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为啥南巡？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 1680—1785》
[美]张勉治著，董建中译

巡幸是一种具有多元意义的实践活动:它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性既可通过多样的历史情景追溯，也可从丰富的原始资料中求证。①事实上，只要仔细阅读现成的史料，便能够对康熙首次巡幸这个一直饱受争议的活动的意义作进一步的阐释。一方面，巡幸活动可被构建为对“仁政”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可被解释为极具军事色彩的“征服礼仪”。对巡幸意义的解释，是强调文治还是武功，这种分歧在17世纪70至80年代间康熙皇帝最早的巡幸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在1684年首次东巡与南巡中达到顶点。在下文中，我将努力阐明这一长期存在的文武价值观念的紧张对立，这种对立深深嵌于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官方叙述中，特别是起居注的记载。②

1684年春的礼仪之争

清朝内部对皇帝巡幸活动的准确内涵与合适定位的争议最晚开始于1668年底，那时年轻的康熙帝第一次想启动他的巡幸活动。③这种由对巡幸之意义阐释的矛盾而形成的内在紧张，在1684年3月底4月初的朝堂上表现得已很明显，一场激烈的争论就此爆发。这场争论的主角是朝中两位大臣:曹禾和王承祖，他们分别恳请康熙皇帝东巡山东。④皇帝立刻召集群臣讨论这两位大臣的建议。双方争执的核心点，至少名义上，并非皇帝巡幸山东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而是皇帝在泰山应该举行什么样的礼仪才算最合适?然而，对每位朝臣的意见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更基本的问题关系重大，这些既包含“东巡”的基本含义，也包含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意义和要旨。

是征服礼仪，还是仁政典范?

这场争论开始于翰林院编修兼起居注官曹禾(1637—1699)，他首先进谏道:“皇帝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⑤。曹禾对巡幸行为的论证来源于他对祀典的专门解读。他首先将祀典分成了“常祀”与“特祀”。常祀的实例是指每年有天子参加的季节性献祭———通常包含在社稷坛、天坛、地坛及太庙所进行的祭祀。对“特祀”的说明则以圣王舜的大规模巡游作为例子。曹禾适当地引用了《尚书》中那段描写舜帝大规模巡游最经典的章句:“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⑥

司马迁(公元前145—86)在所著《史记》(约公元前91年成书)也引用了《尚书》中这一常被征引的语句，作为上古贤君在泰山举行封禅⑦的证据。曹禾对此深信不疑，并直接引用这位伟大史家的话:“司马迁所谓，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者也。”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意味着所有统治者自“三五以来，昭姓考瑞，必以其成功告于上帝”。⑨最后，曹禾还声称，封禅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值得尊敬的行为活动，不仅代表王朝的兴盛，而且是对王朝征服的庆贺，他在他的上奏中对这一基调做了进一步详细说明。

对曹禾及其同僚来说，对这一史料的深入研究，既是一种复古行为也是一种解释行为。通晓这类知识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一个必要前提。事实上，在曹禾看来，自宋代以来对封禅的忽视都应归咎于那些“不敢申明其礼”的“后世议者”。很明显，这些人不愿举行封禅，刻意地与历史上“秦汉唐宋之主，有事岱宗者，皆勒兵十数万，创立宫殿，更起明堂、辟雍”的活动保持距离，因为这种军事冒险主义和大兴土木的政策“劳民费财，失对越之意”。在曹禾看来，一个严重的且令人遗憾的后果就是朝廷的很多官员逐渐变得只关注“一岁中祈年报赛之常祀”，而忽视了“东巡”一类的“特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泰山封禅。⑩

在阐述了朝臣对封禅的忽视之后，曹禾继而简要概括当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绩(当然是用委婉的称颂词句)，试图恢复泰山封禅。这些包括努尔哈赤“诞膺图箓”，皇太极“受宝握符”，顺治帝“抚有区夏”。可曹禾又指出顺治时期虽然天下一统，但“大命虽定而天下未宁，人心未靖。”事实上，“三孽”(指三藩)仍然“伏于方镇”，海寇(指反清势力)仍然跳梁东南。尽管如此，赖上苍眷佑，康熙帝坚持不懈地展示美德和神圣能力，以图最终实现“大一统之业”。11

