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日记》中的周氏兄弟

文/陈子善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坛，鲁迅与叶灵凤多次笔仗。起因大概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叶灵凤发表了一幅鲁迅的漫画像，将鲁迅描绘成躲在酒缸后面的“阴阳脸的老人”（刊于《戈壁》第1卷第2期）。这自然引起鲁迅的不满，以“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对叶灵凤和潘汉年反唇相讥。当时鲁迅与创造社激烈论战，尽管叶、潘只是创造社“小伙计”而被捎带，但从此以后鲁迅和叶灵凤就你来我往笔仗不断。尤其是叶灵凤在《幻洲》等刊上模仿英国装饰画家比亚兹莱创作的一些插图，鲁迅颇不屑，在文中明里暗里一再讥嘲，贬之为“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命之曰“新的流氓画家”。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鲁迅在致魏猛克信中还不忘嘲讽一句：“至于叶灵凤先生，倒是自以为中国的Beardsley的。”

因此，当我见到刚出版的三大卷《叶灵凤日记》（卢玮銮策划/笺、张咏梅注释，香港三联书店2020年5月初版）时，首先就想到，虽然这三大卷叶灵凤日记中所收的已是他一九四三年以后的日记，他会不会提到鲁迅呢？我的推测没有落空。叶灵凤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日记云：

如果上海的存书果然一册不失，则《比亚斯莱及其作品》，也应该早迟使其实现，这一来完成多年的希望，一来聊伸对鲁迅的一口气。

最后一句可谓画龙点睛。叶灵凤对比亚兹莱，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真心喜欢，喜欢得入迷，从他的日记中就可充分看出，他一直在大量搜购各种比亚兹莱画册、传记等，简直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而他为比氏编写一部中文传记的心愿早在三十年代就立下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论语》第九十六期发表《献给鲁迅先生》一文，回顾与鲁迅恩怨始末，特别提到：

这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希望率性让我生一场小病（鲁迅先生不是在病中又编好珂勒惠支的版画集吗），闭门两月，给比亚兹莱写一部评传，选他百十幅巨叶大画（三闲书屋肯代印当然更好），印几十部，印得漂漂亮亮，在扉页上，我要用三号长体仿宋字印着：献给鲁迅先生。

这段文字与上面那则日记正可互相印证。在叶灵凤看来，“完成多年的希望”和“聊伸对鲁迅的一口气”是一件事。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叶灵凤在日记中记录了英美为比亚兹莱“举行了盛大的遗作展览”之后，又写道：

想为比亚兹莱写一本传记，至今未果，若是他又流行起来，现在倒是个好机会。

半年之后，叶灵凤在九月六日日记中又云：

检出张望在一九五六年所编印的《比亚兹莱画选》。全引鲁迅之言作护符。又检出Macfall的《比亚兹莱评传》。翻阅一过，尽使我想编选一部比亚兹莱画选的决心。

张望此文原题《鲁迅论比亚兹莱的装饰艺术》，刊于《美术》一九五六年五月号，后略作修订作为同年十月辽宁画报社出版的《比亚兹莱画集》的序文。既然是讨论“鲁迅论比亚兹莱”，当然“全引鲁迅之言”。但叶灵凤写下这句“全引鲁迅之言作护符”，再明显不过表示了他对张望所引的鲁迅的比亚兹莱观不以为然。他还再次重申为比氏编一本画传的决心。由此可见，叶灵凤的“比亚兹莱情结”不但深切，而且一直与鲁迅密切相关。叶灵凤心目中的比亚兹莱到底应是怎样的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直至去世，他都未能实现这个为比氏立传的毕生愿望，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二

《叶灵凤日记》中记鲁迅或与鲁迅相关处之多，大大出乎我的想象。如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云：“后日为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搜集材料为《星座》编一特刊。”次日又云：“编鲁迅逝世纪念稿。又从《书简》中取一信（给许广平的）制版作插图。”十一月七日云：“晚间与苗秀在美利坚晚餐，彼谓大公书局有精装本《鲁迅日记》一部出售，价一百二十余元。有便当去一看。”他记录自己编辑纪念鲁迅特刊，记录购买鲁迅的书，不一而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叶灵凤购读《鲁迅书简》引发的联想。一九五一年八月六日，其日记云：“苗秀来信谓有人有精装本《鲁迅书简》出售，索价二十元，问我要否，踌躇未能即答。”但他第二天即做出决定：“复苗秀信，托购《鲁迅书简》。”很快，第三天即得到了这部许广平编、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鲁迅书简》。他把这部“红布面装订与全集一式”的《鲁迅书简》“翻阅一过，发现其中颇多关于汉画石刻资料”之后，写下了一大段感想：

