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兴衰历程

迅速展开

毛泽东一直对民歌怀有长久而深厚的感情，他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重视把民歌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期间，他组织农民运动，办夜校，开始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1926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作为所长的毛泽东主持拟定了租率、田赋、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引导学员到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好的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就有收集民歌这一项内容。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进行调查时又搜集了许多民歌，并把它们写进自己的报告。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和生动新鲜的语言，丰富自己的创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他认为民歌中就有很多很好的诗。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号召作家们放下架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当时，陕甘宁边区出现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作品，都带有浓厚的陕北民歌色彩，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以此来印证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正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着新诗发展问题，中国作协曾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3次诗歌形式座谈会。1956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又对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这些讨论，显然引起了对新诗发展颇为关注的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毛泽东的谈话无疑给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指出了一条新路。就在文艺界准备付诸行动之时，1958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正式号召，要求大家搜集和创作新民歌，他说：“印了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指他在成都亲自编选的一本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如在4月初汉口会议期间，他又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3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许多地方纷纷行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发出了“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要求将各族人民歌颂“大跃进”的民歌记录下来，分类整理。有些地方迅速编出了一些民歌集子。而河南禹县的“要使九百一十三个山头，一个个地向人民低头”，四川叙永县的“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湖北麻城县的“笼子装得满满，扁担压得弯弯，娃的妈呀你快来看，我一头挑着一座山”等民歌已开始流传。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社论指出：“从已经收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社论在引用了几首民歌后说：“这些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像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社论还号召：“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出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

与此同时，郭沫若、周扬等大声疾呼开展新民歌民谣的征集与创作活动。在《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社论的当天，郭沫若接受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的采访，就民歌的价值、作用及收集、整理等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认为，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伟大的，它又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他要求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允许“踌躇”，一定要鼓足干劲。4月17日，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又发表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文章指出：“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

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做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阐明了党对搜集民歌和其他民间文学的方针政策。他说：“最近，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民歌成为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他还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周扬在发言中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且让人编选了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的附件印发与会代表。

周扬的发言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做第三次发言时说：“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汇总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种报刊上的民歌给他。

这样，从1958年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民谣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新民歌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在郭沫若、周扬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席卷了神州大地，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如火如荼

“新民歌运动”的确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一位诗人在“新民歌运动”的第二年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运动的“盛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上述描写并不夸张。在“文艺也要放卫星”的号召下，作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全国各地对诗歌的产量都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和极端的追求。上面制订计划，下达指标，要求下面像完成钢铁产量和粮食征购任务一样完成新民歌征集和创作任务。这些都可以从当时报纸的报道中看出端倪。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决定3至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搜集50万首民歌，把搜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内蒙古自治区更要求在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安徽省肥东县半年创作民歌51万首；安徽省巢县司集乡从“生产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12万首民歌，到1958年底还要再创作60万首民歌，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之乡”；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河北省委，发起了群众创作1000万首民歌的运动，岂知这一指标被保定一个地区就全包了；南京市50天中产生群众创作诗歌130余万篇；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751个，创作量是上千万篇，仅许昌一个专区在几个月内就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江西省涌现出群众创作组织“山歌社”5000多个；武汉钢铁公司工地的整风大字报上出现了50多万首群众诗歌。许多地区更是出现了“生产越紧张，创作越活跃”的新局面。

在这股大潮的影响下，各种诗歌选集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大半年间，全国省市以上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诗集就有近800种，而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则不计其数。四川省仅141 个县市的统计，到1958年10月为止，就编印了3733种民歌小册子；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合作社就出了3本诗集。大量由于纸浆未经彻底漂白而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字迹残骸的蓝灰色再生纸，都被用于印刷民歌。诗集出版量远远超出了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的总和！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要弄清当年全国到底创作了多少首民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此同时，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一夜之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田间地头、车间靶场，几乎到处都在赛诗；男女老幼，干部群众，一群群都在进行文艺创作。有些地方要求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指标，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山西省提出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甘肃省规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现2000名作家，三年出现10000名作家；湖北省红安县则出现了1000多位民间诗人；四川省叙永县山区有一个7口之家，除了1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2个两三岁的小孩外，其他4人全都会写诗，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湖南省31岁的农民刘勇计划1958年要写1400篇作品，他每天下田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文学刊物和书籍，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是他创作和阅读的时间；中共河南省商丘县县委宣传部在总结中说，他们那里出现了大批作家艺术家，“这些农村里的诗人、演员、艺术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有的只上过几年小学，更多的是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刚摘掉文盲的帽子”。由于广大群众创作热情高涨，全国被称为“作家”、“诗人”的人数快速增长，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1958年的20万人。

