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女人

法国大革命和海峡那边的英伦革命尤其是“光荣革命”不同，它是把政治革命充分社会化，以发动民众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卷入本来应该只是在上层发生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是要把文明社会兜底掀起，打破既有的一切秩序，重新建构。惟其如此，这种革命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可以构成一个时代最炫目的风景。但这种革命需要全员发动，一旦发起便难以收住。

本来革命已经在巴黎之外的凡尔赛宫进行，这是三个等级包括君主在内的博弈。但巴黎民众一旦卷入，局势变得就不可控。看起来民众帮助了革命，但，让民众走上街头易，让街头回归平静难。年轻孟浪的巴纳夫们其实也是激进主义的推手，后来终于意识到这一点。这拨拥戴君主立宪的斐扬派，在宪法将要问世时，急切地呼唤革命刹车。

1791年7月15日，巴纳夫（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席，后又被选为国民制宪会议议长）在演说中说：“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恶的行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注6]这是那个狂热时代中的理性，可惜他们的对立面却挽起袖子要继续革命，而民众又在他们那一边。

这个对立面首先就是吉伦特共和派。在革命的段次上，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到1791年9月30日制宪会议闭幕，可以把这两年多的时间视为革命的一个段落。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巴纳夫认为革命完成了。可是，还处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的布里索派不干，他们要在革命的道路上再走下去，把君主立宪变为共和。

这是共和主义的革命。和一百年前的英国“光荣革命”相比——英国人不堪英国革命后“共和”的困扰，几乎是用政变的方式（不惊扰社会）完成君主立宪的“复辟”，从而保证了英伦以后几个世纪的稳定——法国人在风雨飘摇中刚刚完成脆弱的君主立宪，却不思稳定局势；反而要推翻王权，把共和当作第二次革命。

共和，共和，多么抒情的字眼。没有君主，没有贵族，人人平等，人人都参与国家大事，共襄盛举。还是1789年7月，哪怕就是激进的雅各宾也没想到共和；但罗兰夫人在外省却祈祷共和的到临。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她发现自己没有看到她想看到的改变，于是从里昂写信到巴黎，批评那些政治人物：“你们让自己忙于克服市政问题……，而且正在允许那些会给你们带来新的可怕打击的人逃过一劫。你们都还是小孩子，你们的热情只是昙花一现，而如果议会还不能将两位头戴冠冕的人送去正式审判的话，你们就该去做这件事。”[注7]

君主立宪框架下，国王是虚君，但他同时也是不可侵犯的，遑论审判。国王只要走上审判席，即意味君主立宪的解体，甚至国王生命的丧失。后来历史正是如此，但此刻已见罗兰夫人的心志。两年后（1791年），路易·马德林指出：“虽然吉伦特派自己仍然充满激情，但就他们的政治观点来说，还有些犹豫不决，而尽管他们拥有共和主义的愿望，但还没有走到推翻君主制的地步。娇小的玛侬及时赶到，煽动激情的火焰，并且促使他们让自己的计划到达不可避免的结局。”[注8]

玛侬似乎成了法兰西共和精神的引领。除了对罗马共和的向往尤其是对共和理念的憧憬，吉伦特人并不知道一个有着长期君主传统的国家如果骤然共和会带来什么。文人出身的他们，只要理念无论其他，甚至正因为没有政治经历和经验，他们无法评估他们的行动将给这个民族包括他们自己带来的后果。

当他们有机会进入内阁时，一边狂热地向欧洲挑战，发动战争，输出革命；一边又转过身来高喊“祖国在危机中”，为以此为伏笔而到来的恐怖张目。他们或许也会想到王室的力量，但这不妨他们推进共和的计划，哪怕这个计划分裂法国。这是罗兰夫人的自述，当罗伯斯庇尔的认知还停留在共和的门外时，共和已成为吉伦特人的主题：“布里索的圈子是由罗兰夫人主导的。在她的会客室中，这个小集团变得更加野心勃勃。

眼下，他们开始为法国至少一部分地区设计共和政体了。‘我们经常交流，’她说道：谈到关于南部卓越的精神，那些省所拥有的能量，如果王室可以制服北部和巴黎，那么南部将为建立共和国提供便利条件。我们拿出地图，绘制出边界。塞万尔（战争部长）研究了军队的位置，我们计算了可能调动的武装力量，探索了各种组织补充力量的方式。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想法，总结了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支援。”[注9]

一群不懂政治与军事的文人和女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把国家政治当沙盘，指点江山，舍我其谁：还有比这更荒唐但却充满诗意激情的场景吗。不幸这拨法兰西的乃至全欧洲的最早的“政治浪漫派”不但运筹沙龙之中，并且决胜议会之外：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法国大革命中的斯塔尔夫人是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先驱，她是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内克尔的女儿。当时她在巴黎也有一个沙龙，不过那是斐扬派人士常去的地方。斯塔尔夫人虽然是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但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她在政治观上却是一个很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她的立场倾向于君主立宪。针对激进派的共和主张，她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从历史出发予以评论，认为：“没什么比创造一个全新的制度更加困难了，所以将一个制度嫁接到另一个制度上是必须的、也是常有的。”[注10]