我与鲁迅翻脸极早，因此从未通过信。也从未交谈过。左联开会时只是对坐互相观望而已。在内山书店也时常相见，但从不招呼。

严格讲，“翻脸”两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鲁迅与叶灵凤从未交好过，正如叶灵凤自己接下来所说的“从未通过信。也从未交谈过”，那又何来“翻脸”？不像鲁迅与胡适、与林语堂，原先是朋友，甚至是好朋友，见过面、通过信、吃过饭，写文章也曾互为奥援，后来才真的“翻脸”了。当然，叶灵凤这是记日记，不会像写文章那样仔细推敲，不必苛求。

有趣的是，关于鲁叶关系始末，叶灵凤早在一九三六年写的那篇《献给鲁迅先生》中就已有过一个类似的概括：

我与鲁迅先生在各种场合下也先后见过几面，我认识他，他大约也认识我，但是从不曾讲过话。近年偶尔遇见，他老先生虽然“丰采依然”，可是我早已唇不红，齿不白，头发也不光了……

两次回忆，叶灵凤都说到了在各种场合包括在内山书店多次见到鲁迅，两人都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在书店邂逅，完全可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叶灵凤在日记中又点明“左联开会时”也“对坐互相观望”。这“左联开会”应指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鲁迅到会并发表了有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但对于叶灵凤是否到会却有不同说法。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开列了三十余位到会者名单，叶灵凤并不在内。同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向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第15889号公函，要求“取缔”左联等左翼团体。同年十月二日，国民政府文官处根据上述公函向上海市政府等下达第6039号密函，要求“严密查究拿办”左联，所附录的五十余位参加左联成立大会人员名单中，叶灵凤已赫然在内。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叶灵凤其实并未到会（姚辛《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初版，第84页）。而今，随着叶灵凤这段日记的公开，他当年确实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已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不仅如此，香港许迪锵先生最近惠示叶灵凤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香港《新晚报》上的《“左联”的成立》一文，文中有一段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次的成立大会开得很顺利，开会之前大家还唱了《国际歌》。可是当时即使在“租界”范围内，环境也已经很恶劣。第二次开会的地点虽然改了，结果仍是出了事情。

左联成立大会“开会之前”唱《国际歌》，以前所有关于左联的回忆均未提及，如果叶灵凤的回忆属实，是一个重要的新史料。而且，他还说左联第二次开会“出了事情”，出了什么“事情”？他未明说，别的左联成员也从未忆及。但鲁迅也出席了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鲁迅日记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记云“午后往左联会”，就是明证。那么，这应该是叶灵凤和鲁迅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左联会上“互相观望”了，因两人以后均再未出席左联大会。

三

与鲁迅不一样，叶灵凤和周作人之间并无过节，未打过笔仗，当然，两人也从未见过面。因此，出现在《叶灵凤日记》中的周作人，也就与鲁迅有所不同，叶灵凤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读者或是旁观者把周作人记入日记的。

从现存叶灵凤日记看，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是叶灵凤阅读周作人较多的一个时段。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日记云：“读周作人的小品集。”四月二十三日日记云：“闲中读周作人的旧作多篇。除了抄旧书以外，都清淡可读。”五月七日日记云：“今日天阴雨。写《香港史话》。读周作人散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叶灵凤日记中多次记载购买鲁迅的书，但几乎不记购周作人的书，唯一的一次是多年之后的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日：“在一家售卖日本书及台湾出版物之新开小书店买周作人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册，此系本港的翻版书。”那么他读的是周作人哪些书，又从何来，也许早已购置？不过，他认为周作人“除了抄旧书以外，都清淡可读”，倒是不刊之论。“抄旧书”是周作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有意为之的行文常态，由此或可推测，叶灵凤当时读的很可能是周作人三十年代以后的作品集。

叶灵凤日记中再次写到周作人，已是十五年之后的事了。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日记云：“读新出的《明报月刊》九月号，有一‘北平的回顾特辑’，选了一些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的旧作，藉旧讽新。”周作人入选的是《北平的春天》。当时正值“文革”高潮之中，《明报月刊》编者特意刊发这组回顾老北京特辑的用意，被叶灵凤看出来了，那就是“藉旧讽新”。当然，叶灵凤紧接着指出：“不论过去和现在，北京总是一个令人可以怀念的地方”，毕竟他当年也写过描述北京风光的《北游漫笔》。

