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家事》（节选）

作者：王东明

这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王东明百年追忆。

王东明1913年出生之前，王国维先生已育有4个男孩，也育有过4个女孩，但4个女儿都夭折了，王东明算是长女，因此最得父亲的宠爱，说这个女儿“是米里捡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书中对于大师的清华轶事及自杀之谜均作了深度的记述。本报今起连载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大师人生的四个时期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海宁县。父亲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农历十月廿九（阳历12月3日）。他的童年颇为孤独，4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当时他的姊姊蕴玉才9岁，本身还没有自主的能力，但已能照顾弟弟。

父亲11岁前，祖父一直在外地谋生，因此，他自幼依赖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形成他“寡言笑”的个性。

父亲7岁入私塾读书，11岁时，祖父奔丧归，遂留在乡里，日夜课子就读。家有藏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父亲儿时所不喜外，其余的书，每晚自塾归，祖父必口授指画，深夜不辍，诗文时艺，皆能成诵。祖父还教他骈文及古今体诗，为父亲日后研究金石、诗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16岁时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并称“海宁四才子”。

父亲喜好看书，可以说是嗜书如命，因此他能博览群书，不受一家学说之牢笼限制。但他对于刻板的八股文却兴趣不大，因此父亲在18岁、21岁时两次乡试不中后，也就不再热衷于仕途了。

1898年，父亲22岁那年，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学许默斋掌书记，因事返乡，请父亲代理他的工作。父亲遂前往《时务报》工作，虽然薪水甚微，但此行却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

到上海后，父亲自此学日文、英文，接触西方的哲学、科学，研究戏曲、诗文、金文、甲骨文。终其一生，他不断地读书、研究、写作，直到过世，从没有停止过。

近期研究父亲思想的学者，认为他的生活和思想发展大概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7年至1898年）：这是22岁以前的少年时代，接受传统的教育，也可以说是接受旧学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1898年至1911年）：从家乡到上海。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努力将自己学到的新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因此在文学创作，特别在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1911年至1923年）：辛亥革命后，退避到日本，全力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尤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前半段在日本研究；后半段回上海，在英籍犹太人哈同办的学校中教书，编杂志，取得学术上的丰收。这是学术研究成熟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1923年至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当了退位的末代皇帝的文学侍从，但是他主要的工作是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当导师。在清华园的文化环境中，对学术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

（二）与罗振玉先生侨居日本

辛亥革命后，父亲随罗振玉先生和罗的女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携家带眷，东渡日本。父亲带母亲、4个哥哥及两个仆人共8口人，于1911年11月27日从天津搭日轮“温州丸”抵神户，暂居在日本京都乡下田中村。次年4月移居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

侨居日本时，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为罗振玉整理从国内运去日本的藏书及古物。父亲与罗朝夕相处，也结识了几位外国学者。当时父亲主要的著作除《宋元戏曲史》一书外，另集两年所作诗二十首成册，名曰《壬癸集》，还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并写《殷墟书契》两卷译文等。

父亲早年初到上海时，同时也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就读。后来《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关闭，罗振玉将父亲引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交学费，因此得以半工半读。东文学社除教授日文外，也传授英文、数理化学等科。父亲从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的文集中学得有关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等西洋哲学。

1899年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此后，父亲也开始研究甲骨文。1900年，庚子事变，东文学社停办，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前往武昌担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父亲应邀担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当年底，父亲受罗振玉资助，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次年归国。当时正值张謇先生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经罗振玉推荐，父亲遂受聘担任教师，讲授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等科目，因此得以进一步阅读康德、叔本华的著作。

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父亲前往任教，继续钻研西方哲学思想，撰写许多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父亲在江苏师范学堂讲学约一年，次年随罗振玉之辞职而去职。

1906年春天，父亲随罗振玉到北京，仅数月，祖父去世，父亲即归返乡里守制，在家继续撰述。

父亲在家1年后，又于1907年4月前往北京，结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不久，父亲即受推荐在学部行走，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负责编译及审定教科书。

这时，父亲发表《三十自序二》，说明他的兴趣已从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次年开始在《国粹学报》发表《人间词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携带全家，与罗振玉一起避居日本。此后4年在日本继续做研究与撰述，治学方向转攻经史小学。

父亲对待孩子表面上并不亲热，但心底却有深厚的感情。家里的老佣人说，我出生时父亲最高兴。那时他在日本京都和罗先生一起做研究工作，生活相当寂寞，我适时而生。父亲向人说：“我们家里已有4个男孩子，现在得了女儿，宛如‘一堆米里捡一粒谷’，很是难得。”所以我小的时候，他抱我的时间最多。但这些我全没印象。

（三）拒绝了北大的邀请

在日本生活的4年多时间，母亲的工作亦不轻松。除了照顾父亲，她还要照顾4个男孩的起居（包括前房母亲——我们称为莫氏母亲所生的3个哥哥，加上母亲潘氏自己所生的四哥），别的不说，光是做衣服、鞋袜，就有忙不完的工作。当时虽有一男仆、一女仆帮忙，仍然要在洋油灯下做到晚上十二时。

1913年冬，母亲生下我，来年冬天她又怀孕在身。1915年3月，父亲携带全家由日本返回老家扫墓，安排好母亲待产后，又带大哥潜明去日本。1915年7月五弟慈明出生。

父亲在日本帮罗振玉整理藏书及古物，学术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诗词、戏曲等，最主要的是对甲骨文、金文、汉简的研究，在当时就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既为罗氏工作，生活上自然需要依赖其资助，其时正值京都百物飞涨，日常费用，渐觉不充裕。而罗振玉历年印书，所费甚多，父亲不愿再有累于罗氏，欲先返国。

通过同乡邹安先生联系，父亲得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之邀，回上海在哈同创办的学术杂志担任编辑之职。1916年，父亲携带大哥潜明由日本返国，居住上海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392号。1917年，妹松明出生。

当时在上海，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快生六弟，我已七岁，由三舅带回海宁，住在外婆家。1919年10月，六弟登明出生。

父亲在上海住了10年，主要是帮忙编书、做研究、写书。

据蒋君章先生的回忆，上海哈同花园的正式名称是“爱俪园”，园内设有“仓圣明智大学”。蒋先生说，开学仪式时，王国维先生排列第三——校长在最前面，其次是教务长和王国维先生等重要教习。他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王国维先生的大名。