这里，前一个制度是共和制，后一个则是君主制，通过立宪的方式嫁接，而不是把君主制一举扫荡，这就是君主立宪的主张。该主张是改变传统而不割断传统。其实，君主立宪不过是共和的另一种形式，只是未以共和之名出现。

但，理念派同时就是名词派，每一个名词的所指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要在自己手上创造崭新的历史，正是要用新的名词割断历史残留的尾巴，怎么能接受冠以君主的立宪呢。何况除了普鲁塔克和卢梭，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共和不是提供了现实的例子吗。法兰西学远不学近，但却忘了法兰西的传统近于英吉利而远于美利坚。斯搭尔夫人进而指出：“制宪会议完全把法国当成了没有任何过去的殖民地来对待；但是只要过去还存在着，它的影响便无人可挡。法国人民已经厌倦了第二阶层贵族人士，但是不管在过去还是以后，他们对这些历史悠久的姓氏都是心怀敬意的。我们应该利用人民的这种心态去建立上议院，再逐渐废弃所有伯爵、侯爵之类的头衔。如果这些头衔和历史职位再无关系，它们听上去与其说是头衔，倒不如说是绰号。”（引同前199-200页）同理，立宪框架下的君主头衔也是先实后虚的，所谓虚君。这本是符合法兰西历史实际的现实主义策略。

罗兰夫人自小痛恨君主制，连带痛恨国王夫妇，以至要把他们送上审判席。君主没了，君位也就不存在了。她因为她的识见并不清楚君位存在的意义。君主可以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君位。当时立宪派甚至议论过放弃路易十六而扶持路易十七，但他们不肯放弃的就是君位。

从克洛维时代开始，君主制已经有一千年多年的历史了。对法兰西来说，君位即秩序。如果不事煽动，这是人人认可并愿意服从的秩序。但，巴士底陷落后，君位摇摇欲坠，整个法兰西已经脱序。一个脱序的社会比专制更可怕。因此斐扬派的用力就是恢复秩序，而且只能在君主的名义下。另外重构一个秩序比如共和不是不可以，但必然面临长期的乱局。君主立宪秩序下的君主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法律限制已经不能专制，二是作为秩序的化身它不可侵犯。就后者言，正如后来的本杰明·贡斯当指出：在关乎秩序和自由方面，受法律认可的虚构（不可侵犯性）是必须的：“你们关心的对象，你们怀疑的目标，永远不可以是他。他无俗念，无瑕疵，不纵容大臣，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居于风暴之上的一股冷漠中立的势力。”[注11]

立宪君主就是这个不可侵犯的中立势力。它是超越不同党派之上的第三种势力，起着政治敌对之间的缓冲作用。没有这个缓冲，两党斗争狭路相逢，找不到退让空间，只能你死我活。尤其是在君主传统成为习惯的民族，骤然共和，人人都想当草头王，这无异把社会推向板荡与溃败。不幸法兰西正是如此，君主失位，吉伦特和雅各宾，陷入无法不陷入的死战。共和一年光景，他们就在断头台上见了分晓。只是上了断头台的罗兰夫人和吉伦特人还是不知道，他们厌恶的王权是可以保住他们性命的，使他们丧生的恰恰是他们求仁得仁的共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罗兰夫人等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后那天晚上，吉伦特派相聚在罗兰夫人家，欣喜欲狂地庆贺人民自由的诞生。……吉伦特派享有盛名的演说家韦尼奥……在晚宴结束时，他倒满酒杯，举杯提议为共和国的永垂不朽干一杯。罗兰夫人头脑中一直充满着对古典作品的回忆，她手中拿着一束花，在韦尼奥的酒杯中，撒下一些玫瑰花瓣。韦尼奥一饮而尽，然后声音低沉地说道：‘今晚我们应该喝下我们酒中的柏树叶，为一出生就沾满大屠杀鲜血的共和国干杯，谁知道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呢。什么都不管了，如果这酒是我自己的鲜血，我也宁愿对着自由与平等一饮而尽。’”[注12]这场面既悲情又浪漫，但更残忍和不负责任。什么都不管了，可是共和国一出生就沾满大屠杀的鲜血，是谁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吉伦特人自己可以死去，为他们的理念；但他们（包括雅各宾）没有权利把一个民族带到血污的地沟里。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9月22日又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共和主义胜利了，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也开始了。正如韦尼奥所言：它一出生就沾满大屠杀的鲜血。这便是法国大革命史上最邪恶的一页即1792年“九月大屠杀”（具体言是9月2日到9月7日）。短短数日，仅巴黎一地，被屠戮者最多达至1400人。这是笔者曾经摘引过九月大屠杀的记录，挂一漏万，不妨再次征引：

