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幕府人员组成之分析

作者：李慧

摘 要： 袁世凯能够在晚清政坛上翻云覆雨，除了本人具有一定才干之外，还与其拥有一个卓越的幕府是分不开的。在汇聚了各方人才的袁世凯幕府中，人员可分为：军事幕僚、官员幕僚、新式人才幕僚和洋员幕僚，他们帮助袁世凯编练新军，为他的仕途出谋划策，积极协助袁世凯厉行新政，更直接推动袁世凯在军事、教育及发展实业上采用西方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幕府萌芽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五代，萎缩于宋元，复兴于明清，至晚清而盛极一时。晚清风云突变，袁世凯却能活跃在晚清政坛上，编练新军，办理新政，广兴教育，提倡立宪，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都与其幕府幕僚的运筹帷幌、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袁世凯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幕府，大力网罗各方人才，其幕府人员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署外设立的各局、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各书院、学堂或军队中的教习、教官等，他们是担负专责的具体工作者，这部分人占幕府人员的多数。另一部分是在衙署内任事的幕员，包括总文案、文案、参事委员、翻译委员及工书人员等。这部分人常在幕主身边工作，交往比较密切，充当顾问，常常为之出谋划策。此外，还有一些充当临时差遣赴各地查勘、办理交涉或经办各种事务的人员。但各部分人又非截然分开，同在衙署内兼在各局、厂、学堂等机构任职者比比皆是，许多重要幕僚往往身兼二任或数任，而且所任职事常有变动。本文试以袁世凯幕府人员职业和出身为出发点，对其幕府人员进行分析。

一、军事幕僚

袁世凯从戎发迹，对军队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有兵就有权势的道理，一生重视筹炯练兵，挟武力以自雄。从新建陆军到武卫右军，再到北洋新军，袁世凯共编练了七万多新军，占当时全国新军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该军无论在装备营制，还是官兵素质方面，均较同时期其他新军高出一筹，是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就连官员徐致靖也称赞其军队“精选将弃，严定铜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抢则万抢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1]，英国海军司令贝司福更盛赞道：“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袁世凯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可观的军事成绩，与其军事幕僚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其中又可以分为北洋武备派、淮系旧将派及家兵家将派。

第一，北洋武备派。188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认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2]，于是仿西洋陆军学堂，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聘德国军官教练，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操习马队、步队、攻防、守卫等各门军事教程。由于淮军将领“谓功名自马上得之”，因此这些人在淮军中多数并未受到重用。1895年甲午戰后，李鸿章政治地位陡变。这些出身于武备学堂并具备近代军事知识的学生，很快得到袁世凯的青睐，于是纷纷转投到袁世凯幕府，帮助其编练新建陆军。他们充任帮办、统领、营官、哨长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及教习诸职，并迅速得到重用，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

这一类将领中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田中玉、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商德全、王金镜、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靳云鹏等。其中以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时尤为出名，后人称北洋龙、虎、狗三杰，指的就是他们三人。武备派在袁世凯集团中拥有最大的势力，这个集团也是后来对于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他们不仅协助袁世凯编练了一支较之湘、淮等旧式军队“更接近于现代化军队建制”的新型军队，而且在民国成立之后，北洋政府中的大总统、副总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多人都是出身于这个系列。该派更多的人则在北洋政府时代充当过巡阅使、护军使及各省的督军、省长这样一些炙手可热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第二，淮军旧将派。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居，所以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加紧招纳淮军旧将入幕。袁世凯小站接收的就是淮军将领胡橘桑定武军十营，这是北洋新军的基础。他先是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后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这其中的将领如姜桂题、张锡奎、倪嗣冲、任永清、张勋、王怀庆等。对于淮军旧将的延纳和使用，反映了袁世凯北洋集团与淮系集团的历史渊源关系。

袁世凯幕府中淮军旧将派的存在对于袁世凯及其统辖的北洋集团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这个集团密切地保持着与李鸿章及其淮系残余势力的延续和特殊联系。甲午战争后不久，李鸿章的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这种联系对于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北洋集团形成最初时期里，袁世凯和他的势力都被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后继力量、接班人看待，并因此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1902年，《辛丑条约》既定之后，李鸿章病重死于北京，依靠李鸿章的鼎力推荐，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了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获得此职位的第三个位极人臣的汉人。这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家兵家将派。这些人大多因与袁世凯的个人私谊加入小站，并成为袁的得力助手。这其中，刘永庆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吴凤岭是袁世凯家佣人的儿子；吴长纯、雷震春、江朝宗、唐天喜、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等人多是袁世凯在朝统兵时的部属。

就数量而言，“家兵家将”派在袁世凯的幕府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都与袁世凯有着相当特别的关系。很显然，当后来的个人效忠体系在袁世凯北洋集团中逐步确立之后，这个势力便成了对于袁世凯影响很大的力量。无论是在袁世凯政治上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的时候，还是在其被逐出政坛、息影林泉的时候，这些“家兵家将”都虔诚地将袁世凯当作唯一的北洋核心和灵魂人物。

