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两面性

来自： 相约归渡头

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给人们以“先进中国人”的印象，这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资政新篇》，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主张建设西方式近代国家的人物，更因为他一直忠于太平天国，早期辗转多年，终于赶赴天京，末期鞠躬尽瘁，最终慷慨赴死，算是个有始有终的人物。

然而和晚清许多人物一样，洪仁玕是个具有强烈两面性的政治角色，或者说，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如他一般，先进性和落后性如此戏剧性地集于一身。

洪秀全造反他看家

洪仁玕虽然说是洪秀全族弟，但两人血缘关系其实比较疏远。

他们都是南宋洪适第33世孙，是仁字辈，往上数五辈（镜、国、儒、英、㳂），才有共同的祖先洪㳂三，也就是说，二人恰好出了“五服”。

虽然如此，两人同宗、同村，而且从事同一份职业（教书先生兼屡次科举落榜者），感情是不错的。洪仁玕生于1822年，比洪秀全小9岁，在许多问题上惟洪秀全马首是瞻。道光二十三（1843）年，洪秀全得怪病后自称受上帝启示，要清除邪教，拯救世人，传播天主教，洪仁玕成为最初3个教徒之一（另两个是李敬芳和冯云山），要说资格，他是老得很。

问题是他只是洪秀全拜上帝最早的同志，却既不是“拜上帝会”、也不是太平天国的元老。

事实上最初的洪秀全并不想造反，而只是一心传教，因此最早的教徒大多也是货真价实的“教徒”，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天日》，以及其它一些记载中最初的洪秀全信众，如广东五马岭彭家，广西八排瑶寨的江姓塾师等，后来几乎都没参加起义，最早的教徒李敬芳，据说在读到《圣经》后怀疑洪秀全把教义弄错了，后来他的孙子重新在基督教巴色会受洗，成为一名传教士。

这时的洪仁玕自然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意思——因为连洪秀全还没有呢，他的“革命行动”仅限于不拜财神、灶神，以及抛弃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因为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此外，就是陪着族兄写几首赞颂上帝的诗，因此不但弄得学生人数大减，还被自家哥哥拿棍子揍了一顿。

第二年，洪秀全跟冯云山去广西传教，洪仁玕并未随行，理由是母亲年迈，但1847年洪秀全回乡，拉洪仁玕一起去香港，跟美国人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他却不顾母亲又老了3岁，兴冲冲地跟了去，还差点当上传教士，因为洪秀全上当、索要工资，被认为“动机不纯”才黯然回乡。此后洪秀全又两次往返两广间，起义前夕的1850年，还特意派人来搬家属，包括他的母亲、哥哥、儿子，以及一些洪姓成员都去了广西，但洪仁玕并没有去。

一些人曾认为，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洪仁玕留在广东做理论、宣传工作，而洪秀全在广西进行“革命实践”，但从迹象上看并不像：洪仁玕不乐意去贫瘠的广西，却很愿意去发展中的香港，不仅如此，就在起义爆发的当年（1850年），他居然跑去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情绪低落，就躲到清远县教书去了。

从他在起义爆发后迅速脱险、以及能对外国人侃侃而谈“拜上帝会”早期事迹可知，洪秀全后来变成一个谋反者，他是知情、甚至帮着出谋划策的，但他并没下定决心亲身参与，而是决定暂且观望，这也是他既帮着“谋反”，又跑去参加清朝科举的奥妙所在。

成为“编外喉舌”

1850年冬天，上帝会起义的消息传到花县，洪、冯家族都非常紧张，他们深知，作为“逆属”，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命运。一些洪、冯族人自发踏上了奔赴广西、投奔洪秀全的路程，洪仁玕也在其间，但当他们抵达广西浔州府境，却得知太平军已经走了，他们只得匆匆返回。

1852年初，洪秀全已经在广西永安州驻扎，派部下江隆昌来搬去洪、冯家族，没想到这位使者对“天父主张、天兄担当”痴迷过度，居然认为凭着洪、冯两族几百人，外加上帝、耶稣，就能在广东打出一片天地来。在他的鼓动下，洪冯族人在谷岭举事，参加的有200多人，结果几乎立即被团练杀得干干净净，本人似乎并未参加起事的洪仁玕不得不仓皇逃跑，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他在香港口述了一篇《洪秀全来历》，后来又提供素材，让韩山文写出一本《太平天国起义记》，其中对洪秀全的来历、太平军的宗旨和早期历史，有不少翔实的记载。要知道那时候世人连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其人、是不是真的姓洪都莫衷一是（有的说他本来姓朱，有的说姓郑），洪仁玕的这些努力，为太平天国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早期资料，也依靠“同教之谊”，一度赢得西方广泛同情。

然而洪仁玕的叙述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为了赢得西方同情，他曲解了上帝教，将之描绘成正统基督教，当有去过天京的外国传教士回来声称，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时，他便竭力为洪秀全辩解；