他说，王先生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标记。

在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然艰难，父亲著作却颇多，渐受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外国学者与父亲也常相往来。

1918年，父亲拒绝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不愿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仓圣明智大学担任经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有意延揽父亲，也遭到婉辞。

1919年4月，罗振玉自日本返国，父亲与伯希和（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探险家，也是敦煌盗宝的始作俑者）、罗振玉等在上海会见，论学为乐。日本人狩野直喜将他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录得的敦煌残卷数篇，提供给父亲，父亲因此得以发表许多有关敦煌残卷的文章。当年10月，父亲开始为乌程蒋汝藻编撰《藏书志》，其后又为《浙江通志》撰写文章，生活相当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学再度托请马衡代邀父亲前往担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亲再度拒绝。或许当时父亲仍为蒋汝藻编写《藏书志》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亲才答应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通讯导师，不必前往北京任职，可以在上海继续编书写作。

（四）父亲与清华大学

父亲为蒋汝藻编《藏书志》的工作，到1923年结束，仓圣明智大学也在这一年解散，父亲遂返回家乡，作短暂的停留。

1923年4月16日，由于前清大学士升允的推荐，父亲被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紫禁城骑马。

因此，父亲在5月间从上海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觐见溥仪，受命清理景阳宫等处的藏书。次年，罗振玉也入宫，共同整理清宫内府藏书。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逼走逊帝溥仪，父亲陪同溥仪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避难。

1925年2月，清华学校委任吴宓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应邀担任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最初，1909年清廷运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游美学务处”，考选留美学生。过了两年，清华学堂成立，1912年民国成立，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国学研究院（研究院国学门），并设立大学部文理法三个学院，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父亲在清华学校国学院担任经史小学导师，主讲《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研究方向则增加了元史和西北地理。他曾撰写《鞑靼考》、《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等书篇。

1926年，清华学校出版父亲的著作《蒙古史料四种》，9月间新学年开学，父亲负责指导的学科有：经学（含《诗》、《书》、《礼记》）、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

父亲于1925年4月18日从北京地安门织染局10号迁居清华园西院，母亲则带我们几个孩子，于11月间来到清华园与父亲同住。当时我尚留在海宁外婆家，从母亲给姨妈的信中得知消息。后来母亲又专程回海宁接我到北京，结束了在外婆家的6年童年生活。

我们住在清华园的时间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与童年时无邪的欢笑，但也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相继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和敬爱的父亲。因此对父亲和我们最后共同生活的环境和事迹，以及当时印象最深的人和事，凭着记忆忠实地记载下来。

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左边外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其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后，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

厨房旁邻接隔壁房屋处，有一个小厕所，是抽水蹲式便池，专备佣仆之用。那个时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数也未见识过这么新式的卫生设备。

这些房屋的特点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积大，每户都栽种很多花木。屋后紧接邻家前院，门开右边，左邻刚好相反。如此共有两列连栋房屋，合计二十户。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闪着金光的铜门环，在当时看起来，倒也气象万千。

（五）记忆中的清华园

清华西院居处房屋的第二个特点是窗户特别大，一个房间中有三扇大玻璃窗，上为气窗，向后有两扇小窗，对着别家前院，装得特别高，以确保各家的隐私权。除气窗外，均不能开启。气窗上面，蒙有绿色纱布，北方人把它叫作冷布。每逢更换冷布及裱糊顶棚，是一件大事，在北方住过的老年人大半都知道。每户除门铃外，每间上房，均有电铃通下房。这种设施，在当时还很新颖。

屋外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路边种着高大的洋槐树，外面即为石砌的大围墙。这条围墙除南院外，包围了整个园区。正对两列宿舍中间的大马路，有一对大门供出入。门内侧的传达室有人全天候守护。大门外即为通西直门的大道，旁有小河，终年流水，清澈见底。冬天仅有靠两岸处结冰，春夏山上融雪，急流汹涌，沿着河边散步，听着水声及林间蝉鸣，为一大乐事。

我们向校方租屋时，原为17号及18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18号在最西面，17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说了。后来不知是与16号交换了房子，还是16号正好空出来了。因当时我尚未到北京，事后也忘了追问。总之，当年冬天母亲回乡带我来到清华园时，我们已住在西院16号及18号了。

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中间为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及几把椅子而已。东间为塾师课弟妹处，厕所后墙开一扇门，通达18号。门虽开在厕所，但门一打开，即把马桶遮住，所以虽为访客必经之途，尚无不雅感觉。18号为家人饮食起居之所，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很拥挤的。

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母亲爱花，老用人钱妈是农家出身，对种花很内行，虽然没有什么名花蕙兰，春天来时，倒也满院生香。

清华教职员的宿舍，共分三院，南院位于大门外左侧，为两层楼西式建筑，都是较为年轻的学者所居，如赵元任先生夫妇及陈寅恪先生，即住于1号及2号。当时赵家已有两个女公子，陈伯父则尚未成家。赵氏夫妇在生活方面很照顾他，遂成为通家之好。

西院地处清华园的西北角，建筑古色古香，距学生活动区域较远，恬静安适，是理想的住宅区。出门购物，离城府（村名，始建于明代，建国后撤销）约1里，离海甸（即海淀镇，始建于金代，1954年撤镇改名为海淀区）约1里，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时期，离市集稍近的地方，就方便得多。西院住的大概是年龄较长的教授和职员，租金也较便宜。墙外不远，是圆明园遗址，断垣残壁，硕大无比的石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好像在抗议无情的战火对它残酷的摧残。

北院在园内东北角，为西式平房，大部分为外籍教授所居住。宿舍外面空地很广，不远处有一个土丘，下面有一个洞穴，小孩们常在洞里玩耍，并有刺猬出入。爬到丘顶，看到墙外一片平原，据说是个农场。

（六）清华建筑与清华人物

清华的大礼堂，是当时很有名的建筑，屋顶是铜质半球形，建材是用白色大块的大理石砌成，绝非目前的所谓大理石建筑（用钢筋水泥造好后，贴上薄薄一层大理石片）可比。

前面的大铜门，金光闪闪，又高又大。也许是那时我还小，必须要用全身之力，才能把它推开。门内通道上铺着大红色地毯，后面为舞台。周末常有电影或晚会，那时电影只有黑白默片（无声电影），演一段剧情，再有一段原文字幕的说明，虽然看不懂，倒也津津有味。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什么纪念日吧，请到了梅兰芳演唱《宇宙锋》，可惜当时我对京剧一窍不通，只觉得好听，扮相好看，非常像个女人而已。

