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不低头的帝国骑士，哈特曼的十年苏军战俘经历

本文作者：汪冰  摘自《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

（上图）西德空军飞行员哈特曼，拍摄时间不详，或摄于19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

哈特曼和格拉夫等军官于1945年7月28日被送往莫斯科东北约500英里处的基洛夫附近，被关押在第307号战俘营。这里是苏联腹地，一处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无名之地，有大片的原生态沼泽地，其空旷荒凉足令任何逃跑的举动都将成为徒劳之举。无止境的艰辛劳作、不足果腹的食物供给、被世界遗弃的凄凉感，一天天侵蚀着战俘们的意志和身体。整个战俘营关押着1500多人，据说第一个冬天过后，这里只剩下200余名幸存者。幸运的是，哈特曼和格拉夫在8月17日即离开此处，被送往莫斯科东北约250英里的格里卓维茨（Gryazovets），三天后抵达这里的第150号战俘营时，哈特曼和格拉夫都已成为身体虚弱、精神颓丧之人。

1943年被俘的王牌飞行员哈恩（Hans‘Assi’ Hahn）就被关押在第150号战俘营，他在获释后出版的著作《我说出真相》（Ich spreche die Wahrheit）中，曾详细描述过这里的状况：“……战俘营里有一座医院为犯人们看病。这里还有一个小公共浴室。营地里有很大一块地方是白桦林，战俘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溜达。一条小河把营地分为两半，横跨在河上的小桥附近有个咖啡馆，犯人们可以在那里喝到只要一个卢布的纯正咖啡。营地里还有个乐队，他们在白桦林里举办露天音乐会，每逢周日还在咖啡馆外面演出。那里甚至还有一名摄影师，犯人们可以到他那里去照相。犯人们每个月获准往德国寄一封25个字的明信片，他们也可以把摄影师拍的照片用作明信片……在格里卓维茨，至少你觉得自己又像是个人了。”

格里卓维茨的第150战俘营被称作“模范战俘营”，其目的自然是竭力说服被俘军官们与苏方合作。战俘营内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等组织，其成员有的支持苏联，有的支持反法西斯运动，有的则是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且又非常天真的哈特曼，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些团体的争斗拉拢之中。苏方为把哈特曼拉过来，特意安排他到轻松自在、又有足够食物的厨房干活，希望他能放弃拒不合作的立场。哈特曼发现身边有不少军官是告密者和阴谋家，还有支持苏方者反复劝说他忏悔罪行。最令他震惊的是，他素所仰慕的格拉夫，竟然也同意与苏方合作，当格拉夫劝说他站到苏联这边时，哈特曼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格拉夫与1945年5月8日拒绝飞到西方控制区的那个联队长联系起来。哈特曼告诉满面羞愧的格拉夫，从这天起他们各走各的路，一道天堑就此横亘在曾经亲密的两个人之间。苏方要求哈特曼暗中留意一批高级军官的言行，尤其是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但哈特曼坚决拒绝了，还回答称“宁死不当告密者”。哈特曼于是被关进狭小肮脏的禁闭室，但独处暗室却给了他思念妻子和家人的机会，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生活的向往，无形中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令弱者崩溃投降的暗室，对哈特曼来说似乎根本不算什么。

苏军对哈特曼的拒不低头非常恼火，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因为整个战俘营几千双眼睛都在看着这位年轻领袖的表现，攻破了哈特曼这座堡垒，就差不多攻陷了整个战俘营的人心。在一次审问中，苏军审讯官问哈特曼是怎么成为战绩最高的飞行员的，哈特曼以一种有意激怒对手的语调说自己“根本不算是最成功的，我只击落过苏联战机和不多的美军战机。我们在西线有个叫马尔塞尤的飞行员，他击落过158架英军战机。在我们那里，1架英军战机被认为等于3架苏军战机，所以我并非最成功的人”。审讯官听出了弦外之音，对哈特曼有意贬低苏方的言辞非常愤怒。这位军官反复追问，他的头发明明是金黄色的，为什么却被称作“南方黑魔”。哈特曼不屑地说：“那是因为你们的飞行员怕我，我的机头上有个黑色郁金香图案。你们的人一看见这个图案就远远躲开了。”这次审讯又为哈特曼赢得了48小时禁闭。苏方还曾威胁，要到斯图加特把哈特曼的妻子绑架到苏联，这显然戳中了哈特曼的痛处，但他决心不让对手利用自己的弱点和恐惧，只见他竭力压抑自己起伏的情绪，直视着对手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你们有权力这样做。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不会为你们工作，也绝不会背叛被拘押的战友。”

苏方并没有在肉体上摧残战俘，他们认为那不仅不管用，还是示弱的表现，他们要在精神上令德国人屈服。拦截信件是苏方惯用的手段，一开始苏方还允许战俘们每月写一封25个字的信，到1947年后，甚至只允许写5个字！哈特曼的妻子10年间大概写过350至400封信，但哈特曼只收到过不足40封。1946年5月，哈特曼得知自己有个儿子，但几年后才得到儿子未能幸存的消息。哈特曼的父亲于1952年去世，他也是一年后才获知这一噩耗。苏方可谓想尽办法令哈特曼屈服，想让他承认战争罪行，但后者坚决不在供认书上签字。

