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被苏联流放的“富农”的处境

[摘 要]1930年夏，大部分流放的“富农”到达了特殊移民地。但由于苏联政府大规模、迅速地迁移“富农”时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地方当局以及工厂企业在迁移和安置“富农”特殊移民类型运动过程中迫不得已“临阵磨枪”，而流放“富农”家庭却会为此承担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后果，譬如住房短缺和拥挤、食品短缺。本文拟基于流放“富农”子女“口述”史料，以期探讨1930年夏在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地的处境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鉴于流放“富农”是苏联开采国内东部、北部边远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劳动力，并且还极其“廉价”，迁移“富农”也就成为这一时期联共（布）消灭富农阶层所采取的最主要方式。对于特殊移民地“富农”生存状况问题，国内外学界已作过研究。相较而言，国外学者尤其注重以生还者“口述”史料为基础探讨在迁移和安置过程中流放富农所处的境况以及特殊移民地“富农”生存状况问题，尽管生还者或许会有失客观和公允。而国内学界尚未触及生还者“口述史”研究。对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来讲，国内学界尚未作过研究。因此，笔者拟基于流放“富农”子女“口述”史料，以期探讨1930年夏在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地的处境问题。

尽管有些富农家庭在冬季结束之前即已到达特殊移民地，但是当局后来却终止了这种相对较快的运送办法。因此，大多数“富农”在1930年夏到达。初到特殊移民地时“富农”的处境非常糟糕：住房短缺和拥挤、食品短缺及其衍生问题——疾病与死亡。

一、住房

按相关规定，一般而论，来自同一村的农户聚居在一起。有些家庭与“本地富农”混合杂居。同时，根据就近原则，有些农户家庭与当地农民同村而居，有时甚至很滑稽，似乎有一种挖苦的味道——有些流放富农家庭居住在本地“富农”以前的家里。但是，对于大多数富农家庭而言，很少或根本完全没有棚屋以供居住——况且，这种情况一般会持续数周之久。

对于很少或根本完全没有棚屋以供居住的情况，有不少亲历者“口述”的史料可以予以说明。且举几例，伊万诺夫回忆起初到流放地头几天里的情况时说：“同我们一道来的人全安置在那里，那是既没有帐篷，也没有窝棚的光秃秃的一块地。”[1]而米拉伊·费奥多罗夫娜·阿布拉缅科（Miraiia Fedorovna Abramenko）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运送我们到莫达戈恰（Mogochino）。我们居住在河岸边，但没有任何居所。”[2]鉴于这种情况，监管当局要求流放富农家庭自行搭建简易住所——棚屋。在众多“口述”中，以“富农”之女玛利娅·所罗门尼克（Maria Solomonik）在日记中所载最为典型。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起劳动，在山坡上快速地修建简陋不堪的小房子以供居住——以未经加工的原木垒墙，以杆、桦条枝、松木树枝以及泥土给屋盖顶。‘我们甚至还给房子开了窗户以及一个进出的门——以一块桌布当遮蔽物，并且一经使用完毕则被收入袋子之中。‘我们住的是泥屋。许多人在这里挖掘深沟，而且每个深沟都得住上好几户人家。而且泥质的地板和墙壁很容易裂开；在雨天时，水就会沿着墙壁和屋顶的隔板往下直落。”[3]实际上不仅如此，而且每座棚屋所居住的人数完全超过其容纳量，十分拥挤，况且居住环境和条件也不容乐观。据亲历者达莉亚·狄伊娜（Darya Dyubina）所述，“那时，这里矗立着一些棚屋以及一家木材加工厂。我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特别糟糕，既脏又不通风，还很潮湿。许多人拥挤在同一间棚屋，但那里面什么没有——其他人居住在草棚和房顶。很显然，这两个地方的情况更糟糕——相当寒冷。”[4]另一位亲历者奥尔加·切尔诺乌苏娃（Olga Chernousov）所讲也可以说明住房的一些问题。她回忆说：“‘他们把我们安置在棚屋，而这里通常是用来烧砖的。如果下雨，棚屋也会漏雨。这里搭建棚屋4座：每座棚屋基本上都住满了人——多达775人，铺位是双层的。”[5]

二、食品

初到特殊移民地，流放富农由于缺少食物而处于饥饿中。同时，由饥饿而来了身体虚弱、疾病，以及死亡。

（一）饥饿

T.I.叶夫谢耶娃（T.I.Evseeva）随父母迁移到彼尔姆州，时年仅9岁，她回忆说：“头几个月内我们居住在沙拉湖边。尽管这么卖力劳动，但‘他们却供应极少且质低的食物。我们从第一个月就开始挨饿。供应定额面包，但几乎从来没有足额，即使足额也是不够的。”[6]

（二）疾病、死亡

亲历者叶卡捷琳娜·谢尔盖夫娜·卢金娜（Ekaterina Sergeevna Lukina）的“口述”史料直截了当地说明由饥饿而来的身体虚弱、疾病和死亡问题。她回忆说：“‘他们给我们很少的食物配额。每月配给面粉6公斤。我们身体虚弱，人们开始肿胀，继而死亡。死者被埋葬在集体坟冢里，连棺材也没有；而这里的‘墓地每天都在不断地扩大。”[7]实际上，疾病与死亡问题也可以从伊琳娜·费乌西娃·科罗斯捷列基娜（Irina Fedoseevna Korostelkina）、尼古拉·阿伟里亚诺夫（Nikolai Averyanov）、玛利娅·所罗门尼克（Maria Solomonik）等等的口述或日记中一窥究竟。尼古拉·阿伟里亚诺夫（NikolaiAveryanov）到达流放目的地后，绕着村子到处走，“我看见地上到处都是死人，以及饥饿和疾病的蔓延和肆掠。”而玛利娅·所罗门尼克（Maria Solomonik）从更多的细节方面说明。“这里没有吃的粮食，每天时不时有些人死去。住所附近有一个较大的集体坟冢坑，这也就是那些死者的魂归之所。这是由于任何一人都没有能力购置棺木和修建像样的坟墓。生者也只是以桦条枝和木杆制作担架——用来抬死者。下葬时，生者按顺序排成一队把死者送往深坑。”[8]

三、小结

1930年夏，初到特殊移民地时大部分流放富农家庭按监管当局要求搭建简易棚屋以供居住，仅有一部分富农户被分配到简易工棚之类的住所，况且居住环境和条件特别糟糕，遑论自行修建还是被分配的。同时，流放富农家庭时常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中，而且还要面对猝不及防的疾病、死亡的问题。对于流放富农来说，“这完全是不人道的行为，因为它致使一个人不能成其为人”[9]。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87页。

[2][6][7]琳内·维奥拉：《未知的古拉格——斯大林时期隐秘的世界：特殊移民地》（Lynne Viola， The Unknown Gulag： The Lost World of Stalin’s Special Settlement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6页。

[3][4][5][8]狄波拉·霍夫曼：《最小的敌人：古拉格阴影下的孩子们》（Deborah Hoffman， The Littlest Enemies： Children in the Shadow of the Gulag），伯明顿：斯拉维卡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2页

[9]转引自琳内·维奥拉：“另类群岛：1930年冬向北部迁移的富农”Lynne Viola，“The Other Archipelago： Kulak Deportation to the North in 1930”），《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第60卷第4期（2001年12月），第7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