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若干转折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或者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可能循着某种路径发展，历史条件改变了，发展的路径也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转折。近代中国历史在多数情况下是暴风骤雨式的，是急剧变化着的，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多次历史转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艰巨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可选择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有帮助的。观察中国近代史，应该注意这种转折，应该研究这种转折。 我们已经研究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U字形进程，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和“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沉沦”的谷底时期，也就是“上升”的起始时期。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理论，来观察近代中国历史，还可以发现各个不同的历史转折。正是这些不同的历史发展转折，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从“沉沦”到“上升”的基本过程和特点。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晚清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沉沦”期。众所周知，l840年抵抗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鸦片战争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迫使中国接受了东方世界并不熟悉的带有西方殖民色彩的条约体系。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开始从独立发展的封建的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此以后，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在对待强大的资本主义入侵者的过程中，捉襟见肘，步步退让，逐步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由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所构成的条约体系，是中国历史从来所未见的。鸦片战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形成了晚清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严重影响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20世纪初以来大多数中国近代史书的作者都注意到了，已经是多数学者观察中国近代史的共识。

对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起挑战的，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客观上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一次严重挑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大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事。从历史时代的特点来观察，它发生在中国因为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初步建立、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它的矛头所向，虽然主要是从清朝皇帝到各级地主官僚在内的“阎罗妖”，同时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而深入内地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完全是像陈胜、吴广以来的那样单纯的农民战争，当然它也不同于l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以太平天国为旗帜的这场农民战争迫使外国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调整对华政策，明确了支持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方向；这场战争又迫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农民造反是“心腹之患”，外国侵略是“肢体之患”，从而调整了对待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之间的政策，因为这种大政策的调整，就影响到国内政治结构的转变，中央权力下移，汉人督抚当权，经制之兵无能而湘、淮军兴起。这些转变不仅直接影响了此后政局的发展，影响了中外关系发展的格局，也影响了此后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形成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转折。

洋务新政的兴起客观上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次转折。由于洋务新政的复杂性和自洋务新政发生以来评论家和历史研究者对洋务新政认识的极大分歧，对这个转折要多做些分析。洋务新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地主阶级当权派切实体验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力，面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汹涌潮流而发起的，号称“自强新政”，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自救运动。洋务新政首先抓军用工业，造枪造炮，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保证政权稳定，随着农民起义的逐渐平复，当然也有保卫国防、对付外国侵略(所谓“勤远略”)的动机。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原先设计的所谓“自强”，所谓“勤远略”均化为泡影。评论家所谓洋务运动破产，主要是就这一点说的。有研究者指出，洋务运动虽然是从清政府办军用工业开始的，但办军用工业还不能说是追求现代化，只有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求富”性质的民用工业后，才意味着清政府开始追求发展生产力，追求现代化。[1]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引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里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阶级；与此相适应，一批西方社会科学书籍被翻译过来，一批洋务人才被培养出来。评论家或者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或者认为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并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却是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是推动此后改良派、革命派成长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动起来的。说洋务活动的兴起客观上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次转折，主要指此而言。

但是，洋务新政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把洋务新政的开展与稍晚些时候臼本进行的明治维新相比较，这种局限性就更明显了。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不是由朝廷统一部署的在全国推行的运动，而是由部分中央的和地方的大臣经朝廷同意而推动的运动，守旧的、保守的、反对的势力很大，很普遍，难以取得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办企业模式，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但对民间企业家的发展却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与日本明治政府主动提倡、推动民间企业的发展大不相同，因此成效差异很大；由地方督抚大员推动的官办或者官督商办企业，形成了相关地方权力的物质基础，这种基础与军事权力相结合，为此后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埋下了伏笔。由于以上的原因，这场运动反而在～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速度，延缓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丧失了许多发展的机会。甲午战败表明，中国由地方官员推动的洋务新政大大落后于日本明治政府推动的改革、维新运动。而且洋务新政所涉及的“御外侮”的目标完全未能达到。从这个角度说，甲午战争的结果标志着洋务新政的失败，是有道理的。中央政府不能主动转变观念和提出措施，是甲午战争前后30年间丧失许多发展机会的基本原因，也是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效果大相差异的基本原因，当然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的基本原因。

洋务活动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发动洋务活动的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都是清政府的廷臣疆吏，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同统治阶级中的另一翼顽固派一起，共同决定、执行着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基本国策。位居政权顶端，实行折中控制的是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弓1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是必要的，这种弓l进在客观上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缓慢演变，对于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引进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个目的，顽固派是可以接受的。洋务派在办洋务企业时虽也有“御外侮”、“收利权”等对外的动机和表态，但那不是根本的目的，而且难免有掩饰之嫌。洋务派不可能发动全民族的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李鸿章只准自己办洋务，却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的侵略，他们并不想真正抵抗，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近代先进武器，形成不了保卫祖国的干城。北洋舰队在当时不是武器装备落后，至少与日本海军相比，在某些方面还是先进的，但是为了“避战保船”，匍匐港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了日本的战利品。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精神状态不如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掌握国家权力的洋务派官僚们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卖给外国侵略者。所谓“御外侮”云云，就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积极意义。中外关系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相安无事”，中国正急速地面临殖民地化的深渊。那种把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外交活动分开来评价的意见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是分不开的。说洋务活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次转折，是指其客观效果而言。洋务活动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思想倾向来说，洋务派比较务实，比较能够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显然比顽固派要开明，更能够应对时局的发展。如果完全按照顽固派的那一套搞，中国社会还将继续停滞下去。以往有的研究者把洋务活动的负面作用说得绝对了，也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晚清历史发展的第四次转折。甲午战争以后，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占港口，瓜分势力范围，打算把这个“躺在死亡之榻”上的清帝国彻底瓜分。义和团的强烈反抗使帝国主义者看到了中国昂扬的民气，不得不改变“瓜分”政策，实行“保全”清帝国的政策，同时也要求清帝国实行若干改革。1901年的新政于是发生。新政名义上放松了对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控制，但社会上的阶级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经济政策的放松，鼓励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加强了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向清朝统治阶级要求政治权利的物质基础，造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活动的空间；废除科举，鼓励海外留学，造就了大批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中形成了一批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统治的掘墓者；新政举措需要大量的资金，加上《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大大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加剧了本来就很紧张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民众反抗此起彼伏；由于社会上产生了新型阶级力量，从经济上、政治上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收回利权的斗争逐年高涨；新式军队的编练和皇族内阁的组成，加剧了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辛亥革命就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了。

