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唐、明朝宦官入手,浅谈三朝宦官秉政的区别
提到明朝后期,相信大部分人的直观印象就是黑暗、腐败、阴谋。而这些印象的来源,不得不提到几百年来笼罩在神秘色彩之下的一个部门——东厂。它的名字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是朱棣建立,由宦官主管的特务部门。永乐十八年,明朝历史上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正式展露,开启了明朝宦官秉政,权倾朝野的大门。
最初东厂只负责侦查,抓人,并没有审判的权力,发展到了后期,甚至开办了自己的监狱。他们无孔不入,监察百官,连另一特务部门锦衣卫也在他们的监控之中。自从这个机构建立,明朝官员人人自危,锦衣卫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东厂直接向皇帝负责,其主管是皇帝身边的人,没有谁敢与之为敌。权力的不可控性,让东厂肆意妄为,更让宦官集团日益渐大,使其后期的权力盖过皇权。
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宦官的出现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屡兴大狱,陷害忠良,党派相争,将百姓、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而明朝并不是宦官秉政最为严重的时期,东汉,唐朝都曾出现过宦官当道的政治环境,其中唐朝时期的宦官甚至对皇帝拥有生杀大权。故本文从东厂势力崛起入手,探析各朝宦官集团如何一步步权倾朝野,甚至压制皇权。
一、总绪:宦官的权力来自何处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历史上英明的帝王不止朱元璋一人,前朝中不乏也有同样觉悟的,可宦官权倾朝野的现象仍然未被杜绝。客观来说,哪种利益集团掌握权都是把双刃剑,宦官集团的出现不是某个皇帝昏庸的产物,而是基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虽宦官秉政多出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后果甚至动摇国之根本。我们讨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权利的大小,就要去看他们权利的来源。
根据《后汉书·宦者列传》中记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宦官权利的来源,宦官的权利来自于皇帝,也是皇权的一种表现。自古以来,如何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帝王家的必修课,他们把权利分出去势必是有所目的,并且对象还必须可靠。当然,这个可靠只是在当时他们以为能够掌握的,事实证明,不管哪种机制,赋予其权力后不加以控制,结果都是覆水难收。
皇帝为什么会选择宦官?宦官膝下无儿无女,一般都是年少时净身入宫,身边没有任何依靠,唯一的依靠只有皇帝,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忠心无二,这就是皇帝选择宦官的初衷。
那又是为什么让皇帝把权利分给宦官?答案很简单,因为皇帝有敌人,皇权无法与之制衡。能和皇帝正面相争的规范势力,只有一种,那就是官僚机构所拥有的行政权,这样的权利一般由“丞相”带头。皇权和相权之争渊源深厚,可以说是历史政治上的永恒话题。
除了相权能威胁到皇权,还有一股势力,叫做外戚。外戚的权利来自于后宫,但其本质还是来源于皇权,所以外戚和宦官都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操作者身份不同罢了。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权利最终的归属问题。
提拔外戚,外戚在朝为政,日子久了也会变成了相权的一部分。即使外戚失去了皇权的支持,也可以得到行政权利与之抗衡。而宦官不在朝任职,他们只能依附于皇帝,生死皆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忠心不二,好控制,这就是皇帝选择将权利赋予宦官的初衷。
二、东厂的崛起
上文提到宦官掌权的原因,也提到宦官集团出现的必要因素——皇帝身边出现了敌人。东厂是朱棣一手创办,当时的特务部门还有锦衣卫。锦衣卫曾经短暂的消失过,朱棣即位后不久就将其恢复。两大特务部门,提拔宦官,朱棣身边到底有什么敌人?