其次，为了神化洪秀全，他竭力将洪秀全父子描绘成通天人物（只是还不敢说成是“耶稣亲弟”），并一手炮制了一系列洪秀全的“革命诗篇”——这些“革命诗篇”洪秀全本人一直记不住，洪仁玕却记得，而等他到了天京，洪秀全一下就又记得了，而且这些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内容是什么，一直被洪仁玕反复修改，时间越改越早，内容也越改越邪乎，到了最后，这些有大量基督教内容的诗，居然会在洪秀全知道基督教前写出，甚至洪还只是个大清朝老百姓时，就敢在光天化日下，在庙里落款“太平天王题”，有关士绅、官员居然当没看见——当然，这都是洪仁玕说的，信不信由您。

1854年，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国力蒸蒸日上，洪仁玕决定前往投奔。这年阴历三月，他拿着韩山文给他的钱（《太平天国起义记》稿费的一半），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打算取道小刀会控制下的上海去天京。谁知道小刀会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跟洪秀全的关系，把他晾了几个月，花光银子的他只好跑回香港，在英国教会“伦敦会”当了传教士，并跟着英国人理雅各、詹马士学习西方历法——几年后当上天国“总理大臣”的他，将这段史实稍作修改，改为他是老师，两位洋人是学生，直到被俘时的供词也是这样写的。

从上海归来后，他为太平天国宣传的声音反倒小了，这可能因为当时列强早已和太平军接触频繁，知道洪秀全的上帝跟他们的并非一码事，对洪仁玕云山雾罩的说辞，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兴趣。

离奇的旅程

事实上洪仁玕一心想去天京，但是他没有钱。

他希望两位英国老师赞助，但负责的理雅各反对，后来这位传教士回忆称，洪仁玕声称，自己去天京，可以“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而他则认为洪仁玕到了天京，不但不能改造洪秀全，自己还会被洪秀全改造。因此在他任职伦敦会负责人期间，一直不许洪仁玕出走，去伦敦“出差”前还反复叮嘱詹马士“看牢洪仁玕”。

但詹马士对洪仁玕的说辞似乎比较动心，他不但借给洪仁玕一笔不菲的盘缠，还答应照料其妻子、儿子（1860年他托人将这些家属送到天京），就这样，1858年，洪仁玕踏上了再赴天京的旅程。

这一次他走的是陆路，但这一路走来也颇多蹊跷。

他大约是这年阴历六、七月动身的，从南雄过梅岭进入江西，经过赣州、吉安到达饶州境内，却投进了清朝副将蔡康业的营盘，那年八月，太平军大将杨辅清进攻蔡康业，洪仁玕居然跟着蔡一路败退，连行李都丢了不少。

曾有人认为，他不去投奔杨辅清的“革命队伍”，却留在清军，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作为洪姓，他一旦败露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投机”无异于刀口舔血，近年在台湾发现的洪仁玕补充供词提到，他和蔡康业部一个清朝军官合伙往湖北采购，再去天京走私，显然，这是他设法混进太平天国控制区的计策。有人考据称，蔡康业是广西客家人，当时旅途艰难，出门在外投靠同乡是常事，只要洪仁玕不说出真实身份，靠一口客家话依傍同乡军官，的确有很多方便。

他和那个军官动身去湖北龙平采购，半路上在黄梅医治了县令覃汉元侄子的头风病症（洪秀全和洪仁玕都通医术），并得到许多方便，顺利完成采购，畅通无阻地东下安徽。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帮助过洪仁玕，还差点推荐他作师爷的知县，却曾是曾国藩授权主编的太平军情报汇总《贼情汇纂》的主要采访对象，更是从广西一路追杀太平军到湖北的团练首领。《贼情汇纂》中记载称，他是广西浔州秀才，很显然，隐姓埋名的洪仁玕再次祭起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大旗。

到了安徽辰塘河地界，他发现当地有一支太平军驻扎，就甩开同伴，跑去自报家门，守将黄玉成不敢怠慢，赶紧派兵把这位“天王的弟弟”护送到天京，到达的那一天，是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十三日。

文曲星还是火箭炮？

按照洪仁玕的说法，他很有才能，因此洪秀全“内举不避亲”，把他提拔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而且因为有才，被“文官们”尊为“文曲星”。他尽力调和天王和各大将的关系，并“处事公平”，因此遭到大将们的猜忌，屡屡被打压。

“文曲星”的称呼是有的。当年有个文人叫吴家祯，就曾亲耳听到这样的称呼，还写了一首诗讽刺，头两句是“何物狂且负盛名，出言能使一军惊”，可见在这点上，洪仁玕并没撒谎。问题是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文官特别尊重”，其实就意味着“武官特别不尊重”，可见洪仁玕的威信，其实也不过如此。