把“沉沦”和“上升”的观点运用到民国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历史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上升期。1901年到l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这个谷底时期，是黑暗到黎明的转折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表明“沉沦”的阶级力量还很顽强，“上升”的阶级力量又不够强大。这种顽强和不够强大，体现为“沉沦”与“上升”的交替表演。其中，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导致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期的起点，它又是民国历史的起点。它是“谷底”时期“沉沦”与“上升”交替表演的第一个回合。接着，袁世凯掌握北京政权，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失去政权，形成交替表演的又一个回合。1913年宋教仁被刺，孙中山、黄兴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宣布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是这时期交替表演的第三个回合。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从称帝到气急而亡不过5个月，这是交替表演的第四个回合。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发生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再造共和”那样的政治局面，这实际是专制与共和斗争的一个表现形式；接着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接着发生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和上海工人的六三运动，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谷底时期交替表演的第五个回合。我们看到从辛亥革命表现出来的民国历史的起点，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升”时期的起点，到五四运动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上升”时期的阶级力量在明显地成长、壮大中，“沉沦”的阶级力量在逐渐消退。辛亥革命所造成的那样大的革命声势下，革命派为什么不能执掌国家政权?我们现在可以回答，辛亥革命所处的那个时期，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沉沦”到谷底的时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也是专制向共和的转折期。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物质基础还不够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就相对软弱。这是“谷底”时期的表现。总之，这个时期出现了民国历史的第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值得认真研究。应该说，这个转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至今的研究都还很不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合作导致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导致了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垮台。这是民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对于这个转折，当时的人们是没有看得很清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发动的重大的改革，对于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政治动向，在最初并没有引起北方军阀的注意和重视，也没有引起当时北方社会舆论的深切关注，甚至也没有引起列强的严重注意。换句话说，当时北方各军阀并没有把南方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政局的发展变化。对南方国民党的革新，对于国共合作，认为它不过是跟着苏联“赤化”而已。甚至到南方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对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或者认为蒋介石也会像过去孙中山的几次北伐一样，不过虚张声势而已。盘踞北京政府的张作霖，以及号称拥有七八省的人力物力的吴佩孚，与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交锋，虽然遭遇不利，但他仍然充满自信，自以为扼守湖北成宁汀泗桥这一天险，北伐军莫可奈何。未料吴佩孚的部队在数日之间，一败于汀泗桥，再败于贺胜桥，不仅出乎吴佩孚意外，社会舆论也一度大哗。汀泗桥、贺胜桥一战，使睥睨一世的吴佩孚威名扫地。从此以后，北伐军的声威震动全国。南方的革命军和革命政府也从此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转折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形成。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历史的第三个转折。这个转折埋下了国共两党长期不和、长期斗争的根苗，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走向，影响了社会制度选择的方向。北洋军阀的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上升”；而代表“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分裂，尤其是国共合作的破裂，又严重阻碍了社会“上升”的力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l937年卢沟桥事变，形成了民国历史的第四次转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经过十年内战的损失和挫折，已经变得很弱小了。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的形势下，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增长，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共产党看到了西安事变并非张、杨的个人行为，看到了1931年以来的民族救亡的民众运动在反蒋的政治力量中的反映，看到了日本侵华导致了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民族矛盾的骤然上升，于是紧紧抓住了抗日的旗帜，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民族心理和要求，以此为据，促成了国共的再次合作。这次合作，不仅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初步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废除了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以及由于签订1901年条约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沉重负担。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共之间有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皖南事变使这种矛盾和摩擦达到了高潮，都是因为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而化解了，没有造成国共合作的再次破裂。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空前调动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民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趋势的形成。从这时候起，“沉沦”那样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不复严重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签订的协议和政协会议的决议不能履行，l946年6月内战开始，是民国历史的第五次转折。这次转折所用的时间不长，但完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模式，完成了自辛亥革命开始以来的“上升”趋势，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从这时候起，“沉沦”趋势就不复见于中国历史。这个转折，不仅完成了“沉沦”到“上升”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转变，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转变，也原则上完成了从革命的中国到建设的中国的转变，完成了以争取独立、民主为主要任务到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性转变。

民国历史经历了38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最值得重视、最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历史阶段。

历史现象复杂纷纭，错综曲折，起伏跌宕，如果研究者陷入具体琐碎的考证，缺乏宏观的把握，就难以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抓住了上述五个转折点，深入研究和思考，就等于抓住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就可以顺藤摸瓜，将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梳理得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