这座建筑，以目前的标准来看，作为集会及演出的场所，在设备灯光等方面都很简陋。它最大的缺点，是有回声。台上说什么，后面就发出同样的声音。我想这也许是当初设计的错误。

工字厅是因整座房舍的结构排列像个“工”字而得名。这座纯中国式的建筑，室外有回廊，旁边则古木参天。父亲的研究室就在工字厅的西头，宽敞高大，书籍也不少。这地方，环境安静，很适合他在那里看书写作，也是与朋友学生讨论问题的好地方。

工字厅的后面是荷花池，池边地形略高，遍植垂杨，到了夏天荷花盛开，是消暑的好去处。到了冬天，池中结了厚厚的冰，就成了溜冰场。有时会有冰球比赛，平常小孩们在上面推冰橇，大人则喜欢溜冰。这里的冬天，比任何季节都热闹。

体育馆在当时全国高等学府中是首屈一指的，里面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及游泳池。二楼有一个圆形跑道，各种运动器材，应有尽有，设备相当完善。可惜有些地方我们不能进去，所以知道得很有限。

如今关山路隔，时代久远，儿时旧梦，已不可寻。

父亲与赵元任先生、陈寅恪先生、朱自清先生，时相往来，他们的独特之处，在我脑海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元任先生夫妇在清华时，是风头人物，无论衣着或行动，都很受人瞩目。当时清华学校的教授，大都是留学回国的，可是太太们，多数是旧式家庭妇女，保守、节俭，在家相夫教子，从不过问外面的事。只有赵伯母——杨步伟女士，与众不同。她也留过学，敢在大众面前高谈阔论。平时，人未进门，爽朗的笑语声已响彻庭宇。这种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女性中是难得一见的。

她爱穿洋装，因为身体略胖，所穿丝袜，也要从外国买来才穿得下。这些看在我们晚辈眼里，好生令人仰慕喜欢。那时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汇来形容那种感觉，长大后才知道这大概就是所谓潇洒吧。

赵伯父对衣着也很讲究，他常穿西装，或长袍下穿西装裤。再配上一副金丝眼镜，更显得温文儒雅。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女儿，虽只有六七岁光景，也打扮得漂亮又活泼，是全园最出色的孩子。

（七）神仙眷侣

赵元任伯父家爱请客。当时首创的所谓“立取食”，其实就是现在的自助餐，把食物放在长桌中间，客人拿了餐具，自己取了站着吃。这种吃法，在60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参加的客人，宴罢回来，都议论纷纷。还有些太太们，将镂花纸巾带回家去保存，因为向来没有看见过。

最轰动一时的是赵伯母与另外两位教授太太合资开了一间食堂。因在清华园大门前右方、南院对面的小河边，河上有小桥，故命名为“小桥食社”。木屋抑或茅舍，今已记忆不清，只记得屋后绿树成荫，前方及左边均濒临小河，古雅的建筑景色宜人。

文君当垆，至今传为佳话，可是当时封建气息特重的北平社会，尚不能接受这种新思想。清华算是较开放的，但对赵伯母的创举，多半抱持着不太赞同的态度。“小桥食社”供应的，以南方菜点为多，我只记得有一种烧饼，香酥松脆，很像现在的蟹壳黄，与北京硬韧的芝麻酱烧饼一比，风味截然不同。她选用的餐具都很漂亮。这些，都是事隔80年尚存的印象。“小桥食社”生意不错，食客有学生、教职员及其眷属，附近又没有别的小吃店可去，可以说是独门生意，或许应该说是一枝独秀才对。问题是赵伯母交游广阔，又喜请客。凡是稍熟的人到店里，她总是嚷着：“稀客，稀客，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小桥食社”在请客声中关闭了。

1958年，赵氏夫妇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三哥嫂与他们相聚多次，临行前曾请他们吃饭，并请到胡适及梅贻琦两位先生作陪。我因俗务缠身，未能躬逢其盛。据三哥嫂说，赵伯母仍是谈笑风生，意兴不减当年。

1974年，三哥贞明到美国探亲，在旧金山停留时，曾与赵老伯电话联络。两位80多岁的老人家亲自驾车，将他接往山区住宅相聚。他们热情招待后，坚持留三哥在山间小住。三哥看到两位老人事事必须躬亲，不忍打扰，坚持不肯停留。结果二老再亲送下山，并在中国餐馆请他吃饭。赵伯母一边殷勤叫菜，一边说：“没关系，吃不完你带回去，可以两天不买食物。”

他们夫妇是两个性格并不相同的人，一个沉默，一个爽朗，但是那种洒脱及崇尚自由、互相尊重的德性，一直让人羡慕。他们如神仙眷侣一般。如今虽已作古，仍令人怀念不已。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其父陈三立为清末著名的诗人，父子二人皆为饱学之士），游学欧美十数年，抗战时期任教于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时，尚未结婚，与赵元任先生比邻而居。他自己雇了一个听差，侍候起居，却在赵家一起吃饭。

那时还没有电冰，所谓冰箱，是用木料制作，里面钉了洋铁皮，上层放冰，下层放置要冰镇的东西。台湾地区在电冰箱没有普及以前，也常见到。在北平，冬季河水都结厚冰，有专营藏冰的冰窖，冬天把冰放进去，到夏天取出来出售。清华的住家中，九成都有冰箱，可冰酸梅汤、水果、开水等。冰块每天由冰厂的伙计按时送来，赵伯母身体肥胖，夏天怕热，所以尤爱冷饮。

（八）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朱自清先生

我们离开北京后，三哥住在清华，时常到父亲生前好友处走动。赵伯母豪爽又好客，是一位非常使人乐与交往的女主人，因此他们家经常是座上客满。有一天，三哥去串门子，客厅中坐了不少人，陈寅恪先生也在座，赵伯母正穿梭宾客间谈笑风生。等到三哥坐定了，赵伯母说：“今天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可是听完了不许笑啊。”

原来前几天，天气很热，陈寅恪先生从外面进来，直嚷着好热。赵伯母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开水，倒了一杯请陈先生喝。他喝得很过瘾，见到装水的瓶子，觉得既方便又清洁，便问赵伯母瓶子是哪里来的，赵伯母说：“是酒瓶。”

