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离奇’从良彩票’:头奖幸运儿可娶青楼名妓

作者|郭晔旻

彩票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是个很熟悉的东西，这从遍布大街小巷的彩票亭就可见一斑。但实际上，彩票从国外舶来中国，尚且不足两百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票是鸦片战争之后，以上海租界为中心发行的“吕宋票”。清代称菲律宾为“吕宋”，吕宋票即菲律宾彩票，是西班牙在其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在趋利心态的促使下，到了1882年，如《申报》所言，“吕宋国创设发财票迄今数十余年，公平稳当，近年来流行中国”，仅在上海租界销售吕宋票的就有五十家之多。时人称之为“白鸽票”。其言下之意是，当你手持彩票时，好比怀抱一只白鸽，人见人爱，浮想联翩；开彩之后，大多数人中不了彩，犹如两手一撤，白鸽一去不复返。

实际上，清朝对赌博的处罚极其严厉。按照《大清律例》规定，凡参与赌博，不论军人还是百姓，一律枷号两个月，杖责一百；官员犯有赌博行为者，革职枷责，并且不准将功抵罪。处罚之重，近于苛刻， 而吕宋票之类的彩票，“无赌博之名究有赌博之实”，实在也是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然而到了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须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列强逼债凶狠，1902年就要交出首批赔款2000余万两。朝廷只好将巨额赔款转嫁由地方摊派。各地财政早已困窘不堪，如今又要负担庞大的赔款，各地方大员无不绞尽脑汁筹集款银。房捐、铺捐、膏捐纷纷开征，广东地区甚而开办“猪捐”，实在骇人听闻。压力之下，督抚大员们终于再也顾不得彩票“倡导赌博之嫌”。湖广总督张之洞带头声称，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己花钱买彩票，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比派差役去向他们强征硬派好多啦。万般无奈之中，清政府批准了张之洞的建议，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开始发行名称为“善后筹款”的彩票。不久，清政府实行“新政”，举办各种新兴经济事业，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也相继以各种名义开办彩票。一时间，彩票之风席卷神州大地。

这时的彩票俗称“发财票”，这也道出了市井小民热衷“彩票热”的原委。清末发行的彩票，返利率将近七成，颇具诱惑力。清末作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有过这样的记载：“哪晓得他时来运来，偶然买买发财票，居然中了一张二彩，得到一万洋钱。”在当时，一万洋钱是普通老百姓一生都难以赚到的天文数字。因此，帝国无论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人了“一夜巨富”的疯狂之中。根据当的报纸的记载，“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处也。儿童走卒，里谈偶语者，买彩票事也。”“开彩之日，众人心坪坪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蹙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

但对大清朝廷而言，无论名义是多么冠冕堂皇，赈灾也好，兴办学校也罢，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彩票敛财。彩票不需要任何投资，只要放手让民众去买，一年几十万元唾手可得，算下来，全国彩票税收达到数百万元。而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仅一个多亿，其比例不能说不惊人。至于各省督抚热衷办彩票的真正目的，也是把彩票作为手中的一个生财工具，可以得到常年性的“预算外收入”。

这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官办彩票既以湖广总督张之洞带头倡议，他治下的湖北省自然是发行彩票的急先锋。可惜湖北彩票市场规模狭小，彩票销售“购者寥寥”。譬如湖北“签捐票”首期发行多达20000张，，虽经多方动员，至开彩时，还有800张未经售出。结果好大喜功的张之洞干脆下令在所辖州县实行只有中国才能见到的“摊派”。1902年，张之洞手里有每票面值2000两的彩票3000张，于是令手下每个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拿了彩票，当然也不会自己出钱，于是令每个县必须买50张。最后知县们只好拿着彩票挨家挨户地卖，哪一家大户不买都不行。一个商人被摊到两张，他只愿意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这里，知府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以示惩儆”。

