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背锅的奴隶制,南北战争时代美国人为谁流血?

作者|柳展雄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19世纪美国爆发内战，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很多：联邦与州权的冲突，是否该遏制资本家大银行集团，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奴隶制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因素之一，开战的直接动机则是贸易问题。

当英国获知大洋彼岸出现动乱后，下院立刻开会讨论，自由党领袖威廉·福斯特介绍美国的国情，议员询问内战原因是否为奴隶制，他大声说道：“不，不！是关税！”

约翰·穆勒和狄更斯两位大师进行跨界辩论，政论家认为战争起源于道德诉求，林肯意图消灭罪恶的奴隶制，捍卫国家统一；而文学家则说经济才是关键，联邦政府开征的高关税损伤了南方的利益，从而引发分裂。

为了关税，内战差点提前三十年开打

在内战开始前，奴隶制庄园经济非但没有垂死腐朽，反而欣欣向荣。棉花是南方的王牌产品，19世纪以来，棉产量每十年翻一番。世界上有八成的棉花来自美国蓄奴州，奴隶制度的辩护者声称，统治美国经济的是棉花大王。

但是南方的棉花农作物，并不运往北方，而是跨过大西洋，输送到伦敦、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北方要发展本国工业，挑战大不列颠的“世界工厂”地位，便打算搞贸易壁垒。英国《泰晤士报》《经济学人》报道美国内战，总是离不开关税话题，马克思在报社写时评也提到了这点，但他拒不接受“赋税论”，认为是南方奴隶主找的借口。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却不相信当年打南北战争，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假设真是为了解放黑人，内战应该在1856年爆发，当时发生了堪萨斯大流血(Bleeding Kansas)事件，为了确定该州采取何种制度，蓄奴、废奴两派相杀，从街头武斗演变到乡野游击战，超过200人丧生，连州长的官邸都被暴徒焚烧。最后两党大佬谈判斡旋，和平解决了危机。

南北战争是在1861年开始的，所谓打响“内战第一枪”的萨姆特事件，其实没有造成多大人员伤亡。萨姆特堡(Fort Sumter）位于查尔斯顿港的入口，南方的大半外贸流经此处，位置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广州。联邦政府使用自身的财政预算，修建堡垒，征收进出口税。

在内战之前，政界各方在税务上缠斗了三十多年。支持增税的是费城等东北工业基地，一位议员曾在国会辩论中说道：“从商贸角度讲，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距离费城只有五十英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消费市场和费城的距离超过这个范围，那么便无法跟海外的瑞典工厂竞争，因为内陆运输的成本太过昂贵。海运就很廉价，蒸汽轮船发明后，能够大规模运送商品，南方的庄园主与其买北方的产品，不如买物美价廉的英国货。

而且蓄奴州没有大片工业区，对贸易保护政策没有兴趣。1828年的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安德鲁·杰克逊参选，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代表了东北部资产阶级。杰克逊跟不少南方奴隶主有交谊，在选战白热化阶段，他的团队制定了“以进为退”的战术：既然东北要产业保护，故意抛出一个高得离谱的税率，逼迫竞争对手表态。假使他不同意，那么失去选票基本盘，如果同意，便等同于被杰克逊牵着鼻子走。

新税法旨在打击对手，杰克逊并不指望这个法案能够通过，然而在国会阴差阳错的运作下，这个法案居然通过了，杰克逊以高票当选总统。他执政以消灭国债为己任，这或许跟早年参与股市投机破产的经历有关，杰克逊此后痛恨私人银行家，而美国的国债大多由这个群体持有。在杰克逊任期内，白宫第一次成功消灭国债。为了弥补债务，就要增加税收，继续保持高关税。

后知后觉的南部各州这才回过神来，发现总统跟自己不是一路人，棉花、靛青、大米等农作物被课以40%的重税。征税对南卡罗莱纳州损伤最大，他的农业比重居南方之首，而且手握航运中心查尔斯顿港，因而他的反联邦态度最坚定，后来的南北战争中，也是该州第一个宣布脱离。

南卡的国会议员提出了“四十包理论”：东北部制造商把手伸进了南方的粮仓，从每生产的一百包粮食抢走了四十包，对进口纺织品征收40%的关税相当于让生活水平下降40%。在征税物品名单里，尤其是英国羊毛惹起众怒，黑奴穿的服装通常用这种衣料制成，耐用便宜，新法案对羊毛所征的税率超过平均水平，刺到了南方人的痛点。由于新税受到各界的普遍厌恶，人们称之为“可憎关税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

杰克逊本人在税务的态度比较随意，但是南方各州的强烈抗议，引起反弹。总统属于那种倔脾气，别人循循善诱、好言相劝，他就能听进去，别人正面硬抗，针锋相对，他就会顽固到底。

到了安德鲁·杰克逊的第二个任期，南卡罗来纳的州权主义者压倒了忠于统一的人，占据议会多数。他们干脆发布“国会废止令”，也就是说联邦国会制定的法案如果触犯了下面州的利益，州政府有权抵制该法案。最令人不安的是，南卡以独立建国作为要挟。外界觉得州权分子在玩火，给了他们“地狱烈火吞食者”的外号，州内的温和派詹姆斯·佩蒂格鲁调侃道：“南卡罗来纳州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太小，对于一个疯人院来说太大。”