他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被封为干天福（王以下六等爵的第三等），几天后升干天义（六等爵第一等）、护京主将（已经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同级了），四月初一就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福千岁，除了已经出走的石达开，他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王爵、唯一的军师，地位被明确为“同南（冯云山）”，也就是说，石达开如果回来，都只能是他的下级。

这样的火箭提拔，武将不服是不奇怪的，责任则应该由洪秀全来负。洪仁玕在被俘后自己称，他曾多次肯辞未果，但当年他留下一部诗集《军次实录》，里面有一首诗正好是写自己被提拔的，诗中以张良、姜太公自比，甚至为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自豪，似乎并无半点推辞、谦让的意思。

洪仁玕似乎是很反对乱封官爵的，他曾经写过一篇《立法制喧谕》，说“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对“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乱相痛心疾首，还促使天王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暂时停止保荐、提升官员。

然而他的言行并不一致。

《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员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如庚申十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卅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天京就封授了义爵十三人，安爵卅六人，福爵一百四十八人，燕爵一人，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其中有的人，如黄文英等，不到一个月就从福爵升为安爵，在这些封爵诏书中，注明为干王奏保的就有五封，由干王、赞王、章王会衔奏保的有一封，每封奏升动辄数十人，而同期由吏部这个理应司职铨事务的衙门奏保的诏书不过三封，其奏升人数的总和，尚不及干王九月廿七日一封所保的人数。

更荒唐的是，庚申十年（1860年）十二月廿九日，“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的幼主诏旨下达后仅仅两天，洪仁玕就一口气保举了37名官员升官，且其中很多人仅仅参加了一场规模很小、似乎根本就不是胜仗的“南陵之役”。

自相矛盾的政见

他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

这部书分法法类、用人查失类、风风类、刑刑类四编，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法西洋之善法”，不仅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变风气法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他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治治国等。

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

然而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官衔，几乎没有任何推进的迹象。一些人认为是太平军战事倥偬，没有推行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洪秀全对此兴趣不大，推动不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臣、大将们不服所致。

这些固然有道理，但洪仁玕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朋友、对他并无恶意的英国翻译富礼赐曾批评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且死要面子，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

比如他曾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还写了一本《天妈天嫂辩正》，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后者的斥责下立即180°转弯，转而成为上帝教的鼓吹者；许多传教士记载，他在香港期间坚决反对一夫多妻，但等这些人在天京看到他时，他已经妻妾成群，而且振振有词地引用洪秀全梦中所得到的“上帝新旨意”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坚决反对避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但两年后那本集中太平天国所有避讳字，其中连“火”、“师”、“主”、“光”、“明”等常用字都不许用（财主要改叫“财柱”，师长要改为“司长”）的《钦定敬避字样》，却正是由他领衔颁布的。

他主张依法治国，主张精兵简政，主张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却动辄保举几十人一次性升官，在他到太平天国前的9年，封王的总计才9人，而他封王后的5年，光王爵就有2700多个，至于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都数不清的地步。

其实如此多的自相矛盾，根源只有一个：他的意志始终服从洪秀全的意志。

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而洪仁玕则只能吃力地去适应“新思维”，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思维。

权术与诈术

洪仁玕在朝中似乎没有什么盟友，却有一大堆的政敌。

最初，他和陈玉成关系不错，《立法制喧谕》的蓝本就是陈玉成的一份意见书，他还极力主张把远征军的权力交给陈玉成。但安庆失守后，他却和陈玉成互相倾轧，最终导致暴怒的洪秀全把两人双双撤职。

失和的原因，陈玉成只留下5个字“办事不公平”，而洪仁玕的供词恰好散佚了这段记载，只能隐约看出，两人在互相推诿安庆失守的责任。洪仁玕曾亲自领兵救援安庆，但毫无战果，曾国藩在书信中认为他的部队战斗力最弱，不过平心而论，让他这样毫无军事经验的人亲自带兵打如此重要的战役（还是总指挥），责任不该由他一个人来负。

他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以至于叛将李昭受写信给李秀成，挑拨他投降清朝。在后来的供词里，他说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第二次西征攻武汉而救安庆失败，则是李秀成没听他的。不过从1859-1860年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看，“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应该并不知情，而“二次西征”是在行动中逐渐演变成“攻武汉救安庆”的，最初洪仁玕的主张是让李秀成“扫北”（攻打北京，当时正逢英法联军在北京与清廷开战），而李秀成执意去江西接应当地起义军。今天还保存着辛酉十一（1861）年天历七月初六日洪仁玕的檄文，为英法联军攻破北京欢呼，并宣称要“伐丧”，而仅过19天，安庆便陷落了。事实上，一开始太平天国各王都没把安庆之围当回事，洪仁玕在回忆中称李秀成不懂得“救兵如救火”，可他本人1860年底出兵，第二年阴历二月回天京，期间在皖南、赣南悠哉游哉，一路吟诗作文，毫无紧迫之态。