曹禾对清帝国以“无外”为特点的拓展政策极尽溢美之辞，其中就应该包含了过去的战争和未来的征服。然而，曹禾确切所指的是刚刚结束的“平三藩”(1681年12月)和“平定台湾”(1683年10月;指蛰居台湾的郑氏家族的海上势力)的军事胜利。这些军事成就标志了“大一统之业”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为曹禾的主张既提供了原因，也提供了动机。用他的话说:

上帝之命，不可不报;山川百神之助，不可不答;而运势之本，开基之功德，不可不纪。12

在曹禾看来，最近平定三藩与台湾的胜利对清朝来说是天命所归，这要求举行一场极具经典意义的“东巡”泰山之祭，在那里，古老而却长期受到忽视的封禅将再次举行，以此将王朝征服达到顶峰的胜利时刻载入史册。

王承祖阐释问题的角度则截然不同。而且，他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来实现自己的主张。1684年，王承祖位居吏科掌印给事中，主要负责对供皇帝阅览的公文往来进行监察，并能够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形成，甚至提出建议。此外，王承祖享有直接进谏皇帝的特权，并且可能有时帮助修订起居注。13就纯粹的官僚系统而言，王承祖有充分的权力去评论曹禾的诉求。从某些事实来看———包括王承祖的职位，他和曹禾的建议的特殊形式，14官方记录中这些文件的安排，以及它们的具体内容15———我们有理由推断王承祖得知了曹禾最初的请求，并且快速地书写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最终促使两份奏章同时上达天听。

事实上，从王承祖的实际立场看，他没有(可能也不会)逐一反对曹禾关于“东巡”泰山的请求。相反，他只是对曹禾有关主张举行封禅活动的动因和理由提出异议。在他的奏章中，王承祖恳请康熙帝“仿古帝之巡狩，以勤民事，以光圣治。”16通过对皇帝极力颂扬，并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他首先小心谨慎地声称皇帝应该胸怀更高的抱负:“皇上乘泰运之始，出维新之治，屡颁上谕，戒饬臣工疏通仕路，皆轸念民生、期登熙隆至意。”在对皇上进行连篇累牍的颂扬之后，17王承祖谈道:“方今四海升平，要荒向化，正观风问俗、劝课农桑之时。”18这里，我们便能够看出王承祖对“东巡”的界定并非王朝兴盛和征服的凯旋礼仪，而是在和平时期倡议鼓励农桑，移风易俗的仁政典范。

在《尚书》“舜典”中有对圣王舜“东巡”原型的描述，王承祖通过对他非常熟悉的“舜典”的解读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岱宗居五岳之首，东方为生气之先二月乃东作之始，燔柴祀天因所至，而祭告之至，其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盖皆为民事也。故载之于书，令后世仿其意而行之。19

这里，王承祖在代表儒家思想的《孟子关于帝王出巡的论述，20和自己关于康熙帝东巡的建议之间构建了正统直线联系，恳请康熙皇帝仿效虞(也就是圣王舜)的东巡，“察闾阎之利病，问风俗之厚薄，设祭方岳以祈年丰。”21如此，东巡活动就彻底去除了巡幸活动的军事化色彩，强调了百姓福祉与农业繁荣而不是王朝征服凯旋后的庆功活动。

在对经典的解释中，王承祖反对曹禾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建议康熙帝要在泰山上举行种种礼仪的主张。王承祖毫不掩饰的异议甚至明确反对曹禾对司马迁的注解:

臣读《史记·封禅书》内云:“上古封禅者，七十二君，”皆荒唐无稽!22至秦皇、汉武仿而行之，不过耀德张功，后世鄙焉。23

通过全面推翻曹禾立论的前提条件，王承祖极力主张康熙皇帝“法虞帝行燔柴之礼不袭封禅之事。”24

皇帝的勉强与默许

接到这两份奏章后，康熙皇帝令九卿、詹事和科道官员讨论此事。王承祖作为一名科道官员直接参与了这些讨论。很明显，为了平衡王承祖的影响，康熙皇帝让几名内廷官员(即詹事)也参加这场讨论，其中就包括皇帝的心腹高士奇(1645—1703)25。关于高士奇与他在朝堂上所扮演的角色，下文将提到更多细节。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王承祖的观点最终胜出，康熙帝欲左右讨论结果的企图落空。1684年4月13日，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官员们将他们的意见呈报皇帝:

