简直“迁就”得体贴备至，到了“自我审查”的地步了。

所以“已超过千年的历史陈迹‘东征”虽然“表面上与此都毫无牵涉”，实际上内部却有一大盘棋呢。在出版上对这类文字主动加以规避，也正是中方在外交上“迁就”的表现。仔细看看这几年新披露出来的有关“文革”前陈著出版的档案史料，里面出现最多的“不能出版”的问题是什么呢？

1961年3月29日齐燕铭曾在金灿然请示向陈寅恪约稿的信后批示道：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也，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据徐俊：《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转引）

1966年3月1日中华书局总编辑室编印的《情况反映》第3期中，有一篇《陈寅恪〈金明馆丛稿〉的政治问题》的文章指出：

上编所经多次审读后，对该稿能否接受出版，感到困难，现已向上海市出版局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即：对一般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可不予删改。凡作者以自己的叙述文句论及有关涉外、诬蔑农民起义、大汉族主义和大国主义、崇外思想等处，酌加删改，或用引号以资识别；对作者所引史料，除特别严重的如征东条等须处理外，一般不予改动，但需在《出版说明》中作适当说明。（同上）

陆著自己也引用了康生1963年11月6日在中宣部、大区宣传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朝鲜对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的批评文章，可先让历史学界议论一番，暴露一下大国沙文主义。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都有。盖平县就是为纪念平了盖苏文而命名的。盖苏文是朝鲜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没有一次不败在他手下……可我们却把薛仁贵当英雄。（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50—351页）

难道出版社方面关于陈寅恪著作的意见，都要解释为有人为了恶意阻挠陈著出版，数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出版社用同一个理由纠缠此事吗？简单举例便可驳斥这种想法：齐燕铭作批示是1961年的事，而康生没见成陈寅恪的事情是在1962年发生的。

关于康生对待《论再生缘》的态度，前人还拈出一个旁证。中宣部干部黎之（李曙光）先生的回忆说：

还有当年康生批《再生缘》的事。当时我有点莫名其妙，最近才弄清楚。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与陈寅恪讨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时候），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朝鲜，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就走了。最近看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才知道，因为他要见陈寅恪，陈寅恪未见，一气之下把陈的新著《论〈再生缘〉》“枪毙了”。（见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

这个时候，康生不仅主管文教工作，同时也熟悉理论工作和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这里更显示出他对于中朝关系的真相是切实了解的——虽然“朝鲜方面有意见”在事后看来，可能是如此的可笑，如此的“根本不能成立”，如此的“失去客观的判断力”。《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旧本发行之后影响深远，以至于关于事情的深层原因，黎之似也采信了陆键东的说法，但他关于事情的实录，究竟反映出了当时的实情。而从以上的这些例子中，实际上可窥见当时中国国内的出版行业及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国际影响”是何等敏感，何等谨小慎微。“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少数民族问题“关系不大”。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邻居的问题了——是为了避免“大国沙文主义”（实质是“团结”兄弟国家和东南亚邻居），才竭力“迁就”邻国，避免引起不快的。而这中间，“东征”问题是“特别严重”的，必须处理。中国与北方邻居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早已经跳出纷争的表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的其他外交政策上了。

这样看来，徐庆全等学者认为是因为19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周恩来、康生才出面中止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沫若校订本亦因此被搁置起来的观点才是公允的。我也同意余英时先生的判断：“‘伤害中朝友谊的判断，大概来自中共内部。”这种“判断”，亦即上文所说的“迁就”。那么，所谓“今尚不知”的内情，显而易见也是中国为了“迁就”朝鲜，主动采取的避免影响中朝关系的举措了。我觉得陆键东先生对于中朝关系的诡谲之处，或许缺乏一些估计。而他欲借此直接点出康生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借机报复，则恐怕稍微缺了点证据。

在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著作已采入徐庆全等人认为《论再生缘》的无法出版“与康生的狭隘无关”观点的今天，《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时仍全盘保持旧时的认识，似有些遗憾了。

黄秋耘先生当年的文章结尾有这么一句话：“时至今日，谁都知道，陈寅恪是个好人，而打击、排挤他的康生是个坏人。”——“好人”“坏人”的定论当然可以做，也大致符合事实。但是，能不能就如此简单地由日后的观感，倒推康生当时的心理就含有主观挟私报复的动机？这种推断，恐怕不是“顺理成章”就可以连缀的，似需要更多的证据。

分析总该是个就事论事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有更多材料浮出水面，对于我们对老问题的判断总有意义。以上我的怀疑妥当与否，亦寄希望于有更多材料浮出水面的来日，能有补充或纠正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