第二天，陈先生交代听差去买了两瓶酒。那时瓶子并不普遍，酒很少是用瓶装的，大部分是用坛子盛放的，买酒都要自己用容器去装回来，叫作“打酒”。所以瓶装的酒，多半是好酒。酒买回来了，陈先生却叫听差把酒倒了，瓶子洗干净，送去请赵伯母装冰开水。

赵伯母用风趣的言词，揭开这位老友的妙事，使得在座客人都捧腹不止。赵伯母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陈先生在一旁悠然自若地微笑不语，真是大智若愚啊！

我家住在清华园西院16号和18号，14号正位于16号前方。原先住的是经济学教授朱彬元先生，后来他转入银行界，就搬离了清华园。不多久，大约是民国15年（1926年）春，朱自清先生家就搬进来了，我们与他家也就成了近邻。他们孩子不少，且都是不满10岁的幼儿。朱伯母身体瘦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衣着也是十分随便。我们经常看到朱先生呼儿唤女地团团忙着。

朱先生很喜欢小孩。傍晚时分，只要有空闲，他总会坐在家中屋前的台阶上，与孩子们游玩、讲故事。也许是体谅太太，把孩子带开了让太太稍微得到休息吧。除了自己的孩子，邻居七八岁的儿童，也会围着他听讲。我家六弟和松妹便是座上常客。如果到了晚餐时，尚不见二人踪影，不用找，必定是在朱家听故事，经常是我去叫他们回家。

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双双小眼睛凝神静听的姿态，以及朱先生比手画脚、全神贯注的样子。直到我长大后，才体会到：那是他与孩子们的心灵在交流，彼此到了融会合一的地步，是他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与天真无邪的孩子无拘无束地坦诚相见，犹如水乳交融。而当他面对一般世俗之人时，便失去了那种自然交流的通道，显得拘谨木讷。凡是至情率性的人，很少不拙于言词的。他们生活在内心世界中，心中想要向人表达的，往往是口不如笔。

我那时已过了听聆童话故事的年龄，但还不到欣赏《背影》《荷塘月色》等文的时期，等到上了中学，在课本上读到《背影》和《匆匆》二文时，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九）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一次，母亲事情忙完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况且一条辫子并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忍心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的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之种种行事，而怀念着清代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关心及同情复辟派，以及向罗振玉汇报消息，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集中，或许可窥见一二（如在民国六年〔1917年〕6、7月间致罗的书信）。但在同书194、195页，即民国六年6月30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大儒，其父为曾国藩老师）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他们间私交之深，尚加隐瞒，可见父亲与民国6年张勋复辟，并无关联。热衷或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言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却是罗振玉所伪造的，理论的据点，建立在虚无的事物上，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方面，两人齐名，而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两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从而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他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时期他如果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十）一闲下来就抱孩子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会提前替他准备钱。

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型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谁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

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人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以手托下巴）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父亲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

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我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十一）投湖之前的日子

1918年，大哥19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迭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3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十二）投湖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用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10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11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3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晚上7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20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4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4元4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9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

（十三）父亲的后事

父亲在遗书内中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用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十四）父亲轻生之谜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14岁的女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4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3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分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3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10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对于先父王国维之死，已断断续续地议论了半个多世纪，究竟孰是孰非，一时尚难下断语。最近因罗振玉先生的长孙罗继祖所编《永丰乡人行年录》（即罗振玉年谱）问世，以及先父在大哥逝世后为大哥海关恤金事给罗的3封信，由罗继祖发表，流传海外，学者又开始留意对王、罗失欢原因的追究。

看了1984年9月30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杨君实先生的《王国维自沉之谜后记》后，觉得他的观点与论点，值得商榷。

所谓“百思不解”的谜底，杨氏摘录的《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的一段，说是已原原本本地道出来了。其要点为：潜明、高明、贞明为静安元配莫氏所出，潘为继母。长媳与继姑不睦。家政皆潘主之。潘氏处善后或有失当。孝纯诉之于父，父迁怒静安听信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遽携女大归。罗令女拒收海关恤金。以上各点，隐示王、罗的失欢皆归咎于继姑潘氏。杨文末所引先父与罗氏的信，乃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所写，未加指明，颇觉突如其来。

杨先生认为罗继祖原原本本说出来的为长媳与继姑不睦为主因，治丧或失当为导火线。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在此必须一辩。

（十五）大哥过世时，大嫂才24岁，可以说心智尚未十分成熟

大嫂在1918年17岁时，就嫁过来了（杨文误作辛亥东渡时）。至1926年大哥病故，仅有7年多，小部分时间与翁姑同住，其他时间，有住在天津娘家的（当时大哥调职天津海关），亦有小家庭独住的（大哥调回上海海关以后）。姑媳相聚之时确是不长。

在大家庭中，姑媳意见偶有相左，亦是常事，何致像火药库一般，一引导火线即爆发呢？在罗举家徙居东北以前，婆媳之间时有书信往返。犹记1929、1930年间，大嫂曾由津赴沪，并返回海宁探视先母。1948年冬，托人带信给母亲，欲随母亲同住。

如果与继姑心存芥蒂，平日又何必书信存问，又何必绕道省视？母亲为人继姑者，并非长媳一人，对二三两媳亦属继姑身份。可是她们相聚很久，婆媳之间都很融洽，情如母女。

说到治丧事件，当初共同办理丧事的，尚有二哥高明、三哥贞明及老佣人冯友。早已成年的二哥三哥都是大哥的同母弟，当无偏颇情事。先父平日除研究学问外，很少管日常事务，现遭丧子之痛，心情恶劣是可想而知的。枝节小事，家人不敢再去烦他神，治丧事宜由母亲代劳是可信的。至于罗继祖文中说“潘处善后或有失当”，乃臆测之词，究竟什么事失当未能指明，而用“或”字约言之。我无意说他为乃姑及乃祖辩护，但臆测之词，是不足证明过去事实真相的，而徒使无辜者遭受不白之冤。

我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尽可能避免用类似口吻，来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一则不愿有损大嫂清誉，她曾是大哥的爱侣，大哥早死，连子女都没有留下，命运坎坷，何忍再加以议论！再则恐有为先母辩白之嫌，不知者或讥为“女为母隐”。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词，一笔带过。