翰林院编修曹禾请封禅泰山，应不准行;科臣王承祖请行巡狩，燔柴泰山，即过孔林观礼器，应准行。26

康熙帝对这个结果似乎并不非常满意。他没有接受，相反要求礼部研究一个更详尽的合适的礼仪方案，以及相关的先例。一旦礼部报送内阁，他将指示满、汉大学士“公同详议拟票具奏。”27在经过足足两个星期的研究与讨论之后，28礼部的官员们的结论是“祭泰山如祭天坛礼”29(1684年4月28日，即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换句话说，根据礼部制定的礼仪方案，皇帝巡幸泰山并不需要举行“特祀”活动，而是简单地照“常祀”标准办理，就像皇帝每年到天坛的祭祀一样。这意味着曹禾的意见被彻底否决。

康熙皇帝似乎仍然不想接受礼部意见，他转而询问他的大学士:“此事尔等之意若何?”满族大学士明珠小心翼翼地答道:

昔之封禅致祭之礼，年代久远，无从考其仪注，史书所载甚属繁多。又虞舜巡狩，燔柴致祭之典，亦无仪注，臣等之意似应从部议。

至此，康熙帝可能察觉自己一意孤行的危险，于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封禅之举，非所宜行。此事著依部议。”30

1684年11月:康熙皇帝的东巡与南巡

1684年4月底，曹禾原来所倡导的将“东巡”泰山、举行封禅视为王朝拓展与征服的凯旋之礼的建议在朝堂上饱受非议。与此同时，王承祖将“东巡”视为仁政下彻底非军事化活动的观点则完全胜出。的确，王承祖有效地利用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慷慨陈词，和儒家经世而贤明的统治理论，击败了曹禾，为1684年康熙皇帝东(南)巡的启动构筑了理论框架。康熙皇帝将不举办曹禾最初建议的泰山封禅了。

然而，当康熙帝期盼已久的巡幸经过山东与江苏两省时，如何看待皇帝巡幸活动的分歧仍然存在，并借助各种事件不断展开。换句话说，虽然正式的礼仪争论已经告一段落，但当1684年秋天圣驾通过山东和江苏时，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仍然尖锐，并导致进一步的讨论与谈判。一旦圣驾接近和行经某些有重大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诸如泰山、山东与江苏边界以及长江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对立极其尖锐而明显，那就是到底该以文治还是武功的观念来解释清朝的统治。

山东:协商中的文武价值观的紧张状态

1684年11月16日，从北京启程12天后31，圣驾到达泰山脚下的泰安州，中午时分，康熙皇帝开始了攀登他期盼已久的东岳。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他步行了40里(大约13英里或20公里)到达顶峰，之后他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举行了祭祀，并且登高远眺，欣赏各处景观。晚上宿于山顶，早晨观日出。在下泰山之前，他又举行更多的祭祀，沿途所到之处挥毫题词。直到中午康熙帝才在侍卫的保护下到达泰安城北，在那里的一个专门供奉泰山之神的庙里(即东岳庙)，康熙帝再次进行了祭祀。32

起居注官们在评论康熙的首次泰山之旅时，颂扬了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伏惟皇上文德诞敷，武功煊赫，声教四讫。”33事实上，他们明确重申的成就即是曹禾早先提出的“大一统之业”。34“东西南朔，罔不率俾，海隅向化，自古幅帧所不及者尽入版图”。35这里，起居注官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君主权威与声望(即文德与武功)的双重资源中，转移到了帝国统治的实体(四周边界、东南沿海和历史上未统一过的地区)上。通过赞颂帝国边界与领土的拓展，起居注官们实际上承认并接受了曹禾早先提到的以军事上的胜利主义为特征的泰山封禅。

