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如何利用儒家思想

作者:孔健

一、德川幕府控制各地大名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颁布武家法令。

“元和令”是德川家康1615年彻底打败丰臣氏以后，以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名义颁布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元和令的13条增补修订为21条，称为“宽永令”。此后，每当新将军上任，几乎都进行若干修改并重新颁发，称为“武家诸法度”，是规范和教育武士的指南和重要材料。

初期的“武家诸法度”以行为规范、惩戒规则为主，强调“法”和惩戒，体现当时指挥战斗、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后历次修订的“武家诸法度”，则不断增加道德训诫的内容，反映了和平时代之后武士职能所发生的变化。正如约翰·惠特尼·霍尔所说“刚刚进入17世纪的时候，大部分武士阶级是粗俗、没有文化的武官，17世纪末时，他们都成了有相当文化、致力于文官政治的有教养的阶级了”。这些法令实际上也规范了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即培养忠孝信义、遵纪守法、文武双全、廉洁奉公的武士。

二、武士道教育增加了新的内容

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对旧型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并大量吸收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

到了江户时代，统治阶级亟需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来保证和平时代社会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朱子学从日本禅僧及其寺院中脱颖而出被幕府作为控制社会意识的工具，积极推向社会。朱子学即宋儒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用理与气来解释宇宙运行和人伦道德之所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个人的自省自察、格物致知，以内明君臣大义，外辨华夷之别，提高个人修养水平，自觉遵循君臣大义名分论，服从主君，维系封建统治。朱子学的基本观念十分有利于巩固以将军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幕藩体制，因而被江户幕府选作正统官学。

经朱子学的理论升华，日本武士所独有的道德规范“武者之习”或“兵之道”等粗陋的行动准则，演化为精致的武士道，并首先为武士提供了处事立命的思想准绳。奉公效忠是江户时代武士道的核心，其他道德规范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孝乃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精熟弓马之道或提倡尚武，是让武士掌握侍奉君主的技能和手段；最忌“犬死”的杀身成仁，是以个人生命的最后归属最终体现奉公效忠意识。在朱子学熏陶和武士道的规范下，强烈的奉公效忠、自我克制、尽职尽责等意识铸成武士坚强的性格。

江户时代前期以儒学为目标的武士教育，将“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尽忠的职责，向武士灌输 “忠于主家，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在此基础上经明治时代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并进一步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

三、武士的学校教育有了特定的机构

江户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阶层只能在家庭中和寺院里接受教育。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文艺复兴的局面，学校教育越来越发展，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越来越增加。就武士的学校教育而言，分为幕府设置的直辖学校和各藩设置管辖的藩校两个层次。

1、幕府直辖学校：是为幕臣的子弟设置，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实务人才的教育机构。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整个时期内，先后设置的幕府直辖学校有二十一所，每所学校有不同的职能和教育内容。最重要的最早成立的是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1630年在德川幕府支持下由林罗山创办的书院。1691年，书院归幕府直接领导，改名为昌平坂学问所。1790年，幕府禁止在该校讲授朱熹学说之外的其他学派学说，从此该校变为正统的朱子学的高等学府。1793年，幕府规定该校招收学员的对象是幕府的学臣——旗本(上级武士)、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包括有经书(四书、五经)、历史(左传、史记、两汉书、通鉴纲要)、诗文。教学方式首先是“素读”(光念不讲)，指定教科书是孝经、四书、五经；接着按照长期的学习计划，对制定的教科书讲释，使用的教科书以关于经学方面的为主；再次，以集体讨论的“会读”和“轮讲”为主，进行专门的自由研究，采用质疑的方法。

2、藩校：是以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由各藩设立和经营管理的学校。其目的是把儒学纳入到武士道德教育体系中去，培养武士对上忠于幕府和大名，对下有统治平民的自觉性和知识，以维护封建制度。江户初期，藩主设立学校甚少，多半是利用儒者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或讲堂改建的。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学校形态的藩校，藩校大有兴旺发达之势。对人才的渴求是促使各藩当局设置藩校的主要原因。进入18世纪之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生活更为丰富，作为四民之首的行政管理者武士，所面临的行政事务、内外交往复杂多样。统一培养一定规格的人才已成为各藩当局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别是18世纪后期，武士贫困、藩财政拮据的状况日益严重，各藩为解脱困境纷纷采取各项殖产兴业政策，因此对人才的需求更为急切。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又以幕府支持和接受林家学塾为榜样，兴办藩校被各藩摆上了议事日程，形成了创办藩校的高潮。

四、洋学教育内容渗透其中

18世纪末，日本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商人阶级的势力增强，但幕府和各藩却处于财政危机的边缘。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加之外来侵略的步步逼近，特别是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更多的日本人在重新审视奉为“官学”的朱子学说的同时，将目光投向西方科技知识的实学。

1、幕府适应时代变革采取相应措施。幕府于19世纪50年代开设了一批“洋学”教育机构：1855年将“蛮书和解御用局”改为“洋学所”， 1856年改称“蕃书调所”；1858年在长崎开设“英语传习所”；1856年在筑地设“讲武所”；1855年在长崎设“海军传习所”；1857年在筑地的讲武所内设“军舰操练所”等。

随着西方学术的传播、发展，学校学科的扩大也成为一种趋势，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蕃书调所”原先只是以荷兰书的讲读为中心，以句读、会读、轮讲、解释等传统做法为手段进行教学，从1860至1862年，逐步开设了英学、法学、德学、化学、机械、美术、数学等学科，1864年又增加了俄罗斯学、地理、物产、天文科。以后又有活字印刷、兵学、历史、法律、经济、哲学等科的开设。并吸收当时一流的“洋学家”任教，开始采用西方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允许两三门课程同时学习，逐渐前进。结果，蕃书调所成为江户时代规模最大的洋学教育机构。

2、各藩将引进西方学术作为藩政改革的一部分予以重视。一些藩在建立西式教育机构上走在了幕府的前面。他们或招聘洋学学者人藩研究或讲学，或向藩外以及海外派出学生游学或留学，或在原有的藩校内增设西方的学科或部门，或者独立设置西方学术的研究机关和学校等等。

五、结语

江户时代武士教育因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上述特点，对明治及以后时期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日本近代的武士道是融合了江户时代的武士道与西方近代的国家主义观念而形成的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新道德；明治政府对教育的强力干预和集中统治可以在江户时代对昌平坂学问所的改造中得见端倪；蕃书调进入明治时代后称开成学校，1868年昌平坂学问所改名昌平学校，二者是为东京大学的前身，由此看来，日本近代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与武士教育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江户时代武士教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点莫过于它造就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培养了进入明治以后开拓日本近代历史进程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