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三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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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是民国产量最高的作家。他一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超过了一百部，多达两千万字以上，诗词、散文、杂文、时评也有一千余万字。他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曾一度“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放到今天，人们即使没看过《啼笑因缘》，也都听说过《啼笑因缘》。同时，张恨水无疑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或者对他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他的文学成就，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抹杀他的独特性，生硬地将他划归某一阵营。作家解玺璋近日出版了一本《张恨水传》，重新发掘被历史尘埃湮没下的张恨水的鲜活生命。

书中讲到，纵观张恨水的一生，有三个女人从始至终陪伴着他，她们是：徐文淑（1898-1958年）、胡秋霞（？-1982年）、周南（淑云）（1915-1959年）。本文节选的，正是关于他三次婚姻的章节。

关于张恨水的这次婚姻（指跟徐文淑的第一次婚姻，本文编辑注），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且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大致说来，此事系其母一手包办，女家是潜山县源潭乡徐家牌楼人，虽非名门望族，却也是当地大户，与张家相比，算得上门当户对。媒人是一位本家婶子，她们约好借看戏的机会去相亲。说是相亲，可双方家长并没有见面，而是由媒人指着远处看戏的人群，让张母望了一眼那个姑娘。张母的确看到人群中有个姑娘长得很标致，以为是自己未来的儿媳，亲事就这么定下了，接着，下了聘礼，新人进门的日子也随之定了下来。不料，姑娘娶进门，却并非母亲看中的那一个，儿子更感觉受到愚弄，十分委屈，遂有新婚之夜逃离洞房之举。家人连夜将他从后山找回，并责以孝道，母亲也流泪向他表示歉意，许他将来有中意之人，再另娶一房。张恨水既不能抗拒慈命，又有怜香惜玉之心，最后，只能默默地吞下这枚苦果。

至于所谓“调包计”，笔者以为，基本上是民间的一种想象。根据徐霁旻的考证，徐文淑的叔祖是清代戍边武将，以军功被赐予正一品建威将军；父亲徐海山是源潭乡有名的经馆塾师，文才极好，且相貌堂堂。他有四个女儿，依次为徐文淑、徐蕙淑、徐荷淑、徐杏淑。徐文淑在家时曾随父亲读书，“三百千、四书五经”都读过，还能背诵，而且，能写“工笔小楷，一手好字”。她不曾留下一张照片，我们无从了解她的“真相”，但据见过她的后人回忆，她的长相虽说不上漂亮，却也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么丑。这样一个女子，何愁嫁不出去，而非要采取“调包”之计？徐霁旻认为，在这件事上，张家、徐家都是受害者，问题出在媒人身上。然而，难以解释的是，如果徐家没有要求，那么，媒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她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张恨水

当时的情形既难以复原，笔者也拿不出证据说事实不像民间的传闻那样富有戏剧性。或许做母亲的确有难言之隐，娶进门的这个姑娘，不是自己相中的那个姑娘；抑或张恨水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但坊间传说抓住这两点加以夸张，就有了张家中了“调包计”，娶回一个“相貌丑陋”“目不识丁”的村姑，洞房内吓跑了张恨水的故事。其实，徐文淑既不是丑女，也并非没有文化，至于“文淑”这个名字，更非大姑子张其范于新婚之夜所赐，当然也没有张其范教她识字、写字，鼓励她给丈夫写信的情节。张其范写过一篇《回忆大哥张恨水》的文章，其中对人们称赞她的这两段“闺房佳话”，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张恨水对于母亲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很难说是满意的。新婚不久，他便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虽有很堂皇的理由，但他心里想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不过，营救堂兄张东野、叔公张楚萍的行动失败之后，他没有选择返回老家，而是跟着李君磐的文明话剧团来到苏州，随后又到南昌，在外奔波达数月之久，冬天才回到潜山。试想，如果家里的这个人真的为他所爱，新婚燕尔，正是难分难舍之时，以张恨水才子佳人的心性，哪能把她一个人放在家中，自己在外游荡？即使重任在身，未必不归心似箭。他的不归，已透露了他的态度。在家没住多久，过了年，郝耕仁来信邀他出游，张恨水又欣然前往。就在此时，他还动了隐居的念头。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次婚姻不仅没有使他感到幸福，反而增添了他的苦恼。这期间他作过一部小说《青衫泪》，因不曾发表，已湮没无闻，我们今天并不知道他在其中都写了些什么。有人望书名而生义，以为小说“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