二、官员幕僚

督抚们求贤若渴，除了广泛搜罗在野的才俊外，尤其以属员为幕僚的现象屡见不鲜。属员幕僚化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清代中叶以前，清政府严禁督抚留用或奏调属员为幕僚。因此，在晚清幕府的发轫阶段，这种情况尚不多见。可是，自咸丰、同治年间内战兴起后，出于便宜行事的需要，很多地方大员或领兵大臣都调用和留用属员做自己的幕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就是如此。他们的很多幕僚都是通过上述途径入幕的。不过，他们毕竟熟悉原来的体制，对朝廷禁令也有所顾忌，所以他们适可而止，不敢过于造次。然而，光绪初年以后，由于督抚权重，加上又有先例可循，因此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督抚不仅不聘请幕友，反而公然大用属员做幕僚。张之洞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早在他出任山西巡抚时，署中就“不用幕友，惟慎选署吏，委以薄书笔札而已”[3]；1885年，他调任两广总督，仍然“署中不用幕友，令司道首府各保候补人员才胜文案者数人入署办事”。后来“张之洞往鄂，第一改革，不聘刑名师爷，另设刑名总文案，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45]。张之洞废除幕友制度的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其属下的“司、道、府、县效之”，而且各省纷纷仿效，从此，“幕宾制度永除，幕僚制度流行矣”[5]。袁世凯对于此种制度的推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有属员成为其幕僚，而且有大量的官员充当幕僚。

第一，朝廷命官充当其幕僚这些官员幕僚既包括当时担当的，又包括丁忧、致仕或遭降调、贬革的官员。徐世昌，袁世凯的老朋友，进入袁世凯幕府时任清政府翰林院编修。其他如：广西镇安协副将王世清；山东布政使尚其亨；盐运使丰盛泰；翰林院庶吉士宋书开；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鲁；天津道毛庆蕃；试用道朱钟琪；道员陈昭常；刑部郎中沈曾植；刑部左侍郎沈家本；长芦盐运使杨宗镰；北洋委用道张锡蜜；道员蔡汇沧；郎中陶宝廉；直隶道员孙宝琦；天津知县凌福彭；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严修；翰林院庶吉士于士枚；翰林院编修傅增湘；翰林院编修柯助态；翰林院编修、礼部祭司朱家宝；直隶按察使杨士襄；江苏巡按使齐耀琳等，一大批清廷官员充当袁世凯的幕僚。

第二，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和候补待缺人员为其幕僚周学熙，袁世凯发展实业的得力助手，曾是山东候补道台；张一麐，袁世凯的重要文案，举人出身，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取得第二名。其他幕僚如：候选知府徐世光；江苏试用道达文武；候补知县曾硕儒；候补知县陈养源；候补道潘延祖；候选道吴笺孙；分省试用道萧应椿；分省试用县垂郝见贤；候补县承邹英麟；候补知县车保成；候补知县何澎；候选同知韩耀曾；候选通判赵学治；山东试用知州陈寿清；候选县垂吴焕：候补县压章天锡；候选县垂王享鉴；直隶候补知县张秉忠；直隶候补知县周程身；直隶候补知县江开泰；直隶候补知县张文颧；直隶试用知县高龙章；直隶试用知县钱国壤等都是有一定功名和候补待缺的人员。

这些官员幕僚拥有丰厚的传统知识底蕴，不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帮他广结关系网络，使得袁世凯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如小站练兵期间，正是在徐世昌等幕僚的斡旋和谋划下，袁世凯才躲过一场轻则撤职、重则杀头的政治灾难，并在随后的帝后之争中为自己创造了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势力更逐渐发展了”[6]，這为他后来的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袁世凯督直期间，中国出现了一股立宪思潮，在幕僚孙宝琦、张一麐、杨士琦等人的帮助下，袁积极投身其中，“闻此次立宪，项城实主之”。张睿盛赞袁世凯“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伟哉是以伯仲大久保矣”[7]。袁世凯对于立宪的热心表现，使得他本人获得了立宪派的极大好感，视他为国内立宪运动的中坚，并对其的各种活动予以大力的支持，更扩大袁世凯集团的社会基础，对整个集团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新式人才幕僚

在袁世凯集团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他还特别注重人才的质量，注意罗致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因为在晚清社会转型、人们的社会意识迅速变化的潮流下，传统那一套治国安邦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的需要了。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就充分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青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得）其人。似亚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耀。”[8]袁世凯的这一用人态度使得其幕府中有大量新式人才。