更重要的是，起居注官们也介绍并重点突出了“文化魅力”(即文德)是君主品质与合法性的标准。在他们的修辞性很强的文字介绍中，对过去征服事实的把握并不十分准确(即全凭武力的征伐战争)，对现在和将来的界定则更多的强调“中国东南地区将被纳入清朝的‘大一统’”之中。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有关帝国软实力(soft power)和君主文德的作用，而非军事力量。起居注官通过反复强调对康熙帝“文化魅力”的赞美，反映了他们对文德的追求。毫无疑问，他们对民政方面的成就一直持最高的赞美态度:“建置郡邑，功德隆盛，固已并三皇而媲五帝矣。”36通过将康熙皇帝重建国内统治秩序，媲美于上古圣王的美德，起居注官们实际上是在明确表示，清朝的“贤德成就”来源于统治者期望构建一个更低调、谦逊的仁政统治，而不是满族统治者和征服精英在军事上的勇敢。

的确，在起居注官的笔下，康熙皇帝到中国内陆和东南地区种种活动，总是通过一些寓意深刻的术语，被表述为得到了合乎体统、文明的统治行为。

巡幸所至，清问下民，闾阎疾苦靡弗周知。蠲租徭，恤耆老，悯颠连，吏治清浊，谘访激扬，白叟黄童，引领望幸，銮舆经过之地，欢呼载道。37

作为起居注官们对皇帝巡幸活动的评述的一部分，上述这段文字在官方的叙述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这样的言辞逻辑更像是程式化的修饰性描写。此时，圣驾巡幸刚刚十二天，正在山东境内，上段文字中所述的景象还没怎么发生。换句话说，起居注官们只能凭借象征手法来记载，而非历史真实。他们如此不辞辛苦劳动的最终目的，未必只是记录信史，而且通过构建具有说教意义的、可以流传后世的统治模式，形成某种特殊的文化意义。换言之，起居注官是在全力以赴地做一个没有止境的课题，那就是塑造统治的合法性，这被Catherine Bell称为“仪式化”。38这项有关统治合法化的礼仪方面的研究课题，其产品是要求有一个圣君的礼仪化实体，39而且随着圣驾巡幸逐渐深入内陆，起居注官对这一圣君实体的表述也会愈加清晰(体现在康熙皇帝行为中)。毫不奇怪，起居注官们倾向于通过对此次巡幸的描绘，来表现皇帝积极的、正在进行的转变，我们或可称之为“文明进程”。在这项统治合法化课题中(作为一个文明进程)，起居注官们所塑造的这一动态的圣君的化身就是康熙帝本人。

当然，康熙皇帝本人就是这项礼仪化与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起居注官们一直致力于与皇帝进行协商。大约六至七个月前，早在曹禾和王承祖朝堂争论时，他们与皇帝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协议。1684年4月，康熙皇帝最终表示曹禾关于赴泰山举行封禅的建议不合时宜。曹禾想以此表明君主的权力和权威具有更多军事凯旋的色彩，但康熙通过这种方式，含蓄地回避了曹禾有关东巡的观点。康熙接受了王承祖提出关于“东巡”的另外一个概念，即视之为对勤政、仁政和圣德的实践。在泰山脚下与满族大学士明珠的一次公开谈话中，康熙帝似乎想验证这一点:

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深宫宁处，轸念闾阎，诹吉时巡，省观民隐。经行所至，登于泰山，至圣遗踪，缅然如睹。40

这里，康熙帝一直在扮演着他的角色，整个泰山之行中，康熙皇帝遵循着预先设计好的脚本。然而，在剩下的旅程中，即经过山东和江苏境内时，他开始积极地、不断地与起居注官们就礼仪问题进行协商。