其实，张恨水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徐文淑的，当然，也不针对他母亲。有人觉得，张恨水既读了那么多的古书，又仰慕才子名士的生活，对婚姻的想象和憧憬，也就逃不脱“才子佳人”“红袖添香”“闺中唱和”一类的俗套，他不肯亲近徐文淑，是因为徐文淑没能满足他的这种想象和憧憬。这种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不是唯一的道理。这时的张恨水，虽然中了些名士才子的“毒”，对其“佳人”和夫妻情感生活有自己的要求，然而，除此之外，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知道，张恨水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清末和民初之间，这是新知、新学的蓬勃生长期。张恨水固然读了不少古书，却也读了很多新书。他是喜欢读小说的，旧小说他喜欢，新小说他也不拒绝，尤其他还用心阅读了林纾翻译的许多外国小说。这些小说，除了教会他写作方法和技巧，新的思想和婚恋观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学史家认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吴趼人的《恨海》与符霖的《禽海石》的发表，“预示着一个写情小说，甚至是写哀情小说的时期的到来，这也是西学东渐之中，中国青年男女欲争取婚姻自主的先声”。特别是后者，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孟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大胆提出了“更定婚制”的要求。而林纾所译外国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之类，对于生活在礼教束缚下的中国青年来说，更是一种“诱惑”。张恨水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他还没有勇气喊出自己的心声，他只能接受母亲的安排，但他的内心世界未必没有对自由婚姻的渴望，那些老旧婚制下男女青年的痛苦，未必没有引起他的共鸣。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十一年前他在长江边口占一绝《七夕诗》，特意加了前序后注，最后慨然长叹：“婚姻不自由，诚杀人之道哉！”既为张楚萍，也为他自己。

张恨水深藏着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一路走来，他真心想要的，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安排的婚姻，而是婚姻由自己做主。他曾委婉地表示：“这时，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中。”这也许就是此时此刻他对自由恋爱的一种理解。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上海画报》刊登他的《旧年怀旧》一文，其中就讲到他在少年时代的一段“初恋”，曾与一个名叫秋凤的同庚女同学，“朝夕过从，相爱甚昵”，“私心好之，未敢言也”，“此事至今思之，觉儿童之爱，真而弥永，绝非成人后所能有”。直到一九四七年他五十二岁时，还不能忘怀此事，又于二月五日在《新民报》副刊《北海》发表《看灯有味忆儿时》一文，旧事重提。

这样看来，把张恨水婚姻的不幸，归结为“调包计”强加给他一个“丑”媳妇，既是对徐文淑的不公，也是对张恨水的不敬，是小看了张恨水，把他庸俗化了。张恨水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世界晚报》发表了一篇《妻的人选》，文章不长，且让我抄录下来，留此存照：

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能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说到这里，朋友不能再找出好的标准了，就问我要怎样的？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能了解我，我自然心满意足了，好看不好看，是不成问题的。道德二字，更是和我合辙了。至于如何帮助我，如何使我快活，她当然知道，那又何须说呢？一个人要得一个人了解，这却要得人家相当时间的认识，所以男女双方由恋爱而进到结婚，至少要有一年期间的过程。