唐绍仪可谓是追随袁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也是最早的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袁世凯与他关系密切，倚之于左右手。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山东、直隶，唐绍仪都伴随在袁世凯身旁，为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曾说：“诅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9]其后，唐绍仪又引见了一批新式人才进入袁世凯幕府。如：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试第一名的梁士治，由于军机大臣翟鸿禨信口开口奏说：“特科初试一等第一名梁士治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末一字又与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品可知。”[10]使他不敢再参加复试，经过唐的引见进入袁世凯幕中并得到重用。梁如浩、梁敦彦等这些具有近代经济政治知识的有用人才也经他的介绍进入袁幕。后唐绍仪访美，袁世凯不忘委托他物色有为的留美青年，以便介绍他们回国任职。唐使美期间，曾挑选40位中国留美学生在华盛顿做客10天，表示中国急需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

如金邦平、富士英、高淑琦、张奎、张镁、沈馄、王宰善、黎渊、施肇祥、章宗元、李士伟等一大批留美、留日的大学生均为袁世凯的幕僚。又如詹天佑，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吴仰曾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回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开平矿务师兼办京张铁路煤矿。屈永秋毕业于天津医学馆，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医学堂兼办天津卫生总局。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会办临城矿务兼工程师。袁世凯认为以上四人，“科学精深，名闻中外”，不仅给他们官职，而且援例上奏，要求朝廷按中国实际情况给他们以各科进士出身，以安抚他们，使他们尽心为其集团服务。

这些新式人才进入幕府后，积极协助袁世凯厉行新政，事事率先倡办，取得了不少有目共睹的成绩，引起各方人士的瞩目，以至于全国“论维新者，莫不奉天为圭桌焉”[11]。1884年曾致信严厉斥责袁世凯的张謇，在二十六年后重新审视袁世凯时，不得不赞叹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12]袁世凯之所以“能任事”，“才调在诸督上”，与其拥有一批能量巨大的新式人才幕僚是分不开的。总之，在近代中国艰难发展的过程中，袁世凯的这些具有先进知识才能的幕僚“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也为北洋集团的迅速崛起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四、洋员幕僚

为了编练新军、兴办新式学堂、发展近代工农业和交通运输，袁世凯还注意引进大量外国人才。

第一，军事训练上编练新建陆军时，袁世凯不但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实属刻不容缓”，而且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多名德国军官幕僚，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施壁士、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魏贝尔礼节兼军械稽查；祁开芬炮兵教习；曼德骑兵稽查兼教习；慕兴礼德文教习；高士达号兵乐队总教习等。由于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于是袁世凯幕府中又有了大量的日本幕僚。如：立花小一郎练兵顾问；金竹弥三彦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星兵备处顾问；坂西利八郎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牧野田彦松翻译官；多贺宗之将弃学堂总教习；井上一雄将弃学堂副总教习；傅在田将弃学堂教习；岩田义策将弃学堂翻译官；近藤义策、黑川教藏、木堂直枝、郡司厚为速成学堂教习；安藤武男速成学堂翻译官；鹜见荣治、渡獭二郎、龟井甲子藏为讲武堂教习；寺西秀武军官学堂总教习；中村正一、间室直义、樱井文雄、纳富四郎、多熹多大治郎、井山谦吉、渡边辰、宫内英熊、雨森良意为军官学堂教习；岛比多吉、田冈正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为军官学堂翻译官；梅津正德、藤林富、东元三郎为宪兵学堂教习；高桥寅治为宪兵学堂翻译官；平贺精次郎军医学堂总教习；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为军医学堂教习；野口次三朗马医学堂总教习；伊藤郎三、浅见正吉、中田醇为马医学堂教习；大坪恭三经理学堂教习等[13]。

第二，近代教育、工农业发展上美国人赫士山东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人丁立直隶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法国医士梅尼；美国医士裴志理；丹麥工程师林德、英国人克慎司、招商局邵夫壳、挪威人曼德、法国人哲明等，日本幕僚则有渡边龙圣教育顾问：古城梅溪、西村丰三郎医疗行政顾问；冈田朝太郎法学顾问；佃一豫是金融顾问；楠原正三农业顾问；藤井恒久、盐田真工业顾问；下村孝光印刷顾问等[14]。这些幕僚可谓涉及除军事之外的各个方面。洋员幕僚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在军事、教育及发展实业的各项新政上，采用西方先进的制度进行管理。在幕僚的共同努力下，以至于“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和各省或转相仿效”[15]。

通过以上对袁世凯幕府人员的分析，可见其幕府有军校学生，又有出身贩夫走卒者，有传统的文人，又包括留洋学生、洋人顾问。这些不同流品的人才都汇聚于袁世凯的麾下，为袁世凯及其集团的发展贡献者自己的力量。晚清时期地方辟幕之风盛行，上自封疆大吏下至州县长官均设有幕府。然而，相对其他这些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众多地方幕府而言，袁世凯的幕府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其来自各方各个领域的幕僚帮助袁世凯孽画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能望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之项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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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刘成禹.世载堂杂忆[M].中华书局，1960：49，48.

[6]杜春和，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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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袁世凯奏议·上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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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陶菊英.筹安会“六君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

[11]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第5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9.

[12]曹从坡，杨桐，编.张謇全集·第6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636，871.

[13]李宗一.袁世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4-115.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