“1792年9月2日星期日下午，24名被送往圣日耳曼德佩监狱的神职人员遭到暴民袭击，最终被杀害。

当晚，经过非正规审判，教堂内其他122名囚犯也被宣判了死刑，他们被带至教堂外用长矛刺死。

关押在圣衣会修道院的包括阿尔勒大主教和桑特及博韦的主教在内的大约150名神职人员被杀害。

关押在夏特勒的200名小偷和债务人被残杀。

9月3日星期一，关押在拉福尔斯的王后的朋友徳·朗巴勒公主和其他囚犯惨遭屠杀。公主的头颅被挑在长矛上，在马亥区中世纪城堡坦普尔堡的窗前示众，王室一家此刻就被关在这座城堡里……

9月4日星期二，关押在萨勒贝特里埃被指控为妓女的35位妇女被强奸并杀害。”[注13]

这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判的民间私刑，巴黎陷入无政府，成了一个杀人的魔窟。试问，即使路易十六专制，巴黎出现过这种非人伦的惨剧吗，但它就是法兰西共和的奠基礼。1793年是法兰西共和元年，但也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的年份（想想雨果的《九三年》）。这一年工作最辛苦的就是断头台。

断头台1792年4月最初使用，当时被刑的还是少量的刑事犯。但共和以后，人头滚滚而落，而且都是政治犯。所以，断头台才是法兰西共和的真正的标志。共和追求政治平等，法兰西共和的政治平等最典型地就体现在断头台上。路易十六夫妇死于斯，吉伦特派死于斯，罗兰夫人死于斯，丹东死于斯，罗伯斯庇尔亦死于斯……

共和不久，吉伦特派几乎很快就开始断崖式失势。吉伦特派的特点是出入沙龙里讲演议会中；但雅各宾人不然，他们的阵地是广场，因此民众都围聚在他们周围。种瓜得瓜，吉伦特派要的是以他们自己为主导的精英民主，雅各宾贯彻的则是包括底层普罗在内的大众民主。

既然共和是将政治权力委托给全体人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声张的也是大众参与的直接民主；那么，这样争斗的双方，哪一方才能刺激民众的权力意识从而把民众操控在自己手里呢。革命年代，谁抓住了民众，谁就抓住了历史。

1793年10月，雅各宾控制的国民公会和革命法庭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注14]

这是一个简短的叙述，其中多少血腥和壮烈的场面被省略了。革命本不需要法律，革命法庭不过是为杀人安排一个过场。因此吉伦特派连罪名都不明确就上了断头台。接着就是罗兰夫人，谁都知道她是吉伦特派的同党，又是精神核心。那个时代的女人无以从事政治，但罗兰夫人通过男人做到了这一点。罗兰先生是内务部长，他的才华远不及妻子，因此这个部长有一半是罗兰夫人充任。她同时还通过波尔多人掌控议会，议会中的议案有不少也是出自她的命意。

因此，吉伦特的命运就注定了她的命运。她并非不可以逃脱，如夫君罗兰一样；但她还是选择了面对。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她自己选择了断头台。1793年11月10日，离吉伦特派上断头台也就十天，带着各种好评和非议，罗兰夫人坦然地走了上去，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她的夫君罗兰已经逃亡外省，闻此噩耗，倚在树上，用一柄细长的剑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不应忽略这样一个细节。在押送刑场的马车上，罗兰夫人的身边是一老者，因为恐惧而浑身发抖。罗兰夫人一直用手臂撑着他，不让他倒下。当断头台上的头颅一个个掉进下面承接的篮子里时，血污满地。轮到罗兰夫人了。她主动把先死的权利让渡给这位老者，以免延长他生不如死和不忍目睹的恐惧。

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的死，无疑是一幕悲剧。对此，路易·马德林的评价很中肯：“殉难者。是的，他们赢得了这个头衔，但他们也成为自己幻想和轻率行为的牺牲品。他们的死激发了我们的怜悯，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死在自己手里，或者毋宁说是死在自己的言论上。他们受到激进思想的雄辩，引起了风暴，而最狂烈的风暴席卷了他们。他们对流血感到悔恨，但正是他们在1792年危险的宣讲开启了闸门，使得血流成河。因为最终，他们自己和那位他们如此钟爱的女子的鲜血也流了出来，而且正因为到最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卑鄙或残忍的成分，我们会带着遗憾记住他们……”[注15]

此文献给《走向共和》的拍摄者和观众

注6：马胜利等译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4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7：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1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8：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1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9：张雅楠译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240页，商务印书馆2015

注10：李筱希译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上）19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注11：转引李筱希译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上）255页注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注12：郭继兰译abbott《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10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注13：张雅楠译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258-259页，商务印书馆2015

注14：马胜利等译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233-23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15：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33-13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