“了解”二字，看似平实简单，要做到却不容易，有的夫妻，厮守了一辈子，都不敢说互相了解。张恨水对幸福婚姻的渴望和追求，正可以这两个字来概括。而他与徐文淑之间，缺的也恰恰是这两个字。然而，徐文淑毕竟出身儒生之家，谨守妇德，知书达礼，举止贤淑，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嫁到张家之后，作为媳妇，侍奉婆母，作为长嫂，关照弟妹，不仅赢得了全家人的尊敬，张恨水对她也多了一份怜惜与歉疚。虽然他们之间聚少离多，缺乏交流，但张恨水并没有遗弃她，而是尽职尽责地养了她一辈子，在张恨水的收入中，总有一份是徐文淑的生活费，并为她在家乡潜山添置了房屋和田产。一九二二年，他托二弟把母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和徐文淑迁至芜湖；一九二五年，又把母亲和全家接到北京，徐文淑也随同前来。此时，他已娶了胡秋霞，一大家人住一所前后五个院子的四合院，张其范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中写道，“大哥住北屋三间”，“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这个嫂嫂，就是徐文淑。她与胡秋霞姐妹相称，处得很融洽。她生过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为此她一直觉得愧对张恨水，于是，胡秋霞的孩子都被她视如己出，十分疼爱。据说，张小水出生时，因为是小产，落地不哭，俗称“闷地生”，徐文淑当即解开贴身衣裳，将血糊糊的婴儿“焐”在自己胸前，救了小水一命。直到晚年，张小水还说：“我的命是大妈妈捡来的。”与徐文淑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情谊。一九五八年，徐文淑在安庆因脑溢血去世，张恨水因病不能出行，遂命张小水带了七百元钱，千里奔丧，护送徐文淑的灵柩回到潜山老家黄土岭安葬。弥留之际，徐文淑拿出珍藏的两枚戒指，分送胡秋霞和周南，以表达她对两位“妹妹”的心意。如今她的墓碑上，立碑人写的就是：男晓水、孙继，即小水、张纪之误。

张恨水与家人合影，左一为张恨水，左二为胡秋霞

张恨水第二个妻子叫胡秋霞。他们的结合不会晚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月。张恨水大弟张啸空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二日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游北海记》一文，其中写道：“癸亥仲秋节，恨水兄有一日暇，适北海开放，兄遂约予及秋霞嫂，共往游焉。”

张恨水与胡秋霞的结合见诸文字，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次。他在《〈金粉世家〉自序》中也间接透露了与胡秋霞结合的时间，他说：“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牙牙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吾书乃毕。”查《金粉世家》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始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十五日，截止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二十二日，而慰儿正是他与胡秋霞所生第一个孩子，由此或可推断，他们结合的时间，大约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天，是不错的。

关于胡秋霞的来历，综合各家说法，得到如下一些印象：她是四川人，乳名招娣，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挑卖江水的苦力，四五岁时，她被拐卖给上海一个姓杨的人家当丫鬟，后随这家人来到北京。杨家的人待她很刻薄，打骂是常事，一次，她摔坏了一个花瓶，被罚跪在雪地里，她不堪凌辱，鼓起勇气，逃出了杨家。先在街上流浪了几天，后被一位巡警送到了妇女救济院。按照她女儿张正的说法：“一个好心的巡警告诉她，石碑胡同有个妇女救济院专门收养无依无靠的女孩，妈便投奔去了。”她在救济院里糊纸盒，也学一点劳动技能，长到可以婚配的年龄，院里便张罗着为她择偶。张正说：“1923年的一天，院里的女工头，送给妈妈几张男子的照片，让她选择一个作为丈夫。女工头主张她选一个中年商人，说这样有固定收入，女孩嫁了他，今后生活有保障。妈却选中了年轻的读书人–这就是我的爸爸张恨水。”

张友鸾的女儿张钰在《恨水伯的婚姻》一文中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她说：“大约在1923年至1924年之间，有个朋友向他介绍了救济院的一位姓马的姑娘。那时，救济院里收养的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如若被人看中，只要双方同意，便可按规定办手续领娶。他去了救济院，一见之下，双方都很有意。那马姑娘人很灵秀，也有点文化，他有心娶她。不料当他向院方提出申请时，竟遭到拒绝。原来马姑娘已被别人看中，只是她自己不同意，那人便疏通院方，对她施加压力。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马姑娘无奈之下，便把救济院里的另一位姑娘介绍给恨水伯，这姑娘就是胡秋霞。”