当巡幸泰山渐进尾声，起居注官们已经开始为旅程的下一站作修辞上的铺垫。为此，他们回过头来，重新记述了1684年的春天这一重要时刻:“乃圣心有大益，谦斥封禅之文，举省方之典。”41在这种特殊情景下，这个简要的叙述仿佛在提醒康熙皇帝必须遵循早先的决定:不在泰山举办封禅，以免将其当作征服胜利后的军事措施;当圣驾过境山东与江苏境内时，也要以更谦卑、仁义的态度贯穿全程。换句话说，对起居注官们来说，1684年春天的礼仪之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在泰山举行什么样祭祀典礼的小问题，而已经成为全部巡幸活动的基本动因和内涵意义之所在。这可能是起居注官们为什么将皇上“谦斥”曹禾提议的行为，与“举省方之典”相提并论的原因。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表明在起居注的叙述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紧张。首先，康熙帝最初做出不应允曹禾提出的泰山封禅请求的决定，并非如同起居注官们宣称的是一个“拒绝”的行为。我们也许记得，在1684年4月28日朝堂上的礼仪之争即将结束时，康熙皇帝仅仅声明:“封禅之举，非所宜行，此事著依部议。”42这更像是皇帝勉强接受大臣们意见的结果，而非“谦斥”曹禾东巡提议。也许两者的区别微乎其微，但是从康熙皇帝的意向看，这反映出了重要的区别:皇帝意向本身就是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争斗的主要焦点。

第二，尽管康熙皇帝的泰山之行严格遵照起居注官们设定的脚本，但在圣王活动之外，他也举行了很多高度军事化的礼仪活动。举例而言，1684年11月11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五日)，即登泰山的前五日，“上召大学士明珠、尚书伊桑阿、介山，学士席尔达，侍读学士朱马泰、徐庭玺，卿葛思泰、阿里虎、安泰于围中射猎。”这场即兴的打猎活动是巡幸进入山东时的一个军事化仪式，背后包含着某些民族色彩。实际上，康熙帝在这一天所召集的打猎成员们，除了唯一一名汉族官员徐庭玺外，其他人都是满洲官员。同日还有记载:

“是日，赐山东巡抚以下、知县以上等官及致仕大学士冯溥等兔。”43通过这种倾向性的姿态，康熙皇帝是在向山东的整个文官系统展现他在军事上的威力和对军事的高度关注。然后，第二天(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六日，即1684年11月12日)，“上召福建金门、海坛总兵官陈龙、林贤于围中射猎。”44第二次狩猎活动的意图似乎是为了向两位重要军事官员灌输对朝廷的忠心(他们从北京到福建去接任刚获的新职位，奉旨扈从圣驾)45，但是，也有可能是想借此机会庆祝一年前在1683年夏天平定在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中活动的反清势力的新胜利。46

更重要的是，起居注官们记载这些事情，却没有做出任何相应的评论(一般都会大加赞美的)。这显然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毕竟有两位官员充当“扈从起居注官”47，参与了这次围猎活动，虽然孤独的汉族起居注官孙在丰没有受邀围猎。我认为起居注官不对皇帝围猎行为进行评价，是因为它不符合将东巡作为“仁政”活动的规范性记叙。相反，狩猎仪式看起来似乎强化了康熙皇帝一直致力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把“东巡”看作征服的凯旋之礼。

如此，就不足为怪，当圣驾准备离开泰山，并继续南行时，起居注官们再次提醒康熙皇帝曾经对“展示圣心”做出的承诺，并试图确保他将承诺践行到底。他们通过起居注的规范性叙述，不断提醒君主这一敏感的意识形态主张:“乃知圣主举动度越百王，史臣执简，惟有颂扬莫罄也已。”48这里，起居注官们可资利用的只有修饰性言词。他们知道言辞上的影响仅仅是微弱而有限的间接说教，但是，他们透露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皇帝继续按照起居注官们事先布置好的脚本行事，那么他们对合法性权力的无休止的赞美之词将随之奉上。

皇帝在三天后做出回应，1684年11月20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皇帝将野兔分发给了每一个随从的官员。但很难确定被分配的野兔到底是在之前的狩猎中捕获的，还是在1684年11月20日当天狩猎中新捕获的。我提出这种可能性仅仅是因为起居注官们(具体是谁还不清楚49)提到皇帝“于围中”向官员赏赐战利品。而且，起居注官们使用了相同的词汇介绍了康熙皇帝早些时候“于围中”射猎的活动。

无论康熙皇帝是否在11月20日当天举行过围猎(文字材料中显示他没有)，但他明确地在最近的狩猎中举行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仪式(即在围中赠予野兔)。而且这个特权圈子包括孙在丰，泰山之北狩猎时，这个汉族起居注官员曾经被排斥于外，50但现在却被传唤参与狩猎活动，并记录第二次狩猎的生动场面。考虑到围绕着皇帝个人行为与活动的敏感性，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不像是巧合，而更像是对孙在丰反复宣称身为“满人”的康熙皇帝乃一位“汉化”圣君的尖锐反驳。

