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家族与日本的恩怨

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里有一个大型图书馆，里面保存了许多引起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珍品，比如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其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并且特殊的展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3-1958）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的办公室，它由杜勒斯家族捐赠，将他生前的办公室以及里面的用品通通搬了过来。

杜勒斯与他的外祖父同名，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一名律师兼外交官，在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任内出任国务卿，在1893年出任国务卿期间，约翰沃森福斯特与劳林瑟斯顿（夏威夷内政大臣）合作，曾试图兼并夏威夷，但没有成功。

杜勒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期间，其外祖父作为中国清政府的外交顾问，出席了1907年在荷兰举行的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时年19岁的他陪同外祖父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朝鲜国王派遣代表前来控诉日本对朝鲜名曰监管、实为吞并，可作为主席国的沙俄反对将其列为审议议题，朝鲜代表愤然自杀，这件事对杜勒斯刺激颇大。

在外祖父影响下，他放弃了当传教士的理想，改学法律，转学到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他常随外祖父出席白宫的各种活动，而且家里常有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前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以及后来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之类的人物来访。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成为了合伙人。

1915年春，威尔逊总统提名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接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担任国务卿，兰辛是杜勒斯的舅舅。在1914年-1920年的7年间，兰辛出任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和国务卿。

1915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国当时对美国充满期待，第一时间就将所有内容通报给了美国方面，尤其是被视为绝密的《第五号协议》，它基本上是1906年《日韩协定》的翻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5年5月11日发表了著名的声明，“一切与美国的条约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相抵触的条约，美国都不予承认”，该声明就出自兰辛之手。

两年之后的1917年，日本的石井与兰辛签署了《石井兰辛协定》，美国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条约方式将日本的行动规定下来，美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可日本说好似美国对自己的后院-加勒比海中的国家，地理上的距离造成了“特殊利益”。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历史交往多，因此存在“特殊利益”。日本重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保证“说服”中国加入一战，兰辛因此与日本签署了该秘密协定。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理由是要“保护捷克的士兵安全返回”，可实际上却是想占领西伯利亚。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 兰辛带着自己的外甥杜勒斯参加“巴黎和会”，这时认识了日本代表团的副团长牧野伸显（萨摩藩大久保利通的儿子）和他的女婿吉田茂，杜勒斯比吉田茂小十岁。

兰辛曾建议威尔逊不要去参加“巴黎和会”，对他准备建立“国联”也表示强烈反对，但威尔逊坚持要去并在“巴黎和会”上积极推行他的“国际联盟”计划。其间日本提出了对中国山东的领土要求，中国也是参战国，也是胜利国之一，可胜利的结果却是自己的领土被另外一个胜利国日本拿走。威尔逊坚决反对日本拿走中国山东，日本遂以不加入“国际联盟”作为抵抗，威尔逊总统迁怒于兰辛与日本签订协议时没有注意，总统与国务卿之间出现裂痕，最后威尔逊建立“国联”的理想未能实现，美国国会也因此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这些当然也影响到了兰辛本人的声誉。他后来黯然退出政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对日和平谈判反反复复，进展不大。1949年5月18日，杜勒斯被全权委任负责对日媾和工作。杜鲁门之所以任命共和党人杜勒斯为国务卿的外交顾问，是因为他有上述与中国、日本的经历，杜勒斯有家族被日本欺骗的历史，因此在对待日本人时，他有比他人多一倍的小心。他深知，对日本，很多东西即便写在纸上也没有用。

1950年6月6日，他提出了对于日本问题的首个备忘录。

1950年6月17日，有两个美国代表团同时访问日本，一个是国务院的特别顾问杜勒斯、东北亚局局长阿里森所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还有一个是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杜勒斯要找吉田茂谈对日媾和问题，国防部来谈日本安全问题、美军驻扎问题。国务院和国防部大人物同时聚集东京，这是继1948年3月凯南和德雷帕访问以来的首次。

杜勒斯到达日本后就去了韩国，在韩国呆了三天，在三八线上用望远镜观察了北方，他与李承晚就安全问题举行了会谈。6月21日飞回东京。22日他与麦克阿瑟会见。23日会见吉田茂。

日本虽然制定了《和平宪法》，但并不希望与所有国家“媾和”，成为一个“中立国家”，吉田茂玩弄要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桥头堡，为美国对抗苏联“贡献力量”，而美国只想美军在日本驻扎，目的在于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以前答应了，并且为此还专门派遣了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作为吉田茂的特使，到美国传达日本的想法，可一个月后杜勒斯来到日本时，杜勒斯发现日本的吉田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麦克阿瑟的安排下，杜勒斯与吉田茂在6月23日举行会谈。对于日本重新武装，吉田以国力不堪负担，和平宪法深入人心，民意会推翻现政府等抵抗。杜勒斯实际上早就预料到了日本人的这一手。国务院在东京的政治顾问西博德回忆说：“吉田笑着，说话饶弯子，不着边际，还狡猾地打着比方，竭力避免作出任何承诺。”