胡秋霞来自北平妇女救济院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不过，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有时也被称作“贫民习艺所”“社会福利院”或“福利救济院”，这些大约都是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说法，抑或与这个机构在民国期间的几次演变也有些关系。北京的贫民救济机构最初发生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光绪皇帝当年批复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就曾涉及一些城镇乡善举的内容，如：“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民初，在京师习艺所的基础上，成立游民习艺所，直属内务部，以内务部长朱启钤为首任监督。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内务部将游民习艺所移交京师警察厅管理，开始设立妇孺习艺所。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特别市，习艺所归属于社会局，游民习艺所和妇孺习艺所改称“妇女习艺工厂”和“妇女救济院”，并专门制定了这些机构的“收容妇女请领规则”。这样看来，张恨水的后人认为胡秋霞来自“救济院”，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民国十二年（1923年）还没有这个称呼，但其渊源有自，而民间记忆通常会在时过境迁之后接受某个最流行的说法。

按照《北平特别市妇女习艺工厂、妇女救济院收容妇女请领规则》的要求，打算请领厂、院女为妻室者，首先“应由请领人填具详细声请书，附最近四寸像片两张，并取具本市区内曾经注册之商店三家保结，送请本厂、院审核”。同时规定，“一、无相当财产及职务者；二、有不治之疾病或残废者；三、无固定住址及确实铺保者”，不能领娶厂、院女为妻室。请领人的声请书经厂、院审核通过后，请领人还需缴纳被领娶女子在厂、院期间的生活费，并酌情缴纳慈善捐若干。这个规则虽然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制定的，但考虑到其中的延续性，七年前，张恨水领娶胡秋霞时，经历过这些程序，也是可能的。他的孙子张纪就曾在《我所知道的张恨水》一书中写道，爷爷在娶奶奶时“交了一笔押金，交了照片”，这里所说的“押金”（也有人称为“赎金”），很可能就是《规则》中所要求的生活费和慈善捐。

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恨水二十八岁，已经远离家人，在北京独自生活四年了。经过四年的打拼，他在京城算是站住脚了，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且收入不菲，不仅个人生活有了保障，还能负担家里日常所需，以及弟妹的教育费用。但孤身客居他乡，到了夜晚或生病的时候，就很不是滋味。一年前，他的确得过一场大病，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他在《新民报》北平版发表《隔巷卖葡萄声》一文，其中讲到当时生病的情形：“予居平之三年初秋，患伤寒，甚殆。幸不死，卧床亦久。由中元以至中秋，均缠绵床褥间。予青年困于婚姻，且以父丧失学，备极懊恼，时昏卧会馆，鲜有照顾者，而孀母幼弟正群客芜湖北上未能，月赖吾三四十元之接济。予病，自秘之，家中浇裹（嚼裹）亦勿能寄，枕上无事唯思不得意事自遣。复念病或不起，孀母丧其长子将不能堪，其下除仲弟已冠，可经商外，其余弟妹四人，均弱小将失学，其不幸更甚于我。以养母育弟，予固跪誓于先君弥留之际也。思极而悲，泪涔涔落枕上。”

他在小说《春明外史》中也写到了这场病，见于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主人公杨杏园生了一场大病，在会馆躺了许多天，身边只有一两个朋友，半夜醒来，胡思乱想，真切体会到“孤身作客的人，这病境最是可怜的”。想来想去，“由追悔不该到北京来，一直追悔到不该读书。心想病一好了，什么事也不干，赶快回家罢”。接下来便写了与他相好的那位清倌人梨云来看他，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作者接着写道：“梨云这一来不打紧，又添了杨杏园一桩心事，心想如此看来，妓女的爱情，不见得全是假的。又想：’就算假的罢，她能特地来看我，也算难得。我在北京的朋友，尽管不少，除了两三个极熟的人，谁又曾来看过病呢？’想到这里，反而觉得梨云小小年纪，倒是他一个知己，心想我要讨了她回来，也就算万愿皆足了”。