同时，康熙皇帝也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不断强调他的特权，以及他对这次巡幸活动的看法。为此，他继续容许他的起居注官们(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51)参与到这场不断发展的积极协商的过程中来。52这个协商过程不仅有言语上的辩论，也表现为身体的行为和实践。

在山东—江苏交界处:“勤政”的意义圣驾临近山东与江苏交界时，起居注中的措辞从关注皇帝的圣心转向了对勤政的渲染。在1684年11月21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即康熙皇帝宣布首次南巡前两天，行宫临时设于山东南部的沂州，这里距离江苏北部边境70公里(43英里)。这一天，起居注官们只记载皇帝晚上的活动:“上坐待至二鼓”(晚上九点至十一点)，以等待皇帝巡幸过程中每三天必至的本章(来自京城衙门)。皇帝“数问本章到否”，对内阁的官员言:

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朕已经重处。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拘时刻到来，尔等即便呈进，朕宵兴省览。

结果这天的奏报直到四鼓(凌晨一点至三点)才到达皇帝营帐，“上即起，一一详览达旦。”53

尽管该场景本身已为皇帝勤政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起居注官们仍然坚持加上了他们的“窃观”:

自古勤政之主，高居深宫，或三日或五日一听政。史书尤称为盛事。皇上马上巡行，日省方舆风俗，闾阎生业，未尝少即晏安。夜分而起，彻曙听政，以视古人未明求衣，日晡夜食，诚远过之。国家万年之基端在此矣!

通过这段评论，起居注官们提升了这个例行活动，将其“仪式化”，从而使之转化为君主品德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象征。换句话说，官方记述不再过于关注与上古贤君泰山封禅紧密相关的礼仪活动，而是将目光转向与日常管理中的例行公事。54同样重要的是，康熙皇帝的勤政与自律不仅表现在批阅日常奏章，也表现在巡幸途中对百姓生活习俗和日常生活的省察，在起居注官们的笔下，这些都是仁政的标志，也是起居注官们从言辞上为两天后圣驾进入江苏所定下基调。

无独有偶，一周前，在泰山脚下，康熙皇帝也谈到了同样的主题:“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深宫宁处，轸念闾阎。”55对于皇帝也是如此，他强调的重点同样已经转向勤政与效率，这一转变似乎更容易超越更为敏感以及更具决定意义的礼仪诸问题。

然而，“勤政”这个概念更加灵活，并富有弹性，为妥协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皇帝在巡幸途中积极处理文、武事务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君主仁政的合法性表现。然而，起居注官们倾向于用视察河工来解释圣驾进入江苏的原因，因为这样就可以纾缓民困:

上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命驾南巡。56

换句话说，当正式宣布第一次“南巡”时，起居注官们最关注的是民间治理和百姓福祉。对军事安全和武备却避而不谈。然而，后者才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核心内容。

正如以前也曾有专家对这个问题一带而过，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也有军事演习与军队检阅的目的。57在他所经之处，康熙皇帝每天不但召见当地的文官，也召见绿营与八旗驻防的各级军官。58例如，当圣驾进入江苏的那天(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即1684年11月24日)，起居注官列出七名来到这个移动的朝廷受到皇帝接见的官员。59六名军事将领在杨捷的带领下觐见皇帝。杨捷(1617?—1690)60，功勋卓越，性格刚毅，深受信任，当时出任江南提督。61

根据起居注的记载，康熙皇帝召见杨捷一行是在圣驾停驻宿迁搭起大帐之后。然而，根据杨捷自己的记录，62他们是在山东和江苏的边界上受到接见，距离宿迁县城大概四十公里(24英里)。在这里，轻松的寒暄过后，康熙帝对将军肃清福建沿海反清势力的战绩予以认可。然后，皇帝称赞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将“尚矍铄不老”，问道:“尚能射几斛力弓?”杨捷答道:“臣前驻师压海贼，叠身苦卤湿，弓稍弱，然尚能射。”63对此，皇帝答道:“能射即真老将军。”64