杰克逊是老兵出身，与骁勇剽悍的印第安人打过，与世界第一流的英国陆军打过，当了总统后，跟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斗，跟民主党内元老斗。杰克逊一辈子都在战斗，州权分子实在不该招惹他。总统在1833年推行军力动员法(Force Bill)，威胁绞死那些反对者，南卡州回应：“既然杰克逊谈到了绞刑，那就让他去找绳子吧。”

总统当然没有去找绳子，而是找海军和大炮。三个炮兵师压境，一艘军舰和七只缉私船包围了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1856年的堪萨斯大流血只是民间行为，而1833年的南卡危机则是官方层面行为。

共和党太狡猾了，不讲奴隶制，只讲关税

在形势一触即发的时刻，有两个人出场拯救局面，一位是亨利·克莱。民国段祺瑞有“三造共和”的美名，亨利·克莱也曾三次挽救共和，他通过纵横捭阖的手段，调解各派别的利益纠纷，获得“伟大的妥协者”称号。南卡危机是他第二次出手，克莱敏锐地看到白宫的目标，不是保护北部工业，而是增加国库收入。克莱另找门路，从西部广漠的土地上面，找到了办法。无主土地经政府分配出售，然后把所得收入上缴给国库，财政困境迎刃而解。

另一位是约翰·卡尔霍恩，他是南方农业利益集团的领袖，约束内部激进分子。他提出不要一下子撤销可憎关税法，而是把时间期限延长到十年，分期削减，以照顾北方资本家的颜面。南卡投票表决“国会废止令”的时候，卡尔霍恩连夜冒雨奔赴州议会，阻止冒进的州权分子。

杰克逊总统恩威并用，在同一天签署了军力动员法和关税削减案，南卡罗来纳州放弃抵抗。危机结束，每一方都自称获胜，杰克逊虽然没正式开火，但军力动员法为林肯武力侵犯南部提供先例，关税削减案则为蓄奴州争取到了二十多年的低税。

亨利·克莱原则上支持贸易保护，要构筑宏伟的北美工业体系，但为了联邦完整，不得不牺牲原则。很多年后一些老议员说，要是林肯当选那会，白宫里再有一个亨利·克莱，肯定不会发生内战。

合众国的政治是一场精巧的“田忌赛马”游戏，每个地区割弃次要利益，为主要利益谋求妥协、挣得票数。在南北博弈中，西部地区是关键的砝码，决定天平倒向哪一边。西部的小麦等粮食，运往欧洲市场，因此支持低出口税。内战之前，南部和西部联手结盟，主导了政局。

北方的废奴主义根本激不起西部的兴趣，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东北部的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拉拢西部的绝招：捍卫垦殖小农的产权、修建铁路等基建。前者的成果是《宅地法》，后者的成果是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两项事业均由林肯启动，他本人就是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首席律师之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讲，1860年时的共和党是“一个宅地和高关税的党。”

庸俗的成功学把林肯塑造成励志典范，靠着诚实与坚强勇敢，一次次从失败中爬起。实际上他之所以能逆袭，是摸到了西部和北部的利益结合点。南方多沼泽，沟壑纵横，很难修路。而西部大平原地势平坦，一马平川，修铁路的自然条件很适宜。共和党又再三保证，关税提高后，用这笔收入用于西部的基建等各项公共开支。

其实现代经济学家拉佛揭示了一个规律，适当减税反而能多增加财政收入的，美国19世纪的税务变化证明了这点。1842年高关税者短暂得势，提高税率，三年后进出口税收入仅为2750万美元；1857年民主党执政，竞选纲领宣布“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把税率调低到20%左右，北美和欧洲的外贸商业回暖，财政收入增长到5300万美元。

内战之前的每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都跟贸易保护主义有关。然而19世纪的美国人不懂得拉佛曲线的道理，共和党宣传低关税只利于奴隶主。1857年的减税法案投票中，南部的议员里只有两张反对票，而西部则投了33张，双方的政治联盟已经溃散。

林肯在故乡春田市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集会上，大谈国产工业保护，27条横幅标语中只有两条涉及蓄奴制。宾夕法尼亚一位民主党人抱怨共和党太狡猾了，对黑奴议题避而不谈，只讲关税议题。

经过1856年的“堪萨斯大流血”后，共和党收敛了废奴情绪。1860年的总统大选里，共和党给约翰·布朗（内战前最大的一次奴隶暴动领袖）定性为暴民、极端狂热分子，在竞选纲领删去了谴责奴隶制的语句，同时把争取关税保护正式地纳入了党纲。

5月份，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提出了新关税法案，将税率翻了个倍，个别货物的税率达到100%，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并得到总统批准，那么将是合众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

北部州欢迎《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 Act)》，，新泽西的地方选举里，主要议题是钢铁业的贸易壁垒。宾夕法尼亚州长候选人柯廷发表演说，内容主旨跟今天的特朗普类似，振兴制造业，让费城再次伟大。