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叶灵凤日记中赫然出现如下一条：

读《大公报》转载许广平的一篇骂周作人的文章，周已在去秋逝世，文章写得很恶刻，这里面提到了许多家庭兄弟间的恩怨。

周作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在北京逝世，日记中所说的“去秋”想必是误传。同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忌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广平的《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一文，第二天香港《大公报》转载。此文声称有人“利用周作人这个汉奸，打着回忆鲁迅的旗号，来歪曲鲁迅的革命精神”。此文或为“奉命”之作，但文中说到的周氏兄弟“许多家庭兄弟间的恩怨”，却是别人写不出的，不能不说是许广平生前的一篇败笔。叶灵凤读了之后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点，故在日记中直指此文“很恶刻”。“恶刻”者，上海方言，有促狭、阴鸷的意思。叶灵凤的态度很鲜明。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许广平也在北京逝世。三天后，叶灵凤在日记中又写下这样一段话：

北京电讯，许广平已逝世，她不久以前，曾有一篇长文骂去世的周作人，侧重家庭与弟兄妯娌间，我以为大可不必也。

叶灵凤重提往日所记，再次就许广平此文表明自己的看法，殊难得。关于周氏兄弟交恶事，叶灵凤后来在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九日日记中还曾提到一笔：“张向天（葵堂）今日有一篇长文，为鲁迅与周作人感情决裂事有所辩证，系指责‘金圣叹’者，刊今日的《新晚报》。”应该说是客观的记录。

四

一九七〇年六月四日，叶灵凤举行六十五岁生日聚会，当日叶灵凤日记云：晚“在红宝石餐厅招待朋友吃自助餐，共三十多人，很高兴热闹”。其中有一位他的老朋友曹聚仁，次日叶灵凤日记记得很清楚：

曹聚仁所印的《知堂回忆录》已印好，分上下两册，昨晚以一部见赠。今天随手翻阅，在资料方面来说，当然是很丰富的。可惜这是知堂晚年之作，文笔有点拘谨，没有“周作人”写小品散文的时代那么轻松了。

卢玮銮老师在《叶灵凤日记》“笺”中称为“很珍贵”的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初版《知堂回想录》，我手头正好有一部，系曹聚仁送给鲍耀明先生，鲍先生转送我者。查此书版权页，“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也就是说初版本甫一问世，恰逢叶灵凤生日聚会，曹聚仁就带至红宝石餐厅相赠，可视为叶氏的生日礼物。

从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起，叶灵凤花了十天时间，读完了这部他一直关心的周作人晚年回忆录。早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他就在日记中记录了《知堂回想录》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中止后又在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的情形。现在书终于出版，他自在第一时间快读，六月七日记云：“翻阅《知堂回想录》，颇记载了一些过去五十年间‘京派’的故事，只是写得文采甚差。”六月八日记云：“阅《知堂回忆录》。”六月九日记云：“这几天有空就坐下来翻阅《知堂回想录》。”六月十日又云：“阅《知堂回忆录》，记他在北大教书时期的生活故事，可说写得最好。晚年就愈来愈不自然了。”六月十七日最后一次写到《知堂回想录》：“读完《知堂回想录》，材料虽然很多，实说不上写得好。”总之，叶灵凤对《知堂回想录》是有赞有弹，弹多于赞。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叶灵凤在六月十一日日记中记下了《知堂回想录》初版本出版后发生的事：

阅《知堂回忆录》。闻此书因所附插图之作者信两封，对鲁迅及许广平皆有微词，已受到一部分人反对，将暂停发行，以便抽去插页。

从叶灵凤六月四日得到刚印出的《知堂回想录》初版本到六月十一日得知这初版本将“暂停发行”，正好一周时间，这一周里发生了什么事？“一部分人”反对，具体谁反对？叶灵凤这段日记只是客观记录，也许他真的不知道“一部分人”是谁，也许他已知道而故意未记。

《知堂回想录》初版本插图中，刊出周作人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和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三日致曹聚仁两封信的手迹照片，前一封信中有批评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和抱怨许广平“对我似有偏见”等句，以至这两封信被迫抽出（后一封其实是陪绑）后，曹聚仁才以“听涛出版社”名义重新发行。此中曲折，直到十七年后，才由罗孚在《回想〈知堂回想录〉》中现身说法，和盘托出：

（《知堂回想录》）书前印出的周作人几封信中，有一封谈到他认为上海鲁迅墓前的鲁迅像，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味道，此外还说了几句对许广平不敬的话，我也劝曹聚仁最好删去。这封信后来是照删了……我当时这样的“戒慎戒惧”，完全是个人的小心谨慎，并不是受到了什么压力……

罗孚在《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一文里又对此事“不免有些歉然”。原来这“一部分人”主要就是指罗孚。罗孚一手促成《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连载，他还精心保存了这部书稿，曾让我翻阅过。他当时建议曹聚仁抽出周作人的信，平心而论，是恪于形势的迫不得已之举。

阅读《知堂回想录》的过程，是叶灵凤日记中记载周作人最详细的一次，而且还及时记录了《知堂回想录》“暂停发行”之事，值得周作人和叶灵凤研究者注意。