这次事件的发生，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因事先并无失和迹象。其时父亲丧子，大嫂丧夫，都是在哀痛过度的时候，而罗氏为爱女遭遇不幸，舐犊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当此情景，每人情绪都很激动，任何小问题，若稍有歧见，大家都无好言语，小误会成了大争执，以致不可收拾，罗氏一怒携女大归。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哥过世时，大嫂才24岁，可以说心智尚未十分成熟，在顿失依靠的时候，既无儿女可守，那么最可信赖的，当然是父母。像大嫂这样遭逢不幸者，多数人都会选择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至于大嫂当初是否本有归宁之意，或因误会而临时动意随父而去，则不敢妄下断语。

我当时年幼，不敢过问大人们的事，其间隐情，实难了解。不过就常理言，大哥亦由先母带大，大嫂又是罗氏的掌上明珠，以两家关系之深，情谊之厚，先父母绝对不会不尊重大嫂的意见。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同，新寡的大嫂，心理上总是饱受委屈的，乃向她父亲诉起苦来，罗氏听后便心中不平了。所谓大归，只是罗家的说法，我们王家并无此说，兄弟姊妹仍视孝纯为我们的大嫂，是家中的一员。

（十六）先父给罗振玉劝大嫂勿拒收恤金的信

先父性情敦厚，怀旧之情殷笃，虽在沉痛中，用笔仍委婉恳切，毫无绝情之意。先母主理家政，非自为姑之日始，先父当年续弦的主要目的，即为支持门户（见王德毅编《王国维年谱》，48页）。先父这一生中，如无两位母亲先后为他处理家务，无内顾忧，恐怕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有关大嫂拒绝领受大哥海关恤金事，罗继祖于1982年8月发表跋《观堂书札》于《读书》上，引录3封先父给罗氏（罗振玉）劝大嫂勿拒收恤金的信，兹摘录于后：

第一封：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途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六元与前沪款共得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亡儿在地下当为感激也。（九月十八日）

第二封：

昨函甫发，而冯友回京，交到手书，敬悉一切。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归谁？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者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以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九月十九日）

第三封：

昨奉手书，敬悉种种。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日银庄之例用“王在记”（按大哥又字在山）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求公再以大义喻之。（九月二十五日）

以上3信，先父在沉痛中，用笔仍委婉恳切，尚期异日再见，毫无绝情之意。经过一再恳求，大嫂才把遗款收下了。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里，曾提及有人在他父亲（罗振玉长子福成）处，见到先父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八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清代御史，著名藏书家，出版家）的死，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听说已佚失。这封信，罗继祖并未看到，他估计当时久未通信，很可能是先父为叶德辉事，破例去信示警的，而他家未敢以呈罗，致保存在他父亲遗箧中。由此可见，先父为人的敦厚与怀旧之情的殷笃。

有关先母事迹，愿在此补述一二，免得以讹传讹，或以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竟有一名悍妇蛮妻。儿女之心，人皆同之，想读者不以赘言为怪。

（十七）母亲潘氏为莫外祖母所激赏

外祖父潘公祖彝，曾中秀才，在家中为独子，并兼祧数房。中了秀才以后，他无意仕进，居乡读书课徒以娱亲。先母潘氏幼承庭训，知书达理，为莫外祖母所激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先嫡母莫氏逝世，遗下3个哥哥潜明、高明、贞明，大的仅9岁，小的不足3岁，当时亲友均劝先父续弦，以主中馈，莫外祖母力主以先母潘氏为继，且自为大媒。

次年正月，先母来归，3月，父亲携眷北上，莫外祖母随行赴京。先母潘氏事之如所生，莫外祖母在京居住一年多，看到先母对待前房之子有如己出，始放心回到原籍老家。

莫家世居海宁城北约五里地之春富庵镇，至外祖父时尚称莫百万。外祖父早逝，遗下莫氏母亲及一幼子，时莫外祖母年仅27岁。稍后幼子又夭，莫外祖母伤心之余，亟欲立嗣，以保产业，但本姓中多属无赖子弟，决心向贫苦人家领养两子，即大舅父与五舅父。家中财产并未因已立嗣而保全，同姓子弟欺凌孤儿寡妇，而掠夺其产业，最后连住宅亦被夷为平地，而致赁屋居住，靠几亩薄田糊口。

莫外祖母自莫氏母亲适先父后，全副精神寄托于女儿身上，不想唯一可寄托的女儿，忽然病故，先父刚逾而立，诸子皆幼，为先父物色继室，老人家比谁都关心。

先母来归后，每月送与莫外祖母零用若干。居上海时，有便人回乡，必带些莫外祖母喜吃的山楂糕、粽子糖、香菇等物，此外衣着日用如有短缺，必托人从上海带回。有时先母返乡省亲，亦必接莫外祖母到潘家同聚。

莫外祖母年事渐老，依家乡的习俗，必须预制寿衣寿材。先母特为她订制上等的寿衣寿材。可是她的孙辈，都不长进，曾数度把她的寿衣当掉，每次都是先母替她赎回。此后她就再三叮嘱先母，在她百年之后，务要赶回替她治丧。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天，先母忽得莫外祖母病逝电报，即刻携吾妹松明，自沪回乡奔丧。在先母未去之前，两位舅母（两位舅父均已去世）及其子女想要向店家赊些素烛纸箔，都遭拒绝，向庙中僧道洽做法事，也不得要领。等见到先母坐的小划船抵达时，大家奔走相告，店家闻之，即派伙计送来需用各物，和尚道士也来接头做法事。先母竭尽做孝女的本分，在灵前守灵，松明则坐账桌，逐笔付款并记账，一桩丧事就完满办好了。临走时，还留下些钱，作为七七之用。

先母22岁为王氏妇，立即成为3个孩子的继母，上有莫外祖母，下有莫氏母亲生前所用之女佣——钱妈。3位哥哥秉承上一代善良的个性，全家上下无间。

先母平日对用人很宽厚，从不疾言厉色，尤其对钱妈，先母都令我们叫她妈妈（海宁乡言以妈妈称伯母）。钱妈嗣子不肖，临终亦求先母为她办理丧事。我记得当天先母身体本不适，但仍抱病至丁家桥，为老仆料理后事。