费城的一个保险业经纪人亨利·凯里（Henry C. Carey），曾去德国师从贸易保护理论之父李斯特，回国后不干保险，从政成为林肯的经济顾问。他曾说：“没有高关税的竞选纲领，就不会有林肯政府”。

南方农业集团则痛恨新税法，在众议院的投票中，南方各州里只有一个议员投了赞成票，高关税将阻碍和欧洲的货运交易。11月总统大选开票，林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他在蓄奴州连一张选举人票都没获得。一个月后，上次挑头闹事的南卡罗莱纳州率先发难，正式宣布退出联邦，随后，其他六个蓄奴州跟进，组成了南部同盟国（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佐治亚州在脱离宣言里谴责了新税法，同盟国务卿罗伯特·图慕斯，斥责该税是“迄今为止最凶狠的关税法……强盗和纵火者合了伙，他们联合起来劫掠南方”。

南北发动舆论战，在经济利益上谈不拢，就开始讲人权，挥舞道德大棒。北方的报纸谴责奴隶主凶残暴虐，还找来逃奴举办诉苦大会，赞美废奴州的自由平等博爱，“北方的空气都是甜的”。南方人不服气，骂北方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工吃的伙食还不如黑奴丰盛，纽约、费城的贫民窟居住条件恶劣，无法跟黑人住的乡村风情庄园相比。

不过废奴派仍然没有进入政治舞台中央，林肯当选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费城《北美》杂志讨论时局，与奴隶制相关的文章6篇，涉及关税的16篇。1861年3月，就在林肯就任总统的前两天，新税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曾有人问林肯，如果《莫里尔关税》遭到失败会如何，总统回答：“我再提出一套类似法案。”在私人书信中，他强调：“我是亨利·克莱的政党，关税议题我比谁都讲得多，支持高关税，我没有变过。”

南方如果胜利，将成为自由贸易的重镇

尽管南部已经脱离了国家，但还没向华盛顿挑衅宣战。南卡罗来纳州宣布独立后，要求收回萨姆特堡关税局。但这座堡垒是联邦出资兴建的，产权不在州政府，双方僵持不下。

4月12日，南部同盟国大举进攻，捣毁这家关税局。争夺要塞的过程并不激烈，两军都没怎么赤膊战斗过。进攻方用67门大炮进行了34小时的轰击，竟无一人被打死。城里的市民扶老携幼，纷纷拥到海边观战，现场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次日林肯获知了要塞失守的消息，决定正式向南部动手。萨姆特堡陷落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意义，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攻克巴士底狱事件。这座监狱里头没一个政治犯，关押的七个囚徒里，四个是假证贩子，两个精神病患者，剩下一个是性变态侯爵。但因为几十年前关押过伏尔泰等进步人士，巴士底狱就成了王权罪恶和封建制度的象征。

在萨姆特事件前的两个月，南方各州就另立门户，连总统都选出了，林肯仍然寄希望于和谈，呼唤南北一家人，不要听信一小撮分离派阴谋家。萨姆特堡陷落后，局势没有挽回的余地。弗吉尼亚州有一部分联邦主义者，既想保留奴隶制，又不想看到国家分裂。其中有位叫约翰·鲍德温的人，向林肯提出妥协方案，换取对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疏散，结果总统回复道：“那我的关税怎么办？”

打响萨姆特第一炮的指挥官，埃德蒙·鲁芬认定，如果没有税收，南方将会富裕两倍。南部同盟国把禁止高额关税写进新宪法，戴维斯总统的就职演说强调了工业进口。他描绘了一副美妙的前景：北美的外贸中心从纽约、波士顿转移到查尔斯顿、新奥尔良，届时北方消费者南下，争抢从同盟国进口的免税欧洲商品，情形就像现在的大陆人民去香港海淘。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也不一定损伤美国工业。同时期的法国跟英国，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经贸自由化双边协定。法国的农业大繁荣，葡萄酒、水果蔬菜热销，政府再用这笔盈利投资基建，跟英国的商务上友好也能带来外交上的友好，两国结束了数百年的竞争敌对状态。稍后西班牙、俄罗斯、荷兰、丹麦和日耳曼各邦纷纷加入英法贸易体系，到1870年大半个欧洲整合进了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

《莫里尔关税法》是英国推动自由贸易的首次遇冷，首相帕默斯顿曾力主推动鸦片战争，撞开了满清的锁国之链，他现在对林肯政权表态：“我们不喜欢奴隶制，但更不喜欢高关税。”

美国内战打到后期，北方一度经济不景气，也出现了抗税情绪。1863年6月6日一张北方报纸登出漫画，把关税画成一个沉重的锚，拖累了合众国的商业，远方是外国的商船，在精力充沛地航行。

如果北军在战场受挫，那么林肯很可能辞职下台。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成王败寇的结局，1865年罗伯特·李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内战尘埃落定。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在美国建立起来，北方的制造业依靠保护政策缓慢成长，最终成为一流大国。胜利者用废奴等冠冕堂皇的名义，把南方打入另册，称他们是分裂祖国的叛徒，至于关税之争淡化处理，遭到历史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