与此同时，苏方也诱使哈特曼为自己和东德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出色的飞行员，狱中的表现已证明他还是其他战俘的精神支柱，如果他能转变立场，那不仅将是苏方的巨大成就，也可以为缺乏有声望领导者的东德空军解决实际困难。哈特曼的回答是：“……在谈论任何工作前，不管是为东德空军工作，还是做咨询或政工工作，你们都必须先释放我，让我作为自由人回国。我回去后你们可以再提供一份正式合同。”战俘营长官简直无法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命运完全不在自己手中的战俘嘴里说出来的。脸涨得通红的那个长官恶狠狠地说道：吨降到1吨；在布良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屠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80名平民。一直微笑的哈特曼对这些指控一一自辩：“就像苏军飞行员也击落德军战机一样，我是击落过你们的不少战机，但这是战士的职责，根本不是战争罪行。”在得知那个面包厂位于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哈特曼略带嘲讽地说：“那是JG-54的战区，我从未到过那里，我一直随JG-52在南方战场。”对于第三条指控，哈特曼称自己从来只是在空战中与红军飞行员决斗，从未滥杀过任何平民，更勿论妇女儿童了。哈特曼要求法官出示证据，法官却说：“你参加过那么多空战，你的子弹和炮弹有时会错失目标。这些弹药掉到地上也会杀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有些理屈词穷的法官要求旁听者全部离开，想最后再争取一次。法官对哈特曼说：“你是个聪明人，难道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吗？你的辩词都是徒劳。莫斯科已经下令，只要你签字就可以回家。我们会帮你在西德快速晋升，而后才会找你联系。我们只会在你升到相当职位后才找你，你知道我们对西德政府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哈特曼闻言反问：“如果拒绝会怎么样？”法官皱起眉头，有些不解地答道：“如果拒绝，你永远也别想离开这里。”哈特曼盯着法官看了好一会，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不会签，现在不会，永远都不会。我要求你现在就枪毙我。我不怕死，我想要一颗子弹。”恼羞成怒的法官咆哮起来：“你这个死硬的罪犯！25年苦役。带走！”

1950年5月，哈特曼被运往罗斯托夫北面的沙赫蒂（Shakhty）劳工营服役，这是他待过的第6座战俘营。那里的犯人要去附近的煤矿从事每日12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哈特曼坚决不去，为此，他与劳工营指挥官展开过激烈辩论：“……上校，5年前你的国家赢了战争，而我是战败国的一名军官，我不是什么罪犯。你们的列宁曾经说过，任何拘押战俘6个月以上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者，都是堕落的。”指挥官很惊讶这个“死硬纳粹”竟然知道列宁的著作。哈特曼接着说：“……我读过列宁的所有著作。他还说过，强迫战俘劳动的国家是附在战俘身上的寄生虫。我要求国际法庭调查战俘营的状况。如果不行的话，我要求枪毙我。我希望被枪决，因为我决不去干活。”哈特曼的强硬又为自己换来了单独监禁的待遇。几天后，战俘们发现他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的愤怒情绪在超负荷的劳作和终日饥肠辘辘中爆发了，他们在两名军官带领下制服了警卫，并将哈特曼解救出来。当骚乱的人群意欲逃离时，哈特曼冷静地制止了这种将带来屠杀的举动。他说服大家不要逃跑，但坚决要求莫斯科派员视察战俘营，还要求国际法庭检查此处的状况。迫于压力，苏方下令暂停工作5天，并派员立即改进战俘营状况，但把哈特曼视为危险分子，指控他不仅煽动战俘造反，还鼓动沙赫蒂附近的居民反对政府，于是把他和带头闹事的两名军官一起转移到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skassk，位于沙赫蒂与罗斯托夫之间），关进一座安全防范措施更严密的营地。

哈特曼在新营地待了很久，直到1952年5月被押送到乌拉尔山区。后来，他先后在阿斯别斯特（Asbest）、迪特卡（Dieterka）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叶卡捷琳堡的旧称）等三座战俘营辗转，其中，在迪特卡的时间最长 （1952.11—1954.8）。当哈特曼抵达迪特卡时，沙赫蒂暴动的消息早已传遍大小战俘营，迪特卡的战俘们给予他热烈的欢迎。迪特卡营地按照警戒的紧疏程度分作几个区，哈特曼被关在措施严格的特别区，但还有安全级别最高的重犯区，包括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京舍（Otto Guensche）在内的重犯都被关在那里。

（上图）申布赫地区魏尔的墓园，前方就是哈特曼与妻子的墓石。

哈特曼战后坦言，他之所以能熬过战俘营的漫长岁月，是因为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支撑着他，是她们决不放弃的信念，帮助他忍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和重击。他的亲人们也一直在努力帮助他早日出狱，西德在1949年5月立国前，他母亲伊丽莎白就曾致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但皆杳无音信。后来，伊丽莎白写信给总理阿登纳，请求政府出面营救已被关押多年的哈特曼。她收到了阿登纳的亲笔回信，总理称自己和政府非常关注在押战俘们的命运，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早日出狱。1954年10月，哈特曼被转往之前待过的新切尔卡斯克战俘营，在那里所受的待遇已有所改观。1955年9月，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达成贸易协定，出于西德经济的崛起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签约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包括哈特曼等在内的大批战俘，苏方在当年10月终于释放了哈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