当时，全国各地新民歌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从形式上讲，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父子赛诗台、母女赛诗台、夫妻赛诗台等，就连人民代表开会也开成了赛诗会。因为不少代表发言时都夹带一首首民歌，有说有唱，歌声不绝。而在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树干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诗歌之乡”安徽省巢县司集乡，就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情就编什么歌。正因为如此，1958年9月的全国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现场会在此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音乐工作者和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周巍峙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群众创作和歌唱新民歌及其他歌曲的高潮，做到“人人爱唱歌，社会主义歌曲到处传”。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出门旅行，也要加入新民歌创作大潮中去。1958年11月，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乘务员做了一个统计，从3月起到10月底，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有5300多首。直到1960年，一位作家由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还被列车员邀请参加赛诗会，该趟列车规定每个乘客下车前必须至少写出一首诗。

此外，连劳改农场也开展了“新民歌运动”。1957年，著名作家聂绀弩因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而被遣往北大荒农场进行改造。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记录了当时“队员”们写诗的情况：“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个鲁迅、郭沫若。”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做诗的情景：“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 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这真可谓是“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无处不可吟诗，无地不闻诗声”。

从各地出版的诗集、报纸杂志发表的新民歌及1959年1月出版的由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新民歌内容主要涉及歌颂党和领袖、水利兴修、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总路线、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等，反映了从兴修水利开始的“大跃进”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歌颂党和领袖的诗如：“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高不过蓝天大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青松翠柏我们栽。”反映水利兴修与抗旱救灾的诗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反映全民除“四害”的诗如：“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反映农业放“卫星”的诗如：“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反映大炼钢铁的诗如：“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歌唱总路线的诗如：“总路线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哪儿有了总路线，哪儿人民亮堂堂。”歌唱人民公社的诗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反映教育革命的诗如：“文化好比万宝山，各样科学在上边；要想上山去取宝，首先要过扫盲关。”反映技术革命的诗如：“技术革命开红花，工人拍手笑哈哈，风吹笑声河边过，江水喜得翻浪花。”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民歌运动中，王老九、刘章、黄孝声、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民间歌手特别引人注目。其中，除王老九是延安时期就开始创作的农民诗人外，大部分都是“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刘章、姜秀珍等。而军队也大力提倡新民歌创作，正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所写的那样：“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

此外，文艺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创作的洪流中去。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马上写了一首诗答作者：“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随后，郭沫若抽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到河北省张家口市进行采风，他被“万株果树种满园，万首诗歌写满墙”的场景深深感动，写下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与几十首诗，发出了“遍地皆诗写不赢”的感叹。

著名诗人田汉有一组民歌体的《钢铁颂》，其中有写音乐学院师生炼钢和在福建砍伐相思树炼钢的两首，才华横溢，饶有风味，一时间广为流传：“读书生产两无双，不再苍颜恋书窗。中国正多新榜样，炼钢炉前学肖邦。”“枝干横斜叶半黄，漳州炉焰对斜阳。炼钢何惜相思树，一寸相思一寸钢。”这些诗虽是写于”大跃进”时期，但更接近于传统竹枝词的风格，这可能是整个大炼钢铁时期最富有诗意的作品了。

偃旗息鼓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产物，新民歌的创作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绝大部分新民歌只是概念化的宣传口号，其实质就是以当时所能理解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理想、以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内容，充满着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色彩，带有严重的浮夸风，与工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同声同气，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而且许多作品都经过了文化工作者的加工和润饰，失去了作为通俗民间作品的原味。如前面提到的那首闻名全国被誉为在中国诗史上有重大意义，将要产生重要影响的《我来了》，就是在编辑给它加上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之后，才成为一首完整的艺术作品的。《红旗歌谣》收录的许多民歌也都存着这个问题。

此外，新民歌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毛泽东曾设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酝酿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这就是新民歌。但事实上，这两者的结合是不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还在“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著名诗人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从形式上对新民歌提出了不同看法。何其芳认为，民歌在体裁上是有限的，它仍然是旧的五七言形式，基本上是七言四句，或在这个基础上的简单叠加。在句法上采用的还是旧的文言五七言诗的句法，这样就和现代口语发生了矛盾。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民歌也许可以简单明了，但却远远不能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卞之琳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但民歌体与旧格律诗是有限制的，应建立新型的现代新诗格律。

正因为新民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红旗歌谣》也表示不满，认为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他还曾谨慎地对诗人臧克家谈起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看法：“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

1959年3月，也就是在“新民歌运动”开始一年之后，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新民歌运动”发表谈话，他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此时，他的案头上摆放着的依旧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古代诗人的集子。

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新民歌运动”的推动和支持，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了以及随后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大打折扣，“新民歌运动”从1960年开始渐渐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