（十八）父亲的光环

曾与先母共同生活过的4位嫂嫂，大嫂已如前述，二嫂与先母相处前后亦有七八年。相处时间最长的，是三嫂与四嫂，都在10年以上。三嫂还以有此婆婆为幸。至于当时在烟台、威海海关中的同事及其眷属，都说王氏婆媳间的融洽和谐，是不多见的。

先母与四哥嫂在台湾住的时间较长，在高雄时，住在海关宿舍内，20家的住户中，最让人羡慕的是王家婆媳。我的妹婿曾戏对四嫂说：“天下的福气，都让你占光了，有一个好丈夫，又有两个好儿子，再加上一位好婆婆，你是几世修来的！”后来四嫂虽远居美国，在先母诞日忌辰，必请三嫂代献弥撒。若非当初相处得好，在死别20年后，何以仍有此孝心？

从以上点点滴滴，都可反映出先母为人处世之道。三哥四哥的同事朋友，存世者当不在少数，我不必欺世而为先母誉扬。罗继祖跋文中述说乃祖（罗振玉）脾气褊急，徇一时舐犊之爱，竟弃多年友谊于弗顾，持论尚属公平，由此可推想其于《行年录》（即《永丰乡人行年录》）中所述，并无恶意攻讦先母之本意，唯未计日后他人的误解，致以讹传讹。这是很遗憾的，故不得不辩。

我1913年的冬天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虽然前后两位母亲莫氏与潘氏，已育有4个男孩，也育有过4个女孩，但前4位女儿都夭折了。我算是长女，因此，我最得父亲的宠爱。他说我是米里捡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

父亲为我取名字，也是煞费苦心，以前女孩儿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养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辈，取名“东明”。父亲工作之暇，常爱抱着我哼哼唱唱，随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跟着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7岁时，母亲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祖居浙江海宁城内，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时他在住家的大厅设私塾。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虽然入学时外公向大家介绍我，说叫“王东明”，可是他们听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着叫，有时还拍着手，扯着嗓子唱。我实在生气了，就向“外公老师”告状。我本想外公一定会重重地打他们的手心，谁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扬了一下，训了几句就算了。表弟表妹们比我小了不少，也跟着叫我的小名，我会狠狠地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表姊，叫我表姊！”

小名困扰了我的童年，一直到13岁，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回北京时，家中帮佣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亲母亲仍叫我的小名。

16岁，我上小学五年级，“王东明”才正式成为我的学名。自幼到老，人们对我的称呼，实在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英语老师郭秉龢教授向同学介绍我的方式，他说我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公子。因为开学时，郭教授出了一个作文题，好像是有关家庭的，我虽然没有写父亲的名字，但在内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十九）父亲去世后的王家处境

父亲在清华园时，我曾跟随父亲读《论语》。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亦只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

等到父亲的丧事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贞明虽已办好燕京大学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一个研究院职员的位置。因此，他就辍学就职了。

四哥纪明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慈明、六弟登明及松明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夫人）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最后的决定是由父亲的助教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这时，我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易地放过了。

赵万里先生与我家本来就是亲戚，他是母亲表姊的长子，平时各处一方，很少往来。他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家乡都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故未能履任，赵先生即由人推荐给父亲。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他第一天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仍不禁莞尔一笑。他毕恭毕敬远远地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学生。他家住在西院12号，与我们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来向父亲请益。父亲有事，只要派人去请一下，他马上就到。父亲交代什么事，他都做得很好，因此对他很是器重。

父亲去世后，所有书籍、遗作都是他处理的。书籍方面，后来由陈寅恪、吴宓、赵元任三位先生建议，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由赵万里先生整理编目。至于遗作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完稿三类，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并撰写《王静安先生年谱》。（后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赵万里先生与我有一年的师生之谊。当时弟妹们都上了学校，我由家中决定请他教古文。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由于全心地投入，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带着我们告别北平清华园，回故乡海宁。我在海宁从小学五年级念起。以前读过些古文，但从未学过数学，由阿拉伯数字开始学，所以我对念书一直有些自卑。虽然年纪大理解力较强，后来能赶上进度，而且表现不错，但总觉得自己是因为年长，所以也有胜之不武的感觉。

（二十）大哥和二哥

父亲一生清寒，又不善营生，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受人济助，十分无奈。所以，他希望儿辈不要再走他的老路，能自立自强，将来的学术成就如何，总不及生活过得心安自足重要。

因此日后大哥进海关，二哥进邮政，三哥四哥也陆续进了海关，都是朝他向往的方向发展。我们这一代中，二哥天赋最高，也最爱古籍与诗词，如以他的资质与兴趣，能追随父亲继续钻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然而父亲却无视他的爱好和禀赋，竟让他进入邮政，以获得较佳的待遇，能独立生活，当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宝贵经验为鉴。

我们这一代虽无显赫的学历，但儿孙辈亦有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差可称得上书香传家吧。

如前所述，我大哥出生于1899年10月，辛亥革命后，跟随父亲与全家前往日本。他从小就与罗振玉全家很熟悉。因此，十九岁那年（1918年），他在上海与罗振玉先生的次女曼华结婚。大哥考入海关，曾在天津海关和上海海关任职。1926年大哥在上海染患伤寒病逝。大哥去世时，年仅27岁，英年早逝，无儿无女，令人惋惜。

二哥高明，字仲闻，生于1902年，是我们兄弟姊妹八人中最聪明的。他幼时调皮，高中未毕业即因闹学潮遭校方开除，随即考入邮局工作。当时有亲戚在交通大学念书，数学弄不明白，请教他。他把书本前后研究一番，即可教人。

二哥爱好诗词，尤其喜爱研究宋词，他心目中的太太自然是像李清照一般的才女。后来由父母之命为他订了一门亲事，他不想接受，但又不敢违抗父母，到了结婚前一天，依然不见踪影。家中仆人到码头到处打听二少爷到了没有，他却直到半夜才回家。但他也只是以此表达心中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不满与抗议，第二天仍然乖乖成婚。

婚后他是个负责、爱家、爱孩子的好父亲，认命安分。抗战时，他随政府到后方工作。二嫂在上海，急着想去。他来信说后方生活艰苦，要二嫂留在上海较妥，他一定洁身自爱，决不负她，要她放心。后来证明，他也的确如此。

他在邮局工作受到当局器重，被提升到邮检部门，这在国民党时期属中统管辖范围。因此，解放后，他因有特务的嫌疑，虽被留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这也给了他读书的机会。