一个成年男子，于漂泊羁旅之中，往往需要一个异性朋友，给他安慰，给他呵护，尤其是在病中，这种心理乃至生理上的需求，就更加强烈。爱情固然是两个人心灵上的共鸣，却也不排除孤寂中的相互慰藉。而张恨水的文人气质，只能使得这种需求更深沉，更细腻。他应该想到了要找一个人在身边，陪伴他亦照顾他，但他又很纠结于自己的“困于婚姻”，难以释怀。这一年的旧历新年，他回了一趟芜湖，看望分别数年的母亲、妻子、弟妹，其间他们是否议到了张恨水再婚之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从芜湖回到北京，这件事似乎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事，他表现得相当郑重和谨慎。张正在《魂梦潜山–张恨水纪传》中就曾提到郝耕仁的女儿郝漾给她讲过的一件事，郝漾对她说：“我在父亲书房读书，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恨水伯写给我父亲的信，是在娶你母亲之前写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信中伯父对包办婚姻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他信中原话不记得，大意是这样的：多年来，我漂泊社会，年纪也不小了，仍未解决婚姻大事。现在京认识一位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相貌端正，出身贫苦，我很怜爱她，想娶她为妻，也可以在京安家，解决婚姻的问题。”

张恨水与胡秋霞婚后的生活是和谐而美满的。胡秋霞很小就被拐卖，除了“招娣”这个乳名，她对自己的年龄和娘家的姓氏已没有任何记忆。胡姓是张恨水根据她的四川口音推测的，并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为她取名“胡秋霞”，并正式申报了户口。胡秋霞不识字，也不算漂亮，但她年轻，有活力，且为人爽直，心地善良。她是苦水里泡大的，能嫁给张恨水这样一个有才情，懂得爱，衣食无忧的丈夫，很满足，也很幸福。最初，她不知道张恨水在老家已有妻室，结婚后，张恨水把实情告诉她，并表示自己对包办婚姻是不满的，她也没说什么。

婚后不久，张恨水便把家从潜山会馆迁到了铁门胡同七十三号丁宅。他在给友人张香谷的信中提到此事：“水于真日迁入铁门七十三号丁宅。”几天后，他又在《春明絮语（续）》中讲到这次迁居：“予近迁居铁门胡同七十三号，为青衣票友蒋君稼故宅。友人张香谷作函贺之，并谓蒋善歌，必有绕梁余音可闻。其事甚韵，予因作骈体文复之。”看来，张恨水的心情很不错，他显然受到了胡秋霞的感染，她的嘘寒问暖，悉心呵护，也让张恨水的饮食起居大大改观。二人世界，本没有太多的家务，闲下来，她就坐在张恨水身旁，安静地看他写作，或与张恨水一起去看电影和听戏。张正说：“妈的绝大多数兴趣爱好都是受爸的熏染与影响。”张恨水还为妻子制订了学习计划，“他手把手地教她握笔，从描红模子开始，每天认几个字”。很快，她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能粗读报纸和小说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她都是第一读者。张恨水有一阕《蝶恋花》，写生日前夕，妻子来询问，明天他的生日准备怎么过：

帘钩响动伊来到。屈指沉思，灯下低声道：明日如何消遣好？良辰千万休烦恼。原来生日浑忘了，客里年华，多谢伊关照。我自伤心还一笑，伤心不要伊分晓。

我们不知张恨水因何而伤心，但他在妻子面前掩饰了自己的伤心，而感谢妻子的好意。词作写得十分生动，一个体贴、温存的妻子形象跃然纸上，也为他们的夫妻生活留下一幅逼真的剪影。婚后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慰儿。女儿的到来，使他得到一种安慰，生活也平添了许多乐趣。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恨水把全家迁到北京，并租下宣武门东大街路北未英胡同三十六号一所院子，作为家居。张其范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一文中披露了这次全家不远千里迁移北京的原因：“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这是很重的一副担子，当时，大妹读女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小妹妹读高中，每个学期的学杂费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都得张恨水去筹措。因此，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白天在家写小说，有时同时写几部小说在几家报纸上连载，夜晚还要到报馆去编报”，与胡秋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她或许有一点受到冷落的感觉，有时会借酒浇愁。她要熟悉、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并不十分容易，但她很努力地要融入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老太太希望张恨水能给原配徐文淑留下一个孩子，母命难违，张恨水不得不出入徐文淑的房间，胡秋霞则表现得善解人意，令人刮目相看，终于在这个大家庭中赢得了一个“好”字，侄儿辈称她“好妈”，外甥们称她“好舅妈”，弟妹们称她“秋霞嫂”，张恨水对她的评价是：藏拙、守成、率直。