他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抵制的，可他抵制的办法，一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驸马（许多都是小孩子），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国军政体系的紊乱，人心的涣散，以至于湘军兵临城下，李秀成亲自调集各王赴援，竟然吃力异常。

他对于政敌的仇视毫不掩饰。章王林绍璋是他最厌恶的人，几次起起落落，都和二人的纠缠有关，在他的记载里，林绍璋一无是处，1863年被派去江浙筹集粮食支援天京，“一无所获”，然而曾国荃的奏报里有多份提到拦截林绍璋粮队，而驻守湖州的黄文英因为负责照顾各出征将领家属，粮食缺乏，曾向林绍璋借粮成功，足见洪仁玕的说法颇为夸大。

他为了批驳李秀成，说自己在1860年曾从上海请来“洋官”讲和，已经谈妥，结果李秀成不肯，执意去打，最后“中空城计败回”，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以至于坚持到1868年的赖文光在供词里都批评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失外国合约”，赖文光是天王亲戚，当时任朝中文臣，他的这种想法只能来自洪仁玕。

事情真相如何？

的确有5名洋人从上海动身去苏州，但他们不是“洋官”，而只是传教士：英国的杨笃信牧师、艾约瑟牧师、伊诺森牧师、包尔腾牧师和法国的劳牧师，他们并没有担负官方职责，恰相反，明确拒绝接收并携带任何写给官方的文件，而只是来试探在太平军辖区传教的可能性。

作为在香港生活多年、自己也当过传教士的洪仁玕，不应该将之误会为“洋官”；更严重的是，这5位传教士中，杨笃信、艾约瑟都是洪仁玕熟人，杨甚至是他的朋友，如果说在见面前他不知情，两次会晤这5个人之后还坚持说他们是“讲和的洋官”，就简直颠倒黑白了。从现存资料看，李秀成一开始是真的相信“洋人来降”，特意让部队等干王来苏州和“洋官”谈判，后来匆匆进兵，当是发现那些“洋官”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传教士。

他为了贬低李秀成等人，将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诸王、驸马称为“忠直人”，认为洪秀全只是出于血亲封他们虚职，李秀成等纯粹是红眼病。但洪氏诸王贪鄙无能，并非李秀成一人如此说，太平军、清方乃至民间许多记载都可以为佐证，至于“虚职”，连幼天王洪天贵福都说“一切朝政”系洪仁发、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和来路不明的“沈真人”沈桂在管，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又哪有半点“虚职”的意味？

当然，有些针对他个人的指责，似乎是失之偏颇的。

比如曾是洪秀全老师、后来闹翻的美国人罗孝全，说洪仁玕对他咆哮，打他耳光，甚至杀死他仆人，当时居住在天京的其他外国人都说“并无此事”，认为是罗孝全为自己不告而别所找的遁词；再比如，李秀成被俘后告诉清方官员，洪仁玕写的书“皆不屑看”，长达7万字的供词里，提到洪仁玕的竟只有一处，事实上在当朝期间，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较好的合作。

归宿与评价

癸开十三（1863）年十一月十六日，洪仁玕带着长达52个字的官衔离开天京，去各地催救兵，但各地将领以“无粮”为借口按兵不动，他只能留在湖州观望。次年7月24日，幼天王从失陷的天京逃到广德，他从湖州去迎接，送去“米几万石”（这肯定是夸张，有这么多粮何至于“无粮”而按兵不动），8月28日，他和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保护幼天王离开湖州、广德去江西，10月9日在江西石城被清军夜袭，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写下许多表示“取法文丞相（文天祥）”、忠于太平天国，和继续神话洪秀全父子的文字后，11月23日被凌迟处死于南昌。

他有3个儿子：洪葵元、洪兰元、洪芝元，兰元、芝元天京失陷时分别为9岁、2岁，后来下落不明，长子葵元随幼天王同到湖州，军覆后独自逃回广东，在西人办的“李朗书院”躲避，后来因搜捕频繁，自卖猪仔去了南美苏里南，据说后来又移居牙买加。据民国初年花县父老相传，洪葵元曾放羊度日，羊群不听话时总会大发雷霆，说“老子当年带领百万大军，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们这几只羊”，倘真如此，则葵元似乎遗传了乃父好说大话的毛病——他从没带过兵，天京陷落时虚岁才14。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

归根结底，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

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认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因此当大将们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全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成功地令他信服，实行洪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癖了。

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1860年十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最终竟以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试图将这位晚清著名的改革派人才留在太平天国——如果还是香港、上海的那个洪仁玕，他又怎会不知道，容闳要的不是一文不值的太平天国官爵，而是实现理想、一展才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