二哥幼承家学，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做学问，他又博闻强记，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做起了学问。他的《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就如“锥处囊中”，终被学界认识。

然而1957年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欲办刊物《艺文志》，结果被打成右派，邮局因此将他开除公职。

为了谋生，二哥只好四处找工作。这件事被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知道后，特将他推荐给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于是二哥进了中华书局文学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只能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

1960年前后，时值中华书局编辑的《全唐诗》进入收尾阶段，二哥为该书审核标点。正好此时，二哥的好友词学家唐圭璋编纂修订《全宋词》，唐先生当时在南京，有些资料不易取得，就写信给二哥，请他在北京为《全宋词》补充资料并审核全稿。二哥完成《全唐诗》后，遂接手《全宋词》的校订工作。

（二一）二哥被称为“宋朝人”，三哥被称为“王三公子”

初识二哥的人，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父亲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工作，学术上的成就不可能太高。但没过多久，他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识令编辑们折服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反而自得，以后还经常自称“宋朝人”。

在订补《全宋词》的4年工作过程中，二哥写下了大量的宋词考据笔记。当时的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严谨和精审，和任何一本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不逊色。

中华书局特请钱锺书先生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稿，让有关人员带口信说：“这是一本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由于二哥的身世背景，1964年有关条例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

1966年“文革”开始，二哥受到极大的打击。此时，他连做临时工的资格也没了。1969年，在隔离审查中，他喝下“敌敌畏”（DDT），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二哥长子庆端，1926年出生，不知下落；次子庆同之女友为留日博士；次女令三的长女李春为留澳博士；令三的次女李东辉为美国医学硕士，现作为引进人才在上海浦东工作。

三子庆山之长子王亮，复旦大学博士，现服务于复旦大学古籍部，任副研究员；女儿王晴是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孩子们的成就，能否让父母感到欣慰呢？

三哥贞明，在上海长大，我家迁居北京后，他仍留在沪江大学念书。民国十五年（1926年），父亲要他转学燕京，他才到了北平。

他是家中个性唯一外向的孩子，往往坐不了三分钟，就想往外跑。那时他年少英俊，又是上海来的，多少带点洋气。天生爱热闹，又喜欢开玩笑，所以清华园内年长的、年轻的，都爱跟他往来，真是老少咸宜。

当年北平是北方风气最开放的地方，各国使节均驻于北平，因此西方社交场合的交际舞，已相当流行，三哥对此道也很内行。他的点子又多，年轻人跟他在一起，玩起来都很有劲。他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北平的世家子弟，家中经常有人送票戏。文武场面，一应俱全。三哥与他们往来，也迷上了京剧，常常出入各大戏院，也认识了好些角儿，以及爱好京剧的人士。

三哥与一位唱程派青衣的坤伶新艳秋很熟。有一天，程砚秋在某大戏院演出，他携新艳秋在前座听戏，忽然被某小报记者发现了，于是第二天在小报上加油添醋地报道王三公子与某坤伶如何如何。自此“王三公子”的名号就叫响了，在清华园内亦不胫而走。

（二二）三哥那一声倒彩

有一次荀慧生演全本《玉堂春》，连演好多天，清华的戏迷都无法买到票。于是大家凑了钱去找三哥。三哥满口答应，第二天特地进城去，果然不负众望，前面最好的座位共二十几个，都买下来了。其实那时的戏票，都控制在管事的案目手中，只要与案目熟了，平时出手大方些，就不难买到票了。

清华年轻同事中，戏迷颇不乏人。他们知道三哥和新艳秋很熟，就要求三哥请她到清华来玩，如能请到，他们愿意请客。有一个星期天，新艳秋正好没有上戏，就来到了清华园。他们游览一番后，就请她在西院9号三哥住处吃饭。许多年轻人在一起，难免嬉笑喧嚷，声震户外。西院总共只有20来户住家，任何小事立即可以传遍全院。只听说王家老三今天请客，但不知请的是谁。直到客去人散，大家才知道原来请的是当红坤伶新艳秋，那些平时很熟的太太们，都说老三不够意思，与大家引见引见有什么关系，要那么神秘兮兮干什么？最生气的是邵伯母，她是山东人，个性爽直，嗓门很大，平时视三哥如自己的子侄。她愤愤地说：“老三真不是玩意儿，就算你王三公子会审《玉堂春》，请俺看看也是应该的！”

三哥对京剧的鉴赏，受到了北平那些素养很高的戏剧爱好者的熏陶。看戏，重点在听，不论唱腔板眼或是文武场的锣鼓点子，都是他们要推敲的。有一天，新艳秋在吉祥戏院演出，末第二出是另一坤伶织艳君的《女起解》。前面一二排坐了十几个年轻小伙子，是专为捧织艳君来的。戏已开演，他们在前面高声谈笑，三哥正坐在第三排，看到他们嚣张的样子，便轻声嘘他们。他们安分了一阵，不多久，故态复萌。等到织艳君的《女起解》上场，他们才稍稍安静下来。这天织艳君有些反常，也许是这些少年们影响了她的心情，唱到中间居然掉了板，司鼓的看三眼已过，正高举檀板，却再也落不下来。同一时间，三哥“通”的一声倒彩已喝了出来，前面的小伙子霍地站起来，摩拳擦掌，想要打架。坐在三哥旁边的一位老先生，站起来说话了：“他‘通’得没有错。”这时场内侦缉队的便衣（探员）也上前来，一看是三哥。他们本来就认识他，知道他一向循规蹈矩，不喜生事的，于是向那些少年大喝一声：“大家坐下，不许闹！”他们一看是便衣，不敢再闹，乖乖地坐下了。

三哥回到每回进城落脚的朋友家，就接到侦缉队长的电话：“老王，你向来不爱闹事，今天是怎么了？”三哥说：“不是我爱闹事，是那些小鬼太不像样了，本来一点小错也没什么事，织老板只是遭了池鱼之殃罢了。”第二天，织艳君挽新艳秋出面要请吃饭。三哥说：“我又不是冲着你们来的，大家原是好朋友，何必挂在心上呢。至于吃饭嘛，我请你们好了。”