于是，康熙“命阁臣传旨将军起上马，走围枪内”。杨捷在皇帝的这些随侍中行动自如，这些人在两周前曾在山东参加皇帝的围猎活动。正如皇帝的评价:“将军功高老臣，诸国戚、内大臣视之亲亲，无徉暖热。”65之后，杨将军加入随侍皇帝的豹尾班，随圣驾到宿迁县城，在那里，他被授权可以出入戒备最为森严的皇帝大帐区域。另外，康熙帝又将他亲自射杀的一只野鹅赏给杨捷，以示格外恩宠。66第二天(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康熙帝又赐予杨捷他在宿迁县亲自捕杀的五只野兔。67

对康熙帝来说，关心军务肯定是他勤政的一个方面。可是在汉文起居注中，并没有记录康熙帝见到杨捷的互动细节。一个原因是那些起居注官员可能见不到皇帝和他最亲信官员之间互动的细节。可能性更大的另外一种原因是凝聚皇帝周围最亲近的圈子———可能也包括一些省级高级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骑射、围猎等这些军事化的宫廷文化为基础的。而且，即使当圣驾进入江苏省的时候(那时也被称为江南省)，康熙帝一直坚持不断地举行各种军事化礼仪，而对军事化色彩很重的政治文化的详细描述，将会引起无益的关注。

无论是哪种情况，在起居注的官方记录中，资料上的差异表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文优先于武的状态。然而，起居注官员在遵循这种意识形态时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当他们看到康熙帝逐渐偏向于处理军事事务，尤其是当圣驾越过长江后，皇帝在显而易见地展示军事力量。

江南:核实武备与军事胜利主义

康熙皇帝渡过长江，与登泰山相比，在象征意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这是历史上满族皇帝第一次踏上这个被称为“江南”68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地。

1684年11月29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圣驾渡过长江，顺流而下，到达镇江府城西门，并于此地安帐停驻。在这里，康熙召见了21名江苏、浙江两省的高级官员，其中11人是武官。69这次集会本可以在苏州城举行，因为这里不只是1684年南巡路程的最南端，而且也靠近浙江省城杭州。再说，这批官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从杭州起程到长江南岸迎接圣驾。但是那样的话，效果绝不相同。巡幸进入山东和江苏时高度军事化的性质表明，这些省级官员被传唤到扬子江畔，由此可以再一次见证清帝国的高度军事化和踏足江南的凯旋仪式。

事实上，康熙于11月29日越过长江后，次日即退回(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即1684年11月30日)。他与随扈人员登上被称为“沙船”的战舰，沿长江巡回航行了“十数里”距离(大约6公里或3英里)。这艘船上下行使，左右横渡。这并不是一次有实际意义的横渡，而更像是检阅作为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水师力量。康熙皇帝对“沙船”的速度和敏捷程度印象深刻，他转而对近臣高士奇说道:

自兴兵以来，恢复岳州、长沙，70多得此船之力。今海寓承平，昔时战舰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当思危，治不忘乱，朕乘此舟未尝不念艰难用武之时，非以游观为乐也。71

通过这段话，康熙皇帝想明确表示对武备一如既往的关注，也确实是他勤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也一再否认他到江南是为了欣赏那里的美景或游山玩水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康熙帝也一直在暗示，和平局面的持续和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真实根基，是在军事上常备不懈、高度警惕的精神状态。

和以前一样，起居注官们记下了这个场景和片段，但他们没有任何评价和赞扬，可能仍然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文高于武。既然得不到起居注官们的赞扬，康熙皇帝就转而从高士奇那里寻得喝彩和肯定。