杜勒斯还秘密会见了昭和天皇裕仁，天皇建议杜勒斯听取日本实力派人士、尤其是那些被清洗的人的意见，也就是说，吉田茂如果不配合，可以找一个配合美国占领政策的人替代吉田茂，杜勒斯发现，所有日本人都强烈反对重新武装，但又没有让日本“中立”的想法，杜勒斯从与所有人谈话中获得的结论是：“日本拒绝重新武装，但要美国保护。”

美军驻扎，费用要自己掏；而美军“保卫日本”，则日本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日本一方面称要帮助美国打苏联，一方面要美国保卫日本，美国知道日本人又在欺骗，玩弄阴谋。美国在1948年6月10日已经通过了《范登堡决议》，要求“集团防卫”、“同盟”必须是对等的，只有在对方可以保卫美国的前提下，美国才保卫对方，这等于堵死美日结盟的路，美国也不需要日本这个进攻苏联的桥头堡，美国只想“监管”日本。至于日本将美军驻扎说成是“保卫”，那么就请付钱。

就在大家争论不出结果的时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自1947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突然因这次战争爆发有了飞跃性的进展。美国当时在日本驻扎有四个师，因战争爆发，驻日的三个师都要开赴朝鲜战场，日本要么跟随美国一起出兵，要么美军“全上前线”，日本自己保卫自己。

战争爆发的次日，26日，在盟总的安排下，杜勒斯会见了日本各路领导人。他立刻感受到日本人对待美军基地问题上，态度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

日本很清楚，仅凭北朝鲜、中国的力量，是无法打过大海的，但日本最怕苏联参战。7月8日，麦克阿瑟致函吉田茂，要求日本政府组建一个7.5万人的国民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队从1万人增加到1.8万。这只队伍全部是美式装备。以前国防部斥责杜勒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此后知道杜勒斯对付日本的方法很奏效。

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赴朝，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溃败后撤”。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不排除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这实际上是将日本人的话从美国总统口中说出，吉田茂一直怂恿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50年12月8日，杜勒斯写信给艾奇逊，提出要利用朝鲜战争的有利时机，迅速缔结对日和约。1951年1月10日，杜鲁门任命杜勒斯为总统特使，1月23日，杜勒斯再次访问日本。1月25日抵达东京，29日，他与吉田就对日和约和安全条约举行了会谈。2月11日离开日本。

与吉田的第一论会谈中，吉田茂明知对中国开展贸易实际上很困难，但仍大谈要美国支持日本对华贸易。日本实际上是想说美国要开放市场给日本，增加对日本的投资。而且同时强调，日本对中国非常了解，很有经验，商人可以成为反中共的最好的第五纵队。

在杜勒斯操刀下，日本于1951年9月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和平会议，签署了《和平条约》条约后，立刻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952年艾森豪威尔宣布参加共和党竞选总统，竞选时他攻击杜鲁门政府对共产主义扩张太软弱。在艾森豪威尔开始竞选前，杜勒斯以出席在巴黎的演讲为由专程去见任北约司令的艾森豪威尔，两人进行了深入的密谈，后来艾森豪威尔回国参加竞选，在杜勒斯的帮助下竞选成功，而艾森豪威尔提名杜勒斯出任国务卿。当年他65岁。艾森豪威尔希望他“担当起国际检察官的重任”，而杜勒斯的原则是“不与犯人打交道”。

1947年，美国在战略情报局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情报局，杜鲁门及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这个部门重要，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的时代，国务院与中情局的合作空前密切，因为中情局的局长与国务卿实际上是两兄弟分别担任。爱伦杜勒斯是弟弟，他曾作为战略情报局欧洲的负责人，1945年在瑞士与日本代表有过秘密接触，他当时探知到日本希望保留天皇制投降。杜勒斯任国务卿期间非常勤奋，每天从早到晚都只知道工作，每天工作结束前，他都会前往白宫，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一天的工作，在确定没有其他活动之后，他才回家休息。

1953年艾森豪威尔初上任，东、西德危机爆发，苏联要对西柏林实施封锁，而美国等则要突破禁运，美苏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美苏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结果却是：完成了二战后美国在欧洲、亚洲的战略布局。一战后英、法在德国联合驻军，但二战后却是战胜国将德国分割占领；对日本则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说占领是保护、为了集团防卫，美国对此“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