三哥在北京交往过的女朋友不少，但都是些玩伴，而将来居家过日子的好妻子，决非此辈中人。他看清了这一点，马上倦鸟知返，趁着寒假回南方相亲，相到了三嫂。

（二三）三哥与三嫂

清华园中住的南方人多，大半不会做面食，发面更是拿捏不稳，不是放得不够而味酸，就是太多了变黄变硬。只有住在西院20号的邵伯母，做的馒头又白又松，吃起来还有些甜味，完全不像山东大馒头的干硬。她做了常常分飨邻居，大家都很喜欢吃。

太太们想学着做，免得常吃人家的。可是邵伯母都是一口回绝，她说：“这是俺邵家的家传秘方，不能传给外人的。你们爱吃尽管到俺家来拿好了。”

那时三哥已经结婚了，三嫂也是浙江人，到了北京，已学了不少面食的做法，普通的包子馒头也会做，可是总没有邵伯母做得好。于是三哥想到了一个办法。原来邵家有一个丫头，平日烧饭洗衣，都是她做的，馒头当然也会做，有时也上街买东西。

有一天，三哥看到她出来，就说她们家的馒头真好吃，不知是怎么做的？那丫头不疑有他，就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方法，就是在面发好后，加些猪油和一点糖，再多多搓揉，蒸出来的馒头，就会又松又白了。”

三嫂做家事本来就很不错，经过一番指点，居然一试成功。朋友邻居们来了，也请他们尝尝，都赞不绝口，并说可以与邵太太的馒头媲美。后来传到邵伯母的耳中，她很生气地说：“老三真不是个东西，居然把俺的家传秘方也偷去了。总有一天，俺会找他算账的。”等到一见面，三哥和三嫂一唱一和，邵伯母长、邵伯母短地一亲热，天大的气也消了。

三哥天生随和，逢到有玩的，他必定参加。所以母亲常说他，白鸽只拣旺棚飞。爱丢东西也是有名的，如手帕、钢笔、手表、零钱等，常常找不到，任何事都大而化之。小事虽是如此，大事却不糊涂，至少有两件事可为佐证：其一、毅然放弃清华的职务，再去接受税务教育，改行投入海关，因此大半生都能过较安定的生活。其二、选择对象时的清醒。他有一年到了上海，正好见到表哥表嫂。表嫂有一个妹妹，姓张，中学毕业后，在浙江新登县的一个小学教书，是个非常乖巧的女孩子，正好放寒假在家。在短短的假期中，三哥天天去张家，事情发展很快。每晚回家，他都高谈当日如何玩，如何吃，拍了多少照等。寒假快过去时，由表嫂做大媒，先行订婚。到春假时再来结婚，并携眷北返。

这种理智客观，在婚前没有掺入感情的婚姻，倒是人间美满姻缘。50多年里，三嫂相夫教子，孝敬婆婆，妯娌姑嫂之间，和睦相处是有口皆碑的。到了晚年，后辈都远走天涯，两人相依为命。这是当年睿智的抉择，换来了半个多世纪的神仙生活。十几年前，在台北信义路上，如果能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履蹒跚、相扶相持地穿越马路，可能就是他们（三哥1905年出生，于1998年去世，享年94岁）。

三哥长子庆襄，台大动物系毕业后到美国念生物，博士论文遇火烧毁，后改学电脑。其妻郭静珠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获美国图书馆学研究所硕士。三哥女儿令燕于北一女念高一时由毛神父推荐到美国，后学护理，其夫为化工博士。

（二四）四哥、五弟、六弟和妹妹

四哥纪明于1911年出生，在抗战时，曾经与母亲一起住在上海英租界。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租界也被日军接收了，我随四哥逃难到洛阳、西安，后来就留在西安教书。

抗战胜利后，四哥到高雄海关任职，母亲和松明妹到高雄投靠四哥。因此，我也到高雄教书。四哥生活安定，于1978年去世。四哥去世后，四嫂移居美国得州，过着清静的生活，孩子们也各有发展。

四哥有两个儿子。长子庆颐，台大土木系硕士，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太空力学硕士，住得州，任职于美国贝尔飞机公司；次子庆和，聪明爱玩，成大材料工程学系毕业后，到美国直接修博士。

五弟慈明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一直留在大陆。因为是工程师，身份单纯，“文革”期间未遭到迫害，或许这就是父亲要我们“谨慎勤俭”的原因吧。

慈明出生于1915年，2009年去世，享年95岁。五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庆元，大学毕业，是数学名师；次子五一，大学工程系毕业；女儿令尔是五弟下放黑龙江哈尔滨时所生。三人皆生一女，都非常优秀。

六弟登明，也一直留在大陆。他是教药科的，住在学校宿舍，没有受到什么影响，1997年去世。六弟生有三女，长女令之，大学毕业；二女令宜；三女令宏，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

妹妹松明在抗战胜利后，与母亲一起到高雄投靠四哥纪明，因此，也没遭到什么风波。松明1979年去世，享年62岁。松明育有二女一子。长女铁珍；次女铁玫，在美国；长子铁珺，逢甲大学毕业。

兄妹手足8人，4人已先后辞世，我们幸存的4人，又梦寐般地于1987年9月22日在香港见面了。从青年到老年，除了外形，没有多大变化。4人年龄的总和，刚好300岁，而牙齿加起来恐怕不足60个。

我与三哥仍爱说说笑话，开开玩笑，童心犹存，有时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两个弟弟倒比我们老成持重。

弟弟们说，他们住的都是宿舍，房屋只有3间，无所谓客厅、饭厅或卧房，人再多也要挤下去。他们的宿舍，新建不太久，卫生设备倒也齐全。近年来一般人家，对家电用品的欲求很高，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也都有了，那是因为在大都市里用电的限制较少的缘故。总之，他们两家，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教授，收入在工薪阶层中，算是较高的，加之家中每人都有工作，生活也就好一些。这是此次见面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欢娱的时间总是易逝的，4人起居与共，出入相偕，在香港人见闻广博的目光下，一眼就知道是大陆与台湾来港会亲的，而且毫无差错地指出何者来自台湾，何者来自大陆。

临别前夕，在丰泽楼吃新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原以为他们经常可以吃到，不足为奇。哪知在上海的人，并非年年可以大快朵颐的，一则产物偏重外销，其次售价昂贵，一家人要吃一次蟹，就得花去半个月的生活费，谁敢轻易尝试呢？

相聚一星期，9月28日，终于送他们登上广九铁路的火车。这是生离，也许还是死别，不争气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珍重吧！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