朱棣的上位史说到底还是不光彩的,他怎么一步步登基为帝,即位后就会把那些曾走过的路给堵住。为了更有效地监察百官,于是朱棣重启了锦衣卫。可重启一段时间后,朱棣心中的那份不踏实越发强烈起来。锦衣卫们的出身都是良民,和百官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不是他理想状态中能够监察百官的部门,于是把主意打在了宦官身上。
帝王对宦官的整体印象是不错的,原因之一是日常生活离不开宦官的影子,原因之二,宦官们身体异于常人。更何况朱棣能够顺利登基,还要多亏一个“不知名”的宦官给他传递了正确信息。这样考虑下来,朱棣就拍板了——创立东厂,东厂宫家代言人为宦官。
根据《明史》记载,“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
虽然打了自己父亲的脸,朱棣任用宦官还是十分注意,对宦官的管制十分严格。但宦官执行任务的范围明显扩大,为后世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而后辈们也用行动证明,朱棣不听朱元璋的话在先,那就别怪他们重新制定规则了。成化十三年,明宪宗增设西厂,进一步扩大了宦官的权利。明宪宗就是为于谦平反的那位,其本身也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不用担心谁将他踢下皇位。明宪宗两为太子的经历使他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皇帝,创立西厂就是他的弊政之一。
《明史》中记载,“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为何设立西厂,其因有二。朱见深经历了父亲明英宗被俘、瓦剌进犯、景泰易储、石曹之乱等,导致他本人极度缺乏安全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会草木皆兵,将所谓的潜在威胁降低到零。而性格上的缺陷是朱见深建立西厂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成化中期,父亲明英宗留下的烂摊子让他无暇顾及,南有大藤峡之乱、荆襄流民之乱和川南川北之乱,北有辽东建州之乱、固原之乱和北虏之乱,朱见深急需有人替他去稳定动乱。帝王的猜疑之心是不可调和的,锦衣卫和东厂他都无法放心,就想要培养一支自己能信得过的班子,西厂应景出现。
东厂和西厂的出现皆是皇帝主动促成,而后期明朝文官势力的独大,让皇帝们不得不重用宦官加以制衡。倘若无法掌控,皇帝本身将会受到反噬,而根据史载,在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同时出现的情况下,皇帝根本无法一手掌控多股不稳定的势力。
三、东汉宦官的崛起
明朝宦官壮大是因为文官的独大,而东汉宦官的崛起就要说到外戚。东汉情况特殊,皇帝多幼年登基,且大多早逝,能活过四十岁的,只有光武帝,明帝,献帝三位。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面就会出现太后听政。太后常年居于深宫,为了掌握行政权力,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启用自己的兄弟。外戚为政,势必又会与相权高度结合,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幼年时期的帝王,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很好地驾驭群臣,等到长大想要收回权利之时,外戚们已然成长为庞然大物,并且能够相对独立。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小皇帝上位就想把他们一脚踢开,仗着亲人的身份,大肆敛利成习惯的外戚集团必然会和皇帝产生矛盾。这时的皇帝就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毕竟他要对付的就是自己的亲人。举目四望,便看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宦官们,比起磨刀霍霍的外戚,陪伴自己长大的宦官们俨然成为了“亲人”。所以皇帝们把权利分给宦官,让他们去制衡外戚。
根据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中记载,“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这就是东汉历史上出现宦官,外戚轮流做大头的原因。外戚不能根绝,宦官就不会倒台,夹在其中的皇权很难立足。而细细翻看史书,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无论是明朝,东汉时期,宦官们虽然秉政,但绝大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就算是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在崇祯刚即位的时候也被赶下了台,这就能说明,只要皇帝收回赋予其的能力,这些宦官不过是纸老虎,不足为虑。
四、唐代宦官的崛起
明朝,东汉宦官拥有的权利和唐朝宦官拥有的权利是天壤之别,前者虽然猖狂,却仍没脱离皇帝的掌控,而唐朝时期的宦官对皇帝甚至拥有生杀大权。翻看唐代史记,其中的敬宗和宪宗皆被宦官所杀,甚至在中唐以后,皇帝们还要看宦官脸色行事。
唐太宗在位时对宦官限制较严,太宗死后,制度逐渐松弛。中宗时,宦官的数量已然达到了三千左右,玄宗时,数量日益膨胀。直至安史之乱后,宦官的数量达到了巅峰,且涉及到了军权。从德宗时开始,宦官们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皇帝的禁卫机构。
根据上述可知,唐朝时期和明朝、东汉宦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唐朝时期的宦官们拥有了军权。行政权再加上军权,无论皇帝将它们赋予哪个机构,都会使其后期茁壮成长为威胁到国家的猛兽,宦官集团也不例外。
为何德宗会将军权赋予给宦官集团?这就要说到唐朝的削藩之举。削藩发生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奉天之难”,皇帝在遇难之时竟发现无兵可调,理由是神策军人丁稀薄。军队可以说是一国底气,因战事损失应立即补充,可文官集团为了一己私利罔顾帝意,这让德宗痛心疾首。文臣武将不堪重用,最终使德宗将信任放在了宦官集团身上。
而掌握了军权的宦官已经不能说是单纯的宦官,而是军阀般的存在了。他们所依仗的不再是皇帝,而是军队,后期对皇帝行使人身控制,随意废立,甚至公然弑君,也证明了宦官秉政的失控。
总结
东汉时期的宦官秉政是慢性疾病,虽然难以造成威胁,但祸至根本,难以彻治。明朝时期的宦官秉政是一场传染性疾病,前期防控措施到位,治愈的可能性很大,奈何发现太晚。而唐朝的宦官秉政是恶性肿瘤,直至国家灭亡,病理才能彻底消失。
宦官掌权是皇权集中的表现之一,帝王对其稍加懈怠,宦官集团的失控必然发生,帝王家平衡政治格局的工具终成长为帝王的主人。文官掌权称为党争,武官掌权称为割据,外戚掌权称为干政,而宦官掌权被称为专权,由上可知,任何权利的壮大带来的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皇帝一人与多方势力周旋,朝代是繁是衰很多时候都是在一念之间便种下的。宦官秉政,是皇帝的决策,更是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