另一方面，精明的国人很快也发现，比起买彩票，坐庄办彩票更容易发财。于是各行各业纷纷兴起了民办彩票，连古玩业、出版界乃至“六根清净”的僧人道士也不例外，它们层出不穷，相互间争奇斗胜，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越变越奇。

这时的彩票奖金早就不限于现金大洋了。清末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于同治末年亏空公款三百万两银子，家产被全部籍没充公。他在广州西关的别墅豪宅“海山仙馆”也被南海县衙门收管，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售卖，共发行了彩票三万条，每条金额为银币三角，头奖即为“海山仙馆”的所有权。香山县 （今中山市）的一位乡学先生幸运地中了头奖，却面临着巨宅难以兑换成现银的窘境，以他的财力，又无法自住，光是维护费用他也吃不消。为了尽快兑现，这位乡学先生先是卖宅子里陈设的古玩名器，然后卖园林里的假山巨石，接下来又拆卖用名贵木料制作的门窗，末了连园子里种的名树也锯掉卖了。不过一两年时间，“海山仙馆”这座昔日的岭南名园就只剩下几堆颓垣败瓦，最后竟被夷平成为耕种之地。

在千奇百怪的众多彩票中，让人大跌眼镜的莫过于花会（妓院）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若自己购买此种彩票而中大彩者，便可赎身从良。当时的报纸在报道此类彩票时还给出了颇具煽动性的标题：《欲作天台客者，请快买女优彩票》。譬如在天津，有名叫小连芬的女子系自幼被人拐卖于娼寮，之后经其父查得，巡警总局判定小连芬交济良所择配。到这里事情的发展还算正常，接下来就变得离谱了，因为小连芬“身价较昂”（大洋二千块），有关部门担心没人出钱为她赎身，所以颇为人性化地宣布，“方拟仿各省彩票办法，出彩票三千张，每张二元，共取彩六千元，得头彩者即领小连芬”。一如舆论所言，此“可谓彩票之中之别开生面者矣”，用两千块帮助“失足妇女”从良，另外四千块反而落入主事者腰包，可谓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了。

在诸多乱象奇景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彩票发行中的“作弊”。如湖北“签捐票”开奖时，工作人员“将袖内号码揭出，报称头彩”，结果被围观群众当场发现。由于事情闹得太大，最后张之洞被迫下令这期的开奖结果作废，并将主持摇奖的两名工作人员处决，以平民愤。 省城如此，下面的州县自然更为不堪，譬如黄冈县的彩票头奖偏偏落到“与县署素有往来”的县城钱铺手里，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可以说，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各种彩票在大清各地遍地开花。大略言之，当时的二十几个行省，竟有彩票不下两百种之多。以致《大公报》惊呼，其时中国乃一“赌世界”。更有人讽刺当时的大清天下，放眼望去都是三只鸟：鸽（彩票）、鸦（鸦片）、鹞（娼妓）。从今天的话说，就是“黄赌毒”泛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彩票泛滥为政府所纵容，彩票不禁，其他社会公害难除，故而出现了取缔彩票的舆论，“一切弊政不可不改革，彩票为之弊之尤，与宪政之进行，最相抵触”。奉天《盛京时报》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当局靠彩票敛聚民财，实乃一低级的财政手段，“搜刮至于净尽，乃遂为此无策之策”。

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1909年，广东省当局不顾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当时赌税占广东地方收入十分之一），严厉禁止赌博（包括彩票）。1909年11月，江苏咨议局提出“永远禁止彩票”的议案获得一致通过。紧随之后的浙江谘议局也提出“禁止彩票规则法案”，全省一律禁止彩票。当时，上海（时属江苏）是全国最大的彩票市场，浙江是第二大彩票市场，加上广东，三地的彩票销售量约占全国的60%-70%。三省禁止彩票，引起各省的连锁反应。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暂行新刑律》刊印问世，其中专设“关于赌博彩票之罪”一章，宣告清代的彩票热潮就此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