自1678年开始，高士奇就一直是皇帝的伙伴、心腹知己和御用文人。高士奇也深深地卷入了1684年曹禾和王承祖在朝堂上发生的礼仪之争。事实上，正如同我们提到的，时任詹事府右庶子的高士奇有职务之便，康熙皇帝要求高士奇直接参加评判曹禾和王承祖有关东巡建议的高下之别。所以，高士奇一直处于宫廷斗争的漩涡中心，并在无意中成为朝廷党争各派的目标，尤其是起到平衡王承祖一派力量的作用。4月4日(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第一次礼仪之争公开辩论前六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吏部官员向皇帝呈递了一份题本，建议高士奇补翰林院缺。72康熙皇帝立刻拒绝了这个试图将备受皇帝信任的侍从从内廷调离的建议:“高士奇系内廷供奉之人，不可骤令外用。此缺吏部会同翰林院另行选择具奏。”73显然，皇帝想要高士奇继续留在他身边，其原因在首次南巡时表现得更加明确，现在我们要专门回过头来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曾说要不断保持军事上的常备不懈，这一要求通过在长江中游举办水师阅兵仪式来实现，实际上，这个话是对高士奇讲的，当时高士奇回应说:兹四方无事，时雍风动，皇上犹兢兢业业，居安思危，诚帝王持盈保泰之盛心也。74

高士奇把皇帝专心军事事务描述为“兢兢业业”和“持盈保泰之盛心”，实际是在重申南巡礼仪中军事色彩的合法性。他在这里没有把有关君主标准叙述的“圣”或“德”当作合法性的形式。

很快，与军事勇气和武备更加密切相关的各种活动接踵而至，圣驾在苏州仅停留两天，然后迅速前往江宁(今天的南京)。八旗驻防和绿营官兵在此接驾。75第一天，康熙皇帝花费整整一天的时间来表示对已经灭亡的明朝足够的尊敬，他祭奠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的陵寝，参观了明皇宫遗址。76第二天，他在校场检阅了驻防八旗与绿营兵，在这里省级军官和康熙内廷侍从、贴身侍卫一起表演了射箭技巧。皇帝本人也拿起弓箭，上马展示射术，从右边射出五发全中，从左边射出五发四中。根据起居注官们的记载，在这公开展示中，“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蹈舞，欢呼动地。”77杭州八旗驻防将军满洲人马哈达和其他奉旨而来的武官皆盛赞“皇上神武天授，超越从古帝王。今日军民人等咸得瞻仰，诚千载奇遇，不胜幸甚!”78

在一片欢呼声中，起居注官们的沉默将会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最后不得不撰写评论。然而，他们在文辞上转向，突出了皇帝的圣德和文治武功:

伏惟皇上天纵圣神，乃文乃武，天章炳焕，翰藻琳琅，已远驾千古，而圣武绝伦，俱臻至极。79

在不情愿地演唱这些颂歌时，起居注官们试图通过借用儒家经典来抵消或平衡对于皇帝武功的恣意颂扬，儒家经典强调文治是“开化”或“文德”的标准。他们暗示性的语言表现为回应《尚书》的《大禹谟》的记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80

这种修辞上的共鸣，并不是这些饱学之士对经典的误用。事实上，修纂起居注的朝臣———即供职于翰林院和内阁之人———应该会注意到起居注官们所用的“乃文乃武”是《尚书》中“乃武乃文”原文语序的颠倒，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仍然是要反映文德高于武德的价值观。

结论

在以上论述中，我一直试图阐明文武价值观之间的裂隙，并仔细研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在1684年康熙南巡期间展开的。康熙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未必接受一个常规的观点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总想把稳定的内涵赋予清朝这一移动的朝廷。一方面，一些大臣将皇帝巡幸视为王朝成功与征服的军事化礼仪。另一方面，其他大臣则倾向认为皇帝巡幸应作为“仁义文治”和贤明统治的良好典范。对南巡礼仪观念分歧的双方均从经典和遥远的历史中寻找先例，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康熙皇帝参与了辩论，不仅通过有意识的言行，而且通过身体力行，如围猎与赏赐的方式表达观点。

起居注官们一直要面对一种分歧，一方面是满洲君主的性情，另一方面是“圣君”原型高度理想化的举止，起居注官们以起居注的形式来记载康熙皇帝日常行为和工作的言语因此显得非常起伏不定。康熙起居注显然与流畅的、天衣无缝的官方叙述相差甚远，这个基本而首要的资料中包含着某些内在紧张。通过严密而谨慎的分析，可以揭示康熙朝廷内部不断升级的争论与妥协。这种宫廷内部斗争所涉及的问题恰恰在于，君主权力和权威用什么样的象征形式和表达方式才能最恰当、最有效地展现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据此可知，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是永远不会彻底完成的，是一个没有尽头、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