张恨水和第三个妻子周南

周南是张恨水的第三个妻子。她原名周淑云，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周南是婚后张恨水为她改的名字，常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周南”。张恨水与周南的结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周淑云因《啼笑因缘》而暗恋张恨水，非张恨水不嫁，其母无奈四处托人说媒，张恨水的妹妹张其范，恰在该校任教，其母便求她将女儿带去与张恨水相见，张恨水一见钟情，于是缔结连理。

不过，张恨水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夜深沉》单行本时写的自序中说：“可是我内人所爱好的，却是这部《夜深沉》。我们的结合，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以为媒介物是《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其实并不尽然。假使《夜深沉》远在我们未结婚以前出版，介绍人应该是它。”仔细揣摩张恨水的这句话，其实并不能得出两人结合与《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无关的结论，只是其中被“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而已。如果剥去所谓的“罗曼斯”，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相识源于一次游艺会，也有人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艺会，而是北平新闻界和教育界联合举办的赈灾义演活动，据说，在这次活动中，张恨水饰演《女起解》中的崇公道，春明中学的女学生周淑云饰演苏三。不知道这样的赈灾义演在1931年举办过几次，是不是每次都由张恨水出演崇公道一角？根据万枚子的回忆，这一年夏天，武汉大水，北平新闻界确曾发起赈灾义演，地点在湖广会馆，张恨水在《女起解》中担任崇公道一角。难道与周淑云同台演出就是这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婚礼就显得比较仓促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旧历八月初八，张恨水为纪念他与周南结婚十五周年，复印了结婚照并在背面题字，由此可以确定，他与周南结婚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旧历八月初八，阳历为九月二十九日。这个日子离义演的日子是不是太近了呢？

总之，他们在这一天结为夫妻。从这次婚姻中，张恨水终于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期待的爱情找到了归宿。即使是在重庆海棠溪生活期间，有时，他也会忆及当年的闺房之乐。一天，他看到市里忽有跳棋出售，便勾起了对于往事的回忆，并写下短文《跳棋》：“十余年前，内子归我，如小乔之初嫁，所谓其乐甚于画眉者，闺中亦不能平靖无事，因之予乃劝之读唐诗，作花卉写意，并习赵柳楷字。初一二课或亦感生兴趣，三日以上，即百呼不理矣。及予示之跳棋，则甚喜。北平冬夜，室外朔风虎吼，雪花如掌。而室中则电炬通明，炉火生春，垂帘对坐，盆梅吐艳。围炉小坐，剖柑闲谈，遂亦不思他乐。坐久人倦，乃对案下跳棋。相约予负则明日为东道，陪之观剧。胜则彼亲自下厨调鲜同膳，而十局之战，予必负七八，故彼极乐为此。”于是，他买了一副拿给爱妻，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玩过此物，妻子则以“马齿徒长”为之一叹，他也就“闻之而兴沮”，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他的小说。而“内子在旁，共灯为小儿补结旧绳衣，各个默然”。这时，他忽然“停笔昂首，乃作长喟。彼即起夺予纸笔曰：’尚不思睡，曷温跳棋乎？’予笑曰：’余子何堪共话，只君方是解人。’乃即移灯布棋，共下三局，而时转势移，三局皆予胜而彼负。”

张恨水与周南的夫妻生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天写作《山窗小品》时多有提及，这在前两次婚姻中是极少见的。再如《劣琴》，写到他“自幼酷嗜皮簧，几至入迷，及娶吾妇，妇亦嗜此，既得同调为终身伴侣，嗜尤深”。这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他们的结合，京剧曾是媒介之一。然而，入蜀之后，看戏的机会几乎绝迹，“终年不复一入剧场”。有了戏瘾怎么办呢？“强细君（其妻）低声歌之，吾口奏琴手拍板以和音节”而已。一天，朋友送他一把胡琴，他又在街上购得一批青衣唱腔琴谱，于是，“在黄米饭饱后，山窗日午，空谷人稀，乃掷笔取琴，依谱奏之”。而“每当弦索紧张，细君隔室停针，辄应声而唱”。张恨水是很享受这种生活情趣的，甚至得意地以“吹箫引凤”自喻。

有时他们也谈诗。他说：“内子随余久，间亦学读《古唐诗合解》。”自然也是懂诗的，据说，当年她曾以“南女士”之名在《新民报》发表过诗作《早市杂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嫁得相如已十年，良辰小祝购荤鲜，一篮红翠休嫌薄，此是文章万字钱”，以及“朝霞沾鞋半染衣，街头浓雾比人低，晓凉敢说侬辛苦，昨夜陶潜负米归”。能从清苦日子中品尝到诗情画意的人，一定是个有“诗心”的人，这也是周南最让张恨水得意之处。张恨水在《劫余诗稿》中讲到一件事，他们住在海棠溪的时候，一天，周南在山窗外晒旧书，发现一张残破的旧报，上面是一首五言古诗，题目为“悠然有所思”，但“独缺署名”。她诵读再三，觉得很像张恨水的作品，便拿给他看，笑着说：“此似君作，发表于《南京人报》者乎？”这件事让张恨水兴奋不已，他写道：“余大笑，因吟曰：’喜得素心人，相与共朝夕。’”素心人就是心地纯洁，淡然处世，能把日常生活过出诗意的人，这才是张恨水心中向往的人。那天，他大喜若狂，“余复大笑，笑且一日数次”。周南问他为何这样高兴，他说：“三年来，非相与伤感物价，即为群儿顽劣事相争执，闺中之乐，甚于画眉者，此调生疏久矣。窃以为卿仅知予不谈物价，仅知予厌群儿嬉戏，大背人情，今觉殊不然也。乃一见而识吾诗，十余年相聚，诚未白费，焉得不乐？”

我们是从多年后张恨水对往事的回忆中，推想他与周南结合后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的年龄虽相差二十岁，但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对于这样一个可人，张恨水以“周南”命名之，倒也恰如其分。可是，他的家里毕竟还有两位夫人在，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婚前，他向周南交代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请她认真考虑，据说，周南表示：“只要和他终生相伴，并不计较他已有了妻子。”甚至婚后他要对胡秋霞尽一份做丈夫的义务，周南也能体谅，并不干预。但秋霞却不能接受张恨水的这次婚姻，她的女儿张正说：“我母亲当时还曾提出过离婚。”站在女性立场，应该承认，胡秋霞的要求是合理的，张正也曾表示，她“由衷地钦佩妈妈作为女性的自尊、自爱与自强”。而且，就在当年五月，《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实行，其中特别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当然，国民政府司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又称，娶妾并非婚姻，实际上是为重婚开了方便之门。张恨水娶周南，固然是以正式婚姻对待之，但社会舆论显然并不追究，其实是理解为纳妾的。至于胡秋霞，尽管她曾有过离婚的想法，而面对现实，她又不得不考虑，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身无分文，又无一技之长，如果离婚，如何维持生活？又如何抚养自己唯一的儿子小水呢？何况，她的确深爱着这个男人，而张恨水也从未忘情于胡秋霞。

于是，在婆婆和众人的劝说下，胡秋霞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接受了周南这个新人。此时，张恨水将全家从未英胡同三十号迁至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并另租铁门胡同，与周南建立了新家。此后，他更多的时间是与周南在一起，对胡秋霞，乃至徐文淑，只是尽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他有一篇文章曾借京剧《双摇会》谈及对多妻家庭的看法，认为剧中对多妻的讽刺是很公道的，同时，他又无奈地指出：“一个家庭，自不宜多妻，既已有此事实，就当想法解决，来个’家和万事兴’。”这自然也是张恨水在生活中的态度，他总是尽力维护这个多妻的大家庭的安宁与和谐，当然很不容易，有时也不得不暂时逃离这是非之地。刘半农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的日记就记下了与张恨水有关的一笔：“与牧野（张恨水二弟）、颖孙（姓郑，系北华美专教师）同往方家胡同看恨水，值出，入其书斋中小坐，牧野云，恨水即将往西北旅行，因有一妻二妾，难乎其为夫，故不得不暂往他处以避烦恼，然他日归来，旧账仍当总算，不悉将何以为计。此所谓自讨